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战略目标。在加快“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对一流大学的建设具有什么影响？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应该怎样进行创新才能有利于中国特色一流大学建设？这是承负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历史使命的研究型大学及高等教育学术界需要率先解决的重要问题。2018 年 5月 13 日，由《探索与争鸣》杂志社与浙江大学教育学院联合举办的“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创新研究”高层论坛在杭州隆重召开。来自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相关领导、国内知名高等教育专家与高校领导以及高等教育学术期刊主编、编辑等 60 余人齐聚一堂，共同围绕中国特色一流大学内部治理创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讨论与对话，共谋中国特色一流大学建设。本刊特刊发部分主题发言以飨读者。
□管培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
组织是一个复杂系统。有没有一个好的内部治理结构，直接关系到大学能不能确保正确的办学方向，能不能遵循教育规律办学治校，能不能形成近悦远来的吸引力和百舸争流的学术氛围，能不能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和追求卓越的核心竞争力。关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这个复杂系统，需要多视角考察，在普遍联系中把握其规律与特点。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关键，是建立一系列基于大学使命的权力配置和利益平衡机制。[1]其中，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至关重要。
（一）公共性与自主性的平衡。大学是高等学术机构，又是承担教书育人任务的特殊公共服务事业单位。作为学术机构，学术自由和自主性是它的命脉；作为公共服务事业单位，它的公共性不言而喻。公共性与自主性相互依存，又可能相互消长。只强调公共性，会忽视它的自主性；只强调自主性，会影响它的公共性。[2]大学内部治理的根本目的是更好地实现大学的功能。如果妨害自主性和学术自由，就会制约大学活力，阻滞大学发展，而如果一味强调绝对的独立自由，也有悖于大学本来的意义。“大学育人这一基本属性，决定了大学既不能是以行政权力架构及其有效运行为目的的行政机构或其附庸，亦非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商业组织，而是以知识追求和人力资源开发为使命的教育组织。”[3]自主与自律对大学而言是一对不能分割的范畴。我们的古圣先贤说“叩其两端而执其中”，“执中则用极”。现代大学需要在公共性与自主性之间有一个平衡。将任何一方面强调到极致，都不仅会伤害到另一面，而且最终会伤害到整体目标。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始终关注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并有卓越贡献的大学。
（二）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结合。大学既然是学术机构，行政管理服务要保障学术方向和学术生产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的把握，真正的难度，恐怕首先在于两者边界是相对的，有时是模糊的，难以截然分开。我们既要将两者总体上区分开来，又要看到两者边界的相对性和它们之间的交集。在学校管理中，行政事务、学术事务不分，违背教育规律的教训深重，而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也容易扯皮拉筋。因此，在我们的大学体系中，既有行政权力侵蚀学术权力，以行政思维处理学术事务，严重破坏学术生态的问题；也有以学术思维处理行政事务，学术文化干扰行政文化，管理不善效率低下的问题。两种倾向都是大学善治要解决的问题。当然前者是主要的。“去行政化”不是“去行政”。否则，“去行政化”就是伪命题。[4]没有学术自由，大学就不叫大学；没有行政管理，大学运行也无法想象。形成决策、执行、民主监督，既相互制约、协调的运行机制，核心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互支持、相互依存。“教授治校”的提法是脱离现实的。教授治校起源于中世纪大学的学者自治。“然而，当大学组织从一个学术行政一体化的微缩景观发展为一个国际化巨型机构时，人们发现让教授既充当专业权威，又作为管理人员，已是力不从心。”[5]由于学者和管理者双重背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的观点十分透彻：在学术问题上必须教师治学；行政问题应该职业化管理。中国大学的突出问题是一些该学术化的方面被行政化了，而一些该行政化的方面又不够行政化。“在一个规模较大，教学和研究比较复杂的现代大学，教授治校并不可取。”[6]院校的高效运行需要强有力的行政管理服务。
治理的关键是强化学术委员会的角色定位、作用机制，完善广大教师充分参与的机制。“加强学术组织建设，健全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7《高等教育法》和“双一流”《建设方案》都有明确规定。近期走访调研，发现许多学校在这方面的探索富有成效。同时也感到由于长期的惯性思维、路径依赖，学术委员会作用总体上发挥得不够充分。教育部关于学术委员会的指导意见是必要的。学术委员会地位、作用需要整体统筹和顶层设计，通过大学章程、学术组织架构、议事决策机制，明确“哪些人”、“有什么权利”、“通过什么方式”、审议决定“什么事项”，确保教师有效参与的长效机制。在“去行政化”的背景下，一些学校校长退出了学术委员会。对此各方看法见仁见智。调研访谈中普遍反映，校长、院长是否参加学术委员会，要看具体情况。因为一般情况下校长不仅仅是行政权力的代表。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关键还在于学术委员会在学校决策体系中的定位，审议、决策权限和规范的议事决策程序。
（三）政治导向与学术自由的统一。其实我们的古人就讲政统与道统。政统主以政治，道统主以学术。[8]王阳明心学主张格物致知，知行合一，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程朱理学并不一致，但他们在服务国家、“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上政治与学术是统一的。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古今中外，教育和办学观点各异，“但在教育必须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就是“培养社会发展、知识积累、文化传承、国家存续、制度运行所要求的人”。“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9]政治权力和学术权力也要把握结合点和平衡点。忽视政治导向，党的领导弱化，就会导致办学方向偏离，出现重教书轻育人、重智育轻德育。[10]行有行规，学术自由不等于学术任性。“学术界过于把学术自由的诉求对象聚焦在政治身上，从而无视甚至习惯了大学及其成员自己有悖于学术自由甚至破坏学术自由的诸多问题。”[11]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对学术自由作了如下界定：教师在充分履行了其他的学术责任的条件下，有权享有完全的研究自由和出版成果的自由。但是，以金钱为目的的研究应取得所在学校权力当局的同意；教师有权享有在教室中进行专业讨论的自由，但必须尽量避免在教学中涉及与其专业无关的争议性问题；当教师作为一个公民发表言论或写作时应牢记公众会根据他的言论来评论其职业和所任职的学校。[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和建设者”这一中心任务上，找到政治导向与学术自由的结合点。离开这一中心任务，就不是正确的政治导向；离开这一中心任务，就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学术自由。
（四）集中与民主的统一。大学是高等学术机构，高度依赖学者个人的创造力和教学科研基层组织的活力。大学又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多功能组织系统，要保持一定的治理效率，就不能过于松散。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没有高效率的组织系统，就没有凝聚力。尤其是举全国之力实现强国目标的时候。同时，大学本来就是一个高度开放民主的地方。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多元化，利益格局多元化、大学管理更加开放民主。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意愿，正是大学内部治理的本来意义。现实中，无论党政管理、学术事务，无论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无论两级管理、三级管理，都有一个集中决策还是分散决策，集体决策还是个人负责，民主科学还是独断专行，也就是集中与民主的关系问题。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高校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具体体现，也是体制保障。这一大学根本领导管理体制效运行的关键，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和议事决策机制。[13]同时建立健全具体工作制度机制，保障民主集中制贯彻落实。党委工作制度、校长办公会议制度，教代会制度、学术委员会以及教授委员会制度等，构成学校民主管理制度。学术治理中也有一个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学术不民主、专家教授个人专断的问题也是存在的。学校各级学术委员会也必须建立规范的议事决策机制。
（五）集权与分权的平衡。其主要是学校与院系关系。校院之间职责权限、权利冲突和调适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永恒的主题。[14]一方面，学科发展呈现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趋势。大学运行管理复杂，没有总体规划、全面统筹、凝练学科方向、整合资源，就无法形成核心竞争力。同时，大学高知识群体密集，青年学生思想活跃，社会高度关注，内部外部关系错综复杂，任何细枝末节的问题，都可能使学校走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另一方面，大学是一种以学科专业为基础的学术组织，具有“底部沉重”的特点，活力来自基层学术组织。院系治理是大学治理的组成部分，伯顿·克拉克曾说“高等教育中更佳的端点是基层”[15]。现在我们大学面临的问题，学校外部是国家科研体系一分为几，大学与国家级科研机构分别设立，分属不同部门。学校内部，一是院系割据，老死不相往来；二是院系活力不够，增加了通识教育、跨学科教育和协同创新的难度。随着规模扩大和层层放权，学院规模和人、财、物方面的权力空前扩大，尤其是实行学部制的巨型大学，管理工作日益复杂繁重。要在总结现代大学制度改革试点和试点学院经验基础上，探索完善我国大学二级学院治理结构。不同类型、层次的大学，校院之间的关系，会有显著不同。但无论三级管理还是两级管理，管理重心应该适当下移。校院之间事权、人权、财权合理划分，分权与集中、自主与问责实现有效平衡。完善院系领导体制、党政联席会议议事规则，发挥广大教师在学院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六）导向性与有效性兼顾。形成自我发展与自我约束的资源配置有效机制。大学组织发展需要获取资源和吸纳资源，也需要高效配置和利用资源。大学治理结构与资源配置及其效果密切相关。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推进、中央和地方更多的经费投入，相应地监管问责也日益强化，高校办学的“成本-效益”更加引起高度关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资源配置的原则，首先是导向性。正如北京大学林建华校长所说，学校、院系、教师三方利益诉求有异有同。在学校，人才培养是核心使命；在院系，学科学术声誉是第一位的；对教师，个人学术发展是第一位的。改革就是通过科学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和相应的评价体系，促使院系把人才培养放到更重要的位置，激励教师更加用心教学和学术，更加用心学生成长发展。[16]二是有效性。要深入探讨学科布局、组织架构、运行机制与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探索有利于大学资源科学、合理、高效配置的体制机制，以避免重复建设及资源浪费，提高大学的办学效益。
