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
在刚刚落幕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最令国人为之振奋的莫过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96 个年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68 个年头，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全国人民，在推进五位一体总体格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上，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过去实践经验的重要结晶，又是未来时代布局的重要指南。如何更好地理解新时代主要社会矛盾的变化趋势，如何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形态，如何更好地锻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战略工程，如何更好地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路径，如何更好地描画国人美好生活的幸福图景，等等，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率先解答的重大理论命题。为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特邀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学习十九大报告精神，共同探讨迈向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精神实质、现实任务、核心动力，期待更多的读者和作者积极参与这一理论命题，提供更多的有深度的学理思考和可操作的中肯建议。
——主持人 叶祝弟 李 梅
党的十九大的重大理论贡献
燕爽
党的十九大报告，通篇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深刻阐明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已经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是指引我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理论武器。
一、党的十九大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这一精辟论断，科学把握、如实反映和高度概括了当今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向国内外、党内外宣示，中国改革开放搞的是中国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遵循的指导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精辟论断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即我们党在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过新中国近7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呈现出许多阶段性新特征，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这些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化深刻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精辟论断告诉我们，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时代主要矛盾，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立足这个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一精辟论断，澄清了近些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旗帜鲜明地告诉全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无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 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这一历史性重大论断，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立论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重大的理论创新，无论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看，还是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看，都具有历史性的重大意义。
二、党的十九大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出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起点上，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回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深植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客观真切地反映了新时代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面对党面临的重大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理论智慧，把握住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立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以全新的视野，进行艰辛理论探索， 不仅全方位、开创性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使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而且深化了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地、科学地回答了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给我们党提出的“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取得了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既继承了前几代领导集体丰富的理论成果，又根据新时代最新实践的要求和经验，创造性发展了这些理论成果，实现了我们党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后的又一次理论上和指导思想上的新飞跃。这一思想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正从新时代的历史高度来深化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到新时代；这一思想的提出，为全党全国人民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 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新的行动指南；这一思想的提出，向国内外宣示了新时代中国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宣示了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三、党的十九大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集中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
从根本上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明确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总方向
从理论上弄清楚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是党能否在新时代继续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根本条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鲜明特点，就是以高度凝练的表述，集中概括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这就是“八个明确”：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这“八个明确”，讲清楚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 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这样，就从根本上明确回答了我们党要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头等重大的问题。
四、党的十九大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明确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回答了我们党在新时代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为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提供了根本保证
理论联系实际，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是我们党的优良品格和成功经验，也正是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品格。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我们把这一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为此，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十四个坚持”。即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坚持新发展理念，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上“十四个坚持”，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贯穿于未来发展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之中，涵盖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既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对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好地引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五、党的十九大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明确提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以鲜明的创新精神，在实践中不断回应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
