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式治理与常规化治理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相反，运动式治理在当下更接近于一种技术化、针对某种特定任务的治理工具。运动式治理包含三重机制：一是触发机制，即压力型体制将中央（或上级）的要求与目标传导至地方（或下级），进而改变了地方（下级）政府的注意力分配结构并产生了一种“速效逻辑”；二是运行机制，即运动式治理围绕着定向资源动员而展开，它仰赖于高层权力再分配与集权的组织保障，也需要通过准军事化话语来营造适宜的“氛围”，但其对于民意的需求相对较弱；三是维持机制，尽管运动式治理存在局限，但一方面运动式治理确实能够在资源不足的前提下短时间内对清除“存量”产生明显效果，另一方面又能够在压力型体制下助力地方政府回应内外压力。作为一种治理工具，运动式治理在“去存量”方面具有适用性，且符合中国当前的国家治理环境，因此它不会被轻易摒弃。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与常规化治理等工具通过相互配合形成协同效应，共同构成我国多元化的国家治理工具集合。

人口老龄化是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资本逻辑和人口转变的叠加催生了相对资本过剩的老年人口，引发了老龄社会的老龄歧视和低生产力焦虑。作为对抗老年人口相对过剩风险的社会诉求，生产性老龄化话语的出场，实际上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资本力量扩张和反向社会保护运动之间斗争的结果。因而可以说，生产性老龄化既是老年人在劳动过程中进行自我确证的重要场域，也是消解老龄社会低生产力焦虑的必由之路。然而，这一战略在西方国家的话语表达中强调经济优先和个人责任，事实上是新自由主义体系下福利国家重组的重要工具，其不仅会扭曲老年人的社会价值，还会不断复制老龄社会不平等机制的再生产。对中国来说，应将美好生活需要作为老龄社会治理的逻辑起点，既肯定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全体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又发挥老年人在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的价值贡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路中将生产性老龄化的范畴、结构、文化和制度之中国特征转变为中国优势。

当下的青年人承受着结构性张力的塑造，他们成长于代际快速更替、中西思潮交汇、时代不断加速的背景下，这样的成长经历使得一些青年人需要在不确定性中寻找动态的稳定与平衡，处于一种既不能全力以赴，又无法彻底放弃的“45°”状态之中。由张力所塑造的“45°青年”，高度推崇个人的价值与感受，对社会结构的中间组织形态持保守态度；在社会团结的方式上，社会领域的去组织化意愿与私人领域的自组织能力并存；在价值认识上，价值无意义感与高度的自我意志并存，形成了“内卷”与“躺平”共存的主观认识基础。张力之下的青年群体在代际认同强化的同时代内分化显著，共识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因而作为一个整体被团结起来的难度增大。“45°青年”是追求稳定的群体，追求个体的权益、重视个体的价值，这使得他们对变革持更为谨慎的态度。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不仅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掘好、利用好丰富文物和文化资源，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对全球现存国家公园体系和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一次创新实践。2019年，我国《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一经颁布，即引发媒体和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当前，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已经完成理念上的宏观构想和空间上的总体布局，开始转入各区域的实际建设阶段。在此过程中，如何协调中央与地方、各地方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如何应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现状，如何整合提炼跨区域文化标志，如何借鉴转化自然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既有经验等一系列实际问题开始浮现，并对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构成挑战。为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联合北京观恒文化发展研究院于2022年2月20日举办“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热中的冷思考：现状、问题及对策”圆桌论坛，邀请环境地理、文博文旅、公共管理、文化研究、产业经济等多领域专家，分析现状、聚焦问题、提出对策，以冷思考应对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热中的诸多难题。

数字社会产生了信缘群体这样一种新型的社会群体，也即基于数字技术，人们经由互联网或其他信息互联通道而结成的群体。信缘群体包括主动性自愿型信缘群体和被动性非自愿型信缘群体。目前，学界对前者进行了不少研究，如各种虚拟社区、微信群研究等，但对后者缺乏足够的关注。被动性非自愿型信缘群体于网格化治理的实践中产生，具有被动性、即时性和脱嵌性三大特点。在新时代的社会治理中，应根据信缘群体的不同类型采取合适的治理手段。对于主动性自愿型信缘群体来说，舆情治理是关键；对于被动性非自愿型信缘群体来说，识别社会治理的情境性具有重要意义。