（七）竞争性与稳定性的平衡。人事管理体制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核心内容。上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教师人事改革经过三个阶段，深刻改变中国大学的面貌。但改革还在路上，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竞争流动机制尚未真正形成。用人制度的顽症痼疾仍然是影响大学治理效率、制约大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教师人才是双一流建设的关键。双一流建设说到底就是要保证足够的投入、营造良好学术氛围、吸引一流人才，并使他们充分发挥潜能，达到卓越境界。这是高端人才密集的大学组织的显著特征和办学规律。各国大学人事人才体制机制各有千秋，有些国家采取长聘制度，有的采取合同聘用制度，有些国家兼有两种制度。北大、清华综合改革的共同点之一是，实行教师长聘与准聘制，在竞争性与稳定性之间达成一种新的平衡。这些趋势反映了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一流大学建设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教师人事制度改革的进程。
中国特色一流大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内部治理结构，好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显著特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可以借鉴国外有益做法，但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17]。好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应该是“适合的”体制机制，没有最优，只有适合，瞄准世界一流，坚持中国特色；好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应该能够广泛有效地对接社会，在服务国家战略中谋划大学发展；好的大学治理结构具有历史方位感，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好的大学治理结构具有高效有力的组织载体，确保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确保教师学生广泛参与，确保学术自由，确保资源高效配置；好的大学治理结构还需要文化的滋养和支撑。以价值追求和高远志向引领大学发展。坚守呵护我们的“精神家园”，与浮躁、急功近利和不伦不类保持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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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眭依凡，浙江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教育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党的十九大后“双一流”建设紧锣密鼓地从规划布局进入了具体实施的阶段，从“重在落实”这一侧足见“双一流”建设与“985”“211”工程建设之不同。然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建设不仅是依靠诸如增加投入、改善制度环境及办学条件等即可实现的目标，亦是需要通过内部治理结构创新以提高办学治校育人效率才能达成的结果，两者缺一不可。如果说前者是一种主要依靠外力的要素驱动，那么后者则是一种通过组织治理创新、主要依靠激发内部活力的效率驱动。大学本身就是要依靠足够资源支撑的“富贵型”学术组织，要素驱动是一流大学建设不可或缺的前提。然而，正是由于大学尤其是一流大学对优质资源高度依赖的这一组织特征，决定了大学是一个必须注重资源利用和管理效率的组织。“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这条哲学定律，对于大学发展而言亦然。基于此，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及其创新之于一流大学建设，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必须面对的课题。
在本次论坛上，与会者围绕“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创新研究”的主题，或从宏观指导思想上强调大学治理研究的方向性问题，或从微观层面的大学治理要素出发讨论专项治理的具体问题；或依据治理的原理阐述大学治理的一般性问题，或从治理实践的角度总结大学治理遇到的现实操作问题；或立足本土实际探讨中国特色的大学治理创新问题，或从借鉴的国际视角比较分析世界一流大学治理的经验和特点等，形成了不少对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具有指导价值的真知灼见。然而遗憾的是少有人关注“内部治理体系创新之于一流大学建设何以重要”这个认识问题。有人可能对这个问题不以为然，认为“双一流”建设都成了高教界灼手可热的社会热点，且“双一流”建设大学都已经进入实际操作的阶段，不存在认识问题了。其实问题恰恰在于我们的“双一流”建设已经从思想发动进入了建设实战的阶段，现在的工作重心不再是“双一流”建设的规划设计而是“双一流”目标如何如期高质量实现。正是这一工作重点的转移，决定了参与“双一流”建设的大学必须对内部治理之于“双一流”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否则我们的建设者很可能会陶醉在“双一流”建设的好时代中，而忽视对“双一流”建设目标实现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改革创新。在“双一流”建设中已经出现了诸如“一流大学靠文化、二流大学靠制度、三流大学靠权力”，将大学文化与大学制度对立的观点。再如，大学之知识输入和输出、知识传播和创新的基本属性本身决定了大学是一个开放、竞争、合作的学术组织，更何况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本身就是通过与世界大学竞争和比较，具有“世界一流的学术实力、取得世界一流的学术成果、做出世界一流的学术贡献、获得世界一流的学术声誉”的概念。如果大学及其决策者没有这样的认识，并将其落实到指导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改革创新中使之更有利于大学的对外开放，那么大学凭借什么积极与世界一流大学竞争与合作并获取具有比较优势的学术突破，从而达成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目标？
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前期调研中，笔者获得如下结论：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之于一流大学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如前所述，一流大学的创建既取决于大学的投入及外部环境的改善即要素驱动的力量，更取决于能否按照一流大学应有的规律办学治校育人。而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就其内部而言是“规律”“学科”“人才”“制度”“资源”“文化”六大要素的集成及协调的产物。[1] 由于大学特有的学术和教育组织的本质属性及核心使命使其天然就是一个极度复杂的社会组织，其劳动活动复杂、目标的一致性与多样性交融、成员自主性要求高、多元权力结构及其博弈等使大学必须严格遵循其内在的规律办学治校育人，内部治理体系的好坏不仅直接关系到大学能否稳定并守持于既定的办学定位，更直接关系到其是否有利于大学遵循自身的规律激发“学科”“人才”“制度”“资源”“文化”的活力和效率，为办学治校育人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服务。所以，世界银行在一份题为《迎接世界级大学建设的挑战》的报告中把“良好治理”“、人才汇集”和“充足资源”视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三个基本前提条件。[2]由此我们可以做如下判断：一个不能按大学应有规律办学治校育人、内部治理混乱、效率低下的大学绝不可能建成一流大学。换言之，没有与一流大学相适应的内部治理体系根本不可能建成一流大学，更不能期许该大学具有一流大学的办学格局和竞争力。
针对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迫切需要，不仅国家必须从制度供给上为切实有效推动中国特色一流大学建设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而且大学自己也必须通过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理论创新实现突破。否则，“双一流”建设既难以加快，也难以在引领国家的创新发展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基于这一认识，旨在有效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内部治理体系创新应该明确如下逻辑思路。
其一，从“双一流”建设目标出发，紧扣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题，坚持问题导向并通过学理分析系统梳理我国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变迁路径，总结我国大学治理改革经验和问题，分析与借鉴世界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特点、优势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超越目前停留在“双一流”大学的概念、指标和投入等简单描述性研究的层面上，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深层次探究制约一流大学建设的症结所在，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要素切入，探索既符合国情基础又遵循世界一流大学发展规律的有效路径，为加速一流大学建设提供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决策依据。其二，一流大学建设中绝不能追求大学治理模式的雷同划一，必须因国情及校情而异。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在高等教育治理实践中符合国情的且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另一方面又要大胆突破制约尤其是阻碍一流大学建设的传统模式。其三，确定治理体系创新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在管理组织及决策权力框架上，当前大学有哪些问题制约其按规律办学治校育人？多权力体系的关系如何协调？内部管理体制突出的矛盾何在及如何化解？大学决策及运行机制中有哪些不利于一流大学创建？相关治理组织作用发挥如何？相关权力的现实关系如何？如何有效实现统一领导下的良性互动？大学校院两级组织关系及运行机制在哪些方面影响了教学及科研组织积极性和创造性，继而影响人才培养质量及知识创新水平的提升？如何构建既能调动各方积极性又有较高治理效率的校、学部、学院（系）关系结构？如何尊重教学科研组织“底部沉重”、“学术自由”特点？大学内部资源配置及其管理机制是否对一流大学创建有制约作用？如何科学配置和管理资源？等等。总之，“双一流”建设的大学治理体系创新必须达到两大目的：其一，必须依法治校、民主治校、科学治校、和谐治校，最后实现效率治校；其二，找到扎根中国大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内部治理模式。[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6JDZ039）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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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
