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逆全球化语境中重解“阶级”概念——一种基于信息化隐喻的解读
摘要 根据《共产党宣言》的原始描述,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将自然地为无产阶级的全球化联合开辟道路。因此,马列经典作家的“阶级”概念显然具有超越地域局限性之内涵。然而,最近全球各国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却大有以民族地域为界,分裂各国劳工利益之意蕴。这一现象虽在表面上与经典作家的预见产生冲突,却依然可以在一种升级版本的唯物主义解释框架中得到安顿。这种新解释框架能够解释:一,为何超越于地域限制的“阶级”概念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臆造,而是在一定的解释层面上具有一定的“实在性”的;二,为何处于“异化”现实中的个体对于其自身“阶级地位”的反思性知识是如此难以被获取;三,为何在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与无产者的全球化联合之间,尚没有出现马、恩所预报的“直通车效应”。对于上述问题的详细解答,一方面将为目前作为“逆全球化”现象之推手的“民粹主义”思潮的出现,提供一种更富唯物论色彩的诊断意见;另一方面也将为“重建巴别塔”的可能性,提供学理依据。
关键词 无产阶级 功能主义 信息技术 资本 全球化 逆全球化
作者 徐英瑾,(上海200433),1978年生,2004年6月于复旦大学哲学系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型期中的“现象学”之谜》(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获得2006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现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重大社科项目“基于信息技术哲学的当代认识论研究”首席专家,并获得“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称号。专业研究方向包括认知科学哲学、心灵哲学、语言哲学、人工智能哲学。代表作为《心智、语言和机器——维特根斯坦哲学与人工智能哲学的对话》,另著《语境建模》(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一等奖)、《认知成见》等。在《哲学研究》《世界哲学》《学术月刊》等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
基金 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基于信息技术哲学的当代认识论研究”(15ZDB020)
所提出的新问题
已经过去的2016年，无疑是一个充满躁动的年份。先是英国的“脱欧”公投，后是言辞夸张的唐纳德·川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尔后，法国、意大利的政坛也出现了明显的“右倾”倾向。在此大环境下，西方自由主义者所坚信的“自由贸易”“男女平权”“种族平权”等理念，已然全面受到“草根”选民的挑战，而奥巴马政府拟议中的、依然带有“自由贸易至上主义”之鲜明色彩的TPP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已经随之无疾而终。由此开辟的贸易保护主义时代，或许会全面、深化地改造全球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格局，并由此使得在最近几十年一直高歌猛进的“全球化进程”遭遇重挫。面对这种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的戏剧性转折，粗枝大叶的评论者或许会简单地将其成因归结为“民粹主义的兴起”，好像底层选民仅仅是因为“民智不开”才被个别政客误导似的。但此类肤浅的评论显然忽略了一个关键性事实：那些更倾向于选择具有“逆全球化”倾向的政治领导人的西方选民，自身往往便是“全球化”进程的受害者，或者，至少他们自己已经将自己视为这样的受害者。换言之，至少从不少当事人的现象观察出发，“全球化”并没有带来期望中的“均富化”，却使得“全世界的富人联合了起来”，并使得全世界的穷人开始互相埋怨。
从表面上看，我们目前所观察到的上述现象，似乎并不相合于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语为总结语的《共产党宣言》所作出的乐观预见。具体而言，马、恩在该文献中其实是勾勒出了一种“通过无产阶级的全球化联合来对抗资产阶级的全球化联合”的路线图，此即：利用资本的全球化扩张打碎封建壁垒，由此自然形成“无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联合”的可能性；然后，无产阶级政党便可适时创造机会，将上述联合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最终实现人类的全面解放。然而，对于当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观察，却向我们展现了一种与上述路线图不同的趋势：资本的全球化扩张所导致的贫富差距问题，反而导致了国与国之间工薪阶层的彼此对立，并由此反而有可能促使相关当事国出台相关的政策，以限制资本的国际化自由流。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并未直接促进无产阶级的全球化联合，反而是直接导致了对于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自身的反动。
