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深刻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为了解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要命题，《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联合组织了专题研讨。参加研讨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大变局”的本质在于国际秩序的重塑，即基本上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近年来发生了一系列剧烈变动与调整。“大变局”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主导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美国接连“退群”，大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治理体系，给全球带来剧烈冲击与震荡；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并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原则，积极推进全球化良性健康发展，大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另外，蔡拓教授认为，非理性是当前全球大变局的症结所在；以理性的认知与战略回应非理性的认知与战略，是中国应对全球大变局的关键所在。赵可金教授指出，在全球大变局中，最突出的冲击是全球政治觉醒，其带来的世界秩序重构围绕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展开，中国应该确立存量巩固、增量改革、智慧创新的国家战略。张胜军教授认为，全球治理的全面政治化趋势正在打破我们对于全球治理的传统认知，未来的全球治理很可能是一种全新而又陌生的模式。杨雪冬研究员认为，当今世界在发生深刻多样变化的同时，依然有许多不变的因素；变与不变的交织，使得当今世界异常复杂，产生诸多不确定性。刘雪莲教授指出，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转型，给中国的“有所作为”提供了机遇，而中国内在的发展需求也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动力。蔡翠红教授认为，网络空间崛起是全球大变局的重要驱动力，中国应充分利用自身在市场基础、技术创新、治理理念和话语权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参与并推动网络空间治理进程。高奇琦教授认为，目前的全球大变局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即智能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中国要尽快在核心技术上形成突破，以抓住智能革命的机遇。总之，大变局同时蕴含着机遇与挑战，未来还具有不确定性。中国只有抓住机遇，化解挑战，在大变局中掌握主动权，才能推动变局朝着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有利于促进人类进步的方向发展。

新疆民族分裂活动由来已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先后完成了向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的两次转型，导致所谓“三股势力”的最终形成。承认和区分“三股势力”，制定有针对性的因应对策，对于加强新疆的民族团结和宗教建设，有效遏制分裂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正> 西方哲学史上的决定论者认为,宇宙中的所有事件,包括人类的行为和选择,都有其产生的原因和先决条件,因而都是被决定的,毫无例外。近代科学所揭示的自然规律日益证明了这一理论。那么,如何看待人的行为呢?人的意愿,意志和行为选择(尤其是道德选择)有没有自由呢?决定论所阐述的基本原则和自由意志能否相容?这些问题一直是西方近现代哲学家感兴趣并认真探讨的问题,并由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解释逐渐形成了四个派别:强硬决定论(hard determinism)、自由意志论(libertmianism)、温和决定论(soft determinism)和自我决定论(self-determinism)。

分析美国历史的和当代的民粹主义，必须首先厘清民主政治和民粹政治的概念分野。我们可以以“多元式民主”和“一元式民主”这组概念来区分民主政治和民粹政治，对精英主义的容纳度是区分二者的一个关键尺度。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就历史而言，美国民主的多元化色彩很强，精英主义成分很显著，因而民粹主义始终是政治支流；但就当代而言，这一趋势正在发生变化，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都在崛起。左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断上升的权利预期与美国政治的“精英主义秘密”之间裂缝越来越大，而右翼民粹主义（尤其是川普现象）的兴起则相当程度上是对“左翼节节胜利、右翼不断败退”这一整体性历史趋势的反弹。人口结构的变化、经济地位的相对变化、文化精英的价值偏见以及近年频发的恐怖袭击则共同促成了今天的川普现象。尽管短期而言，左右两极化未必会危及美国民主的存亡，但长期而言，这一极化趋势的后果则不容乐观。

流氓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创造的一个复合型概念，是无产阶级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概念符合“流氓”与“无产阶级”的西方语义传统，但马克思以此所指与能指的群体范畴并不稳定。初创的语义仅指社会底层群体；定型时明确指代阻碍历史进程的消极群体，以此反衬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后来逐渐扩展到文化、经济与政治领域。流氓无产阶级概念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引起争论，主要表现为肯定、否定与重构三种立场。这些争论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复兴，但当代西方学术界无法准确动态地把握流氓无产阶级的完整内涵，其原因有三：概念本身的动态多变性；争论者部分理解马克思的经典文本；脱离该概念在马克思时代的历史语境。v