重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一书，其对乡土之变的发问，重新设定了我们理解过去中国、当下中国和未来中国关系的一个全新的起点。今天的乡土中国正在面临着一种乡土性之变，即所谓静态和秩序的阿波罗遭遇到动态和躁动的浮士德，或者说稳定性遭遇到不确定性。新乡土性意味着人心之变，同时表现为社会之变以及文化之变。所谓“新遇到旧”，意味着一种乡土中国在基层的草根式生长模式的转化，由此而生成一种旧乡土和新乡土之别，以及新旧二元变奏的乡村构造——“旧”的东西在顽强地应对各种“新”的形式的出现，同时尝试着各种可能的自我适应性的转化。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生活变奏，才真正保证了乡土社会自身的韧性力量的生发，即如费孝通描绘的乡土社会的总体性结构中一种生命力的动力性根源。

人脸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人脸如同一扇门，向我们展现了他人的部分心理活动；另一方面，人脸又如一道墙，向我们遮蔽了他人另外一部分的心理活动。人类所有的社会交往活动都有赖于人脸的这种微妙平衡机制。不过，人脸的这种微妙作用，却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的“思维透明人”假设中被无视。根据这种假设，任何一个三体人都能绕开“人脸”这一媒介而对他者的颅内信息进行透视。无独有偶，时下流行的网络聊天软件 ChatGPT 所依赖的超级语料训练模型也是“无脸”的，因为该模型已经隐去了对于个体知识提供者的“脸”的标注。然而，无论是刘慈欣的科幻假设还是 ChatGPT 的操作模式，都会对以科学精英的“脸面”为核心的人类传统科研模式的可持续性构成威胁，特别会对使科研创造性得以可能的底层逻辑构成戕害。

199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对其经历的历史性大变革的反思中，首次提出要关注生态秩序、社会秩序之外的“心态秩序”。步入2022年，随着外部世界冲突的加剧以及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人类文明、经济格局、社会秩序都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在三大秩序中富有内核意义的心态秩序，怎样更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怎样更有助开创“文明新形态”的新篇章？日前，《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华东理工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联合召开“心态秩序：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与文明新形态的形塑”的圆桌会议，希冀在个体化进程、现代性转型与新技术革命的视域下，更好地把握心态秩序的内涵与形态，洞悉心态秩序的张力与机理，捕获心态秩序的内核与走向。

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与迭代促进现代战争范式的转变与革新，信息传播行动不再是军事战场的附属品，而成为影响战争格局的重要力量。从“推特革命”到“WarTok”，社交媒体在战争领域、战争群体、战争技术三个基本变量上重塑着现代战争与社会冲突。社交媒体范式革新使认知战争进入全时全域状态，战争行动从物理领域扩大到社会领域。具有数字主体性的数字人是社交媒体“开源”战争的主要参与者，并具有去中心化组织特征。社交媒体既是计算宣传的主战场、战争新闻的生产与消费平台，也是网络化军事活动的技术支撑。当社交媒体平台重构了国际社会新型战略利益边界，平台作为“信息治理主体”与具有国籍属性的“全球化公司”之间的角色矛盾凸显，为维护国家数字主权和战略利益边界敲响警钟。

与现代大学的教育系统相关，哲学作为学科有其知识性的一面，承认这一点，是对哲学在历史衍化过程中形成的现实形态的确认。按其实质，学科性与知识性、规范性无法相分，在一定意义上，掌握哲学领域的知识的过程，也是经受哲学思维训练的过程，无论从哲学之为哲学的本然形态看，还是就哲学的学科意义而言，把握它与其他思想的区分的独特之点，难以离开其知识系统及相应的学科“规范”。哲学的起源既与思想的惊异相关，也涉及对现实的忧患，与之相应，哲学的教育不能仅仅从引发惊讶感或启发惊讶能力入手，而应同时引导学生注重现实存在，并从价值层面关切人类命运。进一步看，谈哲学教育，不能仅仅讲批判性，而是需要同时从创造性、建设性方面加以引导。在更一般的层面上，哲学教育与一般教育之辩，折射了哲学问题与日常问题的关系。哲学所面对的，首先是现实世界中活生生的问题。哲学教育旨在引导人们基于人类文明衍化所凝结的成果（包括各种形态的知识成果），创造性地解决内在于现实存在和生活世界中的多样问题。

