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笔谈


全球化受挫与世界格局走向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思潮汹涌。面对国际上不同国家间的发展不平衡,国内不同阶层、群体间的贫富差距日益加大,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反思曾经受到热烈追捧的全球化浪潮,质疑全球化的声音和力量愈来愈强。尤其是2016 年以来英国的脱欧公投、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一系列保护主义政策等,被视为反全球化力量的集中展示。全球化进程受挫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这是否预示着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已经进入衰退期,或者世界进入了去全球化的通道?是什么原因导致当前全球化遭遇挫折,或者说全球化面临着哪些内在矛盾与困境?全球化是否具有正当性或原罪?面对全球化受挫,尤其是美国等大国的保守主义政策,中国该如何应对?在继续推进全球化还是去全球化的十字路口,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是什么?这些都是亟需回答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全面深入研讨近年来全球化遭遇的新情况、新趋势,探讨中国的应对之策,本刊编辑部于2016 年底与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联合召开了“全球化受挫与人类巴比塔重建”研讨会。本期刊发会议的部分研讨成果,以飨读者,并欢迎相关学者参与讨论。

——主持人    杜运泉

 

 

 

全球化是人类不可逆转的大势

沈丁立

 

    本文谈四个方面:第一,全球化是人类趋利行为,无法阻挡;第二,中国与全球化以及中美关系;第三,全球化存在负能量的传播,这需要予以纠正;第四,最近美欧出现的“黑天鹅”事件,其本质是纠偏(但可能矫枉过正),而非逆全球化。

    第一,全球化是人类趋利行为。自从地球上出现人类之后,世界各地的人类出于生存与发展的天然需要,都有一个自发地了解自然、拓展生存空间的过程。这就造成各自的活动空间扩张,并进而与附近的人类群体相接触。这是早期全球化的雏形,但还远非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因其延伸能力还十分有限,谈不上真正“全球”程度的伸展。

    当人类进入封建社会之后,生产力有所增长,劳动产品有了若干剩余,因此复杂性较高的贸易活动增加。一般情况下,当部分人类由于资源或技能不足而无法获得自需的全部生活与发展物资时,就会自发地产生与邻近人类群体的交换需要,以实现互通有无。这个道理,在当今时代已无限扩张。从这一需求在人类中出现的一刻起,人类走出家园,进入外域,投入全球,就成为不可阻挡的天然趋利行为。在人类对地球环境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之后,在人类交通工具取得各种进步的背景下,真正意义的全球化也就登上历史舞台,并且逐步升级。其中,人类出于对自身所处地理环境认识所做的巨大探索,更是极大地促进了上述本质上源于经济目的的全球化。

    第二,中国与全球化以及中美关系。近现代以来的全球化分三个阶段,中国在其中的命运各不相同。第一次全球化,乃伴随15 世纪末的环球航行所发生,其背景是由蒸汽机所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 于是人类开始大规模打破民族、国家间的地理封闭。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国的制度封闭与科技创新的逐渐衰落,国家渐失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先性。尤其是中国在明清时代一度奉行的“海禁”政策,更是与时代潮流相背离。

    在农业时代,中国领先世界。中国人多地大物博,在当时意味着基本生产要素强大。但在工业时代,主要由机器更多标志着生产力,人口规模之要素逐渐靠后。英国发展工业化的纺织,工厂的各个楼面能同时开工,其财富产出远远超过依赖地表的农业耕作。英国靠着蒸汽动力和远洋舰队,逐步殖民了当时世界80%的国家,包括美洲大陆与印度,并半殖民了当时的中国。

    第二次全球化,发育于西方资本主义时期,尤其是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其间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有了明显增长。中国非但没有赶上这一潮流,反而深受伴随这一波全球化的全球殖民主义之损害。

    然而,对于起自上世纪70 年代的第三次全球化, 中国没有再次浪费机会。对于这次以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为标志的科技革命,中国即使在“文革”期间也已给予一定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是全速追赶,以致目前已经走在全球科技革命与经济合作的前列。在这次全球化中,中国走了开放合作的道路,不仅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获得资本和技术的输入,而且将中国富有竞争力的商品与服务大规模对外输出,形成了大进大出的壮观局面。经过30 多年的发展,中国对外输出的产品与资本均全面升级。中国不仅成为国际货物贸易的顶级大国,而且已实现资本净输出,成为对海外投资的重量级国家。即使是中美双边投资,中国对美投资也有望不久超过美国对华投资。

    假以时日,中国输出的正能量将超过接受的正能量,更说明全球化的互利性。中国是这一波全球化的受益者,自然不愿终止全球化。美国曾期待它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全球化新举措的最大受益者,但发现它至多就是第二大受益者。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15 年美国对华出口近1200 亿美元,从中国进口达4800 亿。虽然中美间的贸易差达1∶4,但毕竟中国能向美国提供高达1200亿美元商品出口的制造机会。此外,最近两年中国每年去美国旅游的人数高达 260 万。以人均花费8000 美元(超 5 万人民币)计,美国每年又能收入1000 多亿人民币。既然全球化是人类为了促进经济发展的理性行为,怎么可能阻止?

    第三,全球化也存在负能量的传播,这需要各国合作予以纠正。全球化是要素的流动,主要涉及三个要素:人流、物流(器物与货币),以及信息流,包括思想的传播。显然,并非只要人和器物在流动,社会就必定良性发展。更不会由于信息的自由流动,世界就会变得更为安全。明显的例子,是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以及交通和旅行的便利化,未必使世界更安全。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升级换代,人类早就开启了全球时空的新时代,大众的生活方式早就有了全新变化,这既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步,但也给区域内部经济平衡带来挑战,更给极端势力与思潮的传播带来了便利。

    譬如,欧盟一体化作为国际体系发展的划时代变化,给欧盟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动力,但并非欧盟内部所有成员都能均衡受益。尤其是在苏东巨变之后,当时的欧盟出于地缘战略考虑,急速东扩,把一些经济水准未必达标的原华约国家纳入体系。欧盟大国当时的一些领导人愿意供给本国资源,以实现经济上统一欧洲的理想。但欧盟内部允许成员国劳动力流动的区域性“全球化”之规定,容易造成经济相对落后的原东欧成员劳动力西迁的现象,这也是当初这些国家愿意加入欧盟的部分经济理性。廉价劳动力向西欧发达国家流入,虽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地经济发展有所助益,但他们毕竟与当地劳动力竞争就业机会,引起当地民众不满。一旦矛盾积累爆发,“脱欧”就将成为这些国家的一种考虑。

    又譬如,近年来中东北非大量难民涌入,严重冲击了欧盟的凝聚力。出于经济与地理原因,欧洲是这些难民投奔的首要去向。本来,欧洲富国向贫穷难民伸出援手是其应尽责任,但并非所有欧盟成员都有充裕能力或者道德意愿履行这份责任。然而, 欧盟议事规则规定重大事项必须采取共识,但在接纳这波难民问题上,德国采取了强势做法。它不顾部分欧盟成员国的强烈反对,坚决推行所有成员必须按配额接收难民。这一做法有违欧盟规则,不仅有损默克尔总理在本国的政治支持度,而且迫使个别欧盟成员国关闭边界,更有一些欧盟国家民众在强大难民潮面前无奈考虑脱欧之选项。

    再譬如,欧洲申根签证允许签证获得者在签证有效期内在申根成员国间自由流动,一个签证可以走遍申根各国。但是,如果恐怖分子取得申根签证并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其安全危害显而易见。近年来欧洲屡屡出现严重恐袭事件,一再显示申根签证的安全负面性,这势必给当地民众对全球化的信心带来冲击。美国在2001 年9 月11 日遭受到史无前例的恐袭, 对该国的安全观念产生巨大震撼,其后果迄今仍在发酵。特朗普当选总统之“黑天鹅”事件,与他成功激发美国民众的不安全感亦有一定关系。

    此外,全球化可能更易造成污染流动、疾病流动、毒品流动,以及极端思潮的流动。这本身并非全球化之错,但毕竟是全球化之衍生,因此以上种种伴随全球化的负能量,仍须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面对全球化,必须看到它具有追求个体经济利益扩大化的理性,但要谨防由此伴生的对政治、经济、就业、社会、环境、安全、道德等领域某种整体性的非理性。

    第四,正确看待“黑天鹅”事件。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上台,被一些人称为“黑天鹅”,即难以预测之事件,可能引起市场连锁的负面反应。这可能是不尽正确的判断。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特朗普上台,甚或是苏联解体,其实均非绝对不可预测的事件。而且,这些事件的发生,不见得一定会带来连锁的消极后果,甚至不排除带来某些积极的后果。就如苏联解体,本身具有自己的逻辑。

    所谓全球化,既可以通过多边进程来促进,也可以通过多组双边进程来实现,而非只有一种形式。英国退出欧盟,绝非英国不同欧洲大陆来往,而是英国通过更加维护主权的方式来与欧洲大陆交往。英国在就业、难民、财务等领域更少让渡主权,目的在于更为安全地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经济和安全可以相互促进,但也未必总是一致。在必须两者选一的压力下,恐怕多数国家会选择安全,国家安全是国家发展的基石。

    英国“脱欧”之后,英国经济未必受到损害。英国和排除英国之后的欧盟完全可以通过谈判,达成贸易和关税的互利伙伴关系,甚至组建双边自贸区。欧盟如果拒绝,那显然是在寻求双输,这并不符合欧盟利益。为了防范下一个成员脱欧,欧盟恐怕要反思未来如何在促进一体化的同时,避免在财政和安全上给成员国带来过大负担。欧盟大国不应以自身大量接纳难民为理由,强迫小国必须接受难民。欧盟决策的一致性必须得到贯彻,大国不能以强凌弱,甚或以道德压力强迫小国放弃主权。

    特朗普被认为是逆全球化的代表,但我看不到这种论述的太多依据。特朗普在竞选与就任总统阶段,从来没有说过美国将要退出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他确实说过北约已经过时,那只不过是一句真理,维护北约并非坚持全球化。他确实做到了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这一排他性的区域自贸体系并不代表全球化。他要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也是愿意以谈判方式扩大美国利益,而非越过谈判直接将美国意志强加于他国身上。

    特朗普倾向于以双边方式寻求国家利益,这和逆全球化风马牛不相干。只有奉行单边主义,才是霸权主义,而且可能是逆全球化。只要是双边主义, 就需要通过谈判来分割利益,而这种方式完全可能是公平的。特朗普言必称将通过公平谈判来促进美国利益,在字面上值得肯定。哪个国家不应谋求本国利益?哪个国家应该通过不公平谈判来压制他国合情合理合法的利益?当然,何谓公平,不应由美国一家确定,而应由谈判双方(各方)共同确定,并且由人类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来衡量。