2017 年底，“佛系”迅速成为网络热词，作为一种表征当下中国社会心态的重要现象，佛系及其背后的问题 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佛系出现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是什么？佛系是中国现代性社会所孕育的一种重 要的社会心态，还是与“囧”“丧”一样仅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网络流行词？佛系凸显了全社会的时代心理症状， 亦或表征了“90 后”“00 后”青年独有的都市亚文化？佛系与现代社会的个体主义、消费主义、工具理性等有何 思想上的逻辑关联？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为了透过佛系现象洞察中国社会心态的最新变化，深层次把握中 国社会结构的新变，《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复杂现代性与中国发展之道”课题组在复 旦大学哲学学院举办“佛系：中国社会心态新动向”圆桌会议。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对相关问题展开探讨，既 试图对佛系做同情、包容式的理解，也注重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疏解佛系背后的深层问题。本期刊发这组文章， 呈现了与会专家的精彩观点，以期推动学界进一步讨论与审视。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科学技术领域的新现象,它正在迅速改变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社会交往模式和政治-法律结构。起源于农业社会(无论是古罗马还是亨利二世时代的英国)的“现代”法律体系,能否成功应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能否在人工智能时代继续维持秩序与变革、守护与创新、价值与事实之间的动态平衡,这是今天的法律人所必须面对的紧迫问题。

社会互害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较为独特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重要体现，如不加以有效规制，将演化为互害型社会。社会互害的典型特征是易粪相食、破坏性发展和交互相害，而本质则是过度利己主义的短视。社会互害的危害对个体而言，将导致人人自危、相互过度防卫，其不仅会导致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成为受害者，也使每个人将成为潜在的侵害人；对社会而言，将解构并推毁社会信任体系，可能导致社会自身的崩溃；对国家而言，将严重制约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可能导致国家的失序。社会互害的形成，与改革开放以来片面强调个人私利所导致的极端利己主义紧密相关，而法律的功能缺失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何规制和调整利益关系，阻断过度利己主义的危害，使互害转化为互利，是当前法治规制的目标和功能所在。

传统的社会伦理一向是以调节人与人的关系为中心，现代伦理学近年则开始比较系统地反省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未来的伦理学大概还需要将人与智能机器的关系纳入其考虑范围。这主要是因为人赖以获得对其他所有自然物的支配优势的智能，将可能被机器超越。关于人机关系的伦理思考，一种思路是倾向于做减法而非做加法，即优先和集中地考虑规范智能机器的手段和限制其能力，而不是考虑如何设定和培养机器对人类友好的价值判断，亦即尽量将智能机器的发展限制在专门化、小型化尤其是尽可能的非暴力的范围之内。

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生物界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能者为王等竞争规则,简单地运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早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被宣告破产。然而在我们的现实中,却不时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的抬头。当前,发展和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两大主题。如果没有正确的治理哲学指引,就极其容易走向社会达尔文主义。现实生活中的绩效唯一化、资源倾斜化、分类固化和歧视化、威权常态化、胜者光环化、生存自私化等现象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的具体表现形式。许多带有明显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的治理方略,往往不能将社会引向良善秩序和可持续发展之路,而是越治越乱,原因就在于其背后的治理哲学是错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竞争万能化,是极其有害的,不仅有损于社会公平,而且会人为绑架治理者。更重要的是,它会阻碍社会共识的形成,撕裂中国,不利于人类最基本的共同价值观的成功构建,因此必须给予高度警惕。?