关于中国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论，围绕法团主义和多元主义，不同研究提供了不同的理论解释。而实践的发展对这些理论解释的有效性都提出了挑战，中国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既不完全是法团主义的，也不完全是多元主义的。近些年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实践，正在推动形成一种连接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新机制，这种机制推动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新发展：政府与一些具有枢纽地位的组织建立制度化联系，并通过这些具有特殊枢纽地位的组织与多元发展的社会组织建立连接，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模式——多元化法团主义。

继比较研究、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翻译研究之后，跨文化研究成为最具发展潜力的研究范式。与传统比较研究及后殖民研究相比，跨文化研究强调的是主体与他者的接触交融所可能带来的转化与新生，同时，破除二元划分的迷思，挑战卷标式的思考模式。跨文化的主体是流动的，自我与他者是吊诡共生的关系，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身份认同即是这种关系的呈现。跨文化研究是一种面对他者的伦理态度，表现在批判僵化主体，主张文化的混杂本质，批判“正统身份”及“中心主义”，就强势与弱势文化的关系与比较研究及后殖民理论对话，在“跨文化连结”与面对“他者”的伦理问题上与全球化理论对话等方面。

现代化和全球化是近几十年来在解读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和发展路径方面使用最多的两个概念，但均不足以充分阐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历程和未来趋向。流行于冷战时期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本质上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的，在第三世界国家曾遭到普遍抵制。自 1990 年代以来，作为现代化理论变种和替代的全球化思潮盛行于各国知识界，在中国尤其得到经济学界主流学者的响应。但是他们提出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方案，同样不足以充分解释中国的发展历程。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现代化问题，必须跳出主流经济学的狭隘视角，充分考虑国际地缘政治因素、国内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在宏观的和比较历史的视野下，全方位理解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道路抉择。

日本“御宅族”的二次元想象与京都学派世界史哲学家的政治想象本质上是相同的。两者都建立在一种有利于历史相对主义发展的前现代土壤之上，模糊地处理历史起源的问题，将现在的每时每刻都非历史性地加以绝对化。结果，不仅日本昭和战争时期与更早时期的历史传统之间出现巨大的时间裂缝，就连昭和初期与昭和末期之间也发生了绝对的历史断裂。而填补其间空白的却分别是昭和战争时期世界史叙事空间中知识分子所谓的“道德能量”、昭和末期二次元空间中御宅族的情感“羁绊”，这进一步加剧了现代日本的历史虚无主义。