    认定特朗普发布“禁穆令”,也是对其政令的误解或歪曲。特氏其实要搞“限穆令”,在120 天内限制七个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在这期间申请入美者得接受美国审查。审查获批,方可入美。如有涉恐,不让进入美国乃天经地义。如果他宣布永远不准这些国家的任何公民进入美国,那才是“禁穆令”,才是逆全球化,但他都没有。就连他的“限穆令”,在美国也无法得以推行,不是联邦法官判决对其政令推迟执行,就是上诉法庭驳回行政当局的申诉,可见美国要搞“逆全球化”是何等不易。

    上述两个“黑天鹅”事件,乃是英美两国一些民众出于自身就业与社会安全利益,而对国家现行政策的一种纠偏,可以理解。问题是,不要因此矫枉过正。如果真的物极必反,这些国家自然还会摇摆回来。全球化作为人类大势,洪流不可阻挡。但若全球化走过了头,就应适度纠偏。如果纠过了头,再把它平衡回来。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自我纠正的摇摆中走向未来。

 

 

 

从全球化、逆全球化到有选择的全球化

黄仁伟

 

    真正的全球化是20 世纪80 年代以后才开始的, 在此前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还不是全球范围的流动,都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体系。1980 年代以后,出现以下新的全球化特征:

    其一,全球化始于美元全球化。1944 年建立的布雷登森林体系是金本位下的美元,不能无限发行, 受到黄金储备限制。一直到1968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才有可能无限发行美元。1980 年代以后,石油、美元加上“广场协议”,这些要素巩固了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这是全球化真正的开始。如果没有全球通用货币,就没有全球贸易和投资;有了全球范围的货币,才有真正的经济全球化。

    其二,非市场经济国家融入世界市场,成为全球化的组成部分。1990 年代初苏联解体,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这两个国家根本性市场体制的改变,也没有全球化。在此之前世界市场一直是西方市场,非西方国家大部分没有进入西方市场。

    1990 年代以后才有了真正的全球市场。苏联解体不仅是东欧和前苏联的几十个国家进入世界市场,大批过去跟随苏联集团的发展中国家也进入了世界市场。印度在1980 年以前也是计划经济体制,也没有真正进入世界市场。在2000 年中国加入WTO以后, 世界市场才完整形成。

    其三,互联网的出现把全球真正连成一体,巨量信息在世界范围内同步流动。有了互联网,才有全球同步的金融市场,没有时区限制。海洋航路、空中航线、跨洲铁路公路都不能与之相比。以往需要几十个小时甚至是几个月才能到达的财富转移和信息传播,现在一秒钟之内可以到达全世界任何地点。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全球化,以往任何时代都没有这个全球化。非全球化、逆全球化等现象也是由网络产生的,甚至特朗普现象也是网络产物。所以,没有网络化,就没有真正的全球化。

    其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重新配置。跨国公司转变为全球公司,按照比较优势在全球投资布局,其中制造业从发达经济转向发展中经济成为主流;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也开始向发达经济体投资和产业转移,由此出现双向的资金流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在全球范围的重新配置,带来世界范围的利益重构和权力转移。

    其五,1990 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一系列全球性危机。如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还有俄罗斯、拉美金融危机)、2001 年“9 · 11”恐怖危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都是全球范围的各种危机。随着全球化而来的大范围负面影响开始出现,危机覆盖各个不同领域,包括大范围的经济和安全危机。过去在某个局部地区和单个领域形成的危机,现在迅速、交叉影响全球。

    其六,全球治理开始全覆盖、机制化。2000 年以后特别是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治理出现历史性的跨越。全球治理从原来G7 为主体的西方经济协调机制,到2008 年以后转变为G20,这是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共同的经济协调机制。从西方治理到G20 是一个飞跃,20 个国家占全世界经济80%以上。全球经济治理开始走向各个领域治理,如气候治理。以往各个阶段上的国际治理都没有这么广泛覆盖,尽管现在效果不是很大,但是可以称为全球治理的起点阶段。

    由于上述六大要素在最近20 年左右时间里同时出现并相互作用,才有完整意义上的全球化。这六大要素目前还在继续发展,还是雏形状态,远远没有终结和完善,还在酝酿和变化当中。所以全球化还在发展中,全球化体系还在形成中,因此全球化远远没有终结,还要有很长时间的进行过程。

    中国共产党对全球化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我们的官方语言真正用“全球化”这个概念不到十年时间,用“全球治理”概念的时间不到五年,十八大以后党中央越来越关注全球治理。我们对世界趋势的战略判断是“三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这三化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是改变未来世界的主要潮流。与此同时,西方对全球化内涵也有“三化”: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价值观普世化。这三者是1990 年代以来西方定义的全球化内涵。可见, 对全球化内涵存在着中国和西方的两种界定或者说是两种内涵,存在着西方的全球化和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全球化。全球化的不同定义,意味着不同选择、不同方向。两种全球化的争论刚刚开始,谁占上风还没有定论。未来可能是这两个趋势的融合,也可能是两个趋势的冲突。

    全球化发展的同时,另外一个潮流即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也在出现。当前逆全球化的重要表现、特征,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范围的财富流动造成世界范围内的财富更不均衡,各个国家之间贫富更加悬殊。全世界范围的资本集合和全世界范围的被剥夺方集合, 形成新的两极。以往只是把发展中国家、穷国、殖民地看作是全球化的被剥夺利益方即“输者”,现在是发达国家内部也有部分利益被全球资本剥夺,也有全球化的“输者”。现在已经不是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财富对抗,而是全球资本同全球社会的对抗, 由此导致全球民粹主义、全球草根政治与全球精英阶层的对抗。这是全球化进程中新的重要现象,许多新的问题都跟它有关。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要在全世界实现,一国不能实现,这是很大的证明。这样一种现象、一种潮流还会发展很长时期,矛盾冲突将如何展开以及最后会导致什么结果,我们现在都难以想象。这是全球化的一种变形,是与原来经典意义的全球化相对抗的负面全球化。

    第二,全球治理遇到深刻的制度障碍,最关键的是对全球财富分配无法做出制度安排,目前不可能用超国家力量来处理超国家的财富分配。国家就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对跨国财富进行管理,而全球治理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对财富分配进行控制,防止全球贫富悬殊造成全球范围内对抗。现在全球治理的公共品短缺,需要建立托宾税制,以此调节全球财富。但是托宾税很难建立,全球治理出现制度瓶颈, 无法管理全球财富。这是全球化负面要素增长的重要原因。

    第三,全球化推动文化、信息、人员的跨国流动, 对民族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欧洲的单一民族国家已经形成几百年了,当前大量非基督教移民进入欧洲,世界范围的遥远文化冲突变成一个国家内甚至社区内的文化冲突,进而转化为社会冲突,转化为恐怖主义。此类文化、种族冲突在美国也发生。远距离文明冲突变成近距离社会冲突,全球宏观的文明圈变成了微观的社会矛盾。原来一直生活在单纯民族、种族、文化区域内的人,要反抗外来的文化入侵。极右翼势力在欧洲和美国迅速上升,与这个现象有内在联系。这也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逆向运动,某种程度上是破坏因素,也是全球财富流动的必然产物。

    第四,全球网络造成草根阶层大规模卷入高层政治,出现全球范围的民粹主义浪潮。由于全球范围的新媒体、大数据、云计算出现,民粹主义比以往更可能挑战长期以来既定的规则和制度。西方政客为了获得选票而向草根靠拢,所谓“建制派”政客纷纷失败。一旦改变原来的国际体系和规则,世界就会大乱。西方民主到底是什么民主,是传统的选票民主,还是新的网络民主?通过网络政治,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两党政治,一个人可以挑战全球政治,这就是阿桑奇、斯诺登、特朗普现象。这是一种新的逆全球化力量,民粹主义通过网络打乱秩序。

    用这个观点来看全球化的变化,也就比较正常了,并非不可思议。特别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自认为是全球化的受害者,随着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英美两国成了逆全球化的领头羊。现在美国、英国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全球化负面潮流似乎超出全球化正面潮流。

可见,全球化的两面性凸显了。我们本来所声称的全球化是建设性的,促进发展的,促进稳定的, 促进和平的,这是理想主义的全球化。现在破坏性的全球化,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也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正面全球化和负面全球化是同时存在的,是全球化的一个整体的两股力量。任何事物必然是正反两个方面,如果只有正面全球化,就不成为全球化,不符合客观规律。

    这两种力量并存的情况下,全球化就不可能是一种不加选择的全面全球化,只能是有所选择的全球化。各个国家的竞争力、要素、文化、国情不一样, 各国只能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全球化。但是,某个国家认为有利的正面全球化,在另一个国家看来可能是不利的负面全球化。例如,中国要推进贸易自由化,但是美国却要鼓吹“公平贸易”即贸易保护主义;西方国家鼓吹信息自由流动,我们则要确保国家信息安全。

    面对全球化的两重性,各国选择的差异性、复杂性扩大了。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两股潮流都在发展过程当中,都处于起步阶段,都没有充分完整表现的情况下,在全球治理薄弱的情况下,各国进行有选择的开放,由此而来产生有选择的冲突、有选择的合作。我们将面临一个很长时期的合作与冲突并存,甚至是冲突大于合作的全球化时期。有些国家在没有新办法的情况下回到老办法,特朗普就是回到孤立主义、排外主义、保守主义、保护主义等老办法。他现在是不守规矩、不可预测、不透明决策的典型。当美国成了规则破坏者,成了麻烦制造者,其软实力损害是不可弥补的。我们就要堂堂正正地变成规则建设者、世界治理者。这就是中国的新的战略机遇。

 

 

 

逆全球化、民主轴心与全球化重构

任剑涛

 

    2016年的全球化逆转让人忧心如焚。

    首先是英国的脱欧,让人对超民族国家建构处在领先位置的欧洲联盟前景颇不看好。接下来的一年,人们预期意大利、法国很可能会脱欧。这就更让欧洲联盟这一曾经使人充满憧憬的巨型国家的前景堪忧。当年哈贝马斯那一批殚精竭虑构思超民族国家的思想家,似乎陷入了一种构思未成已灰飞烟灭的可笑境地。至于欧洲因应全球化趋势采取的移民政策、难民政策,在这一轮联盟崩解、逆全球化浪潮中,也备受指责,让力主关上欧洲大门的极右派政客大行其道。其次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战中就以“美国第一”或“美国优先”为号召,一副逆转全球化取向、转向国家利益的派头;当选后更是摆出废除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启用鹰派人士为官开打贸易战的气势汹汹的姿态。而欧洲极右翼政客则聚会响应特朗普转向,准备向欧洲之外的世界关上大门。再次,南美、中东那些素来反对全球化的国家,目下更成为理直气壮地清算全球化,尤其是清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先锋国家。一时间,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这类逆转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政治理念,成为世界范围内主导人们进行政治思考的流行观念;贸易保护主义、发达国家的闭关锁国、对新兴国家的政治经济提防,成为国际社会变化的新趋势。此前主导全球化发展的自由贸易、民主发展、世界主义,似成气息奄奄的过时观念,大有被人弃如敝履之感。