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展现出更强大的理论力量，转化为更强大的物质力量
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坚持不懈地推进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保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上完成“四个伟大”，内在地要求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凝心聚魂。我们要学习习近平同志在理论上紧跟时代，善于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的精神和智慧，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并与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结合，使之化为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巨大力量。我们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上，立足中国实际，以更宽广视野、更长远眼光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锲而不舍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我们坚信，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变为现实！
新时代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
童世骏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了系统阐述，为党和国家未来发展描绘了蓝图、设计了路线、谋划了方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下面谈谈我对报告中一系列重要论述，尤其是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等一系列重要判断的学习体会。
一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判断的最重要依据，是关于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全新表述。一直到2015年10 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党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与1956 年党的八大的判断基本一致。但是，经过61 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经过将近40 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人口绝大多数已经走出贫困，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结构性产能严重过剩却成了突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十九大报告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判断，确实是非常必要、非常及时的。
十九大报告在改变十八大报告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的判断同时，仍然维持十八大报告关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和“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两个判断。当前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变了（非但变了，而且这种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但中国的“国际地位”尤其是“基本国情”却没有变，为了使广大干部群众对此能较好理解，有必要在理论上做一些解释。
就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方面即人民需要而言，现在所说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原来所说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根本上是一致的。区别在于，在现在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表述中，“日益增长”的应该不仅是人民“需要”的数量，而且是人民“需要”的品质；人 民所“需要”的应该不仅是物质生活的富裕，而且是精神生活的充实；他们心目中的“美好生活”应该不仅包括消费能力和经济条件的改善，而且还包括社会风气和生态环境的优化。
就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的另一方面即生产力发展状况而言，现在所说的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原来所说的是“落后的社会生产”，两者之间确实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体现了从党的八大到十九大这61 年间的巨大发展成就。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个表述中，与原先的“落后的社会生产”含义相近的“发展不足”（“不充分”的发展）的问题，仍然有重要位置。在新时代尤其要强调的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今天，我们在继续解决“发展不足”的同时，要更加重视解决“发展不当”和“发展不稳”（“不平衡”的发展）的问题，如“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等等。强调“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的一个最重要意蕴，就是习近平同志报告中所说的这些问题，将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就中国的国际地位而言，虽然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恰恰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我们的事业具有了特别重要的世界意义。正如习近平同志在报告中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的强调，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它克服了在中国发展问题上对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关系做形而上学理解，避免了要么把中国道路看做是对某套普遍公式的简单照搬，要么把中国道路看做是无法做任何理论上普遍解释、实践上一般概括和经验上国际推广的奇特事件。
十九大报告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意味着我们党在提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的同时，将坚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 核心概念的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在十九大报告中，党的基本理论就是习近平同志系统论述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党的基本路线，十九大报告在十八大报告的表述基础上略作调整，把奋斗目标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改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和绿色发展理念，也体现了十九大对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过程最后30 年任务的内涵提升和步骤明确：“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二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也是我们党在党代会报告中首次提出的重要思想。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只是在论述文化创作的时候提到“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而在十九大报告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的14 条要求之一。
从表面上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我们这个历来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立党宗旨的政党来说， 并不是什么新思想。但从十九大报告的具体内容来说，“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作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判断之后得出的逻辑结论，因此具有重要的新意。从这个角度来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至少应该具有以下两方面内涵。
一方面，“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意味着要“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这句话从三个方面对党和人民之间关系做了更新更高的解释：党的事业既是“属于人民的”（“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也是“为了人民的”（“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也是“依靠人民的”（“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结合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的思想，我们还可以体会出十九大报告中这样一个意蕴，即我们党不仅要为人民谋福利，而且要为人民谋尊严。确切些说，在新时代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有必要把为人民谋尊严列入为人民谋福利的核心内容之中。可以说，人民的尊严是十九大报告再三强调的“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的要保护人民“人格权”观点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十九大报告一再提到的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