现代大学形态与制度在发展中国家的起始，大多具有引进和移植的成分，如何学习借鉴先行者的经验与教训，是不少高等教育学者、特别是比较教育学家关注和讨论的问题。学习借鉴的前提，是要研究清楚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真实情况，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和需要，努力做到科学、客观、合理，不能被一些人云亦云、似是而非的观点扰乱视线，不可盲目照抄照搬、迷失前进方向。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博弈
关于大学内部治理，有观点强调传统意义上就是“大学教授完全管理大学”，或者说“是以教授为主体和主导来全权治理大学”，并多以西方大学为例来提供佐证。但实际上，任何一所大学的内部治理都存在多个利益主体。例如，多数美国大学内部治理主体就包括董事会、校长、教师、管理层和学生等。因此，“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核心和关键，是建立一系列权力配置和利益平衡机制”[1]。
尽管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有时难以截然区分，但作为一个学术组织，高校学术管理的作用在于选择学术发展方向、规划学术发展战略、激励学术创新，其重要性毋庸置疑。有调查显示，美国高校教师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学位要求、课程、终身教职、教师聘任和学位颁发等学术领域；在教学工作量、院长和系主任遴选、教师治理形式等方面，教师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而在涉及学科规模、预算编制、决定薪酬和薪级标准、建筑工程计划等方面，教师似乎起不了太大的作用。[2] 高校的“高级管理人员控制着预算、学校规划机构和院校权力的其他杠杆”，特别是大学校长掌握一定数目的机动资金，可用于倡导和推动各项活动。同时，近年来美国高校中人数增长最快的是管理人员，在学校中层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已成为一个不与学术工作发生直接联系、却与大学运行密切相关的特殊“阶层”，而“行政控制削弱了传统上的学术权力”[3]。
如果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看作是一种博弈关系，那么不同国家、甚至不同高校的内部治理就分别位于二元权力矩阵中的不同位置，存在一定的张力。一度在德国盛行的讲座教授权力很大，但“讲座制”已被大多数德国大学修改或废除。英国高校学术政策的制定一般由学校评议会或学术委员会负责，而资源管理一般由副校长和系领导负责，但在上世纪80年代“校长和其他高级行政官员获得了更大的权力”[4]。美国大学则呈现出四种不同的治理模式，即：1. 外部董事治理；2. 教授权力较大；3. 激进学生、年轻职员参与；4. 教授、管理者、董事三者共治。[5]
如上所述，不同国家的大学治理模式有所差异，甚至同一国家的大学治理也并非一致。以美国为例，不同所有制的高校，治理结构会有所不同[6]，不同类型高校的内部治理结构也有所差异，传统的四年制文理学院的学术权力较大，研究型大学次之，大多数教学型高校又次之，而两年制高校则更倾向于科层制和集权领导。[7]
自主权与问责制的矛盾
传统观点认为，高校是自主的，似乎西方大学都身处“象牙塔”中我行我素。但是，“历史的事实是，大学总是对外部集团的愿望和需求做出反应”，“教师行会从未真正成为完全自治的行会”[8]，现代大学更是“扎根于国家系统并对国家权威和本地市场力量作出反应”[9]，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与外部支持监管相伴而行。
高校的自主权与问责制是一对矛盾。一方面，高校需要有自主权，这是维护学术自由的必要前提、基础与保障，也是提高决策效率、加强同社会各方面的联系和合作、创新教学和科研的重要举措，特别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费用高昂，也要求大学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和学术自由。[10]另一方面，学术自由是有限度的，高校也要对政府提供的财政经费承担义务，回应社会诉求，更何况学术自治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绝对意义上的自治是不存在的。[11]大学在享受学术自由的同时应当承担学术责任，国家法律法规对学术自治的限度和保护是十分必要的，[12]不能忽视大学与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联系，不能忽视经济社会对于高等教育的影响和导向。
关于高校办学自主权和问责的争论仍在继续，尽管西方高校内部关于扩大办学自主权的呼声强烈，但社会上要求高校提高管理效率和强化问责制的呼声不断高涨，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受到制约，而政府涉足高等教育事务的倾向则在加强。布鲁贝克认为，大学权力中心正从内部转到外部，“从学术界转到公共领域”[13]。在美国，伴随公立高校的发展以及公共财政投入的增加，州政府设立高校协调机构和相关计划已非常普遍，并被赋予了管理涵盖私立高校在内的高等教育体系的法律责任。政府和法律机构参与了关于高等教育使命和目标的制定及讨论，企业和劳工组织在大学治理上也扮演较为重要的角色。而在多数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往往是国家预算中花费较大的支出项目，加之希望高等教育直接为社会服务，政府更在相当大程度上介入高等教育。[14]
比较与借鉴的视角
大学治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创新之中。中世纪大学起源于教师和学生的团体，起初是自发和松散的行会性社团组织，但逐渐被教会等外部势力所控制。随后教会、王室和市政当局又新办了一些大学，为各自的统治服务。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之后，世俗政权对高校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伴随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高校职能不断完善，学校规模快速扩张，特别是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高校的分层定位和差异化更加凸显，科层制的特征越来越显著，大学治理结构走向多样化，呈现出多种治理模式。
一方面，西方大学治理不存在脱离国情校情的所谓理想模式，要具体分析每一所高校内部治理结构中各主体发挥作用的条件，不可盲人摸象、以偏概全；另一方面，如何进一步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使得大学内部不同利益主体在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是每一所高校都要认真思考和积极探索的重大问题，不能在面对一些相互矛盾的观点和泛泛而谈的表述时无所适从。同时，高校还要承担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扩大对外开放，自觉接受外部的问责。
当前，对于大学如何治理仍在讨论之中，在实践中存在多种模式，“那些坚持认为21世纪高等教育只能有一种模式的人显然是错了”。学习与借鉴时应该采取一种审慎地对待其他国家的经验、模式和实践并进行评价的批判性视角。阿特巴赫强调，来自一个发达国家享有盛誉的大学的经验，移植到另一国并不一定有效，对于作为高等教育中心和“模板”的美国高等教育的比较借鉴，要更加审慎，特别是“在来源国有效的经验到了中国可能一无所用”[15]。
中国的现代大学治理，既要基于比较教育的国际视野，增强辩证思维，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总结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遵循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更要坚持“四个自信”，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治理之路，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健全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健全师生员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的工作机制，实现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使中国的大学“在世界上有地位、有话语权”，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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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约翰·S. 布鲁贝克，王承绪等译 .高等教育哲学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宣勇，浙江工业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
任何治理变革，都有三条基本原则可以遵循。一是越改越简单，所谓的“大道至简”。二是让核心利益相关者更加具有积极性。三是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改革的取向肯定是管理重心越来越低，越来越还权于民，应该让利益相关者越来越有参与权、表达权。所以在讨论一流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时候，这三条原则也是适用的。我们可以据此来回答“什么是好的大学内部治理”。所谓好的治理，用一个术语来表达就是“善治(Good Governance)”。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善治。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那么良好的大学治理的最终目标，其公共利益就是让人民满意，就是我们常讲的“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一流大学拿什么让人民满意？大学是一个学术机构，不证自明。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与核心价值，就在于学术性。所以，一流大学就应该有一流的学术产出与一流的学术贡献，来让我们的人民满意。当然，学术产出和贡献的内涵很丰富，包括人才培养、科研研究与社会服务，等等。那么，一流的学术产出与一流的学术贡献从何而来？我以为好的治理，就应促进教师的职业成长，激发其学术活力。因为大学的学术生产力归根到底是由教师的学术生产能力所决定的，教师是大学学术生产的主体。研究教育问题、研究大学管理，更应该关注作为教育和大学主体的教师研究。在教育学界，阎光才、沈红等教授比较早地关注了这个问题，并在持续深入地进行研究，令人敬佩。接下来我试图从原因和方式两个方面来回答相关问题。