    中国处在种种变化的漩涡中心。原因很简单,中国是这波全球化浪潮中得益最多的国家。尽管在国内从来就活跃着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思潮,但中国总体上维持着支持全球化、主张自由贸易、全力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基本政策。在人们惊呼逆全球化潮流袭来之际,中国政府全力呼吁捍卫全球化的成果,并尽力竭心地为全球化的推进提供中国方案:一带一路的设想,达沃斯论坛的吁求,都表现出中国对全球化进程得以持续下去的满心渴望。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化的中坚力量。

    全球化真是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浪潮中岌岌可危了吗?抑或是全球化已经到了一个需要新救世主的险恶地步了吗?我的看法是未必。

    认识这一波逆全球化,并据此判断全球化的真实处境,需要人们在混乱时局中看清楚两幅画面:一幅画面是全球化的原发区域与受益区域的错位发展,以及这一错位构成的、面对全球化姿态的重大差异;另一幅画面是全球化目前结构状态与应有结构情形的疏离,以及这一疏离引发的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之矛盾可否纾解。

    先看前一幅画面。西方发达国家是推进全球化的原发区域。全球化之得以成功推动,依赖西方国家提供的两重强大动力:一是资本的全球化流动,二是携资本力量与国家意愿强势展开的现代民主之广被世界。前者造成了两个结果:一者,资本的获利令人万分惊异;二者,后发国家的适应性发展成果令人瞩目。这就连带两个始料不及的后果:一方面,资本输出国利益迅速流失,而且加剧了国内资本精英、权贵集团与社会大众的对立情绪;另一方面,后发国家如金砖集团,尤其是中国,已经在全球化中蓄积起重塑国际秩序的经济政治能量,正发愿改变既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让西方国家有些措手不及,进而显得有些张皇失措。于是,反思此前的全球化策略,收缩阵线,整顿国内秩序,谋求全球竞争优势,成为他们应对全球化不利处境的首选政策。这就是人们看到西方逆全球化,而中国致力捍卫全球化现象的直接原因。

    再看另一幅画面。全球化源自经济领域。如果将全球化的起始时间确定在16 世纪初期,西方国家拓展殖民地的野蛮行动,直接动力就是经济获利。随着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携手发展,并且逐渐步入规范状态,其致力推动的全球化就楔入了民主化的新内容。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资本全球化导致的西方国家国内的民主发展失衡,一开始就注定了它向外推行民主一定会引发国内民主新诉求的严峻挑战。因此,西方国家的民主承受着自身重构的压力。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推销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全球化方案时,遭遇到经济先行而政治缓进的疏离情景。大多数后发国家积极拥抱有利于他们维持现存政权的市场经济,但明确拒绝分享权力的民主政治。结果,西方国家又不得不应对这一为它们所不熟悉的发展模式带来的国际压力。西方国家如何稳住自己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阵脚,不至于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免于成为全球化的纯粹付出者、牺牲品,就成为西方国家刻意止住全球化脚步,调适国内外矛盾,重整全球化步履的必然导因。这种暂时停顿,与反全球化的社会运动一时合拍,便成为逆全球化的当下现实。

    从总体上讲,逆全球化不过是全球化起起伏伏进程中必然伴有的偶发现象而已。全球化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一起构成全球化的整全图景。全球化之所以不会一帆风顺,既是因为纳入全球化进程的各个国家发展的绝对不均衡注定的事情,也是由于各个国家内部发展肯定不平衡所必然催生的结果。各个国家发展不平衡,必然会让那些处于全球化得利状态的国家积极赞同并大力推进,反过来又会促使那些全球化得利不足甚至丧失利益的国家,阻止全球化的步伐,催生逆全球化的倒退。一个国家内部发展的不平衡,让那些携资本与技术威势的集群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反过来则会让那些容易丧失利益甚至根本未曾得利的中下层集群反感和反对全球化,并对国家权力施加强大压力,让国家实施的全球化战略产生变数。全球化的这种态势,足以让人理解为什么新兴经济体积极赞同并大力为全球化辩护,并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反而发起全球化的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一起唱响了反全球化组曲与共谋逆全球化运动;也足以让人理解为什么发达国家内部的中下层集群如此强烈地反对全球化,而新生政客为什么能以民粹主义迅速有效地完成政治动员并获得掌握国家权力的机会。可见,当今世界卸下高挂的全球化风帆,并不是完全出人意料的事情。

    不过,人们有理由认定,全球化一经启动,就势难逆转。首先,全球化是打通地理隔阂以后,不同区域之间展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交往的结果。一旦地理关隘被打通,各个主权国家想将变为通途的世界再隔绝起来,那无异于痴心妄想。其次, 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利多少不等的国家,已经体会到全球化的种种好处,这是隔离性发展的早起国家不可能具有的国家发展便利。即使各个国家对全球化分利的份额不满,甚至感到愤怒,那不过是改变分利份额的技术问题,而不可能彻底逆转全球化进程。再次,全球化既然启动了各个国家卷入世界总体进程的历史,翻过去的区域化发展一页就不再可能翻回。即使在全球化初始阶段作为首推者的西方国家因为后悔自己想分利却失利,因此采取了逆全球化的阶段性举措,也无力改变全球化的大局。因为非西方国家已经尝到了全球化的甜头,它们在西方国家退出全球化之际,已经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这样会让西方国家的全球分利——无论是经济分利还是政治分利,都处于更为不堪的境地。可以想象,西方国家回过神来的时候,一定会以更大的能量重塑全球化,以真正保证自己的国家利益不受损害。

    与全球化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三者关系,需要厘清。一般来说,反全球化主要是一种思想运动和社会抗议行动,逆全球化可以说是倒转全球化的国家化蜕变。当全球化如火如荼席卷全世界的时候,三者总是相携出场的。但反全球化主要是社会力量作用的结果,逆全球化则非国家力量介入甚至是主导而不足以成事儿。前往达沃斯论坛现场进行抗议的人群,便是反全球化社会力量的承载者。而今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欧洲极右翼政客群体,正是一批逆全球化的国家领导者。正是他们在尝试启动一轮以国家边界限定全球化进程的政治过程:国家化回流与全球化进程,势成恰相反对的两股力量。

    但我认为,如果将逆全球化定义为重回门罗主义的潮流,那逆全球化绝对不足以成事儿。换言之,门罗主义不足以让发达国家关起门来捍卫自身的利益。这样的逆全球化,既不足以回应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内诉求,也损害其全球利益。一个极为广阔的全球市场,确实会让后发国家或新兴国家分利,让发达国家的获利相对摊薄,但全球化带来的、从总体上而言的天量份额,绝对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范围的利益总额,也绝对超过发达国家的利益总额,当然也绝对超过发达国家之间互通互联所激活的利益总额。况且不说经济利益之外的政治利益,更是让发达国家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问题——假如发达国家退出全球机制,它们的政治影响力会迅速萎缩,以至于无法在全球范围内争取国家的政治利益,并对其他国家发挥政治影响力。这是任何一个处在世界时代的发达国家绝对无法想象的事情,尤其是对全球范围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西方国家,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们甚至可以说,退出全球机制,西方国家都不知道该怎么确定其政治经济行为模式了。

    可以武断地得出一个结论:西方国家不过是想借助重塑全球化机制,来保障自己的国家利益,并借机重塑一个全球化新秩序。前者让西方国家重新摸索全球化进路,后者让西方国家必须让渡出一些全球化利益,让非西方国家赢得发展机遇,也让这些国家参与到重建全球化国际秩序的博弈活动中来。据此可以说,西方国家对全球化的重新塑造,面临双重严峻任务:对国内而言,重整政治经济秩序,重聚人心,理顺精英与大众的合作关系。对国际社会而言,师出有名地获得国家利益,重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欠发展国家利益均沾的国际分利机制,让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达到大致平衡。

    取决于这一轮全球化的逆全球化调适,必须确立起调适的价值目标,才足以整合全球化、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让全球化总体进程造福全人类。简单讲,全球化、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其实围绕的都是民主这个现代国家与国际社会的运转轴心——如果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为全球化提供了双保险的话,全球化的顺利推进就有强有力的动力保障;如果经济利益垄断化、民主政治被拒斥,反全球化就有了强大理由,反全球化的社会运动势必引发逆全球化的国家化政策回流,全球化的挫折就有了某种必不可免的性质。今时今日出现的逆全球化,恰恰就是因为发达国家内部的经济民主缺乏保障,政治民主向权贵政治倒退,而国际社会的经济与政治民主同时缺乏动力所导致的全球化倒退恶果。

    从前述全球化的第一幅画面来看,必须建立全球化的国家间获利均衡机制即民主机制,才有望化解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欠发展国家之间对全球化获利不均的心态不平衡。这就亟需国际社会订立一个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各个国家利益均沾的全球民主化契约。相对于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席卷而来,全球化的国际社会民主机制建构,已经刻不容缓。否则,全球化就失去了正当性支撑,各个主权国家的自行其是,也就在情理之中。不能不看到, 此前的全球化,主要基于发达国家的获利需求。事实上,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的国家发展新动力,也是最显著的。后发国家当然也赢得了一些国际机会,但从总体上讲,并不比发达国家获利更多。当然这并不能导出一个相反的结论:发达国家必须为后发国家输血,因此必须为全球化付出自我牺牲的代价—— 不管这一付出是基于它以往对后发国家的经济侵略与利益掠夺,还是基于它已经获利的回吐或对后发国家的反哺。这种基于怨恨的全球化理念,不利于全球化民主秩序的建构。全球化最强大的动力,依然来自发达国家。一个民主的全球化机制,应当承诺发达国家分利的权利正当性。但同时也得承诺后发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赢得发展资源的正当性。只有在民主价值的引导下,一种基于共同利益的正当分利机制,才能有效保障公平、正义,有力促进全球化。如果参与全球化的各个国家都觉得自己的利益受损,全球化无异于遭到釜底抽薪的厄运。就此而言,那些缺乏民主认知与民主实践的国家,是很难真正担负起领导全球化的责任的;同理,那些试图对国内民主,对国际索取的国家,也无法发挥全球化领袖国家的功能;进而言之,那些国内缺乏民主,国际仅追逐实利的国家,就更是无法担负推进全球化的重任。

    从前述全球化的第二幅画面来看,必须重建推动全球化最有力的西方国家内部的民主化机制,让经济民主化与政治民主化携手共进,借此夯实推进全球化的国内根基。今日西方国家,已经到了一个重新订立国内民主契约的十字路口、关键时刻。发达国家必须让第一波全球化的经济受益集团,也就是资本与权贵集团的垄断获利机制,重新塑造成一个社会公众利益均沾的新机制。这需要西方国家推动一场重新订立宪法契约的重大政治变革。如果说西方国家的原初立约,主要是解决政治权利的保障、政治权力的规范问题,那么,当下西方国家应当重新订立的国家契约,目标就落在经济权利与福利权利的主题上。这符合马歇尔所说的三种公民基本权利历时性递进的断言。倘若西方国家能够以这样的立约来为新一轮全球化奠定可靠的国内政治基础,那么它就能继续处在全球化的领先位置和领导地位。因为它们将有力整合国家内部的力量,为新一轮全球化蓄势待发。如果后发国家反超西方国家而订立这样的立宪民主契约,那么全球化领导权绝对将会易手。这是国家间竞争的国内政治经济修炼功夫。

