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民族分裂活动由来已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先后完成了向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的两次转型，导致所谓“三股势力”的最终形成。承认和区分“三股势力”，制定有针对性的因应对策，对于加强新疆的民族团结和宗教建设，有效遏制分裂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词汇敏感地反映出社会的新变化、新理念。围绕某些中心语素批量化生成的新词语族,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和人们新价值取向的载体。"X帝"族新词语反映了人们普遍有着期待受到关注的心理、调侃权威和崇尚自主的心理,以及性别区分意识逐渐模糊的价值取向。?

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执政的共产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中流砥柱,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共是苏联这座大厦的“承重结构”。苏联剧变是历史合力的结果,在关于苏联剧变的众多因素中,苏共的强弱、兴衰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有必要认真加以研究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摘要：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以往我们都是对其高度评价。但从生态环境的视角来考察,工业革命也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环境污染。后经过长期不懈的环境治理,才改变了环境污染的状况。在世界范围内,英国形成了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从工业革命时期的环境污染到今天的生态典范,英国留给了值得人们深思的很多经验和教训。这对正处在工业化的当下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摘要：货币供求与利率的相互作用是凯恩斯货币理论的精髓,该理论较好地解决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的若干经济问题。然而,它能否同样解决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呢?以往的研究多将凯恩斯理论与其他理论对比,在政策运用方面进行相关研究;本文则直接利用实证数据,切入利率调节在前十年中国经济中的有效性分析,发现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为此,本文提出应将汇率等多种经济政策综合应用,相机抉择,以解决实际问题。

媒介就是观看，媒介技术特性不同，人的感知与世界的展示也就相异。从不同路径的媒介技术理论考察，数字革命在中国场景中具有独特的表现及其影响力。大众媒介，犹如定点的众人之“眼”，是一种标准性的“单眼”观看，构成人-世界的诠释性关系；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数字媒介，与人合为一体，一人一机，流动观看，形成“千手观音”的宏伟场面和“复眼观看”的形态，人-世界形成知觉同构。由此，导致二者观看的位置、看到的景象以及观看的方式等都完全不同。以数字技术平台整合一起的“复眼观看”，成为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将对既有学科的知识和研究形成挑战。

现代经济增长主要由技术及资本要素驱动，劳动要素的作用趋于弱化，由此导致现 代经济存在着劳动要素报酬占总收入的份额难以提高的内在机制。而现行养老金制度下的养 老金主要来源于劳动要素报酬的贡献，因此劳动要素报酬占总收入的份额难以提高的内在机制 必然不利于养老金的增长。同时，单纯依靠劳动要素报酬贡献的养老金制度，意味着养老金增 长不能直接分享技术及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成果。据此，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下， 现行养老金来源主要依靠劳动要素报酬贡献的制度设计存在着系统性缺陷。这是目前尚未被 认知的将导致现行养老金制度难以持续的一大重要因素。长期看，破解养老金增长困难的根本 出路是，建立基于全要素贡献的养老金来源机制。

与其说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实不如说其倡导“个人自由”更准确。在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民主共和”成为思想大潮，形成了中国第一次启蒙，其标志性成果就是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则是第二次启蒙，其主题是倡导“个人自由”，但这种个人自由思潮受到日本式自由主义的极大影响，即个人独立于小共同体，而依附于大共同体。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日本式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启蒙”不仅没有被“救亡”所“压倒”，反而与救亡相得益彰，互相激励，出现“启蒙呼唤个性，个性背叛家庭，背家投入救国，国家吞噬个性”的悖反现象，而这又与一战后的俄国式社会主义一拍即合。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政治仪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先后设 立 9 月 3 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2 月 4 日国家宪法日、12 月 13 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2017 年 10 月 31 日，中共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就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瞻仰上海中共一大 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不忘初心的坚定政治 信念。其实，政治仪式在古今中外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不同时代、不同文明、不同主 体的仪式背后的政治内涵却不尽相同。仪式作为一种象征，标识着权力的运作逻辑和一个国家的兴衰，从中 也可以窥见权力与权利互动的场景。仪式政治广义上可以用以指称一切仪式背后的政治运作或仪式的政治 内涵，狭义上则专指古代将政治完全宗教仪式化的政治形式。当下中国正经历一场大变革，新时代对政治仪式 提出了新需求、新要求。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既要重视仪式的形式，更应关注其背后的政治运作，并直面其面临 的问题与挑战，从而根据新时代的发展，对政治仪式及其仪式政治做出改进与发展。为了从学理层面探讨政治 仪式现象的深层内涵及其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建设路径，近日，《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政 治发展与战略研究所联合召开了“政治仪式与仪式政治”学术沙龙。本期刊发相关讨论的部分成果，以飨读者， 欢迎广大读者作进一步讨论。