另一方面，“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仅意味着党要“为人民服务”，而且意味着党要“做人民先锋”，如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也如《党章》开篇第一句所明确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说要“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他还说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 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这些观点都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最近五年来一再强调的这个观点：通过“关键少数”影响广大群众，以优良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
三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十九大报告的又一个最重要论断之一。它既体现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样的宏观战略，又落实到“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 这样的具体措施。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一方面，有必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 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判断，与“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个判断，放在一起理解。十九大报告重申了党中央以前关于“四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四大危险”（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判断，实际上也是重申党中央以前关于“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的清醒认识。也就是说，越是强调党的领导地位的不可动摇，就越要强调报告中说的党的“自我革命”、“自我净化”和“自我监督”的不可或缺。
另一方面，有必要在强调“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继续强调“改善党的领导”。十九大报告没有沿用以前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说法。但是，十九大报告强调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核心内容就是在“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同时，“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报告最后用整整一节的篇幅论述“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其实也是突出地强调了“改善党的领导”的意思。在解读十九大报告的时候，有必要明确强调这一点，以避免在党的领导的问题上出现片面认识。
四
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强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也是十九大报告的一个重要特点。报告提出“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这段话既坚持原则，又重视策略，对实际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报告强调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对当前阶段和未来相当长时期的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这段话中，虽然没有说明这里说的“各种错误观点”是哪个方面的，但从上下文中可以看出，“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的错误观点，应该首先或主要是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如何在政治原则问题上坚持真理、反对谬误， 在思想认识问题上尤其在学术观点问题上尊重差异、倡导说理，通过依法合规、心平气和的讨论探索真理，形成共识，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与意识形态工作密切相关的“思想道德建设”，十九大报告在论述的时候也有不少新思想。在论述思想道德建设的那一段中，报告提到“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提到“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提到“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但没有明确提到宪法第二十四条“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中的“爱劳动”这一项。但是，“爱劳动”的要求，在十九大报告的其他地方，是多次提到的。报告在第五节“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说，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在第八节“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说，要“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报告的这些内容，都体现 了“爱劳动”的要求。“爱劳动”的价值要求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它不仅应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敬业”要求的一个重要内涵，而且应该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得到更广泛的重视和提倡。
学习领会新时代新思想的新精神
高民政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仅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更是一次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提振全党全军全国全民精神的大会。虽然精神不是万能的，但缺少了精神则是万万不能的。在当前全党掀起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热潮之际，笔者侧重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诞生的精神需求层面，谈一点心得体会。
学习新时代的新思想体会新思想的新精神
在收看十九大开幕式后，很多人不仅对习近平总书记在连续三个半小时长篇报告中始终能够保持饱满的精神状态深感惊奇，也对报告中既富理论逻辑又极生动形象的语言文字表达形式赞不绝口，更对其思想内容的精髓要义感到耳目一新、精神振奋。观察十九大可以发现，十九大报告通篇有“精神”，习近平讲话处处见“精神”，十九大会议和习近平讲话是高度重视“精神”的典范。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精神”总共出现了33 次。其中，人们耳熟能详的“精神文明”一词出现了 5 次，“中国精神”出现 2次。除此之外，出现的其他“精神”概念还有：“精神上”“十八大精神”“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爱国精神”“斗争精神”“人文精神”“科学精神”“专业精神”“工匠精神”“劳模精神”“企业家精神”“永不懈怠的精神”“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以及“精神实质”“精神财富”“精神成果”“精神食粮”“精神力量”“精神指引”“精神支柱”“精神脊梁”“精神文化”“精神风貌”等等。足见十九大和习近平对“精神”的高度重视。其实，习近平一贯重视“精神”。令人记忆犹新的是，早在2005 年，习近平就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的5000 字长文， 首次提出“红船精神”：“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十九大结束后，习近平在南湖又再次强调要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让“红船精神”永放光芒。习近平同志不仅总结提出和倡导弘扬“红船精神”，也多次强调要继承发扬“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北坡精神”，以及学习“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一系列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形成的伟大精神。
习近平对“精神”的高度重视，不仅仅表现在十九大报告中“精神”一词出现的频率上，更表现在字里行间思想内容的精髓里。学习领会十九大精神，我感受最深刻的就是新时代里有新思想，新思想中有很多新精神。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党的指导思想，不仅是十九大会议的最大最新的精神和最大最新的成果，也必将成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伟大贡献。完全可以说，提出和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地位，合乎“人心”，合乎党心军心民心，顺应党心军心民心，满足了新时代各方的新期待：人民的新期待，政党的新期待，国家的新期待，民族的新期待，军队的新期待，世界的新期待。习近平新时代的新思想不仅有助于党和人民稳住“心神”，也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筑牢“灵魂”。一句话，就是党和人民与国家和民族有了新的精神。
