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框架：一个解释城乡关系演变的新理论
叶超
【编者按】2月4日，改革开放以来第20个、新世纪以来第15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文件题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乡村振兴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农业迎来变革“新时代”。如何认识新时代城乡关系，化解三农问题，成为社会科学界关注的重点。《探索与争鸣》长期聚焦乡村问题，特邀多位名家学者，相互争鸣，为中国乡村振兴共享智慧。
作者 叶超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引 言
城乡关系理论演变合—分—合的历史提醒我们重新回到经典理论认识城乡关系。在经典理论中，斯密专门阐述了城乡关系的本来状态、演变历史与结果，既区别于发展经济学家先入为主的设定城乡差距，又区别于古典区位论只重视空间分布，在理论和方法上更为成熟，也更具解释力。
在乡村生活和城乡紧密联系的意义阐发上，斯密与莫尔、霍华德等的思想近似和相通，因而具有包容性。但大多数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和城乡关系研究者忽略了这些方面。所以，在城乡关系理论阐释方面，首先应该“回到斯密”！
重新分析、梳理和整合斯密以及其他城乡关系理论，本文提出斯密框架这一解释城乡关系的新理论。斯密框架设定了城乡关系研究的起点——自然顺序，它指农业—工业—商业的发展顺序以及在此影响下的农村—城镇发展次序。
人为的特定产业保护或抑制政策及其形成的风俗习惯扭曲了自然顺序。地理条件，尤其是临海—贸易的强烈作用使城乡关系突破了地域邻近市场限制，因而也改变了自然顺序。所以，政策—文化和临海—贸易两组变量结合，导致反自然顺序的演变，这是斯密框架的核心。
在众多城乡关系理论中，亚当·斯密的城乡关系理论最重要却往往被忽视。作为经济学的“圣经”，斯密于1776年发表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后文简称《国富论》）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马歇尔，1991）。它的影响波及许多领域，至今不衰。相比其他的研究者，斯密不仅指出了城乡关系的本来状态—自然顺序，而且从历史角度分析了它的演变过程。《国富论》第三篇“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的四章内容都论述城乡关系。由于夹杂历史分析，理论的联系程度相对松散。而且，斯密的城乡关系理论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所以，我重新梳理并整合斯密的城乡关系理论为一个完整且严谨的理论框架，同时对框架的内容进行拓展和延伸。
《国富论》的第三篇与城乡关系
《国富论》的经典地位和影响力毋庸置疑。但是对于论述城乡关系的第三篇，有些学者提出了与整部著作评价相反的观点。只有将这一篇关于城乡关系的讨论置于《国富论》的整体架构中，才能对斯密的城乡关系理论有全面和深刻的认识，这也是提出斯密框架首要的一步。
第三篇是“令人遗憾的失败”吗？
在众多推崇斯密的经济学家里，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是比较突出的一位。他曾这样称颂斯密及其著作：
如果反复阅读象斯密的《国富论》这样伟大的著作，甚至读它个五遍十遍也会有新的收获。我怀疑人们是否充分了解斯密所要表达的全部思想。从一种饶有趣味的思想那里学到的东西甚至会比思想者想要传授给我们的东西更多。” （李仁贵，2003）。
在1951年的一篇论文中，施蒂格勒（1989）认为斯密定理——“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亚当·斯密，1972；Smith，1985）不但是产业经济理论的核心，而且可以用来说明许多其它经济问题。但是，他认为《国富论》第三篇对市场范围的讨论只是从地理角度出发，从斯密所处的时代看强调运输、人口密度等因素是很自然的，因此却错过了理论发展的一个良好机遇，所以，这是斯密在分工理论上“令人遗憾的失败”（贾根良，1998）。事实真的如此吗？做出这个评价，主要是由于对第三篇在《国富论》中的地位认识不清的缘故。
承上启下的第三篇