以青年知识分子1950年代所收到的书信为基础资料,考察、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青年知识分子接受新政权、共产党的情况可以发现,解放初期,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拥护新中国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看到了"希望"。他们在希望的推动下接受新中国,同时实现自我的建构和转型。1950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自我建构主要呈现在三个层面,即个体自我、关系自我与国家自我。从现代性视角反思其建构自我的努力可以看出,"希望"是主调,亦是一种魔力,其间充斥着一些荒谬与问题,比如非理性、盲从与依附,原教旨式的道德主义,地方性谬误等,提醒我们时刻警觉和防止它们在当下的重演。

杜布切克当选党中央第一书记之后 全国从上到下都是平静的《红色权利报》 上连照例的祝贺文章也没有。 当天 杜布切 克还回布拉迪斯拉发 观看冰球比赛。 斯洛伐克人民很高兴 新当选的党中央第一书记能坐在他们中间 一起观看冰球比赛。

1961年朴正熙依靠军事政变确立了自己在韩国的集权统治,他以"民族的民主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行政权力、打击民主势力,着力推进韩国的工业化进程,经济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探究朴正熙政权在韩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以总结其经验和教训。

戊戌变法是一场科举知识分子激进派掀起的激进政治改革,在改良主义的理论框架内讨论这一历史事件,具有不太准确的性质。导致变法运动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改革内容与传统制度文化的矛盾,特别是传统皇位权力的制度障碍。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角度分析,改革运动明显资源不足;但是顽固派对改革运动的颠覆,则是对大清王朝政治合法性的彻底剥夺。

剪辫在半殖民中国除了与革命造反相联系，也意味着归顺西方的身体话语，从而成为现代启蒙观念的一部分。鲁迅的启蒙立场与“假洋鬼子”的辫子之间，有着内在的隐秘联络。对于鲁迅来说，“假洋鬼子”称谓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用来指称鲁迅所鄙夷的速成班清国留学生之类的人物，又是民众与守旧人士加在他身上的恶名，需要加以“辩诬”和“正名”。这就造成了鲁迅关于“假洋鬼子”的言说，进入了屈辱与启蒙的吊诡关系，并且决定了《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等作品的启蒙叙事交织着悲哀与愤懑的心绪。

中国能源市场是俄罗斯“能源三环外交战略”的重要环节。中俄能源合作建立在庞大的能源供需 和高度政治互信基础之上。中俄能源关系面临市场层面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包括国内市场能源定价与国际市 场如何衔接、能源合作领域如何向对方进一步开放,深度合作所必须的安全边界和栅栏的破除,尤其是文化 交汇为前提的有效沟通、相互包容和彼此认知有待建立。这些突出的瓶颈,需要中俄双方共同克服。

自17世纪中叶开始的西方启蒙运动，直至现在的中国启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时代。我们需要重新整理和反思新民主主义、改革开放时期所实践的、尤其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所亟需的三次启蒙思想，从理论上分析这个时代曾经解决、现在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依据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梳理封建主义、国内外资本主义与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复杂关系，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个价值的层次关系和相互联系。

