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如何看待高校的学术晋升机制？

编者按  中国高等教育扩招后，大量的年轻学人作为新鲜血液被补充到大学教师队伍，他们被戏称为“青椒”。“青椒”群体学历光鲜，产出惊人，对所在高校的学术成绩贡献十分可观。他们是莘莘学子的职业梦想，是学术世界的明日之星。然而，我们真的了解他们吗？他们为何选择学术道路？有何学术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他们的生存现状如何？如何看待和实践自己的学术发展之路？

关注中国未来学术发展，关注“青椒”群体，《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推出“青教心声”专栏，邀青年学者执笔，诉说“青椒”心声。力求多方位展示“青椒”生活，让更多人深入了解这一群体，为有志走学术道路的青年学子提供参考，并更加深刻地思考中国大学和学术发展的未来。

 现就职于华南师范大学的陈先哲博士，在其著作《学术锦标赛制下的大学青年教师的制度认同与行动选择》中，收纳了对多位青年教师的深度访谈实录，受访的青年教师分别来自“985”名校、“211”高校、普通本科学校三种不同类型的大学，极具代表性。本刊有幸取得陈博士的授权，于公众号“青教心声”专栏，连载其著作节选，与读者一同关注“青椒”群体的个人命运，探究当前各种科研机制下，“青椒”群体的态度与抉择。

【本文节选自《学术锦标赛制下的大学青年教师的制度认同与行动选择》第三章第一、二节，有改动】

本期访谈简介

访谈对象：赵甲、钱乙、孙丙、CYC（均为“985”名校Z大的青年教师）

访谈主题：对Z大学术制度的态度

  Z大及其学术制度简介

Z大自创办至今，已有将近90年的历史。创校以来，Z大都一直保持着G省的学术和文化重镇的地位，无论是各种大学排行榜还是来自民间的评价，Z大都堪称G省最好的大学。在国家推行“985”工程的大背景下，Z大通过筹划合并和扩张，成功入选“985”高校。办学规模和硬件资源已经具备较好的基础之后，Z大开始谋划学术制度的改革。一方面顺应国家推动学术锦标赛制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希望以此激活人才能量，推进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目标。

2003年后，Z大陆续出台了《Z大教师编制核定、职位设置与职务聘任规程》及一些列配套制度。由于Z大的名气以及国家、G省所提供的巨额经费都足以对优秀人才保持吸引力，因此Z大在学术制度改革中也是底气十足，在奖励和惩罚上“两手都硬”。

在学术惩罚方面：采取两轮淘汰机制，一是在入职环节，大部分的教职都要先经过“师资博士后”的观察和考核，优胜劣汰；二是在学术晋升环节，改职称评审为职务聘任，只有副教授以上岗位才可取得长期聘约，副教授以下岗位在三个聘期到期后“非升即走”。

在学术奖励方面：拉大不同等级学术岗位之间的津贴差距，突显高等级岗位的资源和声望；同时，在推行国家、当地政府和校内的各种人才项目上不遗余力，希望以带有等级性的各类人才项目系统，为青年教师的学术晋升压力作出补偿。

深度访谈实录

一、规则认知：少发表就出局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在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刚做老师时，“坐了几年冷板凳，先是老老实实做了3年助教，然后做了5年讲师，几乎没发什么文章，也没有什么压力。但这5年积累使得我后来开始大爆发”。

视许纪霖为学术偶像的赵甲在2009年成为了Z大的一名讲师，当初选择这所著名大学就是觉得这所学校还“能让你保留着自由学术的希望”，他给自己定下目标，五年内不参加任何学术会议，不发文章，潜心研读专业领域的经典，希望有朝一日也像许纪霖一样大爆发。

但是，仅仅过了三年，他就发现自己扛不住了。在Z大任讲师，三年一个聘期，尽管文件规定，可以续聘两个聘期，三个聘期不能升为副教授的话，自谋出路。第一个聘期过后，进行了一次考核，他的业绩表几乎是白纸一张，周围一同入职的同事都业绩一箩筐：核心期刊论文若干、省部级课题若干、学术奖励若干……