21世纪以来，我国离婚率不断攀升引起广泛关注，2021年“离婚冷静期”政策的实施更是引发诸多争议，但既有研究较少对政策实施与离婚水平的关系开展实证分析。梳理国内外政策可以发现，对离婚时间进行约束性规定，提高离婚门槛，增加离婚成本，以此减少冲动离婚，是国际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普遍做法。我国曾在1993—2002年实施了离婚审查期制度。比较我国不同政策阶段的离婚水平变化可以发现，离婚时间约束性政策缺位时，协议离婚水平迅速升高、潜在离婚需求得以释放、轻率离婚大量增加，助推了离婚水平的整体上升；而离婚时间约束性政策在位时，离婚水平则相对平稳。这些变化显示出离婚时间约束性政策与离婚水平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直播带货是当代中国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数字民族志研究方法，对东方甄选直播现象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首先，东方甄选依靠直播平台的算法技术对用户进行精细化管理，其受众有着高度的同质性和中等收入群体特征；其次，依靠文化和知识的展示，直播迎合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文化偏好，即对文化资本和象征意义的追求，并形成了一种基于阶层品位“区隔”的文化认同；最后，它所塑造的文化认同依赖于有特色的情感劳动，通过价值和道德叙事将受众和主播纳入当代互联网的情感机器中。东方甄选这类直播带货表明，直播经济正在迈入新阶段，一种新的经济样态已然到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基层治理、推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经过多年努力，基层治理体系得到完善，基层治理效能大幅提高。不过，基层治理中的权责失衡、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自治弱化、能动性不足等问题也逐渐凸显，尤其是面对突发应急状态，基层治理体系的表现还不尽如人意，暴露出不少结构性问题。为及时总结基层治理实践经验、反思其结构性困境，《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于2022年10月8日召开了“基层治理的结构性困境与出路”圆桌论坛，探讨完善基层治理体系之道，本期刊发讨论成果，以飨读者。
徐勇教授指出，国家上层与基层的上下互动和基层社会的活力有序是基层治理的两大基本问题，其解决方式和结果受基层治理结构的支配。传统中国的基层治理结构属于板块结构，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是单向治理结构，改革开放后基层治理的基本走向是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实现政府、社会与居民的共建共治共享。燕继荣教授提出，基层治理的核心问题，一是“公益事业”如何促进，二是“公害事务”如何防范。其理想目标是，惩恶扬善，匡扶正义，尽可能使这两方面的工作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然而，现实中基层治理依然面临种种困境，需要持久的改革和创新努力。从根本上说，基层治理的水平取决于制度供给和政策供给能力。肖滨教授认为，当今中国基层治理的结构性困境依然是“事上”与“安下”的结构性紧张，即“事上，一针对千线；安下，小马拉大车”。这种困境根源于基层治理涉及的三层关系的紧张性，而调整目前国家治理体系的权力运行结构是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朱光磊教授强调，中国基层治理的传统特点是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职能广泛、负担过重，超出了它们的实际承受能力。基层治理负担过重的体制根源在于政府纵向间的“职责同构”。构建中国特色的政府职责体系是解决基层治理负担过重的根本出路。郝宇青教授指出，基层治理的主体面临三大困局：一是基层治理主体功能高度融合而模糊了各主体之间的边界；二是基层治理主体受制于“条”的操控；三是基层治理主体之间关系失衡。要破解基层治理中的主体困局，可从制度、认知和实践三个层面着手。周平教授主张，今天乡村治理中的国家力量所要充当的不能是一个具体的管理者的角色，而应该是一个战略推动者的角色。不同的乡村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适应性配置，使乡村中的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在现代乡村文明的塑造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曹正汉教授认为，现代国家建设不是国家单方面对社会控制的强化，而是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的增强。国家治理应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既需要官治，也需要乡治，而且官治与乡治应相对分开，如此才能实现“天下治”。陈军亚教授指出，科层化的治理方式如何面对社会性的治理问题，是基层治理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构建一种能够不断容纳和回应内生于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变化和多样化的社会需求的结构性治理方式，是破解基层治理结构性困境的思路。卢福营教授则基于浙江省富阳区“家和智联”创新的思考，呼吁新时代中国基层治理应“找回家庭”。为此，要合理定位基层治理体系中的家庭，积极探索以家庭为单元的基层治理体系，有效提升家庭治理能力。
——主持人　杜运泉

木心的《从前慢》不仅是一个怀旧文本，同时也是一个“慢速审美”生存的镜像文本。当下《从前慢》以二次创作的方式被广泛热议，诗中的“慢记忆”书写隐喻了一种“慢速审美”理念，表达了现代人对加速现代性文化镜像的回应和反思。“慢速生活”和“慢速美学”观念为对抗竞速文化下的新异化提供了一种美学反思路径。现代人提倡慢速的生活态度，呼吁走向“慢速美学”或“慢速审美现代性”，正反映出竞速时代的审美救赎诉求。