首先，从总体布局看，第三篇是承上启下的。在提纲挈领的“序论及全书设计”中，斯密简要阐述了其理论体系的整体架构，其中第三篇成为论述从市场转向计划的枢纽。在讨论了“劳动生产力改良的原因、分配顺序以及资本性质和积累方法、劳资关系”之后，斯密紧接着指出：
“在劳动运用上已有相当程度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的不同国民，对于劳动的一般管理或指导，曾采取极不相同的计划。这些计划，并不同等地有利于一国生产物的增加。有些国家的政策，特别鼓励农村的产业；另一些国家的政策，却特别鼓励城市的产业。对于各种产业，不偏不倚地使其平均发展的国家，怕还没有。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的政策，都比较不利于农村的产业，即农业，而比较有利于城市的产业，即工艺、制造业和商业……这些计划的实行，最初也许是起因于特殊阶级的利益与偏见，对于这些计划将如何影响社会全体的福利，他们不曾具有远见，亦不曾加以考虑。可是，这些计划却引起了极不相同的经济学说。有的人认为城市产业重要；有的人又力说农村产业重要。这些不相同的学说，不仅对学者们的意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且君王和国家的政策亦为它们所左右。”
可见，《国富论》第三篇在布局上承接了前面对劳动和资本性质的论述，提出对劳动和资本管理和使用的不同政策；同时为第四篇对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学说的分析埋下伏笔。
其次，以上阐述表明斯密第三篇的主旨还是放在对城乡有所侧重的政策分析上。斯密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通过抨击反自然的保护或限制政策来强调了自由贸易。地理要素的影响被斯密敏锐的觉察到，但一直被他结合其它要素进行分析和推理；斯密也并没有将地理上升到可与政策的影响相提并论的地步。
最后，从现实世界出发，斯密所强调和看重的地理、运输、人口集聚等问题不但是当时影响城乡关系的主要因素，而且现在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关于地理要素与贸易、政策结合作用的原理，是（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来源之一，至今仍然是重要研究主题。
当我们从《国富论》的整体布局、主旨以及现实效应去看时，施蒂格勒“怀疑人们是否充分了解斯密所要表达的全部思想”的判断可能要先应验在自己身上。
阐释因果的第三篇
我们需要牢记，斯密要论述的主题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其著作前两篇论述劳动和资本的性质，后几篇论述经济发展的原因。在第三篇里，斯密已经鲜明地指出了国家发展不同的原因：
“要先增加农村产物的剩余，才谈得上增设城市。但因城镇生活资料，不一定要仰给于附近的农村，甚至不一定要仰给于国内的农村，而可以从远方运来，所以，这虽然不是一般原则的例外，却使各时代各国家进步繁荣的过程，因而有所差异。”
这个阐发是意义深远的。在著作的其它地方，斯密并未这样直截了当地指出国家发展差异的原因。贸易，尤其是国外贸易，打破了最初的城市对附近农村的依赖状态。杜能的孤立国模型和刘易斯模型的封闭经济实际上就是对没有外部贸易条件下的城乡关系设定。这种假定应该都来自于斯密。
在贸易改变城乡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什么改变贸易？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斯密先给出了一个本来状态（自然顺序），然后阐述了这种本来状态演变的过程和结果。这是斯密框架的主要分析思路。
自然顺序：从乡村到城市的发展逻辑
美国著名学者本杰明·史华兹（2005）认为：“具体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掩盖了一条有关亚当·斯密的更重要的信息，即斯密不仅是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而且还是经济发展总方向的伟大理论家。虽然他并不是这一发展理论的首创者，但他无疑是最早把它系统化的伟人。”除此之外，还需注意的是，对各国经济发展差异的实质，斯密是通过分析城乡关系的自然顺序及其演变来揭示的。
自然顺序