社会科学及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已经出现了许多种声音。依据谢宇发表的《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一文中的观点，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现状、趋势，以及其在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及范式本土化的划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辨析，指出社会学本土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社会学如何面向自己的社会进行学理性的探索，而这一探索基于现有的社会学视角、理论和方法尚不能从学理上说清楚中国社会的运行方式。如果社会学本土化能够得以实现，将为地方性知识与扩展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作出自己的贡献。

 一、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交叉关系过去长时期里我们有个观念: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是对立的、不相容的。其实,这两者并不构成矛盾的对立面。计划经济是指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是有计划进行的一种经济制度,它是相对于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而言的。商品经济则是指产品必须经过交换才得以实现的一种社会生产形式,它是相对于直接调拨、分配的产品经济而言的。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从不同角度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属性的表述。

9月9日一声枪响．被称为当代“南霸天”的王英汉在海南省澄迈县县城被抢决，随他共赴地狱的还有他的4个帮凶，另外5名成员被分别判处死缓、无期和有期徒刑。至此，一个在海南澄迈城乡横行长达6年，无恶不作，共有20多名成员，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终被彻底铲除。国内各大新闻机构竞相报道了这一消息。

1964年10月，中苏两党大论战白热化的时候，赫鲁晓夫突然被赶下台。苏联政坛的突变，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何去何从，出现了微妙的瞬间选择。在这当口，发生了“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中苏会谈破裂。随着1965年3月莫斯科协商会晤的举行，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开分裂。1966年3月，中共拒绝苏共关于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邀请，两党终于决裂。从此，中苏同盟名存实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美苏对峙两极格局，终于向多极的世界演化。实际上，即使没有“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中苏两党的决裂也不可避免。不过，辨清“马利诺夫斯基事件”的真相，有助于深刻认识中苏两党决裂的历史必然。

目前,理论界对价值概念有不同的看法。比较多的同志认为,价值就是客体对于主体的有用性,是客体的一种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也有同志认为,价值是表示客体对于主体所具有的积极的或消极的意义。

摘要：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以往我们都是对其高度评价。但从生态环境的视角来考察,工业革命也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环境污染。后经过长期不懈的环境治理,才改变了环境污染的状况。在世界范围内,英国形成了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从工业革命时期的环境污染到今天的生态典范,英国留给了值得人们深思的很多经验和教训。这对正处在工业化的当下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很久以来我们一直在历史上寻找爱国主义的教材,把苏武、岳飞等人奉为爱国主义的典型。这些都是误解。爱国的前提是国家属于国民,然而在中国古代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国家就成为专属于皇帝的帝国,政府就成为服务于皇帝的王朝,人民不是拥有国家主权的国民,而是毫无主权的“百姓”,他们实际上无国可爱,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忠君没有爱国,只有民族主义没有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与民主国家是如影随形的,只有当人民成为国家主人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爱国主义。

黑格尔的悲剧“冲突”理论以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为后来的各种悲剧“冲突说”提供建设性的因素。但这一理论在西方艺术理论界被片面地发展。这种片面性表现为把黑氏的悲剧“冲突论”归结为“善——善冲突说”。英国莎士比亚专家布拉德雷在运用黑格尔理论说明近代悲剧、尤其是莎士比亚悲剧时作了这样几句解释:“悲剧冲突不仅是善与恶的冲突,而且更根本的是善与善的冲突”①美国剧作家亚培尔也明确说:“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黑格尔早已肯定,那是两种互相冲突的善与善之间的斗争。”②

随着全球化与数码转型的推进，民族主义正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演变出多种新的形态，近年来在中国网络空间兴起的“二次元民族主义”就是其中之一。所谓“二次元民族主义”，指的是在中国的动漫游戏爱好者社群中形成的、通过动漫游戏的媒介形式表达的民族主义潮流。