第一，为什么把教师作为研究主体。理由有三。一是从历史的逻辑看，现代大学就是作为学者的共同体出现的，以学术为志业的大学教师群体应该是大学使命的承担者、大学功能的实现者。例如，西南联大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史上一座高峰，也正是因为它云集不同学科的顶尖学者，诸如陈寅恪、胡适、冯友兰、费孝通、吴大猷、叶企孙等，不可胜数。这也印证了哈佛大学前校长科南特所说“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它一代代教师的质量”。所以，大学本质上是由教师组成的学术共同体，这个大家都理解。“学校的其他机构——比如行政机构——都是衍生工具，是派生出来的而非原始的需求。……大学教师队伍在一个大学里发挥着核心的作用。”[1]二是从现实角度看，一流大学离不开一流的教师队伍。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直接体现在教师能力的差距上。以2017年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ARWU）为例，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学在师均表现（PCP）指标上得分为79.5，而排名第48位的清华大学（排名最高的中国大学）PCP 指标得分仅为25.1，在该榜中排名前10的美国大学PCP指标平均得分58.7，排名前10的中国大陆大学PCP指标平均得分21.9。这组数据的对比直观呈现出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并且教师整体能力的差距是造成大学学术能力差异的直接原因，由此进一步明确以教师能力提升作为大学能力提升的突破口乃是当务之急。三是从经验的角度看，季羡林先生说：“根据中外各著名大学的经验，一所大学或其中某一个系，倘若有一个在全国或全世界都著名的大学者，则这一所大学或者这一个系就成为全国或全世界的重点和‘圣地’。全国和全世界学者都以与之有联系为光荣。问学者趋之若鹜。一时门庭鼎盛，车马盈门。倘若这一个学者去世或去职，而又没有找到地位相同的继任人，则这所大学或这个系身价立即下降，几乎门可罗雀了。”
因此，今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建国以来首次发布了《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标志着教师队伍建设“极端重要性”的战略地位得到确立。习近平5月2号去北京大学讲高校三项基础性工作：一、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二、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三、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其中第二项就讲到了“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既然教师队伍那么重要，我们应该怎么做？《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把管理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作为突破口”，这就是为大学内部治理变革指明了方向。这里谈三个方面。
第一，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一流大学的内部治理，既然是一流大学，我以为从“教师”走向“学者”是建设一流大学进程中大学教师发展的必然方向。也就是说教师应该都转型成为学者。教师与学者，概念是不一样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在十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从教师走向学者——论大学转型中的教师发展》，其中谈到教师与学者的异同。所谓的教师，主要以传授知识为职业、以学生培养成长为已任，教书育人。而学者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学者应该有自己的学术领域，自己的研究专长，他应该有知识发现、融合与应用的功能，他更应该去承担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学者有一个通用的定义，是以学术为业的人。然而这个概念并不足以完整地表达学者的内涵。在学术界学者们对于学术的看法并没有统一的定论，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同时对于什么是“业”学者们也存在不一致的意见。因此我把学者定义为将知识劳动作为自己的志业，并在某一学科领域有一定的造诣、以此服务与影响社会的人。而一个学校的转型，我认为最根本的取决于教师的转型。教学型大学要转型为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要转型为研究型大学，如果教师不实现这样的转型，那学校转型是不可能实现的。学者和教师还有一个根本的差别，我认为学者是将从事知识劳动作为自己志业的，他把学问作为志业；教师则可以是一种职业。以学术为志业，满足于一种精神需求，而职业更多的是满足于社会存在和基本的物质需求。学者之所以能超越大部分教师取得非凡成就，主要原因就是由于他对学术的志向。所以吴宓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我之人生观》一文中，提出“职业与志业合，乃人生最幸之事”。而学者应该实现一种“学术化的生存”。
第二，理顺基层学术生产关系。教师的学术生产力是由大学基层的学术生产关系决定的。从“教师”走向“学者”，不仅取决于教师的个人学术抱负，当然更取决于我们内部的治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支撑。制度和文化，给我们教师的转型、职业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土壤。为什么强调这个问题？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一论断不仅适用于宏观社会的范畴，也对大学组织变革具有借鉴意义。大学内部治理的制度选择必须适应大学能力发展的要求。在大学的组织结构中，基层学术组织是大学教师开展学术生产活动的最前线，基层学术组织的活力与能力直接影响到大学的生存与发展。当前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制度存在的普遍缺陷，是制约教师能力发挥的制度性障碍，也从根本上限制了我国大学能力的提升。我们需要思考大学是用什么样的关系，在最基层的生产关系中把教师个体和大学、和教育事业联系在一起。因为改革一条基本的经验就是自下而上。中国改革的重大步骤，就是推进基层自治，农村的村民自治、城市的社区自治，包括我们现在行业的自治，其实都是自下而上的，这是我们国家治理变革的逻辑起点。
第三，改革的判断标准，就是“大道至简”，要构建清晰简明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在人事制度顶层设计与改革当中，我觉得要思考三个关系：第一，要把学校人事制度的改革放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当中去思考；第二，要把学校人事制度的改革放到实现和保障学校的战略决策中去思考，人力资源配置必须符合学校的战略要求。第三，要把学校人事制度的改革放到个体与团队的相互关系中思考，就是要从团队、从结构合理的角度去思考，要实现系统最优，而不仅仅是个体最强。
参考文献：
[1] 张维迎 . 大学的逻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
□顾建民，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大学治理创新实质是形成有效治理的结构和过程，能够协调大学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规范决策权力和权威的行使，持续获取并充分利用资源实现大学目标。质言之，通过“有效地”治理实现“有效的”治理。“有效地”治理包括完善治理结构、优化治理过程两方面，使各利益相关者在大学运行中既各尽所能又合作共事。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何者为重，难有定论。结构主义认为，治理结构是基础和前提，治理结构如果失衡甚或缺失，有效治理失去制度保障而难以实现，至少无法持续，所以完善治理结构更重要；人文化主义（过程主义）认为，治理过程是关键和核心，治理结构的基础性作用需要经由治理过程得以充分实现，治理结构即使不完善，治理体系依然可以运行，而人际关系一旦恶化，治理失灵或失效不可避免，所以优化治理过程更重要。这两种观点各有立场，都有事实根据。就国家层面而言，当下中国大学治理结构尚在吐故纳新之中，更多地强调治理结构的完善，而美国大学治理结构已经处在稳定期，更多地强调治理过程的优化，这也是不同发展阶段所致。具体到院校层面，不同的大学在治理结构和过程之间可能各有侧重，这也是因地制宜的体现。由于大学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有效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成不变，也不会千校一面、如出一辙，完善治理结构、优化治理过程通常不是依次展开的线性关系，而是并行互动的非线性关系。这就需要直面现实，把握趋势，适时调整改革创新的着力点。
重点转移：从治理结构到治理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和机制一直是改革的重心，大学治理结构调整可谓跌宕起伏，通过《高等教育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逐步明确了“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外部治理），“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内部治理）的发展方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高等教育治理结构调整继续深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高校办学自主权，权力重心进一步下移；二是完善高校治理结构，提升校内外治理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全面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和政府对高校的问责。至此，中国特色的大学治理结构基本成形，大学治理结构的中国特色更加鲜明。在此背景下，大学治理实践中许多习以为常的治理过程正在成为关注和研究的焦点。个中原由错综复杂，毫无疑问，治理结构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但治理过程更需重视和优化。
进一步而言，如何优化大学治理过程？重点抓什么？怎么抓重点？治理过程在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下易受各种主客观因素影响，一般而论，治理过程既受制于治理结构所规定的正式关系的影响，又受制于各种非正式关系的影响，这使得治理过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中涉及利益冲突、意见分歧的决策过程尤其如此。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曾认为，“当意见分歧真的出现时，有关大学治理的常规描述将会变得毫无用处。真正的权力更多地取决于那些从未见诸白纸黑字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而不是取决于大学的组织结构图”[1]。无形的东西可以看成是“潜规则”之类的文化要素，弥漫于治理过程中的人际互动关系，对于大学决策及其实施的无形影响不可小觑。因此，改善人际沟通，加强互信合作，减少治理过程的不确定性，增加决策及其实施的可预期性，成为优化大学治理过程的重中之重。