这个“自然顺序”，也被称为“斯密顺序”（冯海发，1989）。其完整表述是：“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每个处于发展中社会的大部分资本的投入顺序，首先是农业，其次是工业，最后是国外贸易。我相信，在所有拥有领土的社会，投资总是在某种程度上遵循这种极自然的顺序。总是先开垦了一些土地才能建立很多城镇；正是城镇里那些粗糙的制造业的持续经营，才使人们投身于国外贸易。”这既是一个产业发展顺序，也是城乡发展的顺序。它揭示了城乡之间产业分工与市场联系之间的因果关系（见图1）。
1）城乡分工的结果是互利
斯密承接前两篇，从分工的角度对城乡之间互相依赖、互相影响的关系进行阐发。他特意强调了城乡分工的互利结果：
“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通商……农村以生活资料及制造原材料供给城镇，城镇则以一部分制造品供给农村居民。不再生产亦不能再生产生活资料的城镇，其全部财富和全部生活资料都可说是得自农村。但我们不要根据这点，就推想城镇的利得即农村的损失。他们有相互的利害关系。这里，分工的结果，像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对从事不同职业的双方居民都有利。农村居民，与其亲自劳动来制造他们需要的制造品，不如交换；因为通过这种交换，他们可用较小量的自身劳动生产物购得较大量的制造品。”
这种互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城镇是农村剩余产物的市场
自然顺序对城乡发展顺序的归纳源于基本的生活常识。因为，“按照事物的本性，生活资料必先于便利品和奢侈品，所以，生产前者的产业，亦必先于生产后者的产业。提供生活资料的耕种和农村改良，必先于只提供奢侈品和便利品的都市增加。乡村居民须先维持自己，才以剩余产物维持都市的居民。所以，要先增加农村产物的剩余，才谈得上增设都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农村剩余是城市产生的必要前提。但斯密并未限于这种认识，他敏锐地抓住了运费这个因素，继续进行了深刻阐述：
“城镇是农村剩余产物的市场。这种市场愈广阔，对广大人民愈有利。在离城镇一英里生产的谷物，与在离城镇二十英里生产的谷物，在市上的售价都一样。但后者所得的售价，一般地说，不但要补偿其生产费用和上市费用，而且要对农业家提供农业的普通利润。所以，城镇附近的农业家和耕作者，从谷物售价所得的，不仅是农业的普通利润，而且包括自远地运来出售的谷物的运费全部价值。此外，在他们购买的东西的买价上，他们还节省这些东西的远途运费的全部价值。试一比较城镇附近各农村和远离城镇各农村的耕作事业，你就知道城镇商业是怎样有利于农村。就连所有宣传贸易差额的各种谬说，也没有一种敢妄说城乡通商对城镇或对乡村有损的。”
现代经济地理学家认为古典经济理论是以运费为零作为假设前提的。实际上作为古典经济学鼻祖的斯密早已敏锐的看到运费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只是后来的继承者偏离和丧失了这一传统。杜能（Von Thunen）以木材和粮食为例证实了上述理论并将其公式化：л=P-(C+T)，即利润=售价-（生产成本+运费）（杨吾扬、梁进社，1997）。值得注意的是，斯密细致的指出农产品生产中购买生产资料（原料、辅料、工具等）也存在运费的问题（应该是由原材料和农机具等供应者与农业家或农民协商分摊，这涉及一个交易成本问题）。由于产业分工与城乡市场联系之间的循环累积作用，考虑生产和销售环节运费的节省，“城镇是农村剩余产物的市场”这一论断就不仅有发展顺序的含义，而且也体现了城镇发展对于乡村的促进作用。
（2）工商业城镇的增加与富裕对所属农村的改良与开发有贡献
既然城乡之间由于互换互利而形成的市场将其构成一个互相依赖并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系统，对应于城镇是农村剩余产物的市场，农村同时也是城镇制成品的市场。二者仅存在生发顺序和交换内容的差别。
对于城镇发展对乡村的贡献，斯密认为有三种途径。首先是通过为与城镇通商的农村提供市场而改良其相关产业，其中他强调，“当然，靠近城镇的农村，所得实惠，自必最大。其原生产物的运输，所费既较省，所以，与较远农村的产物比较，商人们即使付给生产者较高的买价，但对于消费者，取价却仍可一样低廉”。对这种地理位置的“近域性”及其效应，斯密给予了重视。其次通过商人和乡绅的行业（阶级？）性格分析城镇的财富购买土地（尤其是未开垦的土地）对农村的带动。最后，他强调了不为人注意但最重要的一种效果，即工商业发达形成的社会秩序、政府服务、个人安全和自由使农民摆脱了以邻为壑和对上司的依附状态。