    别看今日西方国家的国内力量整合遭遇到困难,但它们相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早已经迈出了以国内立宪民主整合全国力量,足以对外发挥强大国力的步伐。而今不过是需要调整国内政治经济利益的立宪民主机制,让其适应国内新的利益诉求, 进而发挥强有力的国际影响力。这样的问题,对进入全球化进程不久的后发国家,即使是对发展成就卓著的新兴经济体而言,还远未到求解甚或是清醒认知的地步。这就意味着,全球化的领导权还不到转移的关键时刻: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都需要为更民主的全球化补课。但发达国家的补课是为了发挥更为民主机制的优势,后发国家的补课是为了填补缺乏民主凝聚机制的劣势;发达国家的补课是基于领导全球化既成的经验与教训,而后发国家的补课是因于改变全球化从属地位的欲求。先发的优势与后发的劣势,尚未从根本上改观。

    一个国家的立宪民主,是抗衡国内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最强有力的机制。国家间互动形成的国际社会,确立全球立宪民主秩序,是抗衡全球范围内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最具效力的机制。在经济全球化层面上看,只有立宪民主保障的利益分享机制,才足以整合国内不同阶层融入全球化的积极性,也才足以降低国家间分利不均引发的抗拒全球化冲动。在政治全球化层面上看,只有立宪民主保障的权力共享机制,才足以支撑国内政治的权力与权利积极互动局面,有效维持一个有商有量的、理性化的全球化国内政策;也才足以在国际社会的层面上借助相互尊重的民主协商程序,寻求解决贸易与政治争端,达成全球化的民主商议共识,维护全球化的顺畅发展机制。特朗普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内立宪民主的重新立约,同时要解决国际社会的立宪民主机制建构问题。解决前一问题,是保证他国内政策成功的前提条件;解决后一问题,是保证他兑现美国第一、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承诺的绝对必须。特朗普不可能以逆全球化举措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这可以被称为发达国家应对全球化新局面的“特朗普悖论”。这意味着它必须着手夯实国家实力的同时影响国际社会。逆全球化既难以保证美国的国家利益,更无法保证美国的国际影响力。那些担心美国退出国际社会并阻止全球化的断言可以休也。至于建立在这一判断基础上重寻全球化领导者的说辞,就更是浪漫想象。

    与此同时,后发国家需要改变其在全球化进程中净获利的定位,既需要为全球化确立起国内政治民主整合的适宜机制,也需要为国际社会贡献平等发展、公正分利的民主智慧。这是后发国家致力改变其全球化尾随者地位,发挥出参与者甚至是领导者作用的必要条件。这可以被称为后发国家的全球化新命题。对中国而言,这样的处境既是机遇, 也需要加紧练习新的角色。至于担当全球化领导者的角色,还需要相当时间的磨练。这样的磨练是否足以让中国成为全球化的领导者,端赖于是否在磨练中生成了中国领导全球化的普遍观念、制度机制和生活方式。

    一言以蔽之,围绕民主轴心顺畅转动的全球化,才能化解目前的逆全球化困境,保证全球化往纵深健康发展。

 

 

 

全球化之势:普遍技术和关系理性

赵汀阳

 

    当前大家都在热议全球化受挫问题。恕我直言,所谓全球化受挫很可能是一个误导性的暗示,不过也能将错就错地引向一些值得讨论的相关问题。

    近来出现的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政、欧洲多国的右倾势力上升,以及中东乱局等事件引起了所谓全球化受挫的讨论。但是,由此类事件就推出全球化受挫,恐怕是过度诠释了。事件的媒体效应总是大于事实的效果,远不足以解释历史的生长方式。事实上,夸大事件的意义,经常赋予各种事件“划时代的”意义,在历史中是比较晚近才出现的事情,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应该是现代传媒时代的产物,是传媒这个行业的经济产品,就是说,事件的事件化是传媒的生产和收益方式。在有事无事都嚷嚷的传媒时代之前,人们会以遥远的眼光去理解历史变迁,会以太阳底下无新事的“渔樵”态度去体会星移斗转。当然,传统生活里的新事确实也不太多,兴衰成败主要是循环性的变迁,因此“渔樵们”能够处事不惊地静观风浪和沧桑。而现代以来确实有更多划时代的事情发生,因此,现代人会有更多的时间断裂感。可问题是,那些所谓全球化受挫的事件恐怕算不上风浪,微波而已,只是全球化博弈中各地为了自身利益所做的某些策略调整,其中的冲突难以改变全球化游戏本身,无非是些“未及道”之有限变化而已。

    事件与其说是历史的发生方式,还不如说是历史的流失方式。事件在时间中消失,历史之道却不会因此流失,所以布罗代尔建议必须以超越一时事件的长时段去理解历史。不过,最早以长时段去理解历史应该是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则暗含两个长时段问题:(1)如果一种历史能够展现一种长久连续成长的方式,人之道与天之道就必须达成一致,所谓配天。以当代语言去理解,大概意味着,人所建立的文明游戏规则必须符合存在能够不断存在的存在之道;(2)古今之变易必来自“作”,即开拓了可能生活的制度、技术和精神的创作,通过创造历史而继续存在的创作。

    如果没有创造新的历史游戏,一个异常事件就只是波动而已;或者说,如果不能真正改变游戏规则,一个事件就只是对某个局面的策略性反应,往往根据形势而反复。通常真正触动游戏本身的变化,总是由某种长期持续的历史运动所导致的,而事件只是一些表现。如果利益分配格局改变了(比如当年英法德的列强体系转为美国体系),而利益分配方式却没有改变(仍然是霸权体系),就只是“局面”的变化而不是“历史性”的变化。兴衰意味着沧桑,却未必是变天,游戏中的胜负情况并没有改变游戏本身,正如胜败乃兵家常事,而兵法乃兵家常理,策略的变化并不等于游戏规则的改变。

    在我们的世界里,上一次发生本质变化,即建构新游戏而导致游戏本身的改变,是现代社会的形成,当下正在发生而尚未完成的全球化又是一次时代巨变。事实上每次时代巨变都始于无形的演变, 并非轰动性的事件。现代性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酝酿,全球化运动则始于现代的中期的殖民地运动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而那时现代性尚未达到顶峰,马克思就已经意识到现代性的世界扩张所蕴含的全球化运动。全球化的结果会是什么?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具有很大的想象空间。马克思期望的是一个国家消亡了的共产主义世界,这个想象存在许多疑问,但不失为一个深刻的思想。比如说,人的彻底解放是否真的可能?彻底解放会是普遍幸福还是灾难?或者说,自由王国的彻底自由和平等是否导致生活意义的丧失或者灾难性的人性变异?这些都是未知数,但马克思理论至少有一条原则是非常可信的:生产力是一切变化的最终动力。有两个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1)什么是无可选择的可能世界?(2)什么可能生活是可取的?

    关于(1),按照生产力的概念,我们有理由相信,创造历史的能力从根本上说是技术。只有技术才能创造新的物质世界和新的因果关系,所以,技术是创造新的可能世界的根本原因。可能世界是可能生活的物质条件,改变物质条件的技术便是生活变化的前提。其中有个关键问题:技术是所有人普遍需要的物质条件,而只要是被普遍需要的事物就几乎必然会被普遍化,或者说,只有被普遍需要的东西才能够普遍化。简单地说就是,人人赖于生存的东西必定会普遍化,反过来,能够拒绝而无负面结果的事情就难以普遍化。历史上,技术革命正是创造普遍生活的原因。可以想象,假如人类早期没有出现重大的技术革新(农耕、冶炼、工具等),各个自然群体大概就各过各的,老死不相往来,无须与远方交流,完全没有必要引入他人的生活。换句话说,只有能够改变生活水平的技术才是值得学习模仿的。就今天世界的情况而言,技术的普遍化显然是最显著的特征,电脑、互联网、物流网、金融网, 以及几乎所有方面的通用技术标准决定了世界必定发展全球化,历史难以违背技术的普遍化力量。技术的普遍化造成了普遍互相依存、互相需要的全球化游戏,这是超越了任何人的主观意志的力量。其残酷性在于,不论技术发展是否有风险,谁也无力改变这个以普遍技术为存在条件的游戏,除非自愿成为被技术所抛弃而陷于困境的地方和人群。任何一种价值观,无论属于激进左派还是守旧右派,都无力抵抗普遍技术所引导的全球化,因为精神终究无力对抗物质力量。这很可能是个悲剧,也是唯物主义的一个悲剧性原理。

    技术蕴含的危险性也是众所周知的。技术所定义的可能世界容纳多种可能生活,也因此存在着可以选择的可能性,我们就仍然有希望选择某种良好的可能生活,这件事情落实为游戏规则的建立,于是就有了问题(2),这是一个取决于思想定位的问题。思想将决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决定选择某种可能生活,主要是为给定的可能世界选择某种制度。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全球化并没有发展出适合全球化的新规则,而仍然沿用现代性的旧规则。在一个新游戏里却仍然沿袭旧游戏的规则,这正是全球化的真正难题所在,也是全球化之所以导致经济利益冲突和文化冲突的症结所在。世界经济利益的冲突正是现代理性概念及其逻辑的结果,如果每个人、每个国家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利益冲突就是一个显然而必然的后果。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现代逻辑与全球化游戏之间的不协调,正是目前世界最为显眼却又难以改变的根本困境。于是,按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现代逻辑而行事的既得利益者一旦在全球化博弈中利益受挫,就转而反对全球化,试图退回到与现代思维比较一致的现代条件。这是一种自然反应,但也是非理性的反应。因为历史难逆,正如覆水难收,而且代价难以承受,唯一符合“经济学”的出路是建立与全球化相配的新游戏规则。

    问题的另一面是,与普遍技术不同,文化、宗教和历史却几乎不能实现全球化,因为文化、宗教和历史是各地的特殊产品,不是世界的公共产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世界史尚未开始。同样,能够与全球化相配的跨文化或曰超文化(trans-culture)尚未存在,因此,文明的冲突也难以避免,这一点同样导致了部分人或地区对全球化的不满。关键在于,一种能够形成同心同德效果的跨文化不可能只是某种既定文化的推广,而只能是一种世界共同创作。假如世界能够成为一个与全球化运动相配的世界共同体(community),就需要共同创作一种通用文化而形成共通意(communion)。而且,一种可能的跨文化并非取消各地文化,而是在各地文化之外,共同创作而成的一种通用文化, 用于建立世界性的兼容性。因此,通用的跨文化断不可能是某种文化的推广——尽管其构成因素与各种文化有关——而只能基于理性选择。

