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笔谈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2016517日,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如是说。随着全球化成为中国的有机构成,中国也在“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中,全面触碰全球情绪的紧张、焦虑与茫然,“书写和讲述中国故事”的话语系统与社会情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舶来品”社会学为例,当世界社会学知识中心开始发生转移,当中国社会学由启蒙时代经由国家化时代,步入学科重建与支派林立的丛林时代,契机与隐忧兼具。必须强调的是,在我们尚未做好充分的学术积淀和理论准备的同时,已然遭遇盲目的学术嫁接、浮夸的学术谋利、尴尬的学术失语、丑陋的学术争权诸态。必须追问的是,我们如何用中国知识更好地表达中国逻辑?如何用中国学术更好地解决中国问题?如何用中国话语更好地对话世界秩序?如何用学术情怀更好地打造中国学派?为此,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学术月刊》社、《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承办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之他者经验(学派研究)”系列论坛第二场——中国社会学学派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论坛,特邀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学者,聚焦“中国学术何以富有生命力”这一主题,由社会学话语体系构建入手,共同来探讨这个时代基于现实情怀和学派承继的学术创新之可能。


 ——主持人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三部曲

——费孝通先生的足迹

景天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社会学本来就被称为“舶来品”,加之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重建以来,趁“补课”之机,西方社会学概念和理论蜂拥而至,致使“言必称美欧”成为时尚。在这种风潮裹挟下,西方概念不论适用与否,“拿来”就好,至于本土话语,难免不被重视。所以,今天提倡建立中国学术话语权,更显迫切。值得深思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吴文藻等社会学家留洋归国,却力倡“社会学中国化”,他们身体力行,植根中国土壤,提出中国问题,提炼本土概念,创立中国学派,为中国社会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今天创新中国学术话语,仍要踏着他们的脚印继续前进。

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中国社区学派,是得到国内外广泛承认的中国社会学学派,其标志性成果是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这一被马林诺斯基盛赞为“里程碑”的杰作,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这里仅从对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意义来看,至少在问题设定、话语选择、研究路径这三个关键点上的创新,其贡献是奠基性的。

 

问题设定:坚持从“中国故事”中提出“中国问题”


《江村经济》直接描写的是开弦弓村农民的生活,但正如马林诺斯基所说,该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