话语权包括三个维度：发生学维度，即物化形态，强调话语权的实现以话语生产能力为前提；接受维度，即对话形态，强调话语权的实现以其获得主体间性、文化间性的接受为关键；塑造维度，即权力形态，强调话语权的实现以其对受众价值观的塑造为旨归。与此相适应，中国社会科学要真正走向世界，需同时推进三大“基础工程”：话语生产力积攒工程、话语影响力提升工程和话语塑造力培育工程。中国社会科学要想具有国际学术话语权，需挖掘现代转型之“中国方案”的学理内涵，围绕基于“中国愿景”的“中国现代价值观”进行社会科学阐释，并使之走向世界。

中世纪早期地中海世界西部文化认同上的转变，揭示了西方文明诞生过程中西方人文化认同的最初构建及其背后的原因。西方文明最初的地域空间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文化认同都是在中世纪早期形成的。当时地中海西部的居民在与同时代地中海世界的他者文明不断交流的过程中进行了自我定位，构建起自身的文化认同，确立了文明共同体意识。他们最初所参照的他者文明并非伊斯兰文明，而是拜占庭文明和更早的古典文明。

如何寻求日常生活的逻辑与理性，在分歧中寻找共识，在实践中捍卫常识，成为我们日常交往与认知的重要内容。三年大疫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太多改变，但日常生活积淀的那些恒久、坚实、朴素的道理，如尊重常识和科学、悍卫法治、守护良知、坚持理性、寻求共识等，它们在关键时刻守护着我们，也成了我们战胜疫情，度过至暗时刻的法宝，进而构成了现代文明的韧性又坚实的基座。2023年《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策划“回归日常，回到常识”系列论坛，旨在以常识唤起心灵觉醒的力量，以理性坚守日常生活的底线与意义。作为该活动的第一场论坛，“讲理：日常生活的逻辑与理性”学术研讨会2022 年9 月18 日在线上举办，本次活动由华东师范大学潘斌教授、徐竹副教授召集，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社会认识论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与会学者围绕讲理的逻辑、日常生活中的讲理、讲理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赵修义教授指出，中国近代先进思想家往往过分关注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对于哲学作为理论思维的科学性质及其与具体科学的联系，未免有所忽视。而现代科学是离不开逻辑的，应当尊逻辑、讲道理，没有逻辑思维的严格训练，就没有办法发展科学，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李佃来教授指出，在守护与捍卫常识和知识方面，形式逻辑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有限性决定了它在把握真理上是“捉襟见肘”的。辩证逻辑对于思维空间的拓展和创新意识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程乐松教授指出，从经验的丰富性和行动的情景感的意义上说，讲理是一种开放的可能，不能指向某种具体的结果，也不能形成一套抽象且稳定的规则；与此相对，从保卫成见和试探共识的意义上说，讲理又是需要信念和预设的，是以此为边界的持续行动。张留华教授认为，逻辑学作为对人类推理实践及其法则的反思性成果，其作用更多是二阶层面的，它不是要教会我们日常如何开展基本的（一阶）说理活动，而是要指导我们设法清晰表达（涉及“二阶表达”）自己何以认为某一套说理合乎逻辑或不合乎逻辑。欧阳康教授从社会复杂性视角对“公婆各有理”问题进行了多维分析。他呼吁营造有利于充分“讲理”的良好社会环境。邓安庆教授以宣教式讲理和对话式讲理为研究对象，指出宣教式讲理只适用于特定场合，不适合用于日常生活中，而对话式讲理能够在探索性和辩护性中让天理良心自行自然地流露和呈现。因此，现时代亟待培育对话式讲理的文化氛围与言说方式。围绕加速时代我们如何重建“说理”这一问题，王俊教授指出，要尽量摆脱数字媒体的强制支配，在不断加速的信息流中最大限度恢复主动性；致力于搭建尽可能宽泛的理性交流框架和背景共识；重建说理的公共空间，让理性的表达与倾听成为可能。潘斌教授认为，生活的丰富性、社会的复杂性与实践的多样性彰显了常识认知的有限性与局限处，特别是身处当今这一社会大转型、时代大分流与世界大变局的历史时刻，更需合理慎思常识认知及其可能风险。陈嘉映教授对部分学者观点做了回应，指出日常生活中的“说理”更多是嵌在情境之中的，讲究的不是纸面上的逻辑，我们需要在具体情境之中去体会和理解不同的看法和观点。这种理解对我们的“说理”，对我们理解社会，对我们建立一个多元共存的共同体，都是有帮助的。
——主持人　叶祝弟　张　蕾