特别是要充分认识习近平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概括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曾多次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倾听人民呼声。”因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决定事业成败”，“人心向背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概括，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了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人民期待“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和心理状态。早在2012年11 月15 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就庄严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可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群众最关注最关心的问题，作为提出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前提和基础。习近平提出和分析新时代新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就抓住了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害”和“根本”。由此，诸多新精神如“新阶段”“新任务”“新目标”“新战略”等，有了产生的依据和基础以及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千方百计学习牢记“新精神”
千万不要忘记温习“老精神”
在十九大召开之后，全党全军甚至全民不断掀起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热潮，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把研究宣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活动不断引向深入，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的那样，“两学一做”的“基础在学”，“关键在做”。那么，学的基础与做的根本又是什么呢？笔者以为，无论是学“系列讲话”“习近平思想”还是学“党章党规”，“学”的根本就是领会掌握“系列讲话”“习近平思想”和“党章党规”的“精神”。无论是做“合格党员”还是做“优秀党员”，“做”的实质或本质从根本上讲则是“贯彻落实精神”。因此，无论“学”还是“做”，都千万不要忘记“老精神”，不能忽略“老精神”，不能丢掉“老精神”，而要千方百计保持传承“老精神”和不遗余力发扬广大“老精神”。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因为在“老精神”中，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和“使命”，保存着中国人民的“本”和“根”，蕴藏着我们中华民族的“魂”和“神”，不忘“老精神”就不会忘记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思想理论精神层面看，不忘“老精神”，最为重要的就是要深入学习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坚定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此同时，还要注意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因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它们是一脉相承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十九大报告中的这个思想，又被写入了最新修改的党章之中。毫无疑问， 重视“老精神”的历史传承和发扬光大，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能够应运而生，并成为党的指导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实，习近平同志本人就是不忘初心、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温习“老精神”的光辉典范，不久前他还推荐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重温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就是一例。重温“老精神”，还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坚持和发展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也千万不要忘记传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长期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十九大闭幕刚刚一周，10 月31 日，习近平就带领新一届常委们集体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并重温入党誓词，瞻仰南湖红船和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我们党梦想启航的地方”，探寻我们党的精神密码。强调千万不要忘记和忽略温习“老精神”，不仅有助于提醒和加深广大党员对我们党以往创造的精神财富价值贡献的认识， 同时对于防止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撕裂和割裂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理论体系之间的密切联系，防范各种势力趁机在党内制造思想矛盾和政治对立以及分裂组织图谋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当然，在温习“老精神”的基础上，我们更要千方百计学习领会“新精神”，贯彻落实“新精神”。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途上，更要认真学习领会和坚决贯彻落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标志的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新精神”，而且应该将其作为开展“两学一做”教育活动的应有之义和重中之重，使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神成为继续深入开展“两学一做”活动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
总之，要想学习“新精神”，就千万不要忘记温“老精神”；只有不断温习“老精神”，才能不断深刻把握“新精神”。温习“老精神”与学习“新精神”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理论演进、主体转换和生态优化
陈宪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这里，“关口”是指“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需要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战略支撑，以创新引领发展作为第一动力。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笔者从创新理论、创新主体和创新生态三个视角展开。
狭义创新、广义创新与创新理论的演进
创新（innovation）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1912 年提出的一个经济学概念，是指企业家改变生产要素组合的行为。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他们不断地将生产要素组合，从一种比较低效率的状态带到比较高效率的状态。熊彼特的创新不是指科学技术的创新，而是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革命性、破坏性的重组。我们将熊彼特创新称为狭义创新。
在广泛的社会实践中，创新概念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延伸。时至今日，科学发现（discovery）、技术发明（invention）、文化创意（creative）和制度改革（reform），都被称为创新。我们将这个普遍意义上的创新称为广义创新。
今天，人们在讲创新时，经常是与创业联系在一起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一个典型的将创业和创新合为一体的表述。从逻辑上看，熊彼特创新是指，企业家在完成初始创业基础上，产生的持续提高效率的行为。在现实中，创业对于企业成长来说， 是N 次的过程。而且，无论初始创业，还是内部创业，都内蕴着广义创新。因此，尽管现在没有准确的数据表明，有多少创新是经由创业完成的，但是这一比例很高是可以断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所论创新是包含创业的。
熊彼特认为，创新不等于技术发明，只有当技术发明被应用到经济活动中才成为创新。创新者专指那些首先把发明引入经济活动并对社会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的人，这些创新的倡导者和实行者就是企业家。因此，企业家既不同于发明家，也不同于一般的企业经营管理者，是富有冒险精神的创新者，创新是企业家的天职。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创新者——有远见卓识、有组织才能、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经济增长的过程是创新引起竞争的过程：创新— 模仿— 适应。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为了证明自己出类拔萃的才能，而竭力争取事业成功的非物质的精神力量，支配着企业家的创新活动。
熊彼特通过区分创新活动中的“适应性回应”和“创造性回应”，指出了一般管理活动和创新创业活动的区别。他解释说，如果创业活动和一般管理活动之间不一定存在着明显的分界线，则在给定条件的适应性回应和创造性回应之间，可能就不存在恰当与否的问题，但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前者是一般管理活动，后者是创新创业活动或企业家精神之所在。市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职能是把生产要素带到一起并组合起来。所谓“资本”，就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把各项生产要素转向新用途，把生产引向新方向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因而，资本的主要社会功能在于，为企业家进行“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手段。
熊彼特还观察到一个即便在今天都很有意义的现象：创业才能不一定体现在某个自然人，特别是某个具体的自然人身上。创业更多的是一个团队的活动、法人组织的活动，而不是自然人的活动。通过合伙人的制度安排，可能提供更大的投入并分散风险； 创业创新团队成员在各种特质，如冒险精神、组织才能和性格等方面互补，将有助于提高创业创新的成功率。