按照Z大的规定，要想从讲师晋升到副教授，需发表5篇重要核心论文(或3篇论文外加一本专著)，一项省部级项目，每年教学量220课时。而这仅是学校层面的基本工作量式的规定，每个学院情况都有所不同。在他周围这些同事的不懈努力下，他所在的学院的标准已是水涨船高：

“去年有个同事评副教授，发了十篇cssci，写了两本书，主持了两个省部级课题，都没评过，这并不是其中有什么黑幕，而是别人成果就真是比他更强，你想想这竞争有多激烈？我们现在不仅是不发表就出局，少发表也要出局。”

三年聘期的考核之后，赵甲再也坐不住了。过去的三年，他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在与制度对抗，而且也觉得自己有功力大增的感觉，但现在他要开始为饭碗而战了。

“理论上三个聘期是九年，但实际上基本上没有谁真能板凳甘坐十年冷，等到那时候才来出成果。那时候一同进来的估计很多都是教授了，我如果还是个讲师，最多是高级讲师，你说我这个讲师比他那个教授有水平，谁信啊？”

最近一年，赵甲转攻论文与课题了，他的五年计划只完成了一半，尽管他依然坚信人文学科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才可能做出原创性学术成果，但为了保住饭碗，他不得不中断计划了。

像赵甲这样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就算在藏龙卧虎的Z大。相比之下，钱乙认为自己才代表着Z大青年教师的主流路数：

“一个聘期后才开始发文章，太不可思议了吧，这样的人在我们学院是不可能出现的，我们学院就是paper为王。从进入学院的第一天起，这个规则就像个紧箍咒，不断在你脑里跳动。”

钱乙所在的学院，学科排名在国内位居前列，里面汇集了各号“牛人”，竞争十分惨烈：

“评副教授的标准，现在真不好说了，大家的成果年年都是水涨船高，标准自然会高。因为考虑到学科地位的缘故，我们学院的竞争远远超出其他学院了，学院的内部竞争都已经很激烈了，我们根本不用考虑学校的标准，学校标准差得远了。”

钱乙是在他的那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接受我的访问的。我抵达的时候，他正窝在电脑桌前写论文，狭小的房间里还放了一张折叠床，在电脑桌和折叠床上，专业书籍散乱地放着，到处都是。钱乙今年三十出头，2012年获聘为副教授。我在网上看过他的学术履历，可谓光鲜——发表cssci论文12篇，其中不乏该学科在国内最有分量的刊物；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5项，其中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获得政府学术奖励3项……

我以为凭他的学术成果，聘为副教授应当是易如反掌。但钱乙告诉我，他的成果在所有申请人中只是中等，算是侥幸过关而已。而且，钱乙所在的学院已经实行了教师双轨制聘任，分为国际轨和国内轨，他走的是国内轨，而国际轨要求更高，成果评价要求都是国际发表或重大科研项目，当然薪酬也更高，数倍于国内轨聘任的教师。两种聘任轨道没有交叉，必须选择其中一条，如在“国际轨”聘期结束后未达到聘任合同要求，也不能转回“国内轨”聘任，必须办理离校手续。

和多数同事一样，钱乙没敢选择国际轨，由于没有留学经历，他对英文写作和发表还是心里没数：

“走国际轨的基本都是聘回来的老外或海归，他们都对发ssci摸出道道来了，就像我们写中文文章一样。”

但对于走国际轨就身价暴涨，钱乙颇不以为然：

“我们学院我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这种考核的两套标准，尽管paper为王我是认可的，现在基本上每个学院都是paper为王。但制度前设就认为发洋文就比发中文要好，我不认可。现在只不过是评价指标里需要这个东西，就设定这样的制度，我觉得就很悲哀。我们走国内轨的似乎就成为了二等公民了，但实际上真正有水平的还是在这些人里面。我之前也想过尝试国际轨，也看了很多国际轨的同事发的文章。发现他们有些人发的期刊影响因子相当低，在国外可能连核心期刊都算不上，但我们的评价体系就把它奉为至宝。

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有些人往往是很懂得写洋文的套路而已，他发的文章都是很零散的，你不知道他主要做什么东西。他很能写文章，但他没有一个集中的研究领域，所以你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就是这方面是没有一个持续性。我认为评教授或者什么你一定应该是在某些方面有一些突出的成就或者是哪一方面处于领头羊的角色，而不仅仅说你在哪里发了几篇洋文。”

