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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椒的焦虑与质疑:科研能明码标价吗?

  

编者按  中国高等教育扩招后,大量的年轻学人作为新鲜血液被补充到大学教师队伍,他们被戏称为青椒青椒群体学历光鲜,产出惊人,对所在高校的学术成绩贡献十分可观。他们是莘莘学子的职业梦想,是学术世界的明日之星。然而,我们真的了解他们吗?他们为何选择学术道路?有何学术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他们的生存现状如何?如何看待和实践自己的学术发展之路?

关注中国未来学术发展,关注青椒群体,《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推出青教心声专栏,邀青年学者执笔,诉说青椒心声。力求多方位展示青椒生活,让更多人深入了解这一群体,为有志走学术道路的青年学子提供参考,并更加深刻地思考中国大学和学术发展的未来。

上两期专栏探讨了顶级名校青年教师的生存状况。本期的视角将转向教学研究型大学。这类学校的青椒,是否又面临不同的境地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本文节选自《学术锦标赛制下大学青年教师的制度认同与行动选择》第四章第一、二节,有改动,标题为编者所加】


本期访谈简介

访谈对象:李一、王二、张三、赵四、陈五、sxzwxd(均为“211”高校H大的青年教师)

访谈主题:对H大学术制度的态度

H大及其学术制度简介

H大位于G省省会,是一所省属师范大学。1996年,H大通过多方努力成功入选第一批“211”工程大学。1999年的高等教育扩招,H大在G大学城计划中分得一杯羹,实现了办学规模的扩张。抓住两大机遇的H大,已不满足于原有的办学定位,急于主动寻求发展转型。

限于当时多数学科的基础较为薄弱和国家对研究型大学的准入门槛较高,H大在几经徘徊后,将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作为主要办学目标,在不断模仿研究型大学的同时向目标奋进。

出于对提高排名和争夺资源的渴望,H大根据自身的条件,启动了一系列的学术制度改革。2005年以来,H大多次修订《H大科研成果与业绩评价方案》,以增进方案的激励产出作用。与之配套,H大在学术人员岗位准入、职称评聘、职位晋升的制度规定不断升级加码,要求越来越高。同时,在岗位聘任上,也开始采取一些更为灵活的做法,通过较迅速的学术晋升来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盟。在制度执行方面,H大体现了传统事业单位的特征,积极兑现奖励,惩罚则多只是形式。


深度访谈实录


一、规则认知:明码标价


李一是在2009年从一间“985”高校转战H大的,原来那间高校是典型的工科院校,科研压力颇大。他感觉有点超出负荷了,所以想换个环境,当时认为“H大是个适合养老的地方,所以接受了H大的聘约。

但李一低估了学校转型的决心和动力。他发现,学术奖励制度带来的诱惑使得他也不愿意停下脚步。而且,在这里也算得上是重点人才了,学校对你的期望值更高,不会给你懈怠的机会的

李一刚刚拿下了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按最新出台的《H大校内津贴分配试行办法》(简称《分配试行办法》),将会获得5万元的奖励。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何况就算学校不奖励,国家基金我们都要报的,有奖励的话我们当然干劲更足一些。

201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发布后,H大科技处更是组织了一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青年专场辅导报告会,安排两位担任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的本校专家报告,介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及评审流程,指导申请者进行申请书撰写。一些理科学院也开始专门组织基金申报动员会,进行团队搭建和优化。

“这招是向985大学学的,我以前的学校早就这样干了,这意味着从散兵游勇式的作战改为兵团作战了。

李一对此已经轻车熟路了,国基已成为理工科的兵家必争之地了,没什么比这个更能令学校和教师上下一心的了。他下一步的目标,是以这个课题资助的名义,在学校规定的高级别刊物发表几篇论文,因为《分配试行办法》还对发表科技论文的奖励规定如下:

“(1)在《Nature》或《Science》上发表的学术期刊论文,每篇奖励30万元。

2)在《Nature》系列刊物上发表的学术期刊论文,每篇奖励20万元。

3SCI收录且影响因子10.0及以上的原创性学术论文,每篇奖励10万元;影响因子8.0及以上的原创性学术论文,每篇奖励8万元。

4)其他SCI收录的原创性学术论文:一区每篇奖励5万元,二区每篇奖励3万元,三区每篇奖励1万元。

当然,论文发表和课题结题之后,若能再评个奖,则就可以实现效益最大化了。因为《分配试行办法》把各种科研奖项也明码标价了:

“(1)获国家科学技术奖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的成果,分别一次性奖励2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

2)获教育部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的成果,一次性奖励15万元。

3)获省级和国家其他部委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教育部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的成果,一次性奖励10万元。

4)获教育部科学技术奖三等奖、省级和国家其他部委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的成果,一次性奖励5万元。

5)获省级和国家其他部委科学技术奖三等奖的成果,一次性奖励3万元。

每一种课题、每一篇论文以及每一个奖项,都被精细地划分类别,明码标价。甚至连调研报告,也按批示的领导人的级别,论功行赏:

“(1)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并产生重大影响的调研报告,每项奖励8万元。

2)国家级机构及国家各部委采纳的软科学成果与咨询报告,每项奖励5万元。

3)有省委、省人大、省政府或省政协主要领导批示并产生重大影响的调研报告,每项奖励3万元。

李一觉得到了H大之后,自己变得有些投机了,而这正是他以前嗤之以鼻的,现在他正向自己曾经鄙夷的对象靠近。H大采用的学术追赶战略显得急切而直接:以层层加码的真金白银的奖励来激发学术人员学术成果产出的动力。

“985高校一般不这么干,那类学校的内部竞争压力就足以推着你拼命往前跑。但像H大这类学校,没有奖励,积极性起不来。

所以,李一也对H大的激励制度表示理解。他认为大学发展有阶段性,就和产业升级一样。

“学校发展到这个阶段就是这样的,要再往上走就不能不围绕着评价指标转。指标说需要文章的时候它就要出文章,但是过一段指标表示需要项目了,它就会在项目上加大激励力度;如果项目也有了,比如说人人都能主持自然基金了,它就要求杰出基金或重大攻关项目;再过一段时间,指标又说要奖项了,那它就会往奖项上进行激励。它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但都基本是被动的。

我觉得推动这个现在大学这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大学评价。我记得为什么好多学校一开始要求招聘老师要求有博士学位,因为在那个最早的时候无数大学排行榜上这个因素的影响比较大,比如说清华的教师,他们的博士学历基本是百分之百,那他在这项接近满分。最早我记得上博士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学院去我们学校要博士,他学校没有历史地理专业,但最后却要了一个历史地理的博士,为什么呢?因为他就只要一个指标,评价的时候就能提高分值,而不管专业对不对口。

 

二、利益认同:分化

 

H大的学术奖励制度延续了近年来的一贯做法:以金钱激励为主,划分级别,明码标价。变化较大的是由以往相对平均主义的激励改为差距性较大的激励,更加强调对高级别成果的激励。因为通过前几年的奖励制度,刺激了H大教师的学术产出总量大幅度提升,他们本人凭借这些学术产出获得职称和岗位的提升,并最终帮助学校在各类评估排行中获得较好成绩。

但近年来,一方面各种评估排行指标的风向标发生变化,更加强调高级别成果的指标,长期以来按指标体系办学的思维促使学校必须出台制度以适应变化;另一方面,因国家推行定岗定编的制度要求,学校的高级岗位已渐趋饱和,因此也要在制度上对教员获得更高职称和岗位提升提出更严格更高级别的学术成果要求。

但对于青年教师来说,奖励刺激的加大也无疑意味着学术竞争强度和难度的加大。他们认为这是学校急功近利的表现:

“按国内的情况,拥有资历的教授、博导比青年教师要取得这些高级别成果,要容易得多。一个人科研起步的时候最困难,这时候你却不给他支持,只做锦上添花却不是雪中送炭。学校只求暂时成绩的好看,却不看未来。每年奖励有一个亿的话,还不如拿一千两千万出来,平均给我们这些青年教师,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对sxz的访谈)