    既然通用文化的目的在于建立世界兼容性,那么,唯有基于普遍可行关系的理性原则,即关系理性,才能用于建立作为世界公共产品的全球游戏规则。简单地说,关系理性意味着:互相伤害最小化优先于各自利益最大化。其中的理性考虑落实于两个理由:(1)互相伤害最小化是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现实主义条件和保障;(2)同时也是世界整体的长期利益的保证。可以说,只有能够通得过关系理性的证明,或者说,能够满足关系理性条件的思维模式,才是普遍可行的。如果我没有想错的话,关系理性正是与全球化游戏相配的思维模式,也是全球化游戏的规则建构的基础和标准。

    全球化是一个以新技术为主导的世界网络化运动,远远不止是互联网,而是由新技术所定义的各种要求普遍合作的网络。在技术网络化的基础上,政治也会网络化,世界秩序会成为一种网络化的秩序。其中会有许多可能性,比如说,或许国家会发生转型,由现代的边界内主权转变为世界网络的一个运作枢纽,因此成为世界主权的一个股东。这意味着,未来世界的权力可能超越现代的政治实体形式, 而演变为政治网络形式。网络化的世界秩序因其网络性质而趋向于以关系理性为准则。一个理由是,在网络化的世界秩序中,摧毁他者等于摧毁自己的存在资源,因此,维护他者成为自身利益的一个条件,于是,世界政治的原则就可能以关系理性为准而从敌对模式变成化敌为友模式。很显然,如果在作为共在条件的网络中试图使他者成为敌人,他者就成为致命的报应,而不再是资源了。假如以关系理性为准的未来政治能够建立可以普遍模仿的存在秩序,就非常接近新天下体系的概念了,其根本意义在于使一切技术成为普惠的,因此使世界秩序成为无人愿意退出的共在秩序。

    我的结论是,全球化运动正在生成一个世界旋涡模式,尽管目前存在多种互相抵抗的流向,但普遍技术是一种无可阻挡的普遍化力量,假如关系理性能够成为世界之道,那么,充满冲突和矛盾的世界终将汇成一个完成世界内部化的旋涡。

 

 

 

西方保守主义崛起是对左翼激进自由主义的反向运动

萧功秦

 

西方左翼激进自由主义的四大困境

    特朗普代表的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保守主义, 是对奥巴马、希拉里为代表的左翼激进自由主义思潮的反向运动。特朗普的上台,可以看作是美国文明自我纠偏机制的产物。特朗普主义在美国的崛起,实属物极必反的钟摆效应的结果,可以说,也是美国政治中的一种自然的常态现象。多年来,以奥巴马、希拉里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左翼,所推行的一系列国际与国内政策,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困境与负面效应。只有理解了左翼激进自由政治近年来陷入的困境,特朗普政治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大体上看,左翼激进自由主义的主张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对美国产生的负面影响。全球化确实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人类市场经济的集体经验演化的自然过程。但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实施过程中,发达国家的资本,在逐利本能的驱动下,不断流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造成了美国资本的大量外流、国内工作机会的流失、失业率的增加,以及产业空心化。在全球化的现阶段,这就意味着美国是全球化的相对失利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右翼保守主义的“逆全球化”,是对西方现阶段全球化运动的一种反向调节与重新适应过程,是对全球化造成的美国产业空心化的一种自我修补与自我防御反应。

    其次就是左翼平权主义。奥巴马与希拉里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性别、种族、族群与阶层之间的平等,他们强调运用政府力量,对少数族裔、弱势群体与低收入群体进行福利倾斜,为非洲裔、拉美裔、同性恋等弱势群体与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们,提供财政与社会福利保障。从人类进步的角度来说,平权主义是一种高远的理想。但是在美国的政治实践中,却造成社会经济领域中一系列弊端,造成了另一种新的不平等,即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一个不工作的有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如果证明自己足够贫困, 每个月就可以从政府得到1400 美元补助,每年这一单项收入就有将近17000 美元。这接近于一个美国蓝领超市售货员的税后年薪。在欧洲情况也是如此,几年前的英国电视新闻报道,一位多子女的家庭妇女,每月可以稳拿900 英镑的生活补贴。根据英国福利标准,她的全家将搬入价值50 万英镑、由纳税人的钱建设起来的新公寓中去。这些费用是通过层层税收从中产阶级收入中挤出来的。一位美国大学里的办事员曾告诉笔者,自己在奥巴马上台后,他的1/3收入被当作税赋交给政府了,他们家在高额税收的压力下,生活已经接近于贫民阶层了。

    事实上,欧洲与美国的激进自由主义的平权运动,是一种具有道德优势的“政治正确”,平权主义与福利主义有利于左翼从普罗大众中获得更多选票, 但超前的福利政策已经对欧洲与美国广大中产阶级造成沉重的税赋压力。在全国经济发展不景气的条件下,推行全民医保,固然符合左翼人士对崇高理想主义目标的追求,但这种美国式的平权主义“大锅饭”,影响了美国整体的竞争力与经济活力。而在欧洲,这种平权主义与福利主义的后果近年来比美国更为突出。

    第三,推行更为宽松的对移民的边界开放政策。在左翼激进自由主义者看来,这既是基于基督教文明的道德信仰,也是对扩展“美国梦”影响力的政治实践的支持。在他们看来,那么多外族人来投奔自己,正表明美国文明的强大道德感召力。然而, 这样做无疑把外部的文明冲突、民族/种族冲突与宗教冲突,大规模地移入了美国社会内部。事实上,这种左翼自由主义的移民边界开放政策,在欧洲比美国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

    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是典型的左翼移民政策的实行者。她让100 万的穆斯林难民进入了德国,引发了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问题。据统计,荷兰鹿特丹市的穆斯林实际比例已经超过40%,法国穆斯林人口已经激增到该国人口的10%;2011 年英国人口普查结果就显示,东伦敦地区的穆斯林比例已经达到35%, 这几乎是十年前的2 倍。而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调查,61% 的英国穆斯林希望“英国生活在伊斯兰教教法的统治之下”;在法国、瑞典与德国的伊斯兰教徒聚居区,清真寺的伊斯兰教法,在当地民意支持下,已经取代了政府的世俗法律,维系着聚居区的社会秩序。由此确实引起了文化、种族、民族冲突与恐怖主义的问题。西方著名的伊斯兰史学者刘易斯认为,如果西方再不做出改变,那么 21世纪结束的时候,欧洲将不可避免地被伊斯兰世界所征服。

    第四,在左翼的激进自由主义的普世民主理念支配下,美国要充当中东民主革命的“国际宪兵”。美国耗费了大量资金与军火,推翻了中东一个又一个的威权政治强人,却打开了恐怖主义恶性泛滥的潘多拉盒子。多年来积累的国民财富用于体现“普世价值”的民主战争,造成债务规模的攀升,耗尽数以万亿计的巨额财富。激进左翼政治造成高达 1/3 的美国人生活于贫困线之下。在左翼自由主义者看来,打倒“非民主专制主义者”就是天经地义的“政治正确”,至于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历史负面后果,与他们的行动无关,也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

 

左翼激进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

    近20 年来,左翼激进自由主义已经成为美国本土的主流价值,席卷了学界、媒体与主流社会,并获得了“政治正确”的强大话语优势。知识分子越来越大面积地倒向民主党。据2016 年的一项调查(Econ Journal Watch),高校教师中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比例,已经达到12∶1。还有人粗略统计,在美国大学中,20个教授中就有19 个属于左翼自由主义人士。据称, 作为左翼思潮对立面的持保守观点的教授上课时, 教室里门可罗雀,选课的学生都少得可怜。

    西方左翼激进自由主义,在中国民间往往被戏称为“白左”思潮,其内在思想逻辑是什么?为什么具有如此强大的声势?又为什么最终却会陷入困境?

    左翼激进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可以说是一种以民主平等价值为基础的建构理想主义。希拉里的败选演说,说出了左翼激进主义的关键词,她说:“永不放弃去相信,为正确的事情而奋斗是值得的。”“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这句话确实说到了民主党左翼理想主义的精神内核。

    什么是建构理想主义?在左翼激进自由主义者们看来,现实世界并不是经验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由人们所发现的“美好”价值通过人类自主行动而建构起来的产物,只要人们拥有了好的价值,并将这种价值付诸实践,通过民主选举获得了广大国民选票支持,就可以运用政府力量,来实施以美好价值为蓝图的大社会。世界就可以建构成人们所希望的样子,美好的价值,加上以美好价值为号召的选战行动,就可以实现他们所认为的美好世界,就是他们所认为的左翼政治真缔。

    在左翼激进自由主义者看来,福利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平权主义,边界对异质宗教与种族开放,以民主的“国际宪兵”的姿态在中东发起民主革命,都是“为正确的事情而奋斗”,都是追求他们心目中的美好价值的道德实践。而“好的世界”就可以经由他们的努力建构出来。正如有位学者指出的,“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伴随着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的行动潮流。进步主义是美国知识分子足以自傲的地方,美国的进步主义认为,知识分子不仅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还会把正确的事情付诸实施。至于经验与社会约束条件,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进步主义是‘用知识改变世界’的知识分子行动纲领,是在现代性概念激励下的自我革新”[1]。

    其实,古今中外的激进主义,都以这种建构理性作为普遍原则,作为构成社会的第一原理。当他们用这一尺度来评价现实并由此而形成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时,他们的坚定信念使这类知识人士说话似乎很有气势,对听众很有吸引力,他们直接诉之于人的心灵需求,因此很能激发人们的热忱,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奥巴马当选前那些催人泪下、激动人心的话语,诉之于文明教化的人们的理想情怀,让平庸世俗生活中对现代性已经感到厌倦的人们,获得了浪漫的激情与道德升华,实际上都是由这种左翼激进元素构成的。

    从人类历史来看,无论古今中外,知识者自许的建构理性(或称“社会工程设计理性”)是根据道德理想,通过抽象思维,把复杂事物予以简化,但简化的结果往往忽略了经验世界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多元性、多面性以及多义性。运用简化的理性思维,而不是经验试错来作出判断与历史选择,其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然而激进左翼政治家们对现实的判断往往是教义式的,道德说教式的,他们并不关心行动的后果。如果你说,这样做消极后果会比积极后果多得多,甚至会使已经获得的好的形势发生逆转,他们对此并不关心。他们会说,你的行动符合道德价值与真理就可以了。事实上,以自认的美好价值与建构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左翼激进派,都是浪漫主义者。其实,当笔者听到希拉里说出前面提到的那句话时,就感觉到如果希拉里上台,对于美国人民来说,奥巴马种下的苦果,将在美国持续下去。

    为什么左翼思潮在欧美发达国家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我们可以从思想史、文化史与政治发展的不同角度来加以考虑,大体上可以看到欧美文化中以下四个因素的作用。

    第一,从思想史角度来看,事实上,几个世纪以来,自由主义从务实的经验主义,经由笛卡尔式的理性逻辑演变,已经在现代思想中转向建构理性主义,转向大社会的工程设计蓝图。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可以把自由、平等的价值当作建构世界的第一原理来追求。