过程优化：谋求基于公共理性的充分合作
重大事务决策是大学治理的核心内容，治理过程就是围绕决策运转的。大学决策总会直接或间接牵涉人的利益，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势必形成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外部治理涉及大学与政府和社会（例如校友、用人单位、媒体等）之间的利益关系，内部治理涉及教师、学生与行政人员等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诸多利益诉求之间，利益矛盾乃至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加上知识生产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和滞后性而难以精确评价，从而对大学的理性决策提出巨大挑战。
面对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平衡各方利益关系的理性决策往往言易行难。难在何处？理性决策需要大学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合作，如果他们固执己见、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理性决策自然就难以达成。例如，学术人员和行政人员在综合性事务决策中，如果彼此缺乏尊重和宽容，就不可能开展真诚对话和有效合作；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的成员在履行学术评价等职责时，如果囿于自身学科和部门的利益考虑，或者对待不同观点缺乏耐心倾听，就难以做到公正的判断，势必影响决策的质量和效益。显然，大学治理的充分合作不可能建立在“你决策我执行”的单边主义、“文人相轻”的妄自尊大上，也无法用人手一票的“全民公投”来替代。理性决策既需要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参与，当然也需要行政或学术领导者的责任担当。因此，优化治理过程，应当着力构建基于公共理性的充分合作。
那么，充分合作为何须以公共理性为基础？这是因为，只有利益相关者形成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秉持公正法治的理念，具有基本的价值认同，充分合作才有其可能并能够持续。而这些内涵恰恰是公共理性的核心要义。正如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对公共理性所下的定义：“所谓公共理性就是指各种政治主体（包括公民、各类社团和政府组织等）以公正的理念、自由而平等的身份，在政治社会这样一个持久存在的合作体系之中，对公共事务进行充分合作，以产生公共的、可以预期的共治效果的能力。”[2]严格地说，充分合作是公共理性的应有之义，若将其独立出来予以强调，充分合作与公共理性可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公共理性的作用机制看，公共理性有助于大学利益相关者理解和认同大学的核心价值，形成平等互信的人际关系，创造共同遵守的规则体系。[3] 反之亦然，大学文化氛围和利益相关者人际关系的持续改善，以及彼此合作水平的不断提高，也会提升公共理性的整体水平。罗尔斯把大学的理性归为社会理性，即与公共理性相对应的非公共理性的组成部分。但就大学的本性、功能和构成人员而言，其理性决策或者有效治理同样须臾不能离开基于公共对话、相互沟通、理解宽容的公共理性。
如果联系治理结构的运行和决策过程的展开，进一步分析公共理性与充分合作之间的互动机制，大学有效治理过程从正式关系的视角看，存在“透明”与“法治”两个特征；从非正式关系的视角看，存在“沟通”“信任”和“领导力”三个特征。长期来看，正式关系是非正式关系的基础支撑，非正式关系则是正式关系的内化发展，二者相辅相成可以发挥最大合力，尽管治理实践中可能存在错位、缺位、不到位等情况。这五大过程性特征是联通和增强公共理性与充分合作之间良性互动的桥梁和节点，也可以说是大学有效治理的过程特征。
从理论到实践，优化治理过程，应当促进正式关系和非正式关系的协同发展。一方面加强信息公开，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广开言路，保障广大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另一方面加强制度建设，优化决策程序，细化议事规则，严格执行规章制度，以制度和程序规范权力的运行，“透明”和“法治”相济可以为基于公共理性的充分合作提供制度保障。与此同时，让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核心利益相关者拥有充分的沟通机会，有助于消除他们之间的隔阂和紧张关系，以及复杂的利益关系给决策和实施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决策成为一个广泛协商、汇聚智慧、增进共识、增强合力的过程。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沟通有助于增进信任，提高决策透明度，减少猜疑；信任是对他人行为的预期，有了这种预期和安全感，合作才有可能，所以相互信任有助于加强合作。此外，在各种委员会、工作小组等议事和决策中，具有领导力的关键少数不论有没有领导职务，他们的参与和担当可以发挥指向、引领和推动的作用，有助于提高决策质量，提升参与者的主体意识和意义感。早些年，斯坦福大学工学院弗雷德·特曼院长之于斯坦福工业园的诞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田长霖校长之于信息系统管理学院的创建，就是领导力沟通大学与工业、学术与行政进行明智决策的成功典例。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信任—领导力”良性循环机制一旦建立起来，就有望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一种建设性的合作关系，有助于超越个人的偏见和私利，基于公共利益和整体发展相互尊重、展开讨论，使共同治理有效运转。
参考文献：
[1] 德里克·博克，曲铭峰译 .大学的治理 .高等教育研究，2012（4）.
[2] 约翰·罗尔斯，时和兴译 .公共理性观念再探 .哈佛燕京学社·三联书店主编 .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1-72 ．
[3] 刘爱生、顾建民 .公共理性与大学有效治理 .江苏高教，2013（6）.
□阎凤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治理”（governance）成为时下的一个热门词汇，有其国际与国内背景。从国际背景来看，治理的提出，既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变公共领域低效的现实诉求有关，也与世界银行在援助发展中国家过程中遇到的政治问题有关。从中国背景来看，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代表着中国今后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治理的国际和国内宏观含义十分明确，现在这个热门术语也被广泛应用到微观领域，例如大学治理。但适合宏观层面的提法未必适合微观层面，甚至可能是相反的作用关系。在学校层面，谈治理则意义不太明显。过去采取委员会民主决策的英国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转而采取了集中决策方式，以提高决策效率。可以说，在微观层面，虽然也使用治理这个术语，但是它的含义是中性的，治理即决策的结构和过程，大学治理的分析模型是多样的，包括科层、团体、政治、有组织的无政府、文化等。上述多种理论分析模型，对应着现实中的多样化治理形态，不存在根本的优劣之别，当然每一种治理模式都有一定的特征和功用。
大学的文化逻辑
这里着重谈一下大学治理的文化模式，其现实针对性在于，严重的功利主义取向影响了学术的品味和原创性，而原创性是一流大学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大学从国内走向国际舞台的一个重要标志。哈佛学院前院长刘易斯在《失去灵魂的卓越》一书中写道：“大多数顶级教授在赢得学术地位的过程中，独立性、原创性和创造力都是成功的关键。”[1]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中国一流大学的变革方向就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回归大学的本质，将学术作为目的而不是工具。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认为，就是要转变价值观，以文化作为引导。
什么是文化逻辑呢？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在20世纪20年代和70年代，科斯和威廉姆森两位学者先后从交易成本角度提出，经济运行在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选择，即所谓的两重治理形式。[2]到20世纪80年代，大内从监督成本角度提出，存在着市场、等级制、文化三重治理形式。[3]于是，文化成为我们审视经济运行的一个独特认识维度。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格兰诺维特从社会关系角度，提出嵌入理论，也同样拓展了我们认识社会现象的广度。[4]
前一段时间，有一篇文章在论述中国的教育问题时，引用了“剧场效应”的说法，描述了一个无序竞争的场景和社会悖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在一个陌生人的群体或者缺乏社会关系的群体中，这种情形的出现是自然和正常的。但是，如果放在一个熟人群体中，剧场效应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避免，因为损人利己的行为在熟人群体中会得到部分抑制。这涉及到经济学和社会学对于人的行为基本假定的不同，经济学假定人是自由的和不受约束的，而社会学假定人的行为受到群体的影响，是不自由的。文化是在群体行为基础上形成的，所以文化问题是社会学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制度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相比，发生一个显著的转向，就是从关注个体行为转向关注群体行为。
大学活动的特殊性在组织文化上有怎样的体现呢？在教育领域，组织文化的功利性被非功利性所取代。在讨论经济组织运行时，都隐含着委托人和代理人关系的假定。但是，大学组织不同于经济组织。在大学组织中，尤其是知识创造和传承过程中，其本质不是从上至下的委托代理关系，而是反向的关系，即以学术人员为中心，管理者仅扮演服务的角色。大学组织文化的功用，不在于节约成本，而是追求学术卓越和原创性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将大学称为“成本最大化”组织。克拉克在研究大学组织文化时，所采取的逻辑路径就不同于经济学家，他在研究美国文理学院的基础上，提出了“组织传奇”概念，并用此概念去解释组织特色的形成机理。[5]这里，文化的含义更接近于人类学中的文化含义。
大学文化逻辑具有反等级、反功利的属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教师角度看，在学科忠诚和组织忠诚上，他更倾向于前者；第二，从学生角度看，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应该以自己的个性为标杆，而不应该以他人为标杆，后者将容易造成以工具理性代替价值理性而出现的教育异化现象。
文化机制在大学中的作用
如同大学治理是一个中性词汇一样，大学文化也是一个中性词汇，对其加以限定可以赋予特定的积极含义，即健康大学文化的特征包括：自由、包容、多样、特色、超越功利等。