综上，与城镇发展对农村的带动相伴随的，不仅有土地利用改善和农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社会、政治、个人自由等高级目标和“终极价值”的实现。
2）自然顺序由需要和人类天性促成
对于自然顺序产生的原因，斯密指出，“农村先于城镇的事态，在大多数国家，是由需要迫成的，但在所有国家，又有人类天性促其实现。只要人为制度不压抑人类天性，则在境内土地尚未完全开垦改良以前，城镇的增设，决不能超过农村的耕作情况和改良情况所能支持的限度”。
斯密认为是农耕（生产）需要各行业工匠的聚居而形成村落和市镇，屠户、酒家、面包师、商人（生活需要）的加入扩大了市镇，城镇对制成品的供给基于乡民的需要，而此“需要又只能按照耕作及改良事业发展的比例而发展”；所以他最后强调，“设使人为制度不扰乱事物的自然倾向，那就无论在什么政治社会里，城镇财富的增长与规模的扩大，都是乡村耕作及改良事业发展的结果，而且按照乡村耕作及改良事业发展的比例而增长扩大。”
从这种再三强调中，我们进一步感受到斯密对城乡成比例发展的自然顺序的强烈推崇和对扭曲自然顺序的人为制度的坚决反对。虽未详细论证城镇体系的序列和结构，但是对于基于市场需要而形成的城镇体系的稳定性以及由此而具备的空间自组织功能的驱动力，他提供了一个本源性的解释。这也就是“城市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的真正含义。
对于天性，斯密从土地投资相比工业和商业投资的优势（可直接监察，熟悉风俗、风险小）论述前者优先于后者，认为“地主的资本，却可固定在土地改良物上，可说是尽了人事所做得到的安全”。另一方面，虽然人类是由耕种和经营农业开始进入文明社会进而演进到城镇文明，却因此疏离了自然；但对于自然的“回归”是作为自然界产物之灵的人不可回避的问题。乡村可能是唯一的纽带，因为它恰恰是自然与人类社会的交汇源地。也就是“乡村风景的美丽，乡村生活的愉快，乡村心理的恬静，以及乡村所提供的独立性，只要这独立性不受到人为的迫害的话，这些实具有吸引每一个人的巨大魅力。耕作土地既为人的原始目标，所以，在有人类存在的一切阶段，这个原始的职业将为人类所永远爱悦”。这种思想与莫尔、霍华德和芒福德的思想是何其相似！
3）自然顺序的理论意义
这种理论意义主要相对发展经济学而言。刘易斯将经济划分为两个部门并假定农业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观点遭到很多批评（比如西奥多·舒而茨，1999，2001）。虽然刘易斯进行了辩解，但是某种程度上，自称继承古典经济学分析传统的他忽视了斯密系统看待城乡关系的观点。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结构经常被用来刻画城乡差距，对它作为一个解释模型的内涵挖掘和延伸还是不够的。另外，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体现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这种复杂性也限制了二元结构模型的适用范围。
把发展单纯的理解为一个技术问题，先入为主的假设差距的存在，忽视城乡发展的历史原因，这是二战后发展经济学的几个致命弱点。所以他们无法回答的问题是：难道发展中国家一开始就存在巨大的城乡差距吗？什么是它们“本来”和合理的状态呢？“自然顺序”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分析起点。斯密并未假定城乡差距是当然的。相反，他认为自然顺序下形成城乡发展的良性循环，人们后天采取的干预政策扭曲了自然演进的顺序，导致城乡发展的极大差距。这与发展经济学家首先看到城乡差距然后单方面地解决问题的思路是截然不同的。所以，经过20多年的辉煌之后，1970年代后期，发展经济学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的乏力，使它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刊物中近于销声匿迹（保罗·克鲁格曼，2002）。如果总结教训的话，那么首要的一条就是：发展经济学家一开始就应该全面和仔细学习斯密研究城乡关系的方法，而不应该只吸取了一个部分。
斯密框架：反自然顺序的逻辑
虽然自然顺序是一种初始的理想状态，但是对它的逻辑推理是非常严密的，而且“在所有进步的社会里都已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但就今日欧洲各国的情状说，这个顺序却就许多方面说，似乎完全相反。它们的精制造业或适于远地销售的制造业，多由国外贸易引出。农业大改良，也是制造业和国外贸易所产生的结果。这种反自然的退化顺序，乃是风俗习惯迫成的。他们原来的统治的性质使他们的风俗习惯变成了这个模样。后来，这种统治大大改变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却仍没有多大改变。”