如今创新的内涵更加丰富，外延不断拓展，以科技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为双核心的全面创新，包括科学发现、技术发明（进步）、文化创意和制度变革，以及企业家精神在内的广义创新，是新时代所说的创新。企业家在这里的关键性作用，是作为科技创新成果走向市场，亦即产业化的试错者和组织者。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文化创意和制度变革的成果，都是企业家主导的产业化过程的投入要素。因此，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向来都是企业家精神的产物。
在熊彼特以后，研究创新和企业家的经济学家，不能不提到威廉·杰克·鲍莫尔。他将企业家细分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生产性企业家，以及很少或不推动而且实际上有时还会损害经济增长的非生产性企业家。这一划分的目的是，引入制度视角的创新和企业家研究。他认为，也许令人惊讶的是，可复制的创业活动和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较少或没有，而且这种相关性甚至可能是负的。创新型企业家的关键是对市场敏感，能够发现并开拓市场。非生产性企业家基本不在经济学应该关注的领域，重点在于创新型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证据。创新型生产性企业家精神是曾经推动并将继续推动现代世界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独特现象。在此意义上，鲍莫尔将詹姆斯·瓦特这位伟大的发明家，在马修·博尔特充当了企业家角色后，把瓦特机推向市场，并用于生产性目的，视作创新型企业家及其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绝佳例子。
鲍莫尔还肯定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对于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并将这段时期视为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盛行的诞生期。他详细地说明了某些关键性制度如专利制度、反托拉斯法，在历史上对创新型生产性企业家成长的促进。
专利制度对于创新型企业家精神的推动作用，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实现的：一是保护暂时的合法垄断报酬；二是将这些知识产权的使用权转化为一种适销商品。然而，专利的早期使用并不是为知识产权的创造者提供保护，恰恰相反，它旨在激励知识产权转让以及帮助其他国家提高生产率。后来，专利逐步变成保护发明者的一种工具。英国在1624 年实施的《垄断法规》将现代的专利使用方法引入法律，美国《宪法》将专利明确写入其中，都是不寻常之举，都在推动国家经济雄霸全球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反托拉斯法及其导致的竞争，也在鼓励创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关法律有助于确保那些将创新视为生死攸关的寡头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程度， 迫使它们持续关注新产品的销售和新生产工艺的采用。另一项产生了同样作用的制度是破产法，它为创业活动中失败的企业家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由于创新没有先例可循，本质上是一种风险极高的活动，破产保护无疑成了创新努力的一种重要鼓励，或者说成了制度意义上的容错机制。企业家创建企业的规模和经营业务的市场规模，是一个决定企业和企业家发展的问题。而银行的出现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途径。银行提供的金融工具、银行体系和相关的制度，对企业家成长的作用都是不言而喻的。
创新主体的转换：从移民到创业创新人才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实践，是由无数具体的创新活动组成的。具体的创新活动都是成功率很低的试错，所以需要更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创新主体参与，需要更好的“雨林型”创新生态，才能提高创新的成功率，亦即提高创新的效率和质量。所以，创新驱动战略或者说创新引领发展，可进一步归结为两个基本点：创新主体和创新生态。
2014~2015 年，党中央、国务院根据中国经济面对的结构性矛盾，相继提出“新常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新概括与新举措。以创新驱动战略激发和形成中长期增长动力， 实现中国经济转型，成为全国上下的一致共识。中长期增长动力主要是指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从传统经济增长向现代经济增长跨越的新阶段，经济增长和发展将主要不是依靠物质资本和其他资源的投入，而是依靠人力资本积累和效率提高。早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就揭示了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即健康、教育和培训，其中教育是重中之重。一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与人力资本和教育的关系，不仅成为经济学家长期关注的重点，而且摆上了政治家和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
创新驱动战略还提出了创新创业人才来源的问题。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创业创新的主体主要是移民。移民的城市和国家，是创业创新的城市和国家。近现代史上的美国和以色列，都是因为大规模移民，成为创业创新的国家。在中国，民国时期的上海，改革开放以后的深圳，也都是因为大规模移民， 在创业创新上颇有建树。今天和未来的创业创新主体，已经并将继续转换为内生的创业创新人才。也就是说，创业创新正在经历从主体外生型到主体内生型的转换。创新创业主体的转变，考验着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和教育质量。教育在中长期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地位，将愈加凸显出来。
在主体自我内生的条件下，持续不断地创造和产生原创性技术、想法和模式，将是未来以创新驱动发展的根本特征。内生的创业创新人才来自哪里？ 笔者认为，其将主要来自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今天能够被称为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大学屈指可数。比如，美国硅谷的斯坦福大学、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圣迭戈的加州圣迭戈分校、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以色列硅溪的特拉维夫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大学，德国的柏林工业大学等。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是一种大学的类型。创业创新人才是一种新型的综合型人才。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是创新生态系统的标配，二者的互动决定创业创新的成功率。
中国目前还没有一所能够被称为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这里，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例如，现行的教育体制导致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仍然过小，不利于大学按照各自的特色和个性发展。又如，大学的过度行政化，在较大程度上束缚了内在的创新积极性和主动性。再如，现行的培养模式过于单一和刻板，不利于人才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好奇心的培育。因此，教育在成为科技创新发动机和中长期增长动力源方面，还有很大的拓展和提升空间。教育体制改革决定着中国能否有自己的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在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形成的人才培养模式，决定着中国人力资本和创业创新人才的数量与质量。所以，教育体制改革应当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重点。或者说，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教育，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教育体制改革本来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创新主体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类是创业者、投资人和企业家，另一类是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这些人的交互作用，产生了大量的新创公司（start-up），它们是最为重要的科创资源。新创公司以研发新技术为主；投资人为他们提供资本；企业家将成果产业化，形成新兴产业，并将新产品、新服务送进市场。这些主体在一个他们认为合适的地方， 即有着良好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的地方，做着与创新创业有关的事情，这就是供给创新，在需求试错中创造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行业和新业态。现有的产业（体系）总要不断升级，又提供了对新技术、新模式等的需求，需求也在创造供给。因此，从科创资源配置、新兴产业及其产业化的角度，足见第一类创新主体的重要。
而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天赋的潜质，要经过创业者、企业主持续地试错，最终在极小众的人身上表现出来。现实表明，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人类社会最为稀缺的经济资源。重要的问题是，试错在哪种创新生态系统里进行，为“对”的概率即成功的概率才可能提高？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基因主要是由遗传决定的，通过遗传得到的遗传材料DNA的碱基顺序排列所决定。但是，环境（生态）因素的后天影响，也会改变基因表达，使原来基因不能正常地工作和表达，或相反，使原来基因能够正常甚至更加优化地工作和表达。引申到创新生态系统，其中有哪些要素？它们又如何有机组合和交互作用呢？
雨林系统：创新生态决定创新创业的成功率
