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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9年 第5期 上一期   
刊物全文
《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5期全文
 (4)  摘要( 66 )     PDF(18405KB)( 63 )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专辑
专辑一 | 世纪回转:百年“五四”的文学省思
郜元宝、张福贵、王本朝、刘勇、葛红兵、沈卫威、程光炜、解志熙 (4)  摘要( 6 )     PDF(17978KB)( 2 )
专辑二 | “五四”与现代中国
陈平原、罗志田、王汎森、王德威 (34)  摘要( 7 )     PDF(13498KB)( 7 )
专辑二 | “五四”与现代中国 || 启蒙是连续的吗
王汎森 (44)  摘要( 13 )     PDF(1821KB)( 23 )
专辑三 | 全球文明视野下的“五四”研究 || 活力东亚的1919:作为革命起点的“五四”与“三一”
白永瑞 (52)  摘要( 5 )     PDF(9220KB)( 6 )

五四运动与三一运动如镜子般互相映照。从全球化历史中的“同时性”的视角出发,可重新定位两者在世界史上的意义。在关注“五四”与“三一”的同时性时,也应注重对两者的个别性进行比较,从“连动的东亚”视角重新审视这两个事件。随着纷纷被卷入世界体系,帝国日本、半殖民地中国、殖民地韩国这三者在世界体系的等级结构中处于各自不同的地位。关注分处不同地位却又相互作用的东亚的状况,是为了透视(半)殖民地现代的复杂性,从中找出超克现代的契机,也意味着同时进行“现代适应与现代超克”的“双重课题论”的有效性。这两个事件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在社会历史的变化中被不断重新诠释,如何(再)记忆两者不只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现在正是需要探索重新解读两者方法的转折点。可以尝试将两者分别称为“五四革命”与“三一革命”来挑战这个课题。“五四”与“三一”中出现的民众集结样貌,为以革命来概括理解这两个事件的历史意义提供了根据。“五四”与“三一”虽然是两个国家国别史的一部分,但同时也与东亚区域史、全球史相互作用。

专辑四 | 青年学人看“五四” || 寻找“新政治”——“五四”前后陈独秀对于国家问题的思考
王锐 (63)  摘要( 2 )     PDF(8957KB)( 5 )

“五四” 期间,在舆论界影响极大的陈独秀对于国家问题进行了许多思考。之前他目睹民初政治乱象,产生许多悲观论调。但他却忽视了民初政治的主要参与者皆为士绅,彼辈并不能代表全体国人。《新青年》创办后,随着更为深入地了解现实,陈独秀发现资本主义式的国家并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特别是巴黎和会显现了近代列强真实的政治行为逻辑。与此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给予他一个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真实状况的理论基础,让他能够从广大平民的角度出发,思考“新的政治”。陈氏思想轨迹的变迁,具体而微地呈现出“五四” 前后中国思想界之特征。

专辑四 | 青年学人看“五四” || 招魂、革命与恋爱——“五四”与陶然亭风景的流变
林峥 (75)  摘要( 5 )     PDF(8869KB)( 3 )

陶然亭曾是宣南人文胜迹,伴随宣南士乡沦为市井城南,陶然亭也日渐衰败;而在五四新气象的感召下,其面目又有了新变化。以 1920 年代陶然亭风景的现代性转型为视角,可管窥“五四” 之后北京多元的政治与文化生态。从京师遗老的雅集,到五四时期政治社团的集会,再到高君宇与石评梅的情事,陶然亭在见证士大夫雅集传统式微的同时,也促成了新青年、新女性的革命与恋爱。陶然亭的转型折射了五四“新人”对于新的政治、文学、社交方式和情感模式的想象,遗老对旧时代的凭吊和青年对新时代的憧憬在此相映成趣。

第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专辑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中国改革再开放 | 流动社会中的“过渡日常”——基于京郊代耕菜农研究的分析框架
李旭东 (88)  摘要( 50 )     PDF(8669KB)( 60 )