只有少部分的幸运者,才可以从这里分得一杯羹;尤其是能纳入学校高层次人才计划的幸运儿,更是走上快速通道,一步登天。而大部分的青年教师,则发现日子变得越来越艰难,学术竞争的门槛越来越高。这个群体正悄悄地出现分化。

H大的行政办公楼一楼,学校职称评审的公示常常在此贴出。这几年不断贴出的一些聘任公示引人注目:一些三十出头甚至二十几岁的80后纷纷被聘为教授。人事处作出的解释是:按照学校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政策,并经过学术委员会的鉴定,这些人的学术成果符合高级别成果的要求,因此按政策可以直接聘为教授。这个政策和以前的破格政策有所不同,破格主要指在年限未到的情况下就可晋升高一级的职称,但这个政策下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实现了三级跳,他们当中的多数人,之前连讲师的职称都没有。

这些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故事开始在H大青年教师中激起涟漪,但他们很快便归于失望。因为他们发现:这只是G省延揽海外人才政策的一部分而已,这些做出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年轻人,无一例外都是海外博士毕业;如果没有海外留学背景者,即便拿出同样的成果,也是与三级跳无缘的。

H大近年来一直积极外引,重金引进了好几位外籍院士和领军人才,对海龟也自然更青睐有加。但外籍院士和领军人才毕竟都已是功成名就者,青年教师们最多也就眼红而已。但看到同龄人这种火箭速度的晋升而自己却因出身而无法获得同等的机会,就无法不令青年土鳖们颇有情绪了:

“这完全就是双重标准,当然对我们是不公平的,等于制度先入为主地将我们这些本土博士划分为学术水平低的。这不是崇洋媚外是什么?我不否认有些海归水平很高,但我们也有在领域里做得相当拔尖的,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们同等的机会呢?而且海归中也有不少是水货,骗了学校拿了衔头和项目又去骗下一家,这种事情多了去了。(对wxd的访谈)

而且,他们认为过早地给年轻学者过多的荣誉,并不符合学术发展规律:

“那么快就给他那么高的职位和荣誉,很可能会棒杀他。毕竟学术研究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无论是德国还是美国的学术制度,都是一个比较陡峭的设计,你博士刚毕业,水平再高,也不会马上给你一个教授当,所以你这个说跟国际接轨但都不知道接的哪里的轨。而且这样会导致大家投机,都不在国内读博士了,实际上这种制度更可能导致人才外流。(对陈五的访谈)

埃尔菲?科恩(Alfie Kohn)在《奖励的惩罚》中列举了奖励的多种弊端,其中一种就是破坏人际关系海龟王二就分明感受到了周围异样的眼光和年轻同事对他的敌意。他2008年在英国博士毕业,回国后不久接受了H大的聘约,因为那年他入选了国家千人计划青年人才(简称青千),H大承诺将其直接聘为教授,而他之前只是一名刚刚开始职业生涯的讲师。

尽管聘为教授的程序也费了些周折,但王二还是对目前的状态很满意:

“从博士毕业到评上教授,一般都要好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现在H大的制度能够给你一步到位的希望。我觉得这是敢于突破常规的尝试,所以我愿意在这里赌上一把,尽管Z大的学术平台好很多。

早早拿到教授之后,他认为可以在这场学术竞赛中占得先机,能够更快建立起自己在校内和本学科内的学术地位。虽然年少得志,但王二还是保持着谦虚谨慎,他更愿意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机遇:

“我的运气比较好,刚好赶上我们这个研究领域的热潮,大家都把它抬到高峰,包括政府,但是没有人能交出货来,但是我刚好可以。当然在之前那两、三年,我是耐住寂寞一直坚持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他也觉得能理解别人的看法:

“各种羡慕妒忌恨,肯定都有的,但我只要想到我得来的这些并不是我偷蒙拐骗得来的,我就心安理得了。再说哪个时期哪个领域没有优惠政策、特殊政策啊,你要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那更糟糕。

 

三、信念认同:分裂

 

和王二同一年进入H大的张三就没那么幸运了。由于是土博毕业,入职的时候没有任何可以看得见的待遇:不但没有丁点安家费、科研启动费,甚至以前可提供给新教师的过渡房也没有了。张三现在租住在校内的一个十平米左右的单间里,租金一个月一千五百元,相当于每月工资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且房东还是自己的同事,这个同事是学院的办公室人员,只不过因为早来了两年,赶上了过渡房的待遇。

“小伙子学问做得不错,功底很扎实。这是同一学院的几位教授对张三的共同评价。但一直没拿到课题,张三目前还是一名讲师。因为按H大的职称文件规定,评副教授必须拿到一项省部级课题。对于按部就班式的学术道路来说,课题不仅是获得奖励的重要方式,更是职称晋升的必要硬件。

2010年开始,他就开始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G省的自然科学基金,但每次都是空手而归。

“在G省的课题我申报几年了,颗粒无收。评审的流程我觉得非常的不严肃:不是同行评,也没有评议反馈,不知道为什么没中,反正就没有;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没有,为什么他会有?

在里面玩你得进一个小圈子,但这个圈子到底在哪里你都没搞清楚,你就只有陪着人家玩,你不要抱很大的希望,但又得玩下去,不想玩也还得玩。

他甚至也产生过动摇,打听着能不能花点钱做个交易:

“后来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你塞个几万块钱也许不一定能成事。那个时候我会想如果花几万块钱我一定能成事的话我就做了,但是你交了钱你又不成事呢?而且你作为一个学术人作为一个喜欢科研的人,如果你都把心思摆在那,你还有什么心思做科研呢,所以后来我基本上就看淡了这个事情。

即便说是看淡了,他还是毫不掩饰愤懑和不满:

“现在的大学,讲究赢家通吃,领导和大牌教授拿了课题当老板,年轻人当苦工,这都不能叫潜规则了,大家都这么放开干了。但问题是年轻人做了贡献之后通常体现不出来,自己申请项目资历又不够。

年轻学者申请基金困难是全球普遍的现象,科塞在关于美国学术界的描述中也谈到,年轻的学者不大可能得到自己的研究基金,总是被迫依附于合作项目,这些项目通常是由同提供基金的机构有接触的资深学者来领导的。其结果很可能是,在他发展和建立成就的时期,是在为别人制订的项目工作。这就是说,一个年轻学者有望才思泉涌的年华,要为适应别人的计划而限制自己的创造力

但在美国,是否得到基金支持一般只是影响到学者的经济收入而已,但在中国的很多大学,都将学者的职称、职务晋升与是否拿到基金或拿到什么级别的基金联系起来,在制度的精妙设计下,各种名目的学术要求都捆绑在一起,环环相扣。申请基金,已经成为年轻学者必做的功课之一了,而张三的苦恼之处正在于此:

“学校就是要拿这个来压榨你,评教授需要项目,甚至评个讲师、助教都需要什么项目。但谁都知道,这些项目到底给国家带来了什么实质进步呢?拿到项目之后多少人不是糊弄过去呢?

他对这种制度所传递的信念越来越怀疑:

“我们的大学越来越像一间公司了,用的都是泰勒科学管理的那一套,但又没用好。所以还不能说是一家像样的公司,只能说是一个巨大的包工头。为什么学校愿意奖励我们发论文、拿项目呢?道理很简单,学校要靠我们这些论文、项目去换政府更大的奖励,学校充当了包工头的角色。所以,我们很多人都自嘲为学术民工,一点都没错。只是学校这个包工头一般不会欠薪,这点要强一些。

他戏言:

“学校现在的定位是教学研究型大学,在我看来,就是人格分裂型大学。这种双重定位貌似理论上讲得通,但实际操作很困难,就是融不到一块,总有一头偏重,现在研究型大学是标杆,大家都不自量力地往研究型靠。