生态系统是生物学的概念。在生物学中，自然的生态系统是由一个群落的生物体相互作用及与环境的作用所构成的。自然的生态系统常被称为雨林。人类社会的雨林，是指人类的创新生态系统，即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由各个创新主体、创新环节和创新因素之间组成的、相互联系和依赖的生态链。不同要素或行业间创新生态链的组合，形成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或生态圈）。在这里，人的创造力、商业智慧、科学发现、投资资金以及其他元素，以某种特别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培育和萌发新技术、新想法， 并茁壮成长为可持续发展的企业。
创新生态都有各自的架构。以最高层面的创新生态——城市群创新生态为例。其架构大致是：核心城市（大都市），如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深圳、广州和香港，以及其他城市和城镇；创新型公司和初创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科研基础设施；产业基地、产业园区和孵化器；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除了这些属于“硬件”的要素外，以公共服务、专业服务和金融（创投）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服务体系，以“青山、绿水、蓝天”为标志的自然生态体系，以及基石人物， 都是创新生态的“软件”要素。
创新生态还有着不同的层次。如果说一个企业构建了内部创业的平台，那么，这个平台上的主体、要素和相关环节就构成创新生态。现在比较流行的创客（众创）空间，有各自的创新生态。这些是微观层面的创新生态。任何微观层面的创新生态总是存在于不同的区域中。在区域层面，分别有街区（小镇）、城区、城市和城市群的创新生态。它们既独立存在，又交互作用，共同影响着创新的效率和成功率。
在某一个具体的城市、城区或园区，创新生态可能比创新主体更重要。创新生态是一种崭新的创新范式。与此前的机械式、靶向式和精准式创新范式不同，这种范式具有多样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如果将之前的创新范式比作目标明确的“市场”或“工厂”，那么，创新生态这种范式就是众多“物种”杂居，有可能产生新“物种”的“雨林”。在“雨林型”创新生态中，新的科技创新成果就会在一定的概率（一般都是小概率）下产生。创新生态的质量往往就是由这个概率的高低体现出来的。创新成功的绝对数与创新主体有关；创新成功的相对数（概率）则与创新生态有关。当创新生态为既定，创新主体数量越多，质量越高，成功结果就会越多；当创新主体的数量和质量为既定，创新生态就决定着创新的成功率。观察和数据均表明，人群中风险偏好高、组织才能强、性格特质适合创新创业的人，是一个小众人群，近似于常数。因此，对于创新成功来说，创新生态是一个相对更加重要的问题。对于政府和社会有关方面来说，一定要将文章做在创新生态上。唯有在一个好的创新生态中，创新意愿才能得到增强，创新的成功率才能得到提高。
由两位浸淫硅谷风险投资多年的投资家撰写的《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一书认为，凡是与创新有关的地方，市场都是非常低效的。这个观点会令许多人震惊。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认为政府是创新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我们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公共机构承担了远比一般思维中所认为的更加重要的角色。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当经济发展进入到创新为主要动力的阶段，一种有别于市场的外部环境出现了，那就是“雨林”，即创新生态。“雨林”不同于市场，表现在三个方面：不同的主体动机、投入产出关系和壁垒。
其一，“雨林”的主体是超理性动机的，市场的主体是理性动机的。何谓超理性动机？《硅谷生态圈》的作者指出，超理性动机是指竞争的刺激、人类利他心理、渴望冒险、探索以及创造的喜悦、为后代做打算、渴望实现生活的意义等。创业创新行为需要个人超越理性动机，并关注于长期共赢。其二，“雨林”的生产函数不同于市场的生产函数。雨林模型挑战了新古典增长模型（总量生产函数），突出了思想、天才（基石人物）的重要性，而不是土地、劳力、资本与技术。其三，如果说市场的“秘方”是关于人以及他们之间如何交换，那么“雨林”的“秘方”则是关于人以及他们之间如何交互。如果说市场要求推倒人为的“墙”如行政管制，那么“雨林”则要求推倒社会的墙即社会壁垒。
基于这三个方面，一个初步的认识是，在资源配置领域，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在创新生态系统，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当然，在创新生态系统，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篇全新的文章，要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探索。当超理性动机的创新以一定的概率获得成功，成功的创新将产生巨大的溢出即社会效益，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就业和税收的增加；思想和天才都需要更加宽松的环境，才能获得更大的驰骋空间，也才有可能产生社会所需要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消除社会壁垒，是降低交易性制度成本的重要途径。基于上述论证，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理由是充分的，因为这些方面本来就是政府的义务和责任，只是政府怎样选择正确的方式，起到积极的作用。例如，政府是以补贴方式还是采购方式，扶持科技创新，需要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新的正确选择。
概言之，创新驱动战略开辟了经济活动的另一个主战场——“雨林”，即创新生态。“雨林”与政府关系，有别于市场与政府关系。后者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前者是“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中这一重要表述。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更好地发挥政府营造创新生态的作用，将既有助于转型发展，又有利于民生福祉， 必将取得多赢的积极成果。
全面理解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
沈丁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习总书记关于新时期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论述，对于我们准确评价未来发展的积极因素以及还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对于我们确立奋发有为的自信与进取，对于我们不断排除前进征途上的艰难险阻，有着重大意义。
当前，我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进入世界最前列。以购买力平均为基准，联合国系统已认定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15年成为世界第一。以官方汇率为准，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于2016 年达到11.2万亿美元，远远超过中共十六大提出的2020年总量达4万亿美元的全面小康标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去年已达8600 美元，也远远超过中共十七大提出的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 美元的标准。按目前的新常态发展速度，我国可望在2020/2021 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16 万亿美元，实现大约20 年翻四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2 万美元的高收入门槛，越过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值得一提的是，从1978/1979 年到2000年，中国虽然提出过社会主义初步阶段的“翻两番”目标，但是考虑到官方汇率的变化，实际上这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翻了四番。
如果在2020/2021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6 万亿美元的产出，我国与美国的经济规模相比将从2000 年大约1/10 的起点，达到2020/2021 年的大约3/4，而不是按照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与十七大所推断的2020 年仅仅达到美国1/5 的水平，也就是实际实现的将比预期多增长50%左右，这将显著改变国际力量对比，为在2030/2035年期间我国赶超美国做好最后阶段的准备。而按照中共十六大与十七大的“全面小康”指标， 采取一级近似的线性外推，我国的经济规模则将迟于2180 年才能接近美国。显然，过去16 年我国以超出翻三番的速度极其快速地发展，为中国2020年后的“两个十五年”发展铺就了极其重要的物质基础。
按照上述推理，在第一个“ 十五年”结束的时候，即在2035 年左右，以官方汇率计算的我国的经济体量将与美国打平甚至超过，中共十六大与十七期待的本世纪中叶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将提前15年完成。按照中共十九大的号召，在第二个“十五年”结束之际，即到了2050年，我国将成为国际社会的强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领先世界。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突飞猛进，为我国的未来发展创造了良好机遇。然而，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新常态”瓶颈，同样清楚地反映出我国迄今发展的模式亟需升级，这就是挑战。就经济增长包括内需、出口与投资在内的三种传统形态而言，我国在过去几年中大力调整升级，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依然需要继续改革，以期在未来取得发展模式的全新突破。
国际社会一直期待中国对内需加以重视并培育，从而实现内需与出口均衡推进的平衡模式。近年来我国由消费拉动的内需增长实现井喷，2015 年达到30 万亿人民币，2016 年更超过33 万亿人民币，年增长率达10%以上，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的提升。随着我国互联网经济的日新月异，目前世界人口最多国家中国的国内消费市场有望继续充满活力。