    第二,西方文明中基督教的救世主义与普世主义,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价值自我认定,左翼自由主义者们把平等、平权、福利、个性自由视为所有人固有的权利来予以肯定。他们这样做时,经验事实、常理、经济发展阶段的约束、人性中的幽暗面及种种内在与外在的制约条件,均不在他们的考量之中。

    第三,左翼激进自由主义者的“泛凯恩斯主义”倾向。他们把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扩展到非经济的社会领域,把政府干预视为实现平权运动的手段。

    第四,一人一票的选举制,让推行平权福利主义的政客有了源源不断的民粹选票保证。以上四个因素的相互结合与相互依存,并经多年的发展,使左翼激进自由主义俨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世界的话语霸权与“政治正确”。

    事实上,这种左翼自由主义使美国文明丧失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一种文明如果出于对多元性的尊重而过度向外部开放,让异质人群大量进入其中, 却又没有体制文化自身的整合力量来融合他们,这种文明的特质就会淡化,久而久之就会在文明冲突中陷于瓦解与危机。所有这些,都使美国产生越来越严重的政治、经济、文化、种族、社会问题。事实上,欧美文明正处于这种危机之中。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美国右翼保守主义作为反向运动的崛起,这是美国政治中的钟摆效应,是美国文明中的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纠偏机制。

    特朗普的主张与左翼激进自由主义正好相反。在全球化问题上,特朗普强调要通过“逆全球化”来吸引资本回流,缓冲全球化的压力;在经济领域,主张自由竞争而不是国家干预;在平等问题上,强调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客观现实与收入差距,对于激活经济竞争的激励作用;在国际问题上,倾向于美国利益为基础的本土民族主义。特朗普对进步主义方式来完善人性的说教持怀疑态度,相信文明冲突的客观存在与复杂性,相信文明融合的漫长阶段性,更信赖一个民族自身的传统与道德秩序,更相信经验对理性的纠偏作用,对抽象的建构理性抱怀疑态度。

    特朗普未来将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但总体上说,特朗普对希拉里已经取得的选战胜利,是保守主义对激进主义的胜利,是务实主义对浪漫主义的胜利,是经验主义对建构理性主义的胜利,是现实主义者对理想主义者的胜利,是“白右”对“白左”的胜利。特朗普的施政倾向与政治价值观念,与其说是“民粹主义”,不如说是美国保守主义。尽管特朗普表现出一些看上去颇为粗鄙的、咄咄逼人的,甚至有时很夸张、很怪异的风格,但这种美国牛仔式粗犷性,更多地是对精致的左翼理想主义的反向运动,是选举政治下选战风格的钟摆效应。

    在商言商,中美应避免意识形态化的恶性互动对于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这一变局,应该予以平常心来理解。希拉里是一种理想主义者,但是这种左翼理想主义过于超前了。在一个民族国家对峙的时代,在异质的宗教、种族、民族国家之间矛盾激烈的时代,左翼激进自由主义想单凭自己美好的想象与浪漫的激情,去建立一个平权的世界,这种良好的愿望可嘉可叹,但在民族国家林立、文明冲突日趋激烈的时代,确实有点超前了。

    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面对特朗普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政治家。中美关系现在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作为全球化中“受损者”一方,他表现的某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性”姿态,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受益方,我们有必要表现出宽厚大度的守势,要避免一触就跳,以攻对攻,要有“知其雄,守其雌”的智慧与定力。由于我们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思维特别发达,因此,要特别警惕我们的革命意识形态思维被重新激活,把这种商人政治家策略性的进攻姿态,误判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并错误地用“斗争哲学 ”来与这个“帝国主义者”决斗。一旦进入以牙还牙的决斗状态,对方也被自己的“意蒂牢结”所支配,把改革开放的中国看作是“共产主义”敌对者来应对,用更强硬的姿态来回应,这样就形成了“硬硬互动”的恶性循环。

    特朗普本质上是一个以经验为本能的商人政治家。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就要“在商言商”,力争双方都能清晰地看到对方利益所在,然后进行讨价还价, 用利益的妥协与交换,来实现合作共赢。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人从浪漫革命思维转向实践理性思维,中国人的经验主义哲学,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大洋彼岸的同样是经验主义者的对方的内心世界。

    应该说,在中美关系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时,中国著名企业家马云在会见特朗普时传达了中国希望与美国通过发展友好关系以实现合作共赢的愿望, 并展示了阿里巴巴乐于为美国增加100万个工作岗位作贡献的意愿。他正是以企业家的经验与智慧, 用“在商言商”的方式,用双方看得见的利益协商,促成双方坐到常识理性的谈判桌上来。在最关键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家表现出了成熟的政治智慧。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美之间也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朝鲜战争爆发后, 由于中美双方的政治精英们都是从意识形态上处理这种关系,冷战时代来临,这就让中国失去了宝贵的现代化良机。直到上世纪70 年代,才好不容易迎来了中美关系的新契机。

    当下我们又处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我们一定要用常识理性的清明眼光来看待世界。中国与世界,中国与美国,彼此之间的关系实在太重要了。我们必须以清醒的常识理性,来处理复杂的中美关系。我们这个民族毕竟比30多年前更为成熟,我们应该有足够智慧来度过这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参考文献:

[1] 冬川豆.特朗普当选是民粹主义的胜利吗?.搜狐财经网,

http://business.sohu.com/20161114/n473109248.shtml.

 

 

 

全球化与去全球化: 世界经济的视角

张宇燕

 

    金融危机以来,关于全球化的议论风向出现偏转。在不少人看来,曾经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不知不觉之中动力消退,然后止步不前,接下来徘徊倒退。支撑这一认知的近期例子有英国脱欧,高喊“美国第一”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宣布退出TPP,全球贸易与投资增速大幅放缓,贸易战放眼望去阴云已依稀可见。无形之中,冷战后作为高频词汇之一的全球化开始被去全球化或反全球化代替。具有典型意义的去全球化风向标,首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近两年来的急剧增加。据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半年前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2008 年至2016年5 月,仅美国就对其他国家采取了636项歧视性措施(包括提高进口关税、扶持本地企业、制订反倾销条款和规定购买本国产品),位居各国之首。

    由IMF主办的《金融与发展》杂志,2016 年12 月发表了IMF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塞巴斯蒂安-马拉比的《重置全球化》一文。作者指出,自1989 年柏林墙倒塌至2007 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国际资本流动占GDP比重从5%猛增至21%,国际贸易从39%上升到59%,生活居住在非出生国的人口增长了25%以上,呈现出全球化行进在史无前例的快速发展轨道上。然而自金融危机以来,除了人口跨国流动仍在继续外, 其他两项指标已黯然失色。2008 年国际资本流动雪崩式下降至全球产出的4%,到2015 年更降至2.6%。同期国际贸易的下滑幅度有限,仅从占全球GDP的60%这一高点降到58%。根据国际资本流动和贸易占全球产出比重这个指标,人们自然会得出人类开始进入去全球化进程这一结论,而跨国资本锐减更成为人们谈论去全球化宏大故事中的主角。

    对全球化颇多微词的人早已有之。2002 年刚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久,斯蒂格利茨便有《全球化及其不满》问世,4年后又出版了《让全球化发挥作用》。他在两部书中集中火力,痛斥了由发达国家支配并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IMF和世界银行所推行的全球化,痛斥把所谓 “华盛顿共识” 作为普遍真理生搬硬套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历数如此这般后引发的种种恶果。财政自律、把公共开支转移到教育和卫生及基础设施上、税制改革、由市场决定利率、竞争性汇率、贸易自由化、向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管制、法律保障产权等,构成“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斯蒂格利茨并非全盘拒斥全球化,相反他承认放弃全球化既不可行也非人们所希望。难题不在于全球化本身,而在于其实现方式。

    斯蒂格利茨上述观点引起的回声不绝。美国《外交政策》2016 年5 月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学辜负了美国》的署名文章。该文作者写道,所有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都学习过比较优势理论,作为其中的精髓,贸易参与双方收获“得自贸易的收益”、整体所得大于所失这一命题被完美地证明。然而在证明过程中,因自由贸易而可能出现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则必须满足一定的再分配条件。“再分配”在此引出一系列规范经济学所涉及的问题:政府该不该向部分人索取并补贴给其他人?哪一部分人该交出最多以及谁该得到最多?应该由谁来决定人们的得与失以及得失些什么?在贸易带来的超额好处趋近于消耗殆尽的今天, 确保这些好处被广泛地分享变得比金融危机前更加重要。其实美国等发达国家早就觉察到贸易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美国还依据1962 年《贸易扩大法》推出了“贸易调整援助计划”,但因规模过小(目前年度预算不到7 亿美元),该计划难以肩负起平息利益受损者不满的重任。

    任何观点均有其对立面。秉承“自由宪政”(libertarianism)理念的凯托研究所便一直以高扬自由贸易旗帜为己任。在题为《美中贸易鲜为人知的事实》报告中其研究人员指出,贸易导致的失业或利益再分配后果被严重夸大了。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从2010年的1720 万降至2015 年的1230 万,根本原因在于金融危机导致的衰退及随后疲弱的复苏,而非大量的进口。把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归罪于货物进口的人还犯了一个错误,即把贸易的就业效应局限于货物贸易而将服务贸易排斥在视野之外。要知道美国的对外贸易中服务贸易占了32%(2014 年美国仅对华服务贸易顺差就高达280亿美元)。此外,被外国公司“赚走”的钱很大一部分又以金融投资方式回到美国,从而又促进了美国的就业。WTO总干事阿泽维多对美国有些产业的就业岗位减少就曾做出如下评论:其中的90%源于技术创新。

    在此顺带提一句,中国在新兴经济体大国中的经济开放程度最高。按照世界经济论坛和全球贸易便利化联盟两个机构2016 年11 月发布的《2016 年全球贸易促进报告》,通过对市场准入、边境管理、交通与数字化基础设施、运输服务及商业运营环境等指标的综合考察评估,中国在全球136 个经济体中排名第61位,远远领先于印度(第102 位)、巴西(第110 位)和俄罗斯(第111 位)。数年来受到各国贸易保护措施损害的国家中,中国亦首当其冲。