流动社会中底层劳动者的日常呈现为一种过渡状态,即“过渡日常”。它是指处在现代流动社会中的劳动者因各种原因从家乡来到异地谋生,但得不到在异地扎根的成员资格,在这种困境下劳动者表现出一种临时性和过渡性的生产与生活状态。从日常生产与日常生活两个面向以及“过渡经济”心态来理解劳动者在具体过渡时空中的实践行动、情感体验与意义表达,结合“总”与“分”两种视野来理解劳动者的“过日子”,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转型社会中底层劳动者议题。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中国改革再开放 | 岭上诸神——一座南方文庙的改革开放史
何青翰 (96)  摘要( 14 )     PDF(4435KB)( 20 )
以中国南方某省一座县城文庙及其周边文化产业的崛起为例,对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历程进行“深描”,可以发现其文教转型的内在逻辑。宏观上看,革命遗产与改革机制仍在发挥作用,文庙在唤醒着茶城民众道德生活的古老记忆的同时,也经历着“人民主权”对于自身的反向塑造。在历经全面“市场化”的混战之后,随着执政思路的转变,地方政府努力重塑文庙的行为包含了比以往更多的“教化”意图。然而,从整体来看,茶城文庙并没有走完其漫长的“过渡”之路。尽管地方政府动用行政资源恢复了“祭孔”等最为重要的文庙标志,但这些象征权力的制度化与组织化,仍需经过文化符号与伦理生活的重新的有机结合。在培育出适宜的独立法人及运作模式之前,如果没有一种纯粹的文化尊严从文庙内部生长出来,没有一种新型“教化”在“人伦”层面更好地实践出来,那么资本与权力的力量随时可能切断文庙与社会的信仰关联,封闭其神圣空间。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中国改革再出发 | “世界历史”的内与外——欧洲近代政治史观下的审美启蒙难题
冯庆 (106)  摘要( 33 )     PDF(4365KB)( 30 )
“美学”是18世纪以来西方重要的启蒙话语。在今天,要认识其重要性,必须首先从政治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认清源于欧洲的“世界历史”的真实地缘政治趋势及其相应的观念谱系,把握西方审美启蒙话语试图回应民族间野蛮竞争危机的“幽暗意识”。由此,可以澄清黑格尔世界历史哲学框架中历史主义美学观的出发点与局限性。一旦具备兰克和布克哈特回到政治史现实处境的视野,我们将重新明确华夏文明在面对“世界历史”危机时应当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问题意识。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中国改革再出发 | 如何思考政治腐败:基于概念的理论反思
李辉 (116)  摘要( 47 )     PDF(2678KB)( 22 )
腐败这一概念被引入社会科学,原本是用来形容政治权力的异化和政治制度的衰败,但在现代社会科学乃至政治科学中,腐败问题的研究越来越表现出“去政治化”的趋势。针对这一现象,可以把政治腐败重新定义为以政客为行为主体的政治权力的异化,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权力被制度化地扭曲为满足个人或者少数集团私利的工具,并且高度嵌入在既定的政治制度之中。在这个定义基础上,政治腐败不再是简单的滥用公共权力的个人行为,而是表现为集中特定的政治形态,主要包括盗贼政权、庇护主义和回报性腐败。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中国改革再出发 | 话语体系与“环世界”——现代国家治理的正典叙事及话语重构
柳亦博 (124)  摘要( 33 )     PDF(2645KB)( 17 )
精英斗争、行动者网络以及场域互动,是关于现代国家治理运行的三种正典叙事。它们分别继承自精英主义、社群主义和法团主义,并围绕结构变迁、制度建构和行动生成发展出了“自上而下递推”“自下而上渗透”以及“中间向两端弥散”三种叙事。曾经界限分明的学科纷纷被话语统合起来——政治学对国家、经济学对市场、社会学对市民社会的研究,都被纳入治理话语体系的框架中,与三种正典化的国家治理叙事结合,介入政治生活的所有位面,构筑了迥异的环世界。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国家必然会生成一种适应信息社会的治理话语,即所谓“第四叙事”,它有可能挣脱前三种叙事的缠斗,建构起一种由数字触角的感知所形成的经验世界——“信息环世界”。它将令所有环世界都获得极大扩张,最终,环世界的重叠会令人们由共在转变为共生,进而为开启一个合作社会创造可能。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中国改革再出发 | 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样态评价与规制理念
熊波 (134)  摘要( 25 )     PDF(2603KB)( 16 )
纵使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强智能机器也无法凭借代码和编程,而成为独立的刑事责任主体。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样态评价在于:智能机器犯罪主体评价具有人类依附性、智能主体不具备单独的认识和意志因素、智能产品的行为来源于人类思维的输出。刑法对于人工智能风险的评价,应当采取结果型风险的规制理念。其中,“结果”应当采取实质性解释,将其限定为行为创设的智能风险所具有的客观性、现实性、外界可识别性之危害结果,可以规避预防型理念的抽象与空洞致使的人工智能刑事风险肆意扩散至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智能产品之中,进而防范刑法理论体系的整体崩塌。
政治与文明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经验主义合法性的理论反思——一个“合法性建构”的制度分析框架
郭苏建、藏小霞 (143)  摘要( 12 )     PDF(2412KB)( 10 )
合法性概念和理论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领域的各类经验研究。然而,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存在着技术路径的“模糊性”与“操作化”要求之间的张力,需要在挖掘合法性的制度内涵基础上讨论合法性建构的技术路径。历史制度主义以“制度”为中心的分析视角,为“合法性建构”提供了中观层次的分析对象、合法性存续的制度解释、基础转换的动因以及正义价值的规范性意义,并拓宽其历史维度。通过这一视角的检视,可以提出“合法性类型塑成—制度变迁场域—重构边界激活”的制度分析框架,用于解释“合法性基础”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因果关联,从而揭示如何在制度层面构建合法性的问题。
社会与文明
网络社会视域下的全球城市理论反思与重构
张鸿雁 (158)  摘要( 33 )     PDF(2000KB)( 10 )
全球城市理论的反思性研究,是对全球网络社会一体化引发社会变革的一种反响。全球城市研究呈现三种“文化转向”:其一,从什么是全球城市的研究向全球城市的养成因素研究转向;其二,从全球城市经济秩序控制功能研究向全球网络社会的“去中心化”研究转向;其三,从全球城市要素集聚研究向全球城市文化认同研究转向,进而发现全球城市的进化与发展规律,为中国提供可借鉴的全球城市样本。当下,中国全球城市建设缺乏世界性与地方性结合的经济与文化融合战略;全球城市定位缺乏世界范围的超前、超强和差异化“三位一体定位”的战略;全球城市的国际化开放和世界“身份文化识别”缺乏顶层战略。全球城市的最低文化价值是国际化的文化认同价值,以创新获得文化认同是全球城市的基本功能。全球城市的养成是一个历史进化过程,中国应从经济与文化价值的“全球文化价值反射”的角度,采取全球城市价值高端介入战略,培育全球城市的内生机制和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