当代中国青年的精神普遍趋向“小器化”，也即失去了对于“现实”的超越性想象。但同时可以看到以提供替代性现实为目的之游戏文化和产业的普遍化，以及作为超越性想象文学类型的科幻文学的崛起。通过对文化和媒介状况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当代中国文化中，游戏作为一种存在方式所蕴含的“嬉戏性”逻辑，已经重新定义了“超越性”。深层性或者说结构性的超越，转变成一种以潜在为基础的超越。而作为存在模式的“嬉戏性”通过弹幕、社交媒体等新媒体的基础设施渗透到当代中国青年生活的所有角落，由此带来文化想象力的转变。

备受西方推崇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由于近20年来世界大变局的新形势引发了诸多思考和讨论。虽然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发端于西方民主国家的互动，不过该秩序内含的扩张性和排异性推动着西方世界在冷战后力求将其扩展为全球秩序。在认知中，时常存在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相混淆的情况，但事实上二者在思想理念、相应规划上均存在差异。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基于现代性规划所形成的强势决定论不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拥有明显的世界主义倾向，对和平的诉求、人权的保障以及追求世界范围内的公平正义使得该秩序在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拥有源源不绝的发展动力。一方面要承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传播自由民主、市场开放、制度化安排等方面对世界起到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该秩序的干涉取向、等级思维以及自由主义内部缺陷不仅给国际社会带来破坏性影响，而且导致自身陷入危机。在全球化迅速发展、全球问题愈发严峻的今天，国家主义的思维模式注定无法获得广泛认同，以世界主义为指导，将人类视作相互依存的整体，进行平等的对话、协商与合作才是摆脱诸多困境的关键。

全球治理失灵的窘境正进一步凸显，一方面，全球层次治理难以为继，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社会对于区域关注度的提升以及区域治理的长足发展，区域治理在功能和结构上体现其全球治理价值，全球治理出现了区域转向的态势。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来源于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互动性的增强，由于二者间存在治理客体、目标与机制的通联性，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良性互动得以展开并深入发展。区域转向的核心目标是寻求实现全球治理有效性的区域路径。需要注意的是，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不意味着完全走向区域治理，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存在着本体差异性与内在矛盾性，二者不能完全重合与互相取代。在区域转向的过程中，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矛盾性也会加剧全球治理的危机，因此需要把握全球治理区域转向的程度与限度，注重这一过程中的法度，保障这一进程不脱离全球治理的目标与方向。

面对数字经济带来的缤纷多彩的许诺和空幻的虚诺，什么是解放和救赎之道？首先，要重新定义人类幸福的标准和指向。数字全球化不是激发“乌托邦的幻想”，也不是刺激“乌托邦的冲动”，更不是追求“激进的乌托邦”，而是对未来保持平和的“乌托邦的理想”。其次，要提倡人文关怀，提倡文化共同体，提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技术和平有序的发展，不能一味给所有事物加速，突然加速的社会可能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和灾难。再次，我们脚踏实地面对现实，要解决现实面临的问题与困境，不能把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寄托在遥远不可知的未来。

“人性”在现代西方思想学术中似乎已成为一个日渐沉没的问题，究其因，一是源自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二是因政治立场而被排斥。对于前者，我们可以考虑将人性的探讨首先作为一个对事实的研究，在这方面，一些新兴自然科学的基础和交叉学科可以给我们带来新知，对人性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因此而多样化。对于后者，西方阻止人性探讨的关键障碍目前看来还是因政治立场而设置的学术禁区。无论如何，尊重事实和讨论自由是思想学术发展的必具条件。中国的人性研究需要尊重和吸取传统智慧和西方近代人性研究的睿见，但也不必固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完全可以在新的知识背景和基础上，努力推进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乃至达成一些新的综合。