    针对英美上了年纪的蓝领和乡村居民将其困苦遭遇归因于全球化,2016 年6 月底美国《国家利益》刊登了一篇题为《民族主义取代不了全球主义》的文章。作者写道,全球化的影响因地区而异。大都市得益于全球化,在那里,有欣欣向荣的全球化服务经济, 有为数众多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白领,有基本融入开放社会的移民,有对他人的包容和对不同文化习俗的接纳。在此,全球化获益者和失败者的需求如今出现了明显的不平衡。这意味着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两大政治经济精英群体间的博弈日趋白热化,社会向新平衡过渡或向原有平衡回归在所难免,全球贸易自由化、放松对金融市场管制、向移民开放边界的节奏将会放慢。然而接受全球主义步伐趋缓并对其做出某些修正,迥异于认同极端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同时,对全球主义进行自我修正的责任,已然落在了倡导全球主义的政治自由派精英身上。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2016 年发表题为《G20应该为全球化确立新公约》的署名文章。在把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紧密挂钩的同时,在承认许多人因为没有从资本、商品和人员自由流动中受益而怨声载道的前提下,作者旗帜鲜明地指出,开全球化倒车对世界经济无异于灾难。为了遏制和扭转引发人们对全球化产生愤懑的劳动与资本收益率之间的严重失衡,作者对20 位领导人提出建议:既可以考虑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可以考虑加强劳工方在工资谈判过程中的能力,还可以考虑通过税收来鼓励企业分享利润并限制富人囤积现金和回购股票;政府要提供更多公共产品,重点应放在教育和医疗,以此来补偿全球化中的输家;坚决打击跨国公司逃税避税,以提升人们对全球化的支持;G20 成员国应重提把经常项目失衡率限制在占GDP 的4%这一理念,承诺严防竞争性贬值,从而不给贸易保护主义者以口实。

    全球化的支持者抑或反对者,对全球化成因与现实结果的复杂性都心知肚明。麦肯锡国际研究所2013年研究论文《金融全球化:退却还是重置?》,对金融全球化的四大内容——股票、债券、FDI和银行贷款进行了梳理。数据显示,2007 年占全球产出5.7%的跨境银行贷款到2015年陡降至-0.7%。而这在分析者看来非但谈不上去全球化,实乃世界经济趋于健康的标志。据此,马拉比和麦肯锡国际研究所的经济学家问了一个深刻问题:我们当真知道金融全球化的正常或理想的水平?确实存在着客观的衡量标准?他们发现,2002~2004 年跨境金融经历了一个相对平稳时期,3 年内平均国际资本流动额占全球GDP的9.9%,并认为这一比例大体可以作为参照系。据此,占全球GDP21%的跨国资本流动极不正常,可谓野心和轻信的有毒组合,但仅占2.6%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总之,就跨国金融而言,最近几年我们目睹了过度回调或矫枉过正而非去全球化,人类需要重置全球化。

    对比跨境金融,贸易给世人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贸易占全球产出比例微降仅仅展示了表面现象,表象背后的原因则更加重要。去年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推出的《为什么贸易增长停止了?》研究报告指出,保护主义对贸易的影响十分有限。报告指出,仅大宗商品价格2015 年大幅下滑就可以解释贸易增速减缓的20%。美元强势亦可以解释一部分原因。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所消费的服务越来越多,而服务大多在本地创造,属于非贸易品,这一趋势性因素终将拖累贸易占全球产出之比。更一般地讲,生产和消费在地理上的不断接近与重合,可以作为贸易增长停滞的又一个原因,尤其当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新兴大国时。随着制造业分工与贸易链的成熟而大量生产原来需要进口的零部件,中国以贸易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在证明全球化成功的同时,却又降低了中国的贸易依存度。

    在此有必要纠正一个误导性说法,即自由贸易仅仅在美国精英层受到青睐,而广大民众则对其嗤之以鼻。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卡伦-亨德里克斯,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的保护主义——原因与后果,真相与杜撰》政策报告中所述,整体而言,美国居民对国际贸易态度积极。著名民调机构盖洛普和皮尤长年调查结果显示,在回答“你认为外贸更多是通过增加美国出口来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机会,还是来自外国进口的对美国经济的一种威胁”问题时,1992~2004 年间持“机会”说者多于持“威胁”说者;2004~2011 年间情况正好相反,但两者之间的差距要小于前一时期;2011 年和2012 年两者旗鼓相当;2012~2016 年间情况开始发生逆转,2013 年以来,持“机会”说者与持“威胁”说者的差距一直在20 个百分点以上。在回答“一般来说你认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好或坏”问题时,2009~2016 年间的年度调查均显示多数人认为“好”,即使在两类人群规模差距比较小的2016 年,

    “好坏”之差仍达到12个百分点(51%对39%)。由此作者总结说,美国2016 年总统选举中的保护主义转向并非来自人们对贸易的态度发生巨变,实乃导因于美国选举制度的独特性和政府补偿性政策不到位之间的交互作用。

    10 年前我和同事出版了《全球化与中国发展》一书。在书中我把全球化定义为各国各地区相互依存度的提升过程,它通过下述六个途径得以实现:贸易,跨国投资,技术进步及其扩散,市场一体化,对日益凸显的全球问题的治理,国际规则普遍适用性增强。六个方面中的前三项主要来自IMF 经济学家在界定经济全球化时给出的指标,后三项为我们所拓展。麦肯锡国际研究所给出了另一套理解全球化的思路,并以跨境资本流动、国际贸易、经济移民、数据共享作为刻画经济全球化的四大指标。尽管在对全球化认知细节上不尽相同,但应该讲人们对全球化本质的理解总体上达成了共识:人类相互依存度提升的历史过程; 国际规则(或制度或体系)可以对全球化施加重大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各国政府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又往往受到国内各种利益群体的制约。

    作为对上述“共识”的一个拓展,我们可以说全球化具有非中性,亦即在同一历史进程中不同国家或不同群体的损益情况相去甚远。前文所引文献的作者反对也好支持也罢,他们无一例外地触及到全球化非中性问题。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全球化之路不可能永远平坦笔直、两旁长满鲜花。在全球化进入崎岖曲折路段的今天,我们尤其要深刻理解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可能派生的负面结果。这多少意味着,拒斥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国家主义未必能够有效地实现我们期待的发展,适当且理性的国家主义往往更适合作为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至于如何重启全球化,基本思路恰如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施瓦布在2017 年1 月召开的年会上所说:“自由贸易仍然是全球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强动力。当今领袖面临的挑战和责任是,既要对抗贸易保护主义,又要让贸易成为包容性增长的源动力。”

 

 

 

全球治理困境和中国方案思考

杨洁勉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治理问题更加突显,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议题之一。与此同时,中国也在这八年中逐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积极向国际社会提出中国方案和做出中国贡献,但也面临着能力与任务差距巨大等挑战。

 

全球治理的主要困境

    国际社会在当前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加和反全球化运动不断高涨的内外环境下,在理论、战略、制度和实践等方面都陷入了一时难以自拔的困境。

    第一,理念和理论的困境。全球治理的理念始于西方,理论也发展于西方。在上世纪90 年代全球化加速和冷战结束的新形势下,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 西德前总理勃兰特首先提出了全球治理的命题,瑞典前首相沃尔森和英联邦前秘书长兰法尔领衔成立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了《天涯成比邻》的报告。与此同时,美国学者罗西瑙主编和出版了《没有政府的治理》。此后的西方全球治理理论主要建立在所谓的共同利益、共同动力、共同市场和共同目标之上。在西方境遇较为顺利时,这些带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色彩的理论成为主流。但在全球金融危机和反全球化运动的双重夹击下,西方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抬头,再加上保护主义、排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社会思潮,西方的全球治理在理念上难以出新,在理论上更不能自圆其说,在道义上失去号召力。

    第二,知行分裂的困境。全球治理反映了世界各国和人民对“地球村”和“四海一家”的美好理想,但往往难以体现在世界各国的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之中,使理想和现实产生巨大的矛盾。2008 年以来,国际热点问题有增无减,“伊斯兰国”问题严重,中东乱象丛生和战乱不止,难民浪潮冲击欧洲,朝鲜核导挑战更趋严峻,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协调口惠而实不至。加上传统和新媒体的放大和渲染,人们时时为全球治理问题而担忧,感到前途渺茫。

    第三,制度和战略的困境。一方面,全球治理需要超越时空的制度机制,但当前的全球治理制度和机制显然滞后于形势的发展。在全球安全治理方面,联合国宪章和权威得不到应有尊重,安全治理机制时常难以奏效。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无论在贸易和投资,还是在金融财政方面,现有治理机制和治理需求的矛盾非常突出。在全球非传统挑战方面,全球治理在公共卫生、反恐打恐和防灾救灾等方面更是缺少或缺乏。另一方面,全球治理需要更加长远和全面的战略,但在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的现实中,全球治理的战略趋向短视、碎片和相互抵触,国家和全球的战略共识难以形成,更不用说付诸实施了。

 

务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中国学界从上世纪90 年代初就开始介绍和研究全球治理问题,但中国政府的公开立场较为谨慎,在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主要集中讨论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问题,此后才逐步公开采用、讨论和推进全球治理。对于全球治理的主要出路问题,中国提出了如下的方案:

    在理念和理论方面,中国从全球治理的整体性、道义性和目标性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中国批判“美欧中心论”,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强调当今世界的多极化、多元化、多样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发展趋势。中国批判西方“历史分割论”和“双重标准”论,在发展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上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义务。中国批判西方的“文明优越论”,在文明和文化问题上强调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汇。在此基础上, 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大国关系”“新安全观”“正确义利观”等理念,并推动全球治理的理论体系建设。

    在知行合一方面,中国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在以行促知、以知促行、知行合一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全球治理的第一属性是物质的和实践的。中国在方方面面努力践行全球治理, 推进南南合作,加强南北对话,维护世界和平,打击恐怖主义,改善公共卫生,在众多的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当代全球治理的原则、理念和理论,并且以与时俱进的原则、理念和理论指导自身的相关工作,并以此和整个国际社会在体系、体制和机制的关键点上共同努力,中国通过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主场外交、多边和双边外交等各种平台,不断在知行合一方面有所创造和有所前进。

    在制度和战略方面,中国在以下三方面可圈可点。第一,中国强调更加公正合理的建章立制,在政治上反对霸权主义和提倡平等对话,在安全上反对排他的自身绝对安全和提倡可持续的共同安全,在经济上反对坚持一己私利的旧制度和提倡共同利益的新机制,在新公域上反对天马行空的独断专行和提倡共商共议共行的新规矩。第二,中国强调分步渐行的务实推进。在战略部署和战略重点上,中国主张先易后难和先经后政,早期收获和长远目标相结合,分阶段压茬前行。事实上,中国以经济和发展问题为重点的战略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绩。第三,中国强调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但坚决主持公道和伸张正义,主动承担国际维和与发展义务,大力推进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在特定条件下坚持多与少取、甚至只与不取。

    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中国表现出大国的责任、担当和风范。第一,坚决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中国在纪念联合国成立70 周年之际,联合国际社会进步力量,不仅有力地反击了否定二战成果的歪风邪气,而且还强调要增加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和国际机制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体现了时代和历史的进步意义。第二,努力推进重大全球计划。中国把联合国2030 议程同“十三五”计划全面对接,在援助和帮助非洲方面写出大手笔和做出新成绩。中国在促成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上发挥了主要作用并做出重大承诺。第三,积极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中国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有力地维护了全球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成功地应对了埃博拉病疫挑战,建设性地促进全球网络秩序和安全建设。

 

中国的困难和挑战

    中国从地区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只有短短的八年时间,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因而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将长期面临以下三大挑战。