很显然，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框架中消化这一看似反常的现象，我们还需要一些修正性的理论资源。譬如，根据日本左翼学者柄谷行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性解释方案，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也不能囊括社会中物质运作的所有规律，因为这一逻辑随时可能会遭遇到作为其反题的“民族逻辑”的制衡（具体而言，资本逻辑要求物质按照“使得资本最大化”的原则得到配置，而“民族逻辑”则要求物质的流动方向，首先去满足民族共同体内部的物质需要）。而在柄谷氏看来，所谓“现代民族国家”，便是上述两种逻辑的合题：即它们一边以维护资产者产权的方式去维护资本逻辑，而另一边则以向资产者征税的方式去维护民族逻辑。从这个角度看，目前西方主流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潮流”，便可以被视为“民族逻辑”对于过于强势的“资本逻辑”的一种“反攻倒算”。
柄谷的这一解释方案，具有泛化“物质生产”概念，并由此弱化资本逻辑之解释功能的明确意图。面对民族、种族问题纷扰的当代世界（毋庸讳言，一些西方国家政治氛围的“右转”，显然与此类问题密切相关），此类在解释资源方面更为丰富的描述框架，显然能够给予解释者以更多的灵活性。然而，由此引发的一个新问题便是：马克思本人提出的“阶级”概念，是否已经在这一新的框架内失去了自己的解释力？或换个问法：“阶级”对于特定生产者的民族、语言、性别、年龄、教育水准等特殊性因素的超越性，如何被安顿在更加凸显民族、地域等因素的“逆全球化”语境之中，并依旧在某个理论层面上发挥解释功能呢？
很显然，对于上述问题的解答，不仅具有“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观”这一学院性质的目的，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在“逆全球化”之大势下，为寻觅“重建巴别塔”的机遇而进行必要的头脑预热。而为了能够在解答此类问题时进一步拓展思路，笔者将借用当代认知科学哲学的思维方式，将社会个体的超地域性的阶级属性，重新刻画为其在一个复杂的信息网络中所扮演的特定功能角色，并将这些个体所具有的更富地域色彩的社会属性，刻画为在相关信息交换网络中出现的那些作为“实现者”（realizer）而出现的基层节点。笔者希望这样的多层解释模型能够解释：一、为何超越于地域限制的“阶级”概念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臆造，而是在一定的解释层面上具有一定的“实在性”的；二、为何处于“异化”现实中的个体对于其自身“阶级地位”的反思性知识是如此难以被获取；三，为何在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与无产者的全球化联合之间，尚且没有出现马、恩所预见的“直通车效应”。不难想见，对于上述问题的详细解答，一方面将为眼下作为“逆全球化”现象之推手的“民粹主义”思潮的出现，提供一种更富唯物论色彩的诊断意见；另一方面也将为“重建巴别塔”的可能性，提供学理依据。
通过信息化隐喻重述“阶级”概念
从文献学角度看，马克思本人提到“阶级”概念的核心文本至少有四份：《哲学的贫困》（1847）、《共产党宣言》（1848）、《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与《资本论·第三卷》（1863—1865）。不过，在最为体现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上述最后一份文献中，马克思却对如何界定“阶级”概念，表述了自己的理论困惑。一方面，他的确提到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可以根据社会成员收入类型的不同而将其划分为三大阶级（即收入源泉是工资的工人阶级、收入源泉是利润的资产阶级，以及收入源泉是地租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另一方面，他却对三大阶级的形成机制表达出了某种不确定性。他提到，如果收入来源是区分不同阶级的最终根据的话，那么医生与官吏也会因为自己收入来源的不同而被分为两个不同的阶级了——但这种思路显然会诱使我们在既有的三个阶级之内再细分出新的阶级，由此使得“阶级”概念自身的概括性难以被担保（参卷7，第1001-1002页，本文引用马恩原文，都采用的是人民出版社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版）。