尽管不免有怨言，但钱乙也只能表示无奈而已，觉得还是要遵守游戏规则：

“这就是一个圈子、一个规则，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因为Z大还没有牛到这种程度，说我不去跟其他学校去比较，没有这个底气说我不玩你这一套。在学院里，我也没有这个底气说我不玩这一套，你不玩就走人嘛，你换个地方呆，它就是这样子的，整个中国都在follow这种规则，都在follow美国。”

 

二、利益认同：僧多粥少

2003年，Z大《规程》刚颁布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触动“老人”的利益，所以《规程》得以比较顺利施行。但对于后来入职的“新人”，则采取相当严格的绩效评价制度，不仅在入职环节，大部分的教职都要先经过“师资博士后”的观察和考核，而且在学术晋升环节，改职称评审为职务聘任，高级岗位非常稀少，竞争程度更为激烈。这意味着年轻人要在更低的学术岗位上打拼更长的时间，才有机会获得晋升。这自然也意味着在经济收入和其他学术利益的提升上，年轻人要经历更长时间的等待和煎熬。

对于经济利益，孙丙表示自己并不是那么看重，他更看重Z大的学术平台和学科力量，他觉得这也代表了身边很多年轻同事的想法。

“要想赚更多的钱，我们早到公司去了，甚至到其他层次低些的高校，收入也马上可以翻番。”

这位国外名校博士在2008年加盟Z大，当时因为学术成果突出，被直接聘为副教授。但他也深知现在Z大教授岗位的竞争惨烈：

“Z大的教授代表着名望和资源，谁不想争？但问题是，岗位太少，竞争门槛越来越高，我们学院副教授接近40人，每年获聘为教授的名额基本都只有1个，你可以想象一下竞争激烈到什么程度。”

与孙丙同一年进来的一位同事，两年前已经为省内一所“211”大学成功挖角，直接被聘为教授，去年还当上博导了。孙丙也不时地收到其他高校伸出的“橄榄枝”，但他还是没有离开的想法。他也对各自的选择表示理解，认为人各有志。但对什么时候能被Z大聘为教授，他心里也没谱：

“现在评教授的学术成果根本就不能按制度规定的门槛来算，要看竞争对手来算，因为竞争的人太多，门槛不断提高，已经白热化了，你都不知道要达到什么样的学术条件才能评上教授了。08年之前入选‘国家青年千人计划’的在Z大可以给教授，但08年之后就不行了，只能给副教授了。有很多副教授到后来就放弃了，各谋出路去了。有些就专做教学，按教学类岗位来考核，教学量大很多，但科研压力就小了；有些就做行政去了；还有些就跳到层次低一些的高校去了，一般还能拿个教授。这几年我们学院流动还是比较频繁的，大约10个左右走掉了。”

虽然说不太在乎经济利益，但生活的压力还是令他不免颇有微词。当时毕业回国的时候，一心都扑在科研上，也没怎么留意房子的问题，几年过后，这座城市的房价已经翻了一番。目前的薪水令还是租住状态的他难以再从容淡定：

“经济上的压力还是蛮大的，在大城市里过比较体面的生活，学校给你的基本工资保障是不够的，很多讲师一个月才四五千，副教授也好不了多少，这迫使他不断要想办法做课题、赚外快，去赚钱糊口，静不下心来好好做科研。”

为了弥补学术晋升缓慢给青年教师带来的压力和困扰，Z大也出台了不少针对青年教师的奖励措施，如“青年教师起步资助计划”、“青年教师出国研修计划”、“青年教师科研资助计划”……这些资助基本都来源于“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但孙丙更认同应该从基本待遇上给予青年教师提高，反对将科研经费用作生活补贴。而且，他和身边的很多同事都对种类繁多的激励措施表示反感，认为对正常的学术生活产生了过多干扰，弊大于利。