优秀大学与其他大学的区别主要不在于狭义的制度形式，即设置了哪些机构，制定了哪些规章，执行了哪些程序，而在于人及其文化特色。狭义的制度是一种形式，容易被模仿，而文化则是一种内涵，像血液一样流淌在大学中每一个成员身上，既难以形成，也难以模仿。哈佛大学之所以执美国乃至世界大学之牛耳，不在于它设置了董事会和监事会两个机构（不像其他美国大学仅设立了董事会），而在于它的高水平师资以及追求真理使命的充分体现，其校训就是拉丁文写成的“真理”一词。2016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阿伯特来北大讲学时，就讲到在芝大社会科学大楼里挂着画像的那些诺奖获得者，“要做得比他们好”就是校方提出的办学目标和鞭策芝大师生前进和努力的动力。这就是看似并不神奇但却不易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
下面讲一讲文化的表现形式和意义。以我所在的北京大学为例，从1989年北大90周年校庆开始，北大就持续地编辑《精神的魅力》这套书，不断地续写过去、现在和未来篇章。这个能把过去和未来联系在一起的链条就是北大的文化。乐黛云在《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从蔡元培、马寅初、翦伯赞到季羡林，他们都在维护北大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不苟同，不随俗，他们是自由的精魄。[6]建校120年来，北大流传最广、影响至深的是蔡元培校长提出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而不是什么其他的具体规则。在蔡先生看来，有关学说，只要言之成理，不达自然淘汰的地步，北大都应该为其提供生存之处，这就是包容的含义所在。今天的北大校领导多次强调，要师生静下来，专心地读书和学习。这些作法都是价值观和文化在北大的具体体现，既有传统的成分，也有时代的新意。
价值观是文化的高级形式，它是在群体中形成的，并对个体行为产生约束作用。一流大学应该有一流的境界。当下一些观念和行为与一流大学相去甚远，比如研究中的项目或者经费导向行为、狭隘的本位主义、人为设置的学科壁垒、“精致的利己主义”等。现代化理论中有一种说法是“文化滞后”，即后发社会和组织比较容易在有形的物资和管理形式方面实现追赶、缩小与先发社会和组织之间的差距，但是在文化方面却比较难。随着我国大学在硬件投入方面的快速发展，文化因素将会成为制约我国一流大学建设的一个“瓶颈”，应该予以特别的关注。
概括《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关于大学治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下一些要点：党委领导、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民主参与、社会监督。我对其含义的理解是，作为利益共同体组织，各方在大学治理中应该各司其责，有一个明确的定位。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是从组织文化角度看，似乎有必要增加“思想引领”，因为缺少思想引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治理分工仅徒具形式，缺少内涵。
参考文献：
[1] 哈瑞·刘易斯 .失去灵魂的卓越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72.
[2] Oliver E. Williamson. 'The Economics of Organi- zation: The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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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illiam G. Ouchi. 'Markets, Bureaucracies, and Clan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80（1）.
[4] 马克·格兰诺维特，罗家德译 .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5] Burton Clark. 'The Organizational Saga in Higher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72
（2）.
[6] 汤一介 .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阎光才，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其实，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既然它是世界性的，就总存在一些共性，否认共性仅强调差异性，也就不存在“世界”这样的限定词，甚至是否为他者认可的“大学”可能都会成为一个问题。因此，论及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与治理，首先就必须理清楚究竟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这是一个最为基本甚至是常识性的问题。
从19世纪德国的研究型大学到如今英美知名大学的特征来看，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大致包括如下方面：培养一流（高层次拔尖）人才；学术底蕴与基础扎实的学科与研究支撑；实力雄厚的师资力量；相对充裕的科研经费以及其他有形资源的支撑；具有前瞻性视野、善于审时度势和掌握灵活策略来获取资源且有效将其利用的领导与治理制度安排。上述几个方面存在一种彼此勾连、环环相扣的内在逻辑，前者为果，后者为因，缺失中间任何一个环节都办不成一流大学。整个连环的最终结果是一流的人才与科研成果，但它的首因是资源从何而来，以及如何获取和有效利用资源的领导与管理制度安排。但最终结果与首因之间，也存在一种有机关联，因为制度的设计目的即价值预期总要关联到人们如何理解一流人才和高水平成果，以及资源如何有效利用才能达到价值判断的问题，如此就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
换言之，如果我们要审视一所大学是否能够成为一流，在理念层面，上述各个议题之间存在一种正向的演绎逻辑，彼此之间存在派生关系，前者衍生出后者；但是，在操作层面上，却是一种反向的实践逻辑，因为没有后者为前者提供支撑，一流大学就永远停留在水月镜花的理念层面上。由此，我们不妨看看世界一流大学在上述各个环节中的共性如何。
（一）良好的研究文化与卓越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基于经验与事实不难发现，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一般具有如下特征：尽管承担水平程度不一的本科人才培养任务，但高水平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培养更符合一流大学的特征。美国众多私立文理学院的本科教育品质很高，但它难被公认为是一流大学；很多州立大学本科质量一般，但因为有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而跻身世界一流；唯有少数兼顾本科与研究生教育的私立大学，以其全方位的优质表现而少有争议地处于金字塔的塔尖。研究生教育的层次本身并不是一流大学的标识，毋宁说它代表了一流大学所特有的研究资源、氛围与文化。它会让所有人包括本科生受益，正如我们所领悟到的，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发展轨迹呈现如下特征：中世纪以教师讲授为主，到了德国则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与研究一体化模式，即把教师的研究作为人才培养手段，而进入现代，则是强调学生参与的教、学、研融和模式，当下国际知名高校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强调教、学、研、创共融共生，所以我们才看到斯坦福和 MIT 不仅培养了大批科学家和工程师，而且还涌现出大量高层次创业人才。研究在如今世界一流大学中已经成为人才培养过程甚至溢出教学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它不仅仅是研究生的本分，也是本科优秀人才培养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论一：世界一流大学的表现特征之一是，它一定拥有良好的研究氛围与卓越的本科和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教育。
（二）学术底蕴深厚与基础扎实的学科支持。卓越研究生与本科人才培养，需要借助丰富的研究资源与良好的研究氛围。学科与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单元，也是其得以实施的底层结构。本科专业需要学科提供课程资源，而学科建设则主要靠研究实力与基础来支撑。学科水平固然不能与研究水平直接画等号，但是，没有研究水平，学科乃至大学肯定难称一流。那么，究竟如何衡量研究水平？就目前而言，我们似乎对各种论文发表、引用以及 ESI 的位次等情有独钟，但是，这种指标化的最大误区在于它并没有反映科学研究活动的实质。衡量科学研究质量存在三个价值维度：是否是特定领域中的突破，如重大发现，它代表智力性的贡献；是否带来产品、技术、方法、手段以及工艺上的创新，它反映为知识应用与转化的贡献；是否通过研究培养出一批高层次的人才。可以说，纵观全球，没有基础领域重大发现的如诺贝尔奖级别的研究成果，不能够承担最前沿领域研究的大学，很难号称为世界一流大学。ESI 等指标从来不是这些一流大学的追求目标，而不过是高质量成果的自然外溢。在应用研究领域，一流大学也表现极为突出，它不仅把实验室的成果转化为外在高回报的社会福利，而且在应用过程中不断受到启发而产生新问题，进而拓展为新的研究领域。
简言之，一流大学的科学研究更多应该是开山凿石，而非仅仅铺路。数量巨大的论文成果，如果没有开拓性的重大发现与技术突破，是否是简单的重复性劳动且不说，充其量就是铺路石。
结论二：世界一流大学的表现之二，它专注于重大发现与重大应用难题的突破，而非简单数据表现。
（三）雄厚的师资力量。高水平的研究自然需要有高智力与一心向学的教师来承担，一流大学中的教师的确是教学者，但他们是卓越学者型的教师。美国19世纪下半叶尚处于初创期的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迅速崛起，就在于它们能够从全美乃至欧洲遍揽世界最为著名或最有潜质的科学家与学者，求精而不求多，并提供优厚的待遇和足够的自由探索空间。进入20世纪，这种揽才方式渐成制度乃至传统，它推崇实力至上，以准市场化的方式撬动知识和思想市场的开放，因而，不仅促成了全美最为优质智力资源的有序流动，而且吸纳了全球最优秀人才的加盟。如今我们频繁谈论一流大学内部的学科建设话题，所有探讨如果偏离了卓越人才智力资源发挥这个核心，所谓一流就根本无从谈起。一流的大学一定是国际高水平人才汇聚的中心，这才是我们常言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本质。外籍教师与留学生数量多少仅仅是标，而质量才是本。
结论三：世界一流大学的表现之三，它的核心在于拥有最为卓越的智力资源。
（四）多渠道的经费来源与相对充实的研究资源。卓越的师资力量需要有相对优厚的经济待遇提供稳定工作与生活保障，需要有良好的研究设备设施以及经费资源提供研究支持。大致观察一下众多世界一流大学的经费来源渠道，不难发现其共同的特征是经费来源渠道极为多样化。政府固然是高校经费尤其是基础研究经费的主要支持者，但是，大学得以维持其运行的更多经费源于其他。以哈佛大学为例，2016年度其收入来源中来自联邦政府（包括竞争性研究合同拨款）的仅为26%；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2017年度可支配性收入中来自联邦、州与地方仅占 24%；牛津大学2016/2017年度经费收入中，政府资助为 14%，研究合同经费占41%。我国的清华大学（2016）与北京大学（2015），政府财政拨款（不包括科研经费与学费）分别为31%和45%。经费过度依赖政府以及渠道的相对单一，弱化了高校的财政弹性，甚至束缚住了手脚，约束了高校自主发展的空间。因此，如果没有相对充裕的经费，在资源管理与使用上没有足够的自我掌握空间，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恐怕步履维艰。