由于马克思关于“阶级”的这段评论最终没有写完，因此，关于“他本人将如何回答他自己所提出的上述理论困惑”这个问题，后续的研究者显然是有着不小的遐想空间的。就此，日本学者渡边雅男提出的猜测是：马克思或许会继续指出，在不同的“收入源泉”背后起作用的，是不同的生产要素（劳动、土地与资本）之间复杂的关系，而阶级的分离，则只是上述抽象要素的“人格化结果”而已。而在笔者看来，渡边氏的这种解读，实际上是与列宁在1919年发表的《伟大的创举》中对于“阶级”的下述著名定义暗合的：“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个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的一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多是在法律上被明文规定好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与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的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的一个集团就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由于马克思本人从没有像列宁那样给出对于“阶级”概念的如此明晰的定义，而上述定义在精神上也与我们已知的马克思相关评论比较符合，因此，笔者就将其设定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的最经典概括。不过，为了能够更为深入地理解“阶级”的实质，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重复此定义，还要深入揭示其自身的思想预设。此定义的思想预设有四：（1）对于“阶级”的本体论地位的描述，是以“集团”为最后的落实点的。这就说明，“阶级”作为一种抽象概念，最终还是要以具体的人所构成的具体的社会集团为承载者；（2）关于“阶级”的语义学具有一种天然的整体论结构，也就是说，要理解特定阶级的语义学实质，就必须通过该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进行相关的把握；（3）阶级定位取决于该阶级在相关生产活动中所客观执行的具体功能，而并不特别地取决于相关社会个体在主观的精神世界中如何对自己进行阶级归属；（4）阶级分裂本身就意味着强势集团与弱势集团在经济资源控制力方面的不对等性，因此，阶级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某种垂直方向上的、“一对多”的社会控制关系的普遍出现。
上述理论要点，完全可以通过将资本主义社会类比为一个“心灵社会”，而在一个更为抽象的层面上得到复演。所谓“心灵社会”，乃是人工智能兼认知科学专家明斯基（Marvin Minsky）提出的一个关于“大脑如何运作”的科学设想。在他看来，大脑其实是由诸多各自只能执行非常简单之算法的“执行者”所构成的，而其中的任何一个执行者都谈不上是完整心智的承载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心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意识，乃是经由大量的执行者根据特定分工原则协同工作，而最终涌现出来的某种高层次现象。与上述关于“心灵社会”的设想相平行，心灵哲学家福多（Jerry Fodor）也认为，人类的心智系统是由相对“愚蠢”的边缘性模块与相对“智慧”的“中央语义处理系统”构成的：一方面，“按部就班”地进行操作的边缘性模块只能给出语义上的“浅输出”，而无非完成对于概念的句法配置，并在此基础上输出完整的信念；另一方面，中央语义系统却很可能以一种任何算法描述都难以刻画的神秘方式，完成对于各种片段式语义要素的整合。这也就是说，在明斯基与福多看来，在人类的心智系统中，的确存在着一种非常类似于人类社会中的阶级分野式的分工。换言之，只在局部起效的“执行者”与“模块”，就像个别的劳动力出卖者一样，以纯粹机械的方式进行着物质与能量转换；而某种统辖全局的高层机制，则像生产资料的占有者那样，以相对灵活的并富有个性的方式，通过利用底层心智计算单元的输出，进行着对于高级语义信息的生产、交易与消费。
如若我们反过来使用这种关于心智的信息化隐喻，重新去审视前面所给出的对于“阶级”的定义的话，我们马上会发现：不同社会成员的阶级地位的差异，实际上便是不同社会成员在信息加工流水线中不同位置的差异（需要注意的是，本节所说的“信息”暂时特指与生产要素的调配相关的信息，而不泛指任何信息）。具体而言，就像认知科学家所说的“概念”乃是底层计算单元与中央处理系统之间的交换媒介一样（这也就是说，底层的计算单元的最终输出，必须以“概念”的方式进入中央语义系统，才能够成为后者所理解的“输入”），“货币”也是个别劳动力出卖者的“活劳动”与资本循环体系进行交换的最一般媒介（这也就是说，在个别劳动者的感性劳动所具有的丰富信息量，除非能够被标价为抽象价值，否则对于资本循环来说，便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一个社会成员在资本循环的游戏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程度，便取决于其向这样的一个游戏能够提供相关信息（即抽象价值）的能力：他越有能力将更多的感性信息转换为能够进入资本循环游戏的抽象信息，他就越有资格成为“资本的人格化”而进入那个支配别人活劳动的统治阶级——因此，他的活动也就越具有能动性。相反，感性劳动兑现为抽象信息的“兑换率”越低，感性劳动的执行者自身的可替换性也就越高，而其在整个资本循环中的话语权也就越低。