“因为基本工资太低了，迫使我们不得不像保险业务员、房地产中介一样，靠业绩换提成，否则别说过体面的生活，在这大城市里糊口都成问题。这个制度给你的基本保障太少了，用于激励的部分太多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为了生活，这项目那资助都拼命的去争，常常就光奔奖励去了，而忘记了我们真正的学术兴趣是什么。

现在国内的做法是所有的评价制度都直接跟福利、职称挂钩，Z大的做法其实也没有任何例外。政府希望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朝向某个目标奋斗，就不断地抛出一些好处，让大学来抢，让知识分子来抢，所有人挤破头地来抢。

大学也如法炮制，把从政府手中抢得的钱拿出一小部分出来，说你们再来抢吧，你要拿到这个钱必须符合我这个标准，必须按照我这个套路来，你不按照我这个套路来你就不听话，就可能拿不到这个钱。我觉得这很悲哀，但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半饥饱状态，特别是青年教师，非常需要这些东西，大部分人都很积极地抢。这很现实，你不去抢，根本买不起房，买不起车，过不上一个体面的生活，过不上一个有尊严的生活，更谈不上有一种自由的生活。”

 

三、信念认同：自由与卓越

 

“不是那么看重利益”的孙丙更愿意从价值层面来评价一项制度。海外归来的他也更喜欢比较大学的学术制度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

“大陆的高校并没有真正的tenure，因为大陆高校的聘用制度主要还是为了激励学术产出，容易造成年轻人科研压力大，容易急功近利。因为学校不断面临上面的压力，比如要多少年就要达到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所以Z大就要搞末位淘汰制，都是给这些大目标给催的。所以你看就连北大的学术制度改革也是以提高科研效率为目标的，没有哪个学校敢宣称以保护学术自由为目的。但美国大学tenure track制度的发明，首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学术自由，而不是为了提高科研效率，这是两者相差最大的地方。而且国外评价制度也不一样，主要还是尊重同行评议，主要看一个论文的真正价值，而不是看论文在哪发表。”

不过，他又觉得有些东西是学不来的：

“同行评议照搬过来在国内未必行得通，因为文化不一样，国内太重关系人情，没有量化制度可能更糟糕。因此，光有制度设计不行，还要有相应的制度文化。”

他觉得可以逐步实现这种自由与卓越的结合：

“国内的整体学术水准这些年还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国外回来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都更认同国外的学术惯例，5-10年后，可能能带动更多更好的做法得以实施。”

不过，对于远景，他还是不免忧心忡忡：

“但国内这种学术制度的导向还是有问题，学术共同体的理念和价值没法体现出来。所以就算国家投入更多的钱，最多也是可能像香港、新加坡的高校一样，教师的学术成果产出都不错，从数据来看很繁荣，但没有多少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贡献，还是得不到学术界的国际认可。”

在香港大学博士毕业，刚到美国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回来的青年教师CYC也持相同观点：

“美国的学术制度更能保护学者的学术自由和激发学术兴趣，香港和新加坡的学术制度是保障学者能够得到很高的经济待遇，因此也能吸引到很好的人才来做研究，而且高待遇也可以保障他们安心做研究。但国内的学术制度更重激励轻保障，以项目推动学术，可以在短期内获得较多的学术成果，但无法持续，而且容易干扰学者的学术兴趣，甚至产生学术腐败。”

访谈小结

总的来说，受访的Z大青年教师，大部分所受学术训练较好，基本都为海外或国内高水平大学博士毕业，现在又在一个高水平的学术机构从事学术工作。在他们的内在信念价值层面，既有追求学术卓越的一面，要求学术自由的一面也很强烈。

因此，他们一方面认为学术竞争是有必要的，参与学术竞争是使一个学者获得学术声誉和学术共同体的认可的重要方式，对学术竞争的本身基本不会排斥。但另一方面又普遍都对过于严苛的考评制度和过多的激励措施表示反感，认为对正常的学术生活产生了过多干扰，弊大于利。

他们认为无须制度的强力刺激，对学术卓越的追求信念也会产生普遍的学术竞争行为，这种情况可以用格雷夫谈到的私序来解释，“所谓私序是指这样一种情形，即使没有第三方执行者，也普遍存在的秩序。在这种情形下，秩序的存在或缺失反映了相互交往的个人的行为，而不是反映他们与第三方之间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