在投资领域，由我国政府导向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刺激着发展内需与建设供应之间的对接，而且为经济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我国基础设施之规模与先进程度，已为世界叹为观止。在我国国内的基础设施日臻成熟之时，适时向海外推出我国相关的建设能力与金融配套，将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寻得新的增长杠杆，并与合作伙伴的发展需求取得良性共振。我国在中共十八大以来所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即是回应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并对应美国奥巴马政府所提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举。今年5 月我国举行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已对四年来的相关工作做了总结。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后，“一带一路”倡议还将深入推进，我国经济发展还将呈现更多机遇。
在出口领域，我国在2013—2015 年间连续三年取得货物出口的世界桂冠。同时，我国货物出口在2014—2016 年间连续三年下降，以致在2016 年我国失去世界第一的地位。究其原因，既有我国产业升级与生态环境治理之阵痛，也有我国开放以来制造业过度依赖外包的内因。一方面，中共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与“环境文明”的全面小康新指标，从而对全面小康提出了符合人们期待的更高要求。从中共十八大到十九大，习总书记已经把实现“美丽中国”与“和谐中国”的治国理政理念提上了议程，不仅将对我国的能源与环保产业的改革与升级带来机遇，而且将“中国梦”中的“人民幸福”落实于行动。
相形之下，世界超级大国美国正在面临空前挑战。由于当前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过于狭隘地认知美国的国家利益，其倡导的“美国第一”执政理念可简单地归纳为“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即仅仅聚焦于出口与就业。在这一理念的主导下，美国在今年以来已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边国际组织或协议。特朗普当局不仅不愿为世界发展提供公共产品，而且不惜放弃国际领导权。需要指出，在国际贸易方面，特朗普政府并非一味反对自由贸易，而是拒绝对美国“不公平”的自由贸易。至于何谓“公平”，那得由美国一家来认定。如此做派表明，美国正以最快速度放弃它在过去花了至少几十年时间才获得的国际话语权与规则制定权。
美国拱手相让权力，可能恰好是中国的发展机遇。在世界历史上，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利益角逐往往导致国际关系的紧张。美国上届总统奥巴马设计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再明显不过地反映出美国对于中国崛起的敏感。其时白宫积极谋划以作制衡的心态，造成当时中美竞合关系尤为复杂。
中国崛起乃是适应历史潮流，崛起的中国对外分享自己的发展成果，而非谋求侵略。一个旨在合作共赢的中国颠覆了大国崛起的传统范式，为美国的建制派精英所未曾期待。一方面，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士期待冲突并未雨绸缪。另一方面，他们又客观地从中国和平崛起中获得利益。鉴于中国的和平国策与实践并不妨碍特朗普总统推行狭隘版的“美国第一”，这为现阶段中美互利共赢创造了条件。若从未来观当下，人们可能发现，当今北京的“中国梦”与华盛顿的“美国第一”更有可能兼容，以“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内涵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在特朗普时代更有可能成为现实。
然而，机遇只是机遇，并非确定。在大国关系中，由于特朗普方面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中美关系的机遇更需精准把握。在现阶段，尽管日本对于中国的崛起已感到无可奈何，但并不心悦诚服，仍会寻求机会在与我国合作的同时不忘予以牵制。在世界范围，伴随更多风险的“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还在层出不穷。
在我国周边，各种矛盾依然此起彼伏，不断对我国的和平发展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在东北亚，朝鲜的核武器与导弹发展并未止息。尽管中韩已就恢复关系达成一致，但其条件与中方去年的强硬要求相去甚远。在西部方向，印军今年进入中国洞朗地区长达70天，双方并未就其肇因与防范机制达成一致，因此后患未除。在东南方向，南海主权与海权争议远未解决，风险防范与管控机制也还有待时日予以达成。
即使是推行“一带一路”项目，也大有必要防范与管控风险。对概念的顶层设计，特别需要谨慎。譬如，“一带一路”是否要称战略，“中巴经济走廊”是否有必要非称走廊，都蕴含一定的战略风险。尤其是“中巴经济走廊”穿越巴控克什米尔这一是非之地，即使中方对此地主权所属并不持有特别立场，但由于中方认识到关于这一问题存在争议，那么不介入是非或在介入之前事先与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进行沟通，或许是更为谨慎的。那样，或许可以避免印方拒绝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一不愉快事件的发生。
整体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积累的巨大实力，改革开放以来获得的全新竞争力，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继续取得的长足进步，已使中国日益走入世界舞台中心，成为国际事务的核心成员。在即将迈入的升级版的全面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我国在走向新的十五年即实现全面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直接触动现有超级大国主导世界的利益，道路一定不会平坦。但是，只要坚持和平发展，坚持利益分享，坚持合作共赢，中国必然还有光明的战略机遇，去塑造一个更加和谐的国际体系。
何以引领美丽中国建设
——绿色发展理念的理论渊源
金瑶梅
中共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这比十八大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有了进一步的拓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时代，美丽是一个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追求。建设美丽中国，要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新理念，其中，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与源泉，协调是发展的步伐与速度， 绿色是发展的基础与基调，开放是发展的眼界与胸怀，共享是发展的目的和价值。绿色发展是五大发展新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提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国传统自然观和西方可持续发展观等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产生的，既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当今中国大地上的进一步发扬，又是中国传统自然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层次传承，还是西方可持续发展观的更高境界的升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中的其他理论也相得益彰。为了更好地发挥绿色发展理念在美丽中国建设中的引领作用，我们需要对绿色发展理念本身的内涵进行深入剖析。
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绿色发展理念的首要理论来源
虽然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没有系统的生态论著，但是他们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类历史前进趋势的清楚认识与准确把握，早已论证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并表达了对人类破坏自然资源的担忧，这种理论洞察力和预见性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与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自然观和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抽象自然观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以实践为媒介来实现自然视角与社会视角的有机统一，以实践为桥梁来连接客体与主体的“二元分割”，这导致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构建，往往与唯物历史观的构建交织在一起。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认为，通过能动的实践活动使自然人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按照美的原则重构自然的过程。马克思指出：“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这段话说明，人改造自然界不是像动物那样从基本的生理需求出发占有自然资源，而是从人的审美标准出发，以生态美学的原则来重建自然、美化自然，人与自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主客体的高度统一。
我国的绿色发展理念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这一观点，注重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美化自然。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开展的实践活动，不仅仅是一种人通过对象性活动获得生存资料的纯粹功利行为，更是一种面向自我的高级审美旨趣的体验和面向未来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行为。人依据美的原则构建成一个美丽的人化自然之后，从中可以感受到身心极大的愉悦。绿色发展理念要求我们在当下的现代化建设中，开发、利用自然要符合美的规律和原则，也就是注重“绿色”，不破坏自然生态系统本身的和谐之美，使青山绿水保持它们的本色，不超越自然对人类实践行为的承受能力。与此同时，努力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人化自然”之美，使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交相辉映，达到更高的审美境界。在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的美丽中国建设，处处彰显人与自然的和谐相融，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标志着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完美统一。
二、中国传统自然观是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它使绿色发展理念具有了中国传统人文素养的理论底蕴与深厚根基