信息化隐喻对于马、恩、列的经典阶级斗争话语框架的上述重述，无疑将方便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资本的全球化扩张本性。“资本的全球化”，在此便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抽象的资本循环方式对于各种带有特殊性的感性劳动形式的统摄形式——由于被统摄的活劳动往往具有强烈的地域性与文化性，而统摄它们的资本活动当然也就具有了鲜明的超地域性与超文化性，因此，二者的结合往往便以“全球化”（即“反地域化”）的形式来进行。具体而言，这种“全球化”一方面以资本所携载的抽象信息为媒介，将一个地域的特定形态的劳动产品带到另一个市场，并以这种表面的形式丰富了消费者的感性生活；另一方面，它也将特定区域内的市场需求与满足此类需求的生产活动之间的时—空联系全部重组，并由此彻底改变了局部的市场、生产环境的“风土”。譬如，这种重组使得东莞的手机制造与处在另一个半球的洛杉矶的需求相联系，让迪拜市场对于某种饰品的需求左右了义乌的某个作坊的生产流程，甚至还在生物学的意义上改变了一个身在香港、却心系纽交所的股票交易员的睡眠节律。而以“民族”为标签的文化共同体内部的互酬机制，则很可能会由于市场与需求之间的这种时—空关系重组，而不得不受到威胁——特别是当文化共同体内部的生物学—心理学需求，无法通过“购买力”的“正名”而成为有效的“市场需求”的时候。
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资本力量对于感性劳动的特殊性所起到的这种“平均化”效应，毕竟不是自动发生的。抽象的资本本身毕竟无法自动地将市场情报转化为抽象价值，甚至它无法在一场商业酒会中将具有市场价值的情报与一般的闲谈相区分——而能够做到这一切的，乃是资本力量的人格化代理者，也就是个别的资本家以及其所雇佣的职业经理层。他们就像福多所说的“中央语义处理系统”那样，活跃在资本循环的最抽象层面，小心地核算着各个生产门类的产品输出的市场投资价值，并在一个极为宽广的生产范围内——从石油、棉花、电器，甚至到喷气式歼击机的生产——调配着从资金到劳力的一切商业资源。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这样的一个在最抽象的层面上理解资本运作的阶层，能够拥有那些以最特殊的方式进行感性劳动的劳动者所难以设想的“人的社会性生活”：丰富的社交、广泛的人脉、在有限生命里的阅历的惊人增长，等等。不同社会成员在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方式）上的巨大差异，无疑会反过来固化阶级之间因为信息生产方式的不同而导致的差异，并为“阶级”概念从“自在”转换为“自为”提供某种潜在的契机。
现在，以上面的分析为框架，我们便可以对“阶级”的本体论地位作出一番更为明确的界定了。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就与资本运作相关的信息生产模型中的不同“占位者（place-holders）”而言，它们作为经验的个体当然是存在的，而这也是我们在回答“阶级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时所需要肯定的第一个本体论前提。其次，他们在这个生产模型中所扮演的角色之间的差异性或客观性也是存在的——这也就是说，根据这些差异性与客观性，将它们划分为不同集团的根据也不是臆造的。由上述两点我们立即可以得出：只要在资本运作的信息占有权与支配权方面的不对等现象不被消除，阶级的差异就无法被消除。
这个结论看似简单，却足以应对那种认为“中产阶级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广泛兴起，已经使得阶级学说过时”的肤浅意见。渡边氏就曾正确地指出，如果“中产阶级”仅仅是指工薪阶层中的富有者的话，那么，只要其所积累的股票还不至于使得其能够左右公司决策（即参与核心信息交换与再生产）的地步，或其所积累的地产还不至于使得其能够成为纯粹的食利阶层的地步，那么，其经济地位的相对上升，也仅仅具有满足“特定心理阈值”的心理学意义，而不具有严肃的政治经济学意义。这也就是说，比起传统的蓝领工人来说，典型中产阶级只是在劳动的方式与获得的报酬的数量方面有了一定的改善，但这依然没有改变其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被支配地位。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劳工的竞争，以及已徐徐拉开帷幕的人工智能革命，对既有劳动力岗位的蚕食无疑已经充分暴露了传统中产阶级的既有经济地位的不稳定性，并由此进一步印证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央信息处理区”对于他们的疏离。
这种基于信息化隐喻的阶级分析模式，也可以至少部分地解释为何阶级地位的固化，只能为对于这种地位的反思性知识的产生提供可能的契机，而并不会一定导致对于这种知识的现实获取。这又是因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流程所内置的“信息屏障”的存在，处于被支配地位的阶层自身的信息获取方式，已经遭到了工业分工模式与意识形态工业的双重过滤——前一种过滤形式使得劳工无法在完成分工所交与他们的工作之外，拥有更多的闲暇去了解世界上别的劳工的生存状态；而后一种过滤形式则使得“他们与资产阶级同属于一个民族共同体”这一事实得到了过度的凸显，而与之相关的支配—被支配关系却被放逐到了幕后。与之相比较，已经占据信息优势的资产阶级却开发出了专门的利益协调机制（这以西方国家的代议民主制为典型）来强化自身对于利益的反思化表达，由此进一步加剧了他们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信息不平衡。而这里所提到的这种不平衡，无疑又是与认知科学家们对于心智的工作模式的描述方式遥相呼应的：不同的底层计算单元（边缘性模块）虽然执行的是同样枯燥、机械的任务，但是它们彼此之间却没有信息沟通的管道——除非它们给出的输出信息，经由某些中高层代理者而完成了间接的信息交换。