斯密以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的城乡发展状况来说明上述论断。引发这种反自然顺序演变的初始变量是贸易（如图2），它是联系工农业和城乡市场的唯一纽带。进一步分析的话，引致贸易变化的变量斯密认为有三个：政策、文化、地理（他尤其看重临海性）。因为斯密认为文化（风俗习惯）是政策引发的，所以我们将它们并列论述。
政策—文化
自然顺序的维持以安定和平的外部环境为前提。一旦这个环境被打破，那么“野蛮民族对原居民的掠夺和迫害，中断了城乡间的贸易。城市都成了荒墟，乡村亦无人耕作。在罗马帝国统治时很富裕的西欧，一变而为极贫乏，极野蛮”。这种历史上的入侵在东西方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可参照比较蒙元时期和鸦片战争前后的清王朝），但是由于战乱带来的城乡演变结果似乎是一致的。
土地问题由此成为最关键的变量。土地所有权首当其冲。斯密认为长男继承法、限嗣继承法、分佃耕制下对农民占有和使用耕地的限制，妨害了土地改良，其原因在于，“一个不能获得一点财产的人，食必求其最多，作必望其最少，除此之外，什么也不关心。他的工作，够他维持生活就行了，你要从他身上多榨出一些来，那只有出于强迫，他自己决不会愿意的”；再加上租赋的繁重以及谷物的输出限制法令等害农政策，农业受到极大阻抑。而城镇制造业却由于贸易的带动突破了地域上以邻近农村为市场的限制得到发展，从而“封建法制凭一切强制力量所办不到的事，却由国外商业和制造业潜移默化，逐渐实现”。而这种进步竟然是对革命本身不了解的、虚荣的领主和自利的商人工匠促成的。最后，“在欧洲大部分地方，城镇工商业是农村改良与开发的原因，而不是它的结果”。
从政策到文化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主要的经济政策可分为贸易和产业两种，其下又可划分为偏重自由贸易或贸易保护，以及重农和重工（见图3）。这些政策出台有当时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但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政策往往容易固化，形成一种文化，所以难以改变。也就是“一种法律在初成立时，都有环境上的需要，并且，使其合理的，亦只是这种环境。但事实上，往往产生这法律的环境已发生变化，而这法律却仍继续有效”。
对于这种反自然顺序的后果，斯密通过比较欧洲和北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农业政策，进一步指出：“虽有若干国家，经这过程达到了很大的富裕程度，但这过程本身是极缓慢、极不确定、极易遭到不可胜数的意外事故的阻挠；而且，无论就哪一点说，都是违反自然，违反理性的。”他预言，“战争与政治上的一般变革，容易使以商业为唯一来源的富源趋于耗竭。通过比较可靠的农业改良而产生的富源就持久得多，除了由于敌对蛮族的侵凌而引起的持续一二百年之久的比较激烈的大变动，如罗马帝国崩溃前后西欧的大变动外，其他事件都破坏不了”。
二战以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通过政府主导的工业发展带动经济的战略因其忽视农业和原有的市场基础，加之对外贸易的劣势地位而失败，有些甚至陷入了债务危机和社会动乱的泥沼。但是将发展战略和政治决策视为直接原因只接触到问题的一个层面，如果我们继续追问这种政策的由来和演变为文化这一过程是怎样发生的，我们还必须研究引起它们变化的地理条件。
临海—贸易
贸易发展既然是促使城乡关系反自然演化的直接原因。由于贸易与地理的紧密联系，分析地理对贸易的影响就顺理成章。但正如一位高度赞赏杜能的著名“新经济地理学家”感叹：“一个来自火星或现实世界的人会惊奇于经济地理学与国际贸易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由于历史和技术共同作用，经济地理学和国际贸易研究很早之前就分道扬镳了……贸易和地理的确应该是同一研究的两个分支。”（保罗·克鲁格曼，2003）。追本溯源，斯密是对两者关系进行系统阐释的第一人。在地理要素中，斯密着重指出了临海对贸易发展的重大影响。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图来表示其关系（见图4）。
（1）可达性