近十余年来，学术界对于中国传统天下观念的讨论，多涉及传统政治制度、边疆史地及国际秩序等问题，但事实上它却是个美学概念。从历史看，这一观念是从中原出发对世界的想象性建构，其地理和时空认知的诗性或审美特性要远远压倒科学性。在天下这一时空架构之内，中国文明的进程基本可描述为诸种审美要素不断被植入其中的过程。这种植入主要包括三个环节：一是通过五色、五味、五音等的空间配置，使人关于周边世界的认知经验审美化；二是通过对自然生命本性的体认，使其通达于音乐，从而预设出一个乐感洋溢的宇宙；三是通过礼乐教化建立人文化的审美体系，借以伸张出一种审美化的制度理想。所谓中国美学的天下体系，就是这种自然想象与人文再造的交互形式。体认这一体系的审美特性，将为目前学界关于天下观的讨论提供必要的前提和背景；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美学研究摆脱现有窠臼，成为与中国文明等量齐观的概念。

今年五月，由于印尼经济形势恶化，社会矛盾加剧。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及其西部、北部等地持续发生学生示威游行，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恶性骚乱事件(统称“五月骚乱”)，此次骚乱造成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据印尼人权委员会统计，在骚乱中已有1188人丧生。另有数千家商店、办公楼、居民住房及部分银行横遭暴徒抢劫和焚烧。

摘要：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对苏联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 首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之先河。赫鲁晓夫改革开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例改革, 其所取得的经验教训为后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 赫鲁晓夫改革开放理论实践对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和借鉴作用: 赫鲁晓夫公开批判斯大林、推翻冤假错案、进行思想 "解冻" 的做法对我国彻底否定 "文革", 正确评价毛泽东, 平反冤假错案,掀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 赫鲁晓夫改革开放命题提出的伟大创举激励着我们, 促使我国正式提出改革开放的概念并对其进行科学界定; 赫鲁晓夫改革开放以农业为突破口的选择, 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农业率先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 赫鲁晓夫经济体制改革的局限性促使我国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变革, 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赫鲁晓夫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实践, 也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提供了历史的经验教训。

“佛系”现象作为年轻世代的流行文化现象，与现代性以及全球消费主义存在密切的关系。但是中国当代的“佛系”现象是在一个高速转型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它所具有的“肤浅化”与“空洞化”一方面是消费主义本身的逻辑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因为这20余年来，公共领域中关于消费主义与市场化的批判与反思因为各种原因而迅速退场，使得消费主义的某些精神症候只能通过如此直白与肤浅的方式加以应对。同时，“佛系”符号的使用，也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隐逸”“疏离”的观念有密切联系。这从另一种角度也说明了，在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从西方视角对于现代性所展开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批判之外，传统文化中儒释道的某些观念也可以回应某些现代性的问题，而这20年来社会层面的传统文化的回潮，就是这样一种自发的民间反应。但由于现实与历史的原因，传统文化的回潮仍然停留在某种“文化消费”的层面上，还有待未来产生足够深入的批判与反思力量。

在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康德的先验批判理论和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分别实现了两次伟大的哲学变革,这一变革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集中地体现在他们的先验主体性理论上...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视野中，马克思关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问题的分析是其阶级理论的基础，而这一分析是对某种经济现象的描述，并且带有历史主义目的论特征。但事实上，从《资本论》的叙述过程来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是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历史性情境。马克思试图通过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把握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和历史趋势。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劳动者所内在包含的无限性维度，在资本主义的危机机制的形成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并将在资本主义的替代机制的形成中起到关键作用。

英国在19世纪发动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先后签订《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三个不平等条约,强行占领港岛、九龙和租借“新界”(三地统称香港)...

资本主义全球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前资本主义的殖民化时期、产业资本竞争时 期，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产业外移而自身向金融资本阶段跃升形成的金融 资本扩张时期。资本主义的内生性矛盾决定着全球化危机必然爆发的规律，疫情在全球 的爆发催生了全球化危机。在疫情叠加金融危机的当下，中国面临输入型危机叠加内生 型危机，必须对自己在世界范围的产业链重组之下被“脱钩”之可能有所准备。对此，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应对内外危机的“去依附”经验可供借鉴。面对当下危机，生态 文明战略转型是中国应对的方案与出路，将资本杠杆投到沉没成本最深厚的乡村，形成 六产融合的多元化新业态，由此产生机会收益空间，再以空间生态资源立体开发推进城 乡融合形成投资和内需，从而创造化解危机的条件。 