中国的先哲们以人的生命实践活动为基点，构筑了一整套有关天人关系的形而上反思模式。无论是儒家的儒学经典，还是道家的养生之道，或是佛家的观世之法，都映射出中国人对大自然的亲近感、归属感。中国传统自然观注重主体对客体的“体悟”，强调人在自然界中仔细观察各种自然物的存在状态，从草木枯荣与四季更替等自然现象中获得知识及内心对世界的感悟。它旨在说明：人永远无法割断与自然界的联系纽带，这一纽带既是物质纽带，又是精神纽带。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自然观的最集中体现，用最简洁的话语阐述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状态。道家崇尚“万物一体”的自然整体论思想，认为万物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千姿百态，但是它们具有某种内在的同质性与同构性。此外，道家还讲究“道法自然”。老子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通过层层递进，最终强调人必须要遵守自然界的规律，顺应天道，人、天、地及“道”共生共荣，共同构成了一幅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的图景。佛家思想主张众生平等，以慈悲之心对待自然万物，提倡人应当融入自然，感悟山水，感悟人生，同时还强调“因果有报”，要求人善待自然，否则会受到相应的惩罚。中国传统自然观是中国先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与历史发展中，思考人与自然关系得出的智慧结晶，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悠长的历史渊源，它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探究，正是绿色发展这一时代课题中的应有之义。
我们倡导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美丽中国建设，应当深入挖掘并充分利用中国传统自然观的生态智慧。绿色发展理念继承了中国传统自然观对自然万物的尊重、敬畏、关怀及珍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回应了中国传统自然观“天人合一”的主体思想，与此同时，也对其进行了批判与超越。比如，中国传统自然观中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过于强调“人合于天”这一方面，而忽略了人应当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对自然环境加以改造，使自然环境更符合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即忽略了使“自然合于人”这一方面。又如，道家的思想强调“无为”，具有一定的消极意义，不仅放弃了人类改造自然的主动性，而且将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相混淆。再如，佛家的思想过度注重前世、今生和下一世之间的“因果报应论”，难免具有迷信的色彩。由此可见，绿色发展理念并非中国传统自然观的简单复活或者说全盘回归，而只能说是植根于现代文明之上的更高境界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思想的传承。与中国传统自然观相比，绿色发展理念更具有历史先进性。在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的美丽中国建设，倡导每个人都要将目光从个体的“小我”扩大到宇宙的“大我”上，更多地俯下身段聆听自然的声音，更多地体悟人与自然的契合，将人的生命活动、生活方式主动地融入到自然中去，实现人与自然的合二为一、和谐共生。
三、西方的可持续发展观也是绿色发展理念的来源之一，它为绿色发展理念开拓了国际视野
西方的可持续发展观以生态环境遭遇到的困境为诞生前提，较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前所主张的一味追求工业发展、经济发展的那种发展观，更加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它以缓解全球生态危机为己任，其理论视线瞄准的不仅仅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身，而且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推进，可持续发展观也早已走出国门，深入人心。无论是基于生态危机会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威胁的考虑，还是基于将自然界视作道德主体的生态伦理学视野，人们都认为应当实现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范式转变，以生态理性代替经济理性，没有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就没有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一系列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及世界气候峰会的召开，使来自不同地域、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打破了疆域的限制和文化的隔膜，在保护地球这一共同家园的使命下相聚到一起，达成了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共识。
我国的绿色发展既可以借鉴西方的可持续发展观来为我所用、洋为中用，吸收其精华部分，更好地丰富自身的理论内涵，同时也应注意对其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因为它隐含着生态帝国主义、生态不公正等现象。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生态环境问题并不仅仅限于生态环境问题本身，它已经和地缘政治、跨国贸易等融合在了一起。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自己主导下的国际经济运行体制、机制，实则变相盘剥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甚至将生态风险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头上。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建设美丽中国，我们将积极探索如何构建更加平等的绿色发展国际治理体系，更加透彻地解构西方话语霸权主导下的生态帝国主义，强调国际视野下发展的权利与生态的责任，尤其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到更多的绿色权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公平”与“绿色正义”、“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此外，我国将绿色发展理念放在了中国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思想的位置，这一高度也是西方可持续发展观所不能比拟的。
四、绿色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表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的最新发展成果和最高理论水平，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中的其他理论具有承接关系
我们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那些关于生态环境的论述，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在邓小平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处于生成阶段。邓小平将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来考虑，在此前提下再来关注生态环境问题，改革开放之初的生态环境问题还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邓小平这样的决策是在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作出的，历史已经证明，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当今中国的繁荣与强大。到了江泽民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他在很多场合发表观点呼吁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坚持科技创新，减少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接着， 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思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变得更加具体、丰富。随后，习近平提出了“美丽中国”、“绿色发展”等观点，这是他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使人们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矛盾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体现了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虽然在字面表述上仅仅增加了“美丽”两个字，但是意义深远，不仅代表了人们对于发展理念与发展方式等认识上的变化，更代表了现阶段强烈的现实需求。党的十九大之后，我国全面吹响了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美丽中国建设的号角，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理论层面的创新，更是实践领域对绿色发展理念的践行。
当今全球范围内生态危机的蔓延导致了人类的“集体性焦虑”，生态恶化不仅对自然界的再生能力、自我修复能力构成威胁，同时构成了人类自由的最终限度，以及人作为类存在物的最终限度。而绿色发展理念积极回应现实需要，旨在用中国思维、中国智慧、中国话语、中国方案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难题，突破中国的发展瓶颈。坚持以绿色发展理念为价值引领，是为了更好地勾画美丽中国的建设蓝图，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纵深推进。纵观全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征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导力量与最新发展态势，作为时代的弄潮儿，中国人民不仅需要经济发达、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还需要生活环境的洁净美丽。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