空间可达性的基本内涵是区域之间社会经济联系的方便程度（陆大道，1996）。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于可达性强所产生的运输成本节约使空间经济活动突破邻近地域的限制，同时也促使传统的“近域性”为主的地理理念发生根本变化。交通工具和通讯方式革新对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也通过可达性对空间结构进行了重塑。虽然当时的交通地理还不发达，但斯密还是敏锐地观察到沿海地区城镇可达性要比内陆强，因而贸易更活跃。他指出：
“城镇居民的食品、材料和产业手段，归根到底，都出自农村。但近海岸沿河边的城镇居民，却不一定只从邻近农村得到这些物品。他们有大得多的范围。他们以自身工业的制造品作交换，或经营遥远国家间的运送业，以甲国产物交换乙国产物，而从远地取得他们所需要的种种物品。一个城镇不但在其邻近各农村都很贫乏都很衰落，而且在它通商的各个农村也都很贫乏很衰落的情况下，仍可发达起来，日臻于富强。因为单个地说，每个农村对它所能提供的食料与雇佣机会也许有限，但综合起来说，它们所能提供的却极可观。”
可见，城乡之间虽然形成互换互利的循环系统，但乡村对城镇市场依赖程度却远大于城镇对它的依赖程度。这一方面是因为乡村的市场相对分散，难以产生较强的吸附力（马克思也曾经指出过这个问题）；更是自然本底（区位、气候、土壤、资源禀赋等）的分布不平衡所致，其中临海区位以其突出的优越性（在现代对贸易的影响最强烈）成为改变传统城乡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与地理惯性和技术进步相伴随的是注重可达性进而节约空间（运输和交易等）成本的贸易发展使城乡关系不局限于区域范围。可达性引发了价格和竞争机制的变化。
（2）价格与竞争机制
改善区域可达性，从而降低运费，导致新的集聚和扩散，实际反映了价格机制对于空间结构的影响。由于可达性改善打破地域邻近市场独占，自由竞争机制对于城乡发展产生一种循环促进效果。上述因素之间的作用过程，斯密有经典的说理和例证：
“良好的道路、运河或可通航河流，由于减少运输费用，使僻远地方与城镇附近地方，更接近于同一水平。所以，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为最有实效。僻远地方，必是乡村（中）范围最为广大的地方，交通便利，就促进这广大地区的开发。同时，又破坏城镇附近农村的独占，因而对城镇有利。连城镇附近的农村，也可因此受益。交通的改善，一方面虽会使若干竞争的商品，运到旧市场来，但另一方面，对城镇附近农村的农产物，却能开拓许多新市场。加之，独占乃是良好经营的大敌。良好经营，只靠自由和普遍的竞争，才得到普遍的确立。自由和普遍的竞争，势必驱使各个人，为了自卫而采用良好经营方法。将近五十年前，伦敦近郊一些州郡，曾向议会请愿，反对征收通行税的道路扩展到僻远州郡。他们所持的理由是，这样那些僻远州郡，由于劳动低廉，它们的牧草和谷物，将以比附近州郡低的价格在伦敦市场出卖，伦敦附近州郡的地租，将因此下降，而他们的耕作事业，将因而衰退。然而，从那时起，他们的地租，却增高了，而他们的耕作事业，也改善了。”Krugman和Elizondo（1992）对墨西哥城的分析验证了开放式的贸易对大城市扩散的作用，实际上反映了这种自由竞争机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市场的两大机制——价格和竞争，塑造和形成城乡之间良性循环的空间结构。对于前者是一直受到重视的；对于后者，自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和战略的理论被引入企业集群的研究之后也被广泛的引用。实际上，论述社会经济的空间结构形成都脱离不了对这两大机制的影响分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济活动空间分析的精神主线就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经济地理学使这只手长在一个完整而生动的躯体上，并通过它抓住了“虚无缥缈”的空间结构。
斯密框架
1) 自然顺序是指农业—工业—商业的发展顺序以及在此影响下的农村—城镇发展次序，它是分析城乡关系问题的出发点。
2) 人为的特定产业保护或抑制政策及其形成的风俗习惯（文化）扭曲了自然顺序。
3) 地理条件，尤其是临海—贸易的强烈作用使城乡关系突破了地域邻近市场限制，因而也改变了自然顺序。政策—文化和临海—贸易两组变量结合，导致反自然顺序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