像他这样的人不乏少数,学校定位的分裂也令他们颇有分裂之感。不少人对学校雄心勃勃的追赶战略并不感到乐观:

“我觉得H大的定位不能完全往研究型大学上靠,尽管现在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朝这个目标来努力。我觉得大家都往一个目标挤的时候竞争会激烈,不如还保持原来师范的特色,这个才是强校立校根本。而且就算冲研究型大学也不能都靠那么急功近利的做法,光靠花大钱引个别大腕过来。你挖一棵大树过来,当然效果立见,因为种小树要很多年才能看到成效,但大树未必可持续发展。所以我觉得学校不能急,要对刚起步的年轻学者进行识别,给予科研支持,不用很多,将来就会有大成效。但可惜现在学校连这种基本条件都没给我们。(对陈五的访谈)

即便是如王二一样的既得利益者们,也并不是对学校制度所传递的信念完全买账。因为他们多数在西方发达国家完成博士学业,西方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大学理念已在他们脑海中扎根,西方更重同行评议的学术评价方式与看重学术共同体内部学术声望的学术观念也已成为他们的内化信念,这又使他们的信念与学校制度所传递的信念发生抵触: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这种评价体系跟国外还是很不一样,程序上很正确,但是并不一定反映学者的实际水平,你要没有SCI文章就拿不到项目,如果拿不到项目就没有这种资源的支撑,你就无法启动做一些东西,所以刚毕业的老师他就很烦,他就天天想我要怎样拿到第一个项目。(对王二的访谈)

尽管他们更容易从新制度中获得利益,但他们也分明感受到这种激励产出的评价制度带来的压力,相比之下他们可能更怀念国外更加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

“在英国基本上是没人管你,干啥都行,这是国外最好的,国内就是因为这些指标体系的约束,所以你这种自由空间不是特别大,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有个取舍,就是究竟是要做我喜欢的事情还是做那种交差的事情。国内你必须要考虑怎么去交差。(对王二的访谈)

升为教授后,王二有了更多的担任评审的机会。2012年他当了一回校内的职称评审专家,对国内学术界对待学术的态度深感惊讶。时间安排在某个下午,只有两个小时,据说因为有些大牌教授的时间很紧,只好安排了两个小时。但要看的申请材料有几十份,人事处的工作人员已经将职称的推荐表、申请表和论文成果等材料准备好。但时间如此紧,看论文材料已经不太可能,于是只能看推荐表上罗列的成果。人事处的工作人员已经将这些成果按照学校的科研评价标准,标出TAB级。因为大家都没时间看材料,所以讨论只能根据申请者的成果级别展开。

“大家的讨论只是说这个人发了多少篇核心期刊,有多少篇是T级别,有多少篇是A级别。然后根据级别的高低和数量排出个座次,最后再决定有多少人可以通过。根本没有人讨论某个人某篇文章的水准,大家似乎都没有兴趣去关注。而且在制度安排和程序设计上,也不允许我们有时间去关注,论文按斤称也实在是个无奈的选择。这好歹还是专家评审,高评委的制度设计其实更加荒唐,因为都是各个学科混杂在一起的,根本无法实现同行评议,更只能看等级了。(对王二的访谈)

他们对国内的学术管理模式颇不适应,言辞中流露出对制度正当性的质疑:

“学术管理者没有一个是科研一线的,所以他们出台的东西最多只能从杂志档次来评价,但top杂志的文章也不一定好。Science的很多文章我也不一定看得上眼。不能只看数量,也不能只看名气。但我们的学术管理者往往都是这种数学水平,科研统计就是加减乘除。(对赵四的访谈)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学术发展的理解使他们并不完全接受这种制度所传递的信念:

“能发文章只能表明在理论研究方面具备一定能力,但这不应该成为判断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成为唯一标准后会使大家老是想着发文章,发了文章你才有业绩,才证明你的学术水平,但这实际上是影响你的创造力的。(对王二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