然而，在上文中提到的“工业分工模式与意识形态工业的双重过滤机制”，实际上还未穷尽使得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难以成型的所有因素。这是因为，倘若它们已经穷尽了上述成因的话，那么，从逻辑上说，只要我们消除了强制性的社会分工与意识形态的欺骗机制，我们就能够设想一种扬弃民族、文化等地域性因素的全球性阶级意识的迅速浮现。但是，正如日本哲学家和辻哲郎所指出的那样，即使在被刻意设计出来的信息过滤机制不存在的情况下，恐怕我们也很难设想一个民族的信息受众会对另一个民族所有方面的情报都表示出同样的兴趣——譬如，一个对棒球毫无兴趣的民族，恐怕就不会对另一个国家的职业棒球联赛的情报产生好奇感。而在信息搜集过程中出现的此类“兴趣导向”，恐怕也只能归因于环境、文化的熏养所构成的各个民族的“第二本性”（与作为生物学本性的“第一本性”相对应），却与资本的全球化运作逻辑并不直接相关。这也就是说，使得“阶级意识”的全面浮现难以成为现实的瓶颈因素，不仅仅应当包含资本自身的分工逻辑，而且也应当包含种种潜伏在全球化资本运作之下的地域性因素。而从学理上看，如何让此类地域性因素能够被镶嵌入本节所展现的基于信息隐喻的“阶级”概念，也需要我们给出更为细致的刻画方案。
通过信息化隐喻的升级版本来重新理解“地域性”
如前所述，我们已经将资本主义中个体的超地域性的阶级属性，刻画为其在一个复杂的信息网络中所扮演的特定功能角色：其中，无产阶级的功能角色便是为相关的信息加工流程提供劳动力（因此，其所需要处理的信息，便仅仅是那些与劳动力的买卖直接相关的信息）；而资产阶级的功能角色，便是从资本的抽象高度，调配一切使得资本增值得以可能的生产力要素（同时，由于劳动力仅仅是其所调配的“相关因素”之一，资产阶级便成为了整个网络的核心信息的掌控者）。不过，这样的分析模型依然是不完整的。其一，从本体论角度看，使得上述网络得以运作的一般性信息交换媒介——货币自身的抽象价值，具有一种“依据于特定视角而存在”的、衍生性的本体论性质，而并不属于感性的物理世界。因此，上述模型依然无法说明那些在抽象价值信息之外的信息（特别是与物理世界的关系更为“亲近”的生物学信息以及文化信息）的存在样式。其二，任何抽象的功能角色显然都需要一定的“实现者”才能够“落地”，而将特定阶级成员描述为功能执行者的刻画方式，却并未顾及个别“实现者”自身的特征。而以上两点缺憾，亦恰恰是上述模型无法包容地域性因素的“命门”之所在：因为只有当我们对特定的阶级成员“如何扮演其阶级角色的特殊方式”进行关照之时，我们才能够真正面对他们所处的那些地域性（而非全球性）因素。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得不对前述关于阶级的信息化隐喻模型进行升级。这种升级的要点，便是将任何一个社会成员，分别看成是如下三重功能的实现者：第一，作为最抽象功能的“阶级功能”。个体扮演着这样的功能角色，当且仅当其按照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要求去进行信息处理。在这个层面上，“信息处理”的一般媒介，当然就是以货币形式而被度量的抽象价值。而与这个层面的功能描述所对应的社会科学，显然就是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至于对于该层面的功能的哲学反思，则会将我们引向穆勒时代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第二，作为次抽象功能的“文化共同体功能”。个体扮演这样的功能角色，当且仅当其按照文化共同体的要求去进行信息处理。在这个层面上，“信息处理”的基本媒介乃是特定文化共同体内部通行的地域性文化符号——特别是民族语言，以及蕴含在这些语言中的一切以伦理、宗教等形式出现的特殊价值设定。与这个层面的功能描述所对应的社会科学乃是比较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民族学、描述伦理学、宗教社会学、模因学（memetics），等等。至于对于该层面的功能的哲学反思，则会将我们引向当代英美社群主义的理论框架。第三，作为最具体功能的“自然人功能”：个体扮演这样的功能角色，当且仅当其体现了人类的自然生理—机能的正常状态。在这个层面上，“信息处理”的基本媒介极富“杂多性”。它们大致包括：各个感官道自身的信息编码与解码方式（如视觉科学家玛尔所提到的那种从二维平面视觉信息中慢慢加工出三维对象信息的信息加工过程）、在执行特定生物学功能时对于特定外部信息的先验偏置（如演化心理学所提到的男、女两性因为进化而形成的在性投资方面所具有的天然差异），等等。与这个层面的功能描述对应的学科主要有生理学、感官心理学、认知心理学与演化心理学。至于对于该层面的功能的哲学反思，则会将我们引向当代英美自然主义（也就是近代英法唯物主义思潮的现代升级版）的理论框架。
以上三层功能的本体论关系如下：一个个体首先必须是一个正常的自然人，他才可能成为特定文化共同体的成员；而他只有既是一个正常的自然人，又是一个特定文化共同体的成员（即受过特定的教育），他才有能力将自身的劳动力转换为商品，由此成功地扮演一定的阶级角色。因此，用分析形而上学的行话来说，“阶级功能”是“随附”在“社会共同体功能”之上的，而“社会共同体功能”又是“随附”在“自然人”之上的。倘若没有下一层的“随附基”，上层的“随附性事件”也会消失。但反过来说，也恰恰因为上一层的功能总要比下一层的实现者来得抽象，因此，上一层功能就总能找到不同的、更为具体的下层实现者来实现自身。譬如，来自不同民族的成员都可以成为商品的劳动力的提供者，只要他们之间的文化差异不足以到了影响其执行“合格的劳动力提供者”这一功能的地步；而具有不同身体与心理禀赋的自然人也都可以进入同一个文化共同体，只要他们在生理与心理方面与相关平均值的差异，不至于到了使得其被归类为无法被任何文化所接受的“反常者”的地步。因此，从最抽象的经济功能到最具体的自然人的自然功能，我们便看到了一个“从齐一性逐渐过渡到复多性”的金字塔结构。