汪行福教授指出，躺平是复杂的意义场，包含着不同的诉求和含义：首先，躺平意味着闲暇和自由时间，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要求；其次，躺平部分地表达了人们对工业化社会的生产主义、消费主义的不满，表达了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积极愿望；最后，躺平反映了当前社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许纪霖教授认为当下的躺平者有三种不同的形态：虚假的躺平主义者、积极的躺平主义者与消极的躺平主义者。大多数躺平者是“身躺心不平”的消极的躺平主义者，社会应当积极行动，让更多的躺平者重拾信心。朱国华教授将躺平定义为一种心境状态，它意味着甘居下游、对失败的承认和对通行社会游戏规则的放弃。躺平的声音交织着历史的投影、人性的奥秘和现实的挫败，应该采取措施来改善躺平主义滋生的社会条件，并由此尽可能多地消除社会怨气。王金林教授围绕躺平主义是否具有正当性、抵抗性乃至主体性展开讨论。他指出，躺平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正当性；躺平主义实质上只是一种边缘性的生存方式，不仅不具有抵抗性，而且难逃寄生性与依附性；个体在躺平状态中并未自我充实，而是把自我虚无化。成伯清教授呼吁我们应该多在生产组织和分配领域关注青年的状态，借助调节性理想赋予奋斗的个体以价值和意义。在这种理想的引领下，前行即正义，而躺平则不是。吕鹤颖博士指出，刻意减速的躺平并不能为青年代际提供有效的对抗时间加速的思路。躺平青年只是个别青年代际的自我摹写，社会中更多的是“勇敢牛牛不怕困难”所引发的破圈与共鸣。陶东风教授指出，当前网络热词研究普遍存在内涵不清晰、分析抽象化等问题，研究“躺平”等网络流行语及其传达的重要信息，必须纳入社会分析尤其是制度分析框架才能抓住要害。
——主持人　张　蕾　杨义成

国内学界通常将文化治理理解为国家主导的多元共治的管理模式。然而，在共治模式之外，还存在着社群自治模式。网络耽美社群通过构建社群共识、开展舆论监督和仲裁、协商道德准则等多种方式来维护社群的良性发展。网络耽美社群的自治模式，不仅揭示了新媒体时代中国社会日益复杂的权力分配格局，也为当代文化治理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另类参考。

中国企业近年来面临的海外反腐败执法风险日益增大,尤其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适用范围和执法的不断扩张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此需要对该法的适用范围、管辖权、对贿赂行为认定标准和执法趋势等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其对中国的影响,研究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应对之策,以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形象和企业利益。

传统的社会伦理一向是以调节人与人的关系为中心，现代伦理学近年则开始比较系统地反省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未来的伦理学大概还需要将人与智能机器的关系纳入其考虑范围。这主要是因为人赖以获得对其他所有自然物的支配优势的智能，将可能被机器超越。关于人机关系的伦理思考，一种思路是倾向于做减法而非做加法，即优先和集中地考虑规范智能机器的手段和限制其能力，而不是考虑如何设定和培养机器对人类友好的价值判断，亦即尽量将智能机器的发展限制在专门化、小型化尤其是尽可能的非暴力的范围之内。

读桑玉成先生的《三纲五伦──访韩随想之二）（载本刊１９９５年第１２期），触发很多感想。韩国以＂三纲五伦＂作为育少年为人处世的规范，这对于当今的中国大陆人说来，似乎不可思议，有的人或许还会质疑：这不是在搞封...

随着新媒体的飞速发展,表情包在新媒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有些较早运用表情包的APP、微博、公众号或自媒体所呈现的新媒体形式,已经成为传统媒体转型、融合模仿的标准之一。新媒体表情包可以算是一种新生事物,它的制作和使用,具有自洁的唤醒功能和摆脱纠缠的响应机制;表情包客观上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这种更新机制会逐渐淘汰一批不健康的表情包,因此我们大可不必把"脏水"和"孩子"一起倒掉。

苏斯洛夫作为苏联意识形态的首脑,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朝。其发迹于斯大林时代,鼎盛于勃列日涅夫时代,是伴随苏共思想体系向僵化、教条、衰变方向演化的主角之一。

“万物皆媒”驱动数字基础设施孵化泛在的人－技共生环境，数字技术强势干预人伦日用，使有关智慧存废的超人类主义勃兴，其代表思潮认定与数字技术彻底共生的数字原住民/移民会进化为智慧递增的种族，余者因失“智”而沦为“数字难民”。该论断因循西方心理与认知科学的智慧属性论，杂糅社会达标主义、技术决定论，罔顾数字难民的复杂成因。据此，回归源自中国语境的智慧过程论或是一种反思路径。数字难民是与数字技术共生但未把现实挑战转化成智慧过程的人，与之相反则是不同程度的“数智者”。以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这例人－技共生环境中的典型挑战为背景，筛选郑州三个住区展开比较，发现人－技专性拟互利共生使人长期陷入替代性适应进而坐失智慧过程；处于人－技中性共生的人凭借单位隐形在场落实类智慧过程，较大程度彰显“数智者”特征；人－技兼性互利共生使人凭借补偿性演化落实智慧过程，充分彰显“数智者”特征。不同程度的“数智者”存在共性，即建成比任何基础设施更具基础性的情感基础设施，它们与中国传统的道德情感“仁爱”接合，摄智归仁，由此扬弃技术的家长制权威，实现“数智”转向。

