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案”的民事判决揭示了“道德导入司法”的可能性，但其采用的导入方法仍待检视。从实然角度而言，既有的司法实践主要通过“转译”方法实现道德导入，即当法官意识到个案的法律判断与道德判断存在冲突时，其会遵从道德判断的指向而修正法律判断之发现，并对修正后的法律判断加以证立，使得道德判断可被社会公众间接地接受。但是，“道德转译”具有明显的内隐性特征，可能出现法官专断的风险，有必要进行外显化改造，为转译下的司法裁判提供公开阐释的场所。从应然角度而言，理想的司法裁判需依据“议论”方法进行道德导入：一是道德判断应在社会场景下完成“生成性议论”；二是道德判断要在法庭场域内展开“司法化议论”。在此意义上，基于法律议论的程序规范便是“道德导入司法”的制度化装置，其可补强道德判断在司法场域下的“合理可接受性”，进而为个案裁判的规范效果与社会效果提供调适契机。

以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正在重塑著作权领域内容创作的底层逻辑，并对当前的著作权制度带来一系列颠覆性挑战，这些挑战集中于著作权法“只保护自然人创作”的前提假设、“思想表达二分法”的制度基石、“授权许可模式”的适用可能、“接触 + 实质性相似”的侵权标准，以及“避风港制度”的规制范畴等方面。从创作行为、规制主体、保护客体、权利范畴、侵权判定以及平台治理等层面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既有著作权制度已难以有效回应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底层冲击，未来的著作权法要进行彻底改革；而具体应当如何变革，则有待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进一步观察和论证。

算法的实践性包含算法的“物质—能动性”、算法关联行动者的使用文化和算法实践的后果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考察“数字灵工”的算法实践可以发现，推荐算法具有数据依赖性、平台化和个性化特征，差异化的推荐列表展现的算法能动性，勾勒出以算法主导的内容可见性管理逻辑。“数字灵工”通过多元的算法知识来源和跨平台的媒介使用，形成了不同模式的算法感受和行动策略，揭示出用户与算法之间的互动逻辑。算法实践带来的主体不确定性后果及其对算法建构的影响，体现了算法与使用者之间的相互建构。算法实践的“互构性”为迈向算法的多维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在今天的许多研究和讨论中，数字资本主义以及数字经济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被神话化和拜物教化。然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要求我们揭露其中的神话。借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我们可以揭示隐藏在绚丽数字外表下的资本主义生产逻辑。这个逻辑构成了我们对数字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我们发现了一般数据，这是理解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一般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数字神话的奥秘所在，它实际上是资本通过一般数据来控制大量外溢到全世界的生产部门的工具。正是这一工具塑造了当今数字资本主义的神话帝国。然而，在这个神话背后仍然是马克思曾揭露过的资本的魔法。

全球化是全球众人关注的重大课题。全球化与现代化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载体逐步发展起来的。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至 1991 年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化两种模式对峙和对抗的格局。1991 年苏联解体后，全球化呈现出五个新特点。第一，以信息化为先导的新科技革命更加全方位、加速度地迅猛发展。第二，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更加明显地从传统的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发展到了社会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第三，出现了反全球化的逆流。第四，中国自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和平崛起，内政和外交都在摆脱、超越传统的苏联模式，探求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五，和平与发展已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当今时代主题或世界主题。未来全球化的趋势将是科技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两大主流的交汇更加密切，更富成效。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太空化、宇宙化是比全球化更加远大、更具吸引力的新千年远景。

钱锺书何以能在 1942 年沦陷于日寇铁蹄下的上海辣斐德路亭子间里坚持完成其学术里程碑《谈艺录》，原因有三：一是早年受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启发，他认定古典诗歌研究是值得托付并必须坚守的人生志趣（即“基本自我”之“自由诗心”）；二是因开朗性情，他热衷于表演、表现其才华与研究成果（即“基本自我”之“讲台情结”）；三是如柏格森所言，任何基本自我总会受到外界困境挑战，而获得幸福与自由的唯一方式是在困境下坚守自我，钱锺书接连在蓝田国师与辣斐德路亭子间遭遇困境，但在个人坚强与友人建议的双重作用下，他转而将研究与表演欲专注到笔砚间，完成了“角色蜕变”，终达成个人学术的首个巅峰。

实现碳中和已成为21世纪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举措与国际政治的中心议题。应对气候变化对国际政治规则的影响，在碳中和下呈现出由生产转型到国力升级再到秩序变迁的演化路径——碳排放增量空间约束迫使资源利用与生产方式发生转变，使大国的综合国力依赖于运用碳排放空间的能力和效率。碳中和主导的国力升级加快了气候治理国际共识的达成，进而带动了贸易、金融、能源等领域博弈规则的“脱碳化”趋势，进一步引发国际秩序的变迁和重塑，并反映为碳中和下的综合国力差距、气候应对效率差异、气候责任划分争议等多重矛盾。根据这一演化路径，气候话语权将成为大国话语权的核心。面对气候治理格局的复杂性，作为大国博弈重要参与者的中国，应在碳中和带来的国际挑战和竞争中挖掘生产活动的转型机遇，重点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复杂关系，探索中国特色低碳发展路径。