结论四：世界一流大学的表现之四，它具有多渠道经费来源与经费使用的相对自主。
（五）领导体制与治理结构。回溯历史，无论是德国还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都带有时势造英雄的意味。没有一代思想家如费希特、洪堡、施莱尔马赫等人的开创性办学理念以及亲力亲为，恐怕不会有当时德国的研究型大学；而没有受德国研究型大学模式启发而主导 19 世纪下半叶美国大学创办与改造的众多传奇校长，如霍普金斯大学的吉尔曼、芝加哥大学的哈珀、康奈尔大学的怀特以及进入20世纪后的MIT校长康普顿、副校长布什，斯坦福大学被称为硅谷之父的副校长特曼等，恐怕也不会有如今依旧处于鼎盛期的众多美国研究型大学。因此，特定时期校长的办学理念与思想、开拓实践的意志、纵横捭阖的领导策略对一流大学建设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他们不仅塑造了研究型大学本身，甚至影响政府政策导向，缔造了一个国家的研究型大学传统。对外不遗余力争取资源，不断吸纳卓越人才；对内尊重学术自主与自由，为富有好奇心、勃勃雄心的人才创造事业发展机遇与空间，是具有卓越领导力与号召力的传奇校长共性特征。因此，如果从实践逻辑角度来审视，一个具有开创性且深谙和尊重学术规律、拥有强大外部公共关系协调能力的领导核心是一流大学建设的首因，也是围绕上述事项确立有效治理结构的首要环节。因此，化繁为简，回归常识，在当前双一流特殊境遇中，我们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创新的关键点在哪里也就一目了然，即领导体制是核心。
结论五：世界一流大学的表现之五，有远见与高效的领导核心与相应体制是关键。
最后，或许有必要特别强调的是，领导不是专断、治理不是管理，目前普遍流行的规划导向、绩效取向、指标关注所体现的是管理活动的逻辑，而未必符合学术组织运行的逻辑乃至学术活动的内在规律。它或许能够达到数量提高的目的，但是，对真正的学术创新却可能有巨大的隐患。一流大学所谓的善治，应该是管理逻辑服从学术活动规律，而非凌驾其上。
□张应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亟需深化的改革：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就我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历程来讲，我觉得主要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的前15年，我国高等教育和大学制度的改革主要是恢复、整顿和提高——恢复高等教育秩序，在重点领域进行整顿，提高高等教育办学水平。其总体的特征是在原有框架上进行修复和改革，同时加大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步伐。1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对高等教育改革进行了顶层设计，在大学制度建设层面所要解决的主要是政府统得过多，大学自主权不够的问题。这个《决定》非常好，但高等教育改革设计的基本思想仍然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之上的，原有的大学制度的基本框架并没有太大改变。
第二个阶段是后25年，大致从1992年开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逐渐逼近和聚焦到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上来，也可以说是高等教育改革倒逼我们必须开展大学制度的改革和建设。这个时期的大学制度建设和改革，主要得益于1992年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是继“真理标准大讨论”后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要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思想和市场经济的新元素，开始影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具体体现是1993年我国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纲要》提出，要把高等学校建设成为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我的理解是：一是高校要面向社会办学而不是面向政府办学；二是要依法自主办学，明确了办学自主权是大学依法设立后的“天然权利”；三是高校是独立法人实体。这些内容都触及到了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
这些年来我对世界高等教育改革模式进行了一些研究，提出高等教育改革主要有三种模式——强计划性改革模式、类市场化改革模式、准市场化改革模式。我把1992年《纲要》的发布，看作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从“强计划性改革”向“类市场化改革”转变的标志。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治理变革的方向，就是推进从“类市场化改革”向“准市场化改革”转变。也就是在高等教育改革领域体现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让市场竞争机制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和管理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我理解的中国高等教育治理变革的基本方向。
高等教育改革开放的后25年，我们逐步认识到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所以，2010年的《纲要》提出了十大改革试点任务，实施现代大学制度改革试点就是其中之一。应该说现代大学制度改革试点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进展还不是太大。主要面临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在思想认识上如何正确认识现代大学制度的中国特色与普遍的关系；二是如何在改革顶层设计上实现突破，改变打补丁式改革方式，在“四大关系”的改革上做出实质性改变。
首先，教育思想观念的改革是先导，改革过程中第一个体现的问题就在这里。在大学制度方面也是如此。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但是一定要扎根中国大学。我们怎么认识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它有自己独特的内容，但不能把中国特色搞成中国特殊，在一些共性极为强烈的共同领域里，不能因为过度强调中国特色而忽视了普遍性的要求和规律。现代大学制度是有普遍规律性要求的。我们还是要按照办教育的普遍规律来办，按照大学制度的普遍性要求来建设我国的现代大学制度。
第二，如何在改革顶层设计上实践，改变我们这种打补丁式改革。我对中国的改革成就是高度肯定的，尤其是1992年以来。但我觉得既有的高等教育改革是按照打补丁式的方式，哪里有漏洞就打补丁贴上去，来适应这种不断变革的社会。
十九大报告谈到，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双一流”建设与现代大学制度的深化改革有没有关系？我认为非常有关系。可以说，如果我们不从大学制度改革入手，很难完成“双一流”建设任务。
大学制度体系的建设非常重要。我始终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是在制度环境上，有现代大学制度作为制度支持，无论是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研究型大学，还是后发型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研究大学，都是如此。外部制度的环境高度相同。一流学科建设也是有其规律的，强调在坚持党的领导下的学术自由和学术社会责任统一。
解决理念问题：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从世界范围内来考察，现代大学制度的形成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大学长期发展中自然演变而形成的，另外一种是在政府和社会的主动设计和干预下形成的。现代大学制度形成方式不一样，其改革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西方国家现代大学制度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一个是西欧中世纪大学时期形成的以大学独立、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学者治校为特征的“行会型”大学制度；第二个是由德国大学所创造的学术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学术社团型”大学制度；第三个是由美国大学创造的面向市场和社会需要的“社会服务型”大学制度。这三个时期的大学制度的形成，在时间上是连续的，是在大学的长期发展中自然演变形成的。
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形成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我们建设洋务学堂，派遣留学生，进行学制改革，废科举、兴学堂，等等，主要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之术，以抵御外侮，中兴国家。在民国时期，我们主要移植和借鉴欧洲国家大学制度以及美国的大学制度。1949年后的前30年期间，在经历苏联模式大学制度和解放区高等教育模式的激烈冲撞之后，我国形成了一种政治和教育高度融合的“革命化大学制度”。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重新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大学制度，实际上是在“革命化大学制度”和西方大学制度的平衡中，来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在形成初期，就承担了重大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这与西方中世纪大学完全不同，西方中世纪大学是学者自由结合而成的“学者行会”，致力于“为学术而学术”的事业。这对中国高等教育今天的发展非常重要，影响深远。在我们的传统中，教育不仅是一个专业化的学科，而被赋予更多的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向民众传达治国理念、理政观念、思想，通过教育体系向社会延伸，我觉得这是中国教育的一个特点。