近几十年来，西方知识界主流大幅度左转，具有了明显的民粹倾向。基于这种立场，他们将特朗普现象解释为右翼民粹主义。他们修正了传统的民粹主义概念，也曲解了特朗普的思想和言行。当代美国的民粹主义基于激进进步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念，其锚定的社会基础是经济上的底层、以国家福利为生者以及文化上的各种弱势和边缘群体，他们大多属于特朗普的反对者。特朗普攻击精英，但并不反对而是维护精英主导的社会秩序；他并不一般地反对多元主义，而是反对走向极端的多元文化主义；对他的排外和种族主义的批评，是基于后现代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主义立场的偏见。特朗普的公共政策明显具有新保守主义特征，只是其个性特征和行为方式带有某种民粹色彩，但仅据此不足以判定其属于民粹主义者。特朗普现象属于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变时期的保守主义，是抵制美国社会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和走向民粹化趋势的力量。

由于小说观念的阈限，我们常常忽略、淡化乃至曲解《狂人日记》在现代精神史、心灵史上的真实位置。《狂人日记》乃现代中国疯狂文学之开山、中国文学真实语言之诗性桂冠。它以小说名世，却终究要跨出艺术之塔，直抵人之存在真相，成为隐喻、抽象世界整体存在状态的“有意味的形式”。吃人游戏不终结，它就依然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中国式民主”是一个具有很大包容性的学术分析概念。理解“中国式民主”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至少应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来展开。从狭义上理解，中国式民主主要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原则、制度体系、道路形式。而如果从广义上理解，中国式民主指由中国人在中国大地上创造性发展起来的有中国特色的所有民主理论原则、制度体系、道路形式与生活方式。不过目前在现实中人们主要还是从狭义的维度理解中国式民主，这种状况当然是合理的、无可厚非的，但也不能忽略从广义的维度理解中国式民主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中国式民主”也不是静止的、固化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

基于近三十年的追踪式田野调查中获取的信息,通过对中国北方一个村落里代际亲密关系的发展历程、孝顺观念的再定义和下行式家庭主义的兴起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可以发现,非常规家庭构成的变化模式,导致合二为一的代际关系中产生结构性团结和功能性团结;村民开始重新定义"孝而不顺"的孝道规范,并为代际亲密关系的确立铺平道路。追踪代际亲密关系的实践以及下行式家庭主义兴起的一些宏观社会因素可以进一步发现,中国人对亲密关系的理解,恰恰是对个体便捷的相互侵犯,以达到两个人之间"不分彼此"的状态;西方那种为自己而活的理想在中国文化中很难获得充分的道德合法性,中国个体对幸福和生命的意义的追求带有中国式社会自我主义的特点。

<正> 一民初,中国社会曾出现过有史以来未曾见过的政党政治蓬勃兴起的景象,一时成立的政党和类似政党的政治团体约有300多个。对于这种政党林立现象,一般史书都认为它是封建君主专制被推倒、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的结果。的确,由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人民获得了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因而民主空气十分活跃;而党禁的开放,则直接为政党政治的开展提供了可能。然而,这一现象的出现还与作为执致党的同盟会政治思想领导软弱、组织涣散有关。民初建立的不少较有影响的政党几乎都是从同

“小气”与“大方”桑穆“小气”，就是吝啬，“大方”则为慷慨。整个社会，尤如万物，高低不一，参差不齐。“小气”与“大方”反映在各别人身上，自然是形形式式的。可以这样说，世上绝无纯粹小气的小人，也绝无纯粹大方的君子，他们往往是两者兼而有之，只是在某个方面...

现在我们都知道,马克斯·韦伯(1864-1920)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但却很少有人提 到,韦伯对法律史、经济史、宗教史和政治的研究占居了他绝大部分的学术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