但这样的结构，同时也蕴含了两个矛盾。
第一个矛盾是：同一个个体在执行三重不同的功能时，难免会发生“程序紊乱”，因为三重不同的功能所要求的信息加工程序（甚至信息格式）或许都是彼此冲突的。譬如，资本的生产流程所给出的时—空要素重整方案，既会干扰自然人的生物学节奏（如睡眠节律），也会影响文化共同体的运作（如工业化对于乡村社区的破坏）。而人类数百万年的生物演化过程中得来的生理—心理结构，以及经过至少数世纪形成的人文土壤，由此也都面临着被新的信息交易模式“格式化”的风险。由此，对于三种功能的同时执行，难免会使得执行者们在有些语境中被程度不一的“不适应症”所困扰。
第二个矛盾是：同一个功能——特别是阶级属性功能——在被不同的实现者所执行的时候，不同的实现者彼此之间自然也便出现了竞争关系（因为竞争者往往知道，如果他们成为竞争的失败者而无法执行其所希望的阶级功能的话，他们也就无法获得足够的抽象价值以兑换为生存资源）。而当不同的竞争者又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共同体的时候，这种竞争就难免会以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相互排斥为其表现形式（如19世纪后期美国爱尔兰工人对于更为勤奋而“廉价”的华工的排斥）。
以上两个矛盾，其实是从不同的向度，阐释了地域性与全球性之间的对抗趋势得以产生的深层机理。具体而言，上述第二个矛盾，显然可以用以直接解释为何“逆全球化效应”会出现在发达地区，因为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既然发达地区的劳工很容易遭遇来自于落后区域的劳工的竞争，那么，为了保持自己作为劳动力提供者的功能角色而诉诸于“文化共同体”所提供的“共情感”，便成为其用以排斥外来竞争者的一个在组织成本方面相当“经济”的选项。而上文提到的第一个矛盾，则可以同时用以解释发达地域与落后地域的“逆全球化效应”的产生。其对于发达地域的“逆全球化效应”的解释如下：任何作为“资本的人格化”的资产阶级成员，同时自然也肯定是特定文化共同体成员与特定的自然人。因此，作为资本人格化的某个资本家（或某个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代理人），如果同时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或“盎格鲁民族利益至上者”的话，那么，其对于资本逻辑的服从与对于特定文化共同体利益的服从，就有可能在某些语境中产生冲撞。不难想见，即使这种冲撞并未完全导致资本逻辑在其头脑中的完全失效，它也往往会导致资本逻辑对于共同体逻辑的相对让步，最终使得新的经济生产流程能够更多地顾及同一文化共同体中其他成员的利益（尽管这些成员可能与流程的设计者并不属于同一个阶级）。而落后地域的“逆全球化效应”，亦可以按照类似的模式来加以理解。譬如，由于落后地域自身的工业化程度较浅，“矛盾一”所提到的不同信息处理模式之间的冲突，难免会在此类地域民众的头脑中获得一种非常激烈的展现形式。在此情况下，要将该地域中的民众“驯服”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合格劳工的“驯服成本”，显然也会比较高。而一旦此类驯服活动失败，植根于当地文化、宗教的地域性力量就会自动构成“凝结核”，主动承担起抵抗资本入侵的“格式化效应”的责任。而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这种反抗现代性的尝试，甚至还会诉诸于令人悲哀的暴力方式，由此反过来加剧世界的分裂。
再从非常抽象的角度看，地域性因素与全球性因素之间的上述几种对抗模式，归根结蒂乃是一种代表传统惯性的“多”对于代表现代性的“一”的对抗，是资本逻辑的无差别性与作为复数的人类社会中自然地存在的各种地域性差异之间的矛盾的体现。而“无产阶级意识”——即无产阶级成员对于自身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功能地位的反思性知识——之所以如此难以达成，也恰恰是因为这种意识的抽象程度是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抽象程度相辅相成的。换言之，如果不将抽象的“无产阶级”概念兑现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常见的行业工会的形式的话，人类基于百万年演化而形成的自然的社交能力，便很难有现实的对应物以便发挥其作用——而既然这样的行业工会往往又是以特定文化与价值的承载者的面目出现的，那么，这些组织就随时可能成为全球化版图的分裂者，并以这种方式进一步地坚执于相关价值的地域性。
通过“地域性”重建“全球化”