“万物皆媒”驱动数字基础设施孵化泛在的人－技共生环境，数字技术强势干预人伦日用，使有关智慧存废的超人类主义勃兴，其代表思潮认定与数字技术彻底共生的数字原住民/移民会进化为智慧递增的种族，余者因失“智”而沦为“数字难民”。该论断因循西方心理与认知科学的智慧属性论，杂糅社会达标主义、技术决定论，罔顾数字难民的复杂成因。据此，回归源自中国语境的智慧过程论或是一种反思路径。数字难民是与数字技术共生但未把现实挑战转化成智慧过程的人，与之相反则是不同程度的“数智者”。以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这例人－技共生环境中的典型挑战为背景，筛选郑州三个住区展开比较，发现人－技专性拟互利共生使人长期陷入替代性适应进而坐失智慧过程；处于人－技中性共生的人凭借单位隐形在场落实类智慧过程，较大程度彰显“数智者”特征；人－技兼性互利共生使人凭借补偿性演化落实智慧过程，充分彰显“数智者”特征。不同程度的“数智者”存在共性，即建成比任何基础设施更具基础性的情感基础设施，它们与中国传统的道德情感“仁爱”接合，摄智归仁，由此扬弃技术的家长制权威，实现“数智”转向。

申素平、吴楠从合法性和最佳性的视角审视了校外培训执法模式的痛点，为校外培训治理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行方案。但校外培训的善治格局不仅需要发挥执法模式的“抑恶”效能，更需要社会参与的协同共治模式迸发出“扬善”能量，从而形塑校外培训治理的社会契约。协同共治模式以共同价值、共同责任、共同参与为主要特征，有助于化解执法模式的监管困局，促成以人为本的高位价值目标，孕育共同体默会的责任自觉，迸发多主体参与的治理合力。据此，形塑以教育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共同价值追求，驱动共同体深入明晰并肩负起共同责任，激活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共治合力，将成为助力校外培训协同共治模式全效落实的必要之举。

网络因具备了消解暴力者“冲突性紧张”的条件，从而导致网络暴力易发。对此，可以从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观等社会心态的核心内容层面对网络暴力的发生机制进行分析。其中，信息简化使事实标签化、身份区隔使不同群体观念对立、部分主体为获取流量而误导网民，是网络暴力发生的社会认知机制；因与分享者观念冲突而导致情绪倒错，网络的情绪聚集使得负向情绪相互感染，是网络暴力发生的社会情绪机制；网络去抑制效应下的“道德假期”及施暴者假借道德名义肆意审判和惩罚，是网络暴力发生的社会价值观机制。基于此，应从网络使用者个体、互联网平台、媒体和社会协同治理的角度，探索网络暴力治理的基本路径。

新时代劳动力返乡创业是我国城乡经济融合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全新课题，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现有文献大多忽略了返乡创业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未能全面深入揭示新时代劳动力返乡创业的内在机制并提出整体性对策。有别于早期农民工叶落归根式的“代际性”返乡活动和乡村贤达基于慈善帮扶目的的“扶贫式”返乡创业，新时代劳动力返乡创业是一场以弥合城乡差距为主要使命并致力于乡村振兴的社会创业活动，整体呈现出规模更加庞大、主体更加多元、过程更加易变、结果更具不确定性等特征。破解新时代劳动力返乡创业“返不了”“不愿返”“干不好”“留不住”难题，应着力从城乡关系重塑、创业主体激活、创业载体完善、创业环境优化四个子系统入手，构建持续推进劳动力返乡创业的“新格局—新农人—新产业—新乡村”系统性治理框架，相关政策须着眼于返乡创业主体人力资本开发的顶层设计，更加充分发挥返乡创业大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人才和机制保障。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自塑形象与他塑形象之间存在的形象鸿沟是指国家形象主客体对该国形象的认知、评价与情感方面的鸿沟，这在数字化驱动的形象政治时代具有扩大化趋势。国家自塑与他塑形象鸿沟的生成具有权力、文化与心理三个层面的动力。在权力层面，形象鸿沟的生成受到国家间权力博弈、西方霸权主义的驱动，在文化层面受到跨文化差异、文明冲突的影响，在心理层面受到集体自尊、集体情结以及心理认知误区的驱动。理解与超越国家自塑与他塑形象鸿沟，需要从战略高度加强国家形象设计、管理、沟通与修复，保持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加强文化主体反思意识，建立稳固而富有弹性的国家主体形象。

“性恶心善说”是近年来针对荀子人性理论提出的一种新的诠释。这种诠释于“性恶”和“心善”两端似都有可商榷之处。以物质欲望本身的特点为恶，还是以物质欲望无限度发展的结果为恶，这是关于“性恶”需要讨论的问题。缺乏仁性的有力支撑，单靠智性的认知之心唱独角戏，能否保障心必然为善，这是关于“心善”需要讨论的问题。而是否有必要将《不苟》确定为荀子晚期作品，立荀子晚年定论说，以证明荀子晚年有向思孟回归的迹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孟荀会通的问题，同样有待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