随着全球化与数码转型的推进，民族主义正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演变出多种新的形态，近年来在中国网络空间兴起的“二次元民族主义”就是其中之一。所谓“二次元民族主义”，指的是在中国的动漫游戏爱好者社群中形成的、通过动漫游戏的媒介形式表达的民族主义潮流。

自宗教改革以来，基督新教神学关于自然神学形成了赞同、反对、适度包容三种立场，始终面对一个张力：一方面追求福音使命，把神学焦点集中在“拯救”而凸显福音真理的特殊性，倾向反对自然神学；另一方面追求知性任务，把神学焦点集中在“创造”而寻求宇宙真理的普遍性，倾向支持自然神学。这个张力座落在支持自然神学的真理普遍法则与反对自然神学的信仰自我描述之间。在一个热切期待改革的时代，人们若是缺乏“创造理念”的话，很可能成为勘天役物的征服者却制造各种生态危机；人们若是缺乏“终末盼望”的话，很可能因缺乏方向而盲目地在许多尝试与错误之间打转。关键之处在于，拯救论与创造论连结之必要，传统上对于自然神学的疑虑——担心失去身份认同的问题，可以借由拯救论作为创造论的未来、创造论作为拯救论的源头，以上帝国视野以及终末论架构最终化解。

摘要："汪晖抄袭门"虽然缘起于揭露学术腐败之行,但该事件的总体演变动向却与学术反腐的目标相互错位,相当程度上成为一场由所谓"左右派性之争"推动的学术打假秀。如何跳出意气用事的派性之争,直面"汪晖抄袭门"所关系到的思想学术界的制度性腐败和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是当下中国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共产国际本来是以发动世界革命为其基本任务的,但随着苏联一国社会主义的建立成为现实,这一机构便逐步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鉴于共产国际名声不佳和作用下降,二战前,斯大林已经有意将其解散。当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战略反攻的关键时刻,考虑到战时特别是战后与西方同盟关系的发展,斯大林毅然决定立即解散共产国际。这一举措的历史意义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并从战略上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传统。

“洋商”这个词，是西洋商人的节略语。最早 人胡夏米。 出现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至七八十年代则较 胡夏米，通中文，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职广泛地使用。此前，来自遐方的西方人“一体被中国 人看作是夷人”。如称欧洲人为 “红毛夷”、“白夷”、 “英夷”、“法夷”、“米夷”等。称外国商船为“夷船”、 “夷舶 ”、“夷艘 ”等 ，洋官 为 “夷酋 ”，外侨住房为“夷房”，租界为“夷场”，洋商为“夷商 ”。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思潮汹涌。面对国际上不同国家间的发展不平衡，国内不同阶层、群体间的贫富差距日益加大，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反思曾经受到热烈追捧的全球化浪潮，质疑全球化的声音和力量愈来愈强。尤其是2016年以来英国的脱欧公投、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一系列保护主义政策等，被视为反全球化力量的集中展示。全球化进程受挫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这是否预示着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已经进入衰退期，或者世界进入了去全球化的通道？是什么原因导致当前全球化遭遇挫折，或者说全球化面临着哪些内在矛盾与困境？全球化是否具有正当性或原罪？面对全球化受挫，尤其是美国等大国的保守主义政策，中国该如何应对？在继续推进全球化还是去全球化的十字路口，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是什么？这些都是亟需回答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全面深入研讨近年来全球化遭遇的新情况、新趋势，探讨中国的应对之策，本刊编辑部于2016年底与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联合召开了“全球化受挫与人类巴比塔重建”研讨会。本期刊发会议的部分研讨成果，以飨读者，并欢迎相关学者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