从纯学理角度看，本文业已完成的讨论，已经通过经由“信息化隐喻”而得到加强的功能主义框架，而将跨地域的“阶级”概念与更带地域色彩的“文化共同体”概念，理解为了“功能”与“功能实现者”之间的关系，并由此进一步将个体劳动者理解为了整个功能主义金字塔结构中的“底层实现者”。在笔者看来，本文在当代心灵哲学与认知科学关于认知结构的构想与政治经济学—政治哲学之间展开的这种对话，一方面使得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思想资源能够在新的学术语言的激活下焕发新的学术生命，另一方面也使得“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之间的学术鸿沟能够得到消弭，并由此使得后者能够以更强的科学可理解性呈现于世人。或换个说法，本文所完成的工作，或许可以被比拟为对于一个电脑主机面板结构的设计工作：我们已经预先规定好了“阶级”、“民族共同体”与“个体”在这块理论“面板”上的彼此逻辑位置，并为特定的“占位者”对于这个逻辑位置的占有预先设计好“插入槽口”。而关于怎样的“占位者”将最终进入这些位置，我们则将抱着相对开放的态度，以便使得相关成果的经验面相，能够及时与实证研究所提供的最新材料相互对接。
而就本文既有讨论所具有的“解释现实”的面相而言，前文的分析，其实也已经足以解释了：为何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与“无产阶级的全球化联合”之间，并不存在着马、恩曾以乐观的心态所预见的“绿色通道——因为资本主义的快速全球化所导致的诸种地域性因素的报复性反弹，显然在客观上已经冲淡了无产阶级进行全球化联合的可能性。不过，这样的结论，既不意味着对于资本逻辑的反抗必定会以牺牲全球化为代价，更不意味着马、恩的共产主义理想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乌托邦。上述的结论在操作层面上的最重要性的意蕴乃是：既然“逆全球化”浪潮的出现自身，是有着深刻的历史与文化背景的，我们就必须一边以更大的同情心，来面对在全球化浪潮中受到伤害的群体所爆发出来的情绪，一边则以更大的耐心与灵活性，悄然为一种全新意义的“全球化浪潮”在未来某个历史节点的出现积累条件。从这个角度看，笔者依然对“重塑巴别塔”的长远可能性，抱有一种审慎的乐观态度。而本节的讨论，则将在一个更为“经世致用”的层面上，为上述可能性和与之对应的可行性，提供根据。
首先来讨论笔者对“重塑巴别塔”的审慎乐观态度的根据。大致而言，其根据便在于笔者对于人性的下述特点的认识上：人类天然地具有对于“可能世界”的想象能力与对于更美好的“可能世界”的希冀能力，而这些心智能力的存在，本身就使得人类的行为具有“脱离地域性限制”的内在倾向。而不同地域环境中的族群所积累的不同的生产技能与文化习惯，则使得相关生活方式中生活的成员都将他所熟悉的那种生活方式视为“现实世界”，并将他所不熟悉的那些生活方式视为“可能世界”。由此，只要“可能世界”所带来的别样的物质与文化消费方式不至于与“现实世界”产生直接的冲突，那么，对于这些新鲜消费方式的追求，就会自然地引发物流与人流的全球化扩散。譬如，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时代到来之前，古罗马贵族对于中国丝绸的迷恋，以及近代欧洲的收藏界对于中国瓷器的迷恋，都是导源于带有强烈地域色彩的丝绸与瓷器自身的魅力，而不是任何“资本运作”刻意为之的产物（尽管对于特定物资的跨洲转运本身，肯定是需要某种资本或准资本力量的介入的）。而即使是到了工业化时代，工业发达国家对于相对落后国家的工业制品输出之所以能够成功，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些工业制品的确满足了人类对于“可能世界”的希冀——比如，汽车的确满足了对于快速位移的可能性的希冀、手机的确满足了对于随时进行跨地域的人际联络的可能性的希冀、电影的确满足了对于可能的人生图景进行视听化的希冀，等等。因此，只要各个民族所输出的产品具有如下两个特征——（1）它能够满足潜在消费者对于“更美好的可能世界的希冀”；（2）特定民族对于此类产品之生产的技术性垄断难以被动摇——那么，进行跨地域的全球性交易的心理机能就始终会发挥其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支持全球性物资交易体系之存在的某些重要因素，恰恰就应当是带有一定的地域性色彩的：因为只有带有特定地域色彩（却又依然与各个民族的共通兴趣有着一定交集）的产品，才能够引发处于其他地域内的消费者的消费兴趣（这就满足了前述特征（1））；而且，也只有富有特定地域色彩的工业生产流程，才不容易被其他地域内的生产者所复制（这就满足了前述特征（2））。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促进全球化复兴的一条重要路径，恰恰便是：各个民族都要深耕自身的文化与历史积累，拿出既具有地域性又具有一定跨地域吸引力的文化与工业制品，并同时对相关的生产流程进行知识产权保护，以提高其他民族的复制成本。与之同时，各个国家或民族共同体将生产资源（特别是相关人才资源）保留在特定地域内的做法，也可以避免过度的跨国人才竞争，并由此防止大量的本土竞争失败者的产生，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世界诸民族之间的友好。这也就是说，在生产流通的四个环节——生产、交换、消费与分配中，更需要增加地域化色彩的，乃是“生产”与“分配”这两个环节，而更需要增加国际化色彩的，则是“交换”与“消费”这两个环节。