    第一,经验不多和能力不强的挑战。以中国过去八年的经验同世界近代、现代和当代国际体系历史相比,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中国必须认识到自己在全球治理的重大问题上准备不够、实践不足、经验不多、队伍不强。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的跨越式进步是一个方面,但脚踏实地的工作又是重要的另一方面,两者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顾此失彼,相反需要相辅相成。近年来,我们在中美关系、周边问题、海洋争端和国际话语权等方面面临的困难正是对我们的提醒,要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稳健的步伐。

    第二,国际影响和全球意义的挑战。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目前尚处于建设的启动阶段,但全球治理的实践和理论需求又迫在眉睫,颇有远水要救近火之势。而且,中国特色外交理论顾名思义是源于中国和基于中国的理论,但要以此指导中国的全球治理需要大量扩容和全面升级,在保持其独特性的同时增加其全球共性。此外,中国倡导的全球治理的理念和理论需要在转换之后才能成为国际公共产品,同国际社会兼容,其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突出重点和有效应对的挑战。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任务纷繁复杂和变化多端,而且中国的能力与任务的差距十分巨大,因此不能四面出击, 而应抓住重点。这就是习近平主席再三强调战略思维和顶层设计的原因之所在。在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优势主要在于其顺应时代潮流的正义性和不断增长的发展理论和能力。其他方面的需求和任务与此相比是第二位的, 在必要时是需要而且可以做出妥协和让步的。在这方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普京总统在应对北约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系统上懂得重点打击对象,在叙利亚化学武器和俄军事打击上懂得文武结合,在俄土关系转弯上懂得收放有度。奥巴马总统在处理同老冤家古巴和伊朗关系时也有其独到之处。

    总而言之,中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不仅要有理论和有战略,还要在应对和解决全球治理的重大问题上有办法和有效应。唯有如此,中国方案才能真正帮助全球治理走出目前的困境,到达成功的彼岸。

 

 

 

全球化、国际正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黄军甫

 

    中东难民潮水般地涌入欧洲,英国以全民公决的方式脱离欧盟,俄罗斯深度介入叙利亚内部冲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强势推进再穆斯林化,特朗普胜选并开启颠覆美国政治架构及传统价值的历史进程等,这一系列事件渐次在过去的一年里呈现在世人面前。不久前还沉浸在全球化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喜悦中的人们不禁惊呼:这世界到底怎么啦!其实,世界并没有乱套,历史还在按照它的内在逻辑发展。只是对于学者来说,需要以合乎理性的理念去解读它。正如黑格尔所言,“如果说世界历史哲学要在哲学的视觉下去考察历史问题的话,那也就是说,理性统治世界,世界历史因此就是一个合乎理性的进程。在这种意义上,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也都是合乎理性的”。

 

全球化何以正当

    发生在2016 年中的所有重大事件,几乎都与全球化陷入困境有关。那么,全球化是昙花一现的历史现象还是具有内在逻辑的世界历史进程,它是恶的还是善的,一言以蔽之,它是否具有正当性?

    作为理论理性的认识对象,全球化是一种客观进程。它基于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而资本扩张的内在动力是资本的逐利性。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借当时评论家的话,概括了资本的这一逐利本性:“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有 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风险。”所以,资本为了逐利,它会不断克服时间和空间  上的限制顽强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它渴望冲破一切地域的界线,把整个世界连为一体。马克思、恩格斯当然不可能使用全球化的概念,但他们敏锐地把握并描述了这一进程。他们在《共产党宣言》里总结道:资产阶级“把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

    全球化把几乎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文明都裹挟进了新的世界历史洪流。作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你可以赞美它,你可以憎恶它,但你却无力拒斥它。在这一洪流面前,你没办法置身事外,遗世独立。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的历史进程,显然具有理性正当性,而其更大的正当性则是它借助于全球范围的商业和贸易活动,不仅把世界变为一个市场,而且使各民族在不通过战争的情况下实现了国家力量在空间上的拓展。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讲:“在抗拒暴力行为和战争方面所无从加以保障的各民族,大自然也就通过相互的自利把它们结合在一起,那就是与战争无法相处的商业精神。并且它迟早会支配每个民族。”

    全球化的正当性还在于,它促进了全球的经济、社会发展。参与全球化的各个国家,无论穷富,无不受益。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1990 年以来,全球11 亿人脱离赤贫”。对于中国人而言,全球化的好处更是显而易见的。数据显示,1961~1970 年,中国GDP 年均增长 4.96% ;1971~1980 年 ,年 均增长6.27% ;1981~1990 年,年均增长 9.35% ;1992~2001年,年均增长10.36%。2001 年中国加入WTO后,经济发展随之进入了快车道,2002~2007 年,各年份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13%、10.04%、10.11%、11.39%、12.72%、14.23%。中国经济增长与开放程度及参与全球化的程度高度正相关。

 

全球化遇挫拷问国际正义

    2016 年,全球化陷入了严重的困境。而全球化遭遇挫折的明显迹象则是从2008 年开始显现的。标志性的事件是美国的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和中东、北非的政治危机。伴随着这些政治、经济危机,传统大国贸易保护主义、军事干涉主义死灰复燃;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文明冲突等极端思潮的喧嚣不绝于耳;族群对抗、教派纷争、地区冲突、国内战争等事件频现;难民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环境保护及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等问题日渐严重。

全球化遇挫直接导致了世界经济的低迷。2008 年以后,世界主要经济体除印度之外,经济增长速度普遍减缓。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92~2008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为3.02%,日本为0.99%,欧盟为2.21% ,俄罗斯为1.27% ,中国为10.64% ;而 2009~2015年,也即全球化明显受挫之后,美国的GDP 年均增长率为1.46%,日本为0.32%,欧盟为0.42%,俄罗斯为0.39%,中国8.49%。全球化遇挫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影响还在持续发酵。

    韩愈尝言,“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全球化之所以屡屡受挫,根本原因是它存在结构性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则源自国际政治、经济的不正义。

    没有国际正义,就不会有全球化的合理推进,就会有战争和冲突。而国际正义实现的前提是平等尊重各国人民的公民权、自决权。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论述道:“人类在他们的私下关系中也正如在他们的公共关系中是同样地不能回避权利概念的,也不能信赖仅凭智虑的手腕就可以公开奠定政治;因而也就决不能废弃任何服从公共权利的概念(这一点在国际权利中特别突出),而是应使它得到全部的尊重。”康德把平等尊重人类权利视为“绝对命令的义务”,他还指出不能借口制度、宗教的差异干预别的民族的自主性。罗尔斯把国内正义的原则扩展到国际正义问题上,认为国际正义理论必须承认“各人民是自由独立的”“,各人民是平等的”,而且“各人民要遵守互不干涉的义务”。他进一步说“,在万民社会中维持人民的彼此尊重,构成了该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政治氛围的一个核心部分”。康德和罗尔斯实现国际正义的原则和理念是基于对人类历史的现实思考,是一种“现实的乌 托邦”。而乌托邦的实现必须有某种基于国际合作的制度安排。这种安排也即康德所说的“权利存在的状态”,或者罗尔斯所言的“万民社会的基本结构”。这种状态或基本结构是国际正义的基础,构成了背景正义。没有背景正义,一切正义都不存在。虽然国际正义理念不倡导通行于主权国家内的分配正义原则,实行财富在各国间平等分配,但它却强调大国责任,强调富裕国家对“负担沉重的国家”的援助义务。不然,国际正义原则只能是唐·吉柯德式的乌托邦。但这些责任、义务的落实不可能借助于某种形式的国家权威,必须借助于基于互惠、合作且对于参与其中的成员有合理约束力的国际机构。康德寄希望于“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罗尔斯则求助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

    以资本逐利为动力的全球化一开始就存在内在的恶,它与作为公平的正义南辕北辙。如果在全球化推进过程中不对它的原始本性加以规制和约束,它必然像原野里狂奔的怪兽,把野蛮和暴力带往各地。罗尔斯寄予厚望的联合国宣称,“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 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联合国宪章》的这一宗旨虽然符合国际正义的基本原则,但主导全球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贪婪性、野蛮本性并没有改变,因而它们不可能真正接受《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国际正义原则。特朗普的“美国优先”、限穆斯令、贸易保护主义等言行,以及英国脱欧行为,都凸显了资本的自私本性。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是全球秩序的基础和制度保障,但它们的内在机制最终形成于冷战时期,更多的是意识形态对抗和大国争斗的工具。冷战后作为规制全球化的形式,它一开始就凸显出了不公平性,从而造成了战后国际政治的背景不正义。全球化因而就不可能健康推进。习近平主席在今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上痛陈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不平等问题,指出“全球最富有的 1%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 99%人口的总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令人担忧”。基于公平的正义不存在,全球化就是不可辩护的,也是不可欲的。

 

全球化的中国叙事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亨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说,“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秩序则包括现象世界的社会秩序和意义世界的心灵秩序。而当下,全球化之所以陷于困境,是因为人类的社会秩序与心灵秩序遭遇双重颠覆。众所周知,全球化导源于西方,其动力是资本的逐利特性,哲学基础则是启蒙理性。这种启蒙理性带来了人性由天国向现世的回归,使人实现了由上帝所规约的必然性王国向人为自己立法的自由王国的跳跃。启蒙理性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合理、有效的规范和制度。基于成本核算的会计制度和理性官僚制度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制度。而这些基于理性计算的制度的全部诉求,就是效率和利益最大化。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它不关涉任何价值、任何意义问题,本质上是去魅的,去中心的。它必然导致价值虚无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当全球化借助于这种工具理性裹挟了各个民族的时候,资本的贪婪所导致的不平等,价值虚无主义所导致的意义丧失便成了全球现象。上帝死了,人还活着,但活得非常无奈。

    人类失序的直接后果,便是各种极端政治思潮的勃兴。为此,必须重构人类秩序,迈向习主席倡导的“命运共同体”。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绝不能由西方所主导。西方社会因为自身的弱点已无力提供合理的全球化方案。它的科技霸权下的单面度、平面化的社会样态,对这一时代的生命意义问题无能为力;它的主流政治文化,无法合理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等方面的关系。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有着解决这些问题的丰富资源。儒家文化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解决的是道德问题,通过修身实现人的价值的内在超越;通过修齐治平这一道德实践链,建构人与人、个人与国家、个人与天下的和谐关系。西方自由主义以个人为中心,强调人的权利,但个体权利意识的过度张扬,必然导致人类中心主义,造成人与自然的紧张。儒家也讲个人的作用,杜维明先生甚至认为“儒家以个人为中心”,但儒家强调的是个人责任、个人担当。这种理念必然导向“天下无外”和“人与天地参”的道德理想。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 年年会上所阐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解决当下全球问题的根本举措,也是全球化合理推进的有效保障,是全球化的中国叙事。按照康德的进路,这样的共同体的建构是止息纷争、实现永久和平的合理途径。这样的命运共同体在罗尔斯看来,“必须建立在一种关于正当和正义的合乎情理性的观念上,这种观念是各种整全性学说达成的一种重叠共识所认可的”。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无疑是形成全球重叠共识的重要思想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