以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二元对立的视野诠释“五四”和中国近现代史，具有一定局限性。世界文艺复兴运动从来都是“多个”的。它不仅包括不同国家对现代性道路的多元诠释，也体现了现代转型内部复线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构造。1930年代以后围绕“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检讨与论争中，一条被忽视的线索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被理解为“一开始就是具有左翼倾向的运动”。在此视野下，中国的文艺复兴汲取世界各民族国家特别是俄国的文学经典与革命能量，比照被压迫民族重获新生的道路，再造“青春中国”，并被投射于从“人与世界的发现”到“民族的再生”乃至“世界的再造”过程，由此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内涵和历史动能。文艺复兴与民族复兴互为表里，成为中国左翼运动的重要贡献。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为“互不兼容的规划”因此是值得商榷的理解。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体现了超越“现代化”，走向“化现代”的努力与实践。

在VR技术产生以前，数字虚拟世界中的“杀戮”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得到足够完备的伦理辩护的，然而越来越拟真的数字虚拟世界给人类带来越来越真切的体验，使得数字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伦理边界变得不那么清晰，从而对传统的伦理系统与道德习俗形成冲击。从某种意义上说，数字技术不仅让人具有了一个数字化的“虚体”，而且还让这个“虚体”与现实的身体“合体”为一个完整的身体。从这个意义上说，虚体具有现实的道德地位。而虚体的道德觉醒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数字虚拟世界中伦理的边界依旧必须以生命体验与生活共在为基础。虚拟世界需要同现实世界以相互融合的方式来构筑起适合于数字时代的伦理底色与道德标识。

督查制度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深度嵌入在公共政策的层级结构中，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政策层级统筹机制。这决定了督查的复杂性，它需要同时将领导意图与政策执行规律作为标尺，以有效的问题甄别为载体推动政策层级间的互动与沟通。督查的双向性与问题甄别的精准性构成了督查统筹政策层级的基本条件。当前督查实践日益背离政策执行的客观规律与一线场域，呈现出单向度的特征，并导致其问题甄别能力下降。督查以问题为载体析出的政策规则、权责关系、信息反馈体系均出现一定程度的扭曲，增加了政策层级间沟通与协调的成本，带来了严重后果。这表明，督查制度必须处理好与政策层级体系的关系，重视政策执行规律与一线信息的重要性，建立更加合理的工作模式与精准的问题识别机制，真正服务于公共政策的层级统筹。

随着数字媒介的发展，妖怪文化在互联网世界中的新形态和新特征，正日益成为妖怪学研究的新领域。流传千年的妖怪文化，既体现了中国独特的“常与非常”的文化心理结构，也为当代妖怪文化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丰富资源。在妖怪文化与大众传播深度融合的过程中，有两个现象值得重点关注：一是传统妖怪文化的数字再生，主要表现为传播路径的多媒体扩散、全民参与的内容生产、网络社区的部落化重组；二是中日妖怪学的持续对话，双方基于妖怪学的核心概念形成了三个基本议题，即神明与妖怪的转化关系、妖怪和鬼魂的区分标准、怨灵成神的晋升机制。中国妖怪学的持续发展，有助于促进跨文化的学术交流，并推动中国传统文化、流行文化走向世界。

数字经济为平台反垄断提出了新的技术难题，并敦促执法者反思传统经济领域反垄断的“路径依赖”，它们共同呼唤平台经济的规制理念转型。由事后规制向事前规制的管理预防化转型，由一般向个别领域的精细化转型，由静态向动态认定的灵活化转型，应成为平台规制的题中之义。但从实践来看，现有制度供给与规制理念转型的需求存在不匹配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平台反垄断规制事后向事前规制转型缺乏责任落实机制，一般化向特别化规制转型缺乏明晰义务分层，静态化向动态化规制转型缺乏科学认定方法等。为了弥合理念与制度之间的张力，应当以行政法规的方式进行专门立法，建构互联网平台的事前义务责任体系，推动事后规制向事前规制转型；为互联网平台设定基础性与裁量性结合的多层次义务群，促进一般化向特别化规制转型；加强平台分级认定标准与认定结果的动态化，推进静态化向动态化规制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