按照这一思路来反观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经济形势，我们不难发现当下症结之所在。一方面，中国实体工业的外向型色彩非常明显，每年通过国际贸易获得的巨额美元顺差却由于种种金融技术原因，无法直接惠及国内消费者；另一方面，国内庞大农民人口的消费能力则普遍不足（而应当成为消费主力的城市中产阶级则在房产上透支了大量的购买力），这就使得实体工业的经营者无法将国内市场视为足以消化过剩产能的有效市场。这也就是说，外置的生产需求与疲弱的内部市场，最终联合阻止了“生产机制与分配机制实现于同一个民族共同体”这一理想性情况的出现。除此之外，就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提供的产品的种类来看，玩具、纺织品等低技术含量产品占据多数，其文化内涵并不足以引发其探知“另外的可能世界”的好奇心。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机器人革命的成熟度能够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此类产品的生产成本低于“中国制造”的成本，那么，中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势必也就会受到巨大挑战。
而要化解这一结构性难题，除了要减轻广大纳税人的赋税负担以提升其消费能力之外，我们还应当以更大的力度支持本土工业的技术研发，提高“中国制造”的技术与文化内涵。现以新兴的人工智能产业为案例，说明这一点，具体而言，看似前沿的人工智能产业之所以需要接上本土化的“地气”，乃是因为人工智能产品的最终用户当然还是人类自己。如若相关产品的“人—机界面”本身不对特定文化圈内的用户相对“友好”的话，那么，此类产品就无法在这个文化圈中被广泛接受。而就目前人工智能产品研发的大势来看，主要由英语世界研发的相关产品在“思维逻辑”的特征，难免会承载上英语民族的心理品格，而未必会对汉语民族呈现出“界面友好”的特性（这也就客观上解释了为何中国的电脑爱好者往往是——其实是“不得不是”——具备一定英语水平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够在自然语言自动处理系统的开发方面，研发出适合不同文化水准的中国用户的新产品（譬如，能够研发出可适应不同方言与不同语法错误的车载语音导航软件），那么，此类产品必将在本土激发出巨大的潜在生产力。又比如，目前在西方如火如荼的“深度学习”技术，虽然已经获得了令公众瞩目的成绩，但是其运作却需要消耗大量的运算资源，而且也需要程序员事先向其“喂入”大量的“训练数据”。依笔者浅见，这样的技术是否对相关数据匮乏且财力有限的落后地区具有推广意义，乃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如果中国的研发团队能够为西方之所不为，大力开发“节俭型”（即适应“小数据环境”且相对低能耗）的新式人工智能算法，那么，由此催生的产品便既能更好地接上中国本土的“地气”，又能向“一带一路”上具有类似国情的国家推广，促进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
而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人工智能技术在我国的发展所难以避免的工业劳动力闲置问题，也必将倒逼我们将更多的人类劳动力投入到机器难以复制的领域中去，如工业设计与家居用品设计，等等——而这种转移又无疑会进一步倒逼我们去发掘传统文化潜力，以便为相关的产品设计赋予地域化的个性。我们甚至还可以设想：在三维打印机等新兴设备的辅助下，一个以反抗“大工业复制时代”为特征的“个性化定制时代”或许也会慢慢成型，而整个社会生产，也将会慢慢分化为“无人的机器化大生产”与“有人的家庭作坊小生产”这两大部类。而由此引发的一个更富有趣味的前瞻性问题则是：既然传统的“无产阶级”的工作负担，势必会在这种全新的分工中被机器人所大部分取代，那么，相关的技术进步趋势，是不是也会为马克思所憧憬的无阶级社会的真正到来，准备好关键性的历史条件呢？不过，这显然是一个有待未来来加以回答的问题了。
注释：
①参见 Marvin Minsky：Society of Mind，New York： Simon ⪼huster，1986。
②参见 David Marr：Vision：A Computational Investi- gation into the Human Representation and Processing of Visual Information. New York：Freeman，1982。
③参见D. M.Buss& D. P.Schmitt (1993). Sexual strategies theory：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human mating. Psychological review，100(2)，204。
④参见徐英瑾：《大数据意味着大智慧吗？——兼论作为信息技术发展新方向的“绿色人工智能”》，《学术研究》2016年第10期。
参考文献：
[1][4]渡边雅男，李晓魁译.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0-11、142.
[2]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3] Jerry A. Fodor. Modularity of Mind：An Essay on Faculty Psychology. 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3.
[5] Watsuji Tetsurō.Watsuji Tetsurō’s Rinrigaku. translated by Yamamoto Seisaku and Robert E. Carter.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6：148-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