中国大学的健康发展和大学社会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是主动适应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特点和改革发展趋势。高等教育是社会主义事业重要组成部分，《宪法》《高等教育法》都有规定，中央政府是高等教育事业的举办者、管理者，统筹全国高等教育发展，这是中国特色。高等学校是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要不断强调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的特色。我觉得党委校长负责制是目前我们国家高校治理结构的方向和基础，是我们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在高等教育里面的反映。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应当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周光礼，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特聘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一个国家的大学概念和大学模式只能在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中得到诠释，这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问题由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中国大学要走向世界，必须植根自己的本土文明、生长基因、历史传统，把“根”扎牢、扎稳、扎得有力量，这是“双一流”建设的前提性问题。
文明本土化：“双一流”建设的基点
“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如何理解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中国特色”强调主体性，强调懂中国、知中国、扎根中国；“世界一流”强调国际化，强调遵照国际标准，按国际可比指标达到一流。因此，“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全球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涂又光先生在《文明本土化与大学》一文中有过精彩的论述。如其所言，人类全部生活，可以大致分为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三个领域。物质生活领域实行全球化，精神生活领域实行本土化。社会生活领域又可分为国内、国际两部分，国内部分实行本土化，国际部分实行全球化。[1]全球化与本土化是对立统一的。一切全球化的规则，寻其根源，都直接或间接来自某一本土文化。一切本土文化，都可能为全球化规则作贡献，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全球化不是西方化而是全球文明对话，这应该成为中国“双一流”建设的基本方法论。
任何世界一流大学都蕴含着本土文明的底色，脱离底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只是“指标意义”上的。清华大学袁本涛教授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指标层面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即按照大学排名指标进入世界前列；第二个层次是制度层面的世界一流大学，即大学的某些制度创新能为全球大学带来实质性的启示和借鉴；第三个层次是哲学层面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即大学教育理念的创新为全球大学所认同。这种区分对中国“双一流”建设具有启发性。涂又光先生有一个说法：努力赶上并超过美国 MIT（麻省理工学院），这种雄心壮志值得赞许，但如果忽略了中国人文这个中国文明的特色，即使赶上并超过MIT，其文明史的地位和意义，也不过是美国MIT的分校而已。涂又光先生认为，没有中国文明特色的大学，只算是“在”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in China)，不算是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of China)。通过“211 工程”“985工程”建设，中国已不缺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根据最近荷兰莱顿大学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国有7 所大学跻身世界前20 位，其中浙江大学排名全球第3 位，上海交通大学排名全球第4 位。这就是科研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中国缺乏制度层面的世界一流大学，尤其缺乏哲学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文明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
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模式是与一个国家的文化模式相适应的。哲学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植根于独特的文化土壤，有自身的使命和价值观，有深沉而远大的抱负，能够为其他国家、其他文明提供实质性的启示和借鉴。英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植根于理性主义哲学，追求人类理智的自由和解放，为人类提供了自由教育、博雅教育的传统；法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巴黎高科、巴黎高师）植根于国家主义哲学，致力于国家的科学与荣誉，为人类提供了精英性专业教育传统；德国的世界一流大学（柏林大学、哥廷根大学）植根于新人文主义哲学，致力于追求真理、发展学术，为人类提供了“科研与教学”相统一的大学模式；美国的世界一流大学（MIT、斯坦福大学）植根于经验主义哲学，重视大学的有用性和效益性，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创业型的大学模式。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应该植根于本土文化，继承本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概念。尽管我们可以借鉴国际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但更要珍视本国的文化传统和大学理念。正如中共十八大报告所言，中国文化不仅有精神的至高价值，也有物质、制度乃至心态文化层面的价值和传统，这些都是富有生命力的传统。创造和发展我们的文化，保持特色，源流并进，贡献世界，这是我们对文化自信的最高期盼。［2］中国绵延五千年不断的文明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基因，也是建构中国高等教育自信的历史根基。
多源合流：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
中国学界有一个不正确的观点，认为中国现代大学纯粹是西方的舶来品，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古典高等教育机构与现代大学没有任何文化上的渊源和联系。这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事实上，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传说五帝时期就有高等教育机构，据汉代董仲舒考证，“五帝大学曰成均”，“成均”是中国最早高等教育机构的名称。“成均”是官学，“学在王官、以吏为师”一直中国高等教育的“道南正脉”。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私人讲学逐渐兴起。“私学”是春秋战国时代主要的高等教育机构。其后，中国高等教育沿着官学、私学两条轨道并行不悖。公元前 124 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为博士置弟子职，太学正式成立。“太学”是汉武帝以后历代王朝主要的高等教育机构，是为官学。宋代大儒朱熹将晚唐出现、宋代渐兴的书院理论化、制度化、合法化，产生了中国古典大学，“书院”是私学。“太学”和“书院”是中国古典高等教育机构的杰出代表。总的来看，中国古典高等教育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重视人文教育。正如儒学原始经典《大学》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教育的目的是“明明德”，以修身为本，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配天地。二是强调教育的政治目的。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科举制度更是将国家的教育系统与政治系统整合在一起。据西方学者考证，这种教育系统与政治系统交叉融合的高等教育模式曾深深影响了欧洲大陆的高等教育。
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只有100 多年。鸦片战争惊醒了国人，为了保种保教，有识之士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纷纷兴办了类似于西方大学的洋学堂，北洋学堂、京师大学堂、南洋学堂最具代表性。北洋学堂是天津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后改名为北京大学，南洋学堂则演化出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众多名校。从文明史的角度看，世界有两大高等教育体系，一个是罗马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以欧洲大陆的德国、法国为代表；一个是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以英国、美国为代表。前者强调政府控制大学，大学为实现国家目的服务；后者强调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模仿多于创新。100 多年来，我们时而学习欧洲大陆，时而学习英美。晚清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是模仿日本东京大学建立的，日本东京大学的模板则来自于法国和德国，是一种典型的欧洲大陆模式。民国时期，中国大学开始学习美国，试图建立一种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高等教育体系。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全面学习苏联，强调社会需求逻辑，中国大学再次回到欧洲大陆模式。改革开放之后又开始学习美国，强调学科逻辑。最近几年，我们又开始追捧欧洲大陆模式高等教育体系，提出模仿德国建立应用技术型大学。百年高等教育现代化，中国大学始终处于学科逻辑和社会需求逻辑的文化冲突之中。这再一次彰显了“扎根中国大地办学”命题的重大现实意义。
其实，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即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创办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鸦片战争后，受到西方坚船利炮和科技发展的冲击，一批新式教育机构开始在中国设立，北洋学堂、京师大学堂、南洋学堂等逐渐发展起来；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创办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女子学院、鲁迅艺术学院等一批高校。如果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是模仿多于创新，那么以“延安模式”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型高等教育则集中体现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创新的一面。“延安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与校长负责有机结合，实行德育为先、学以致用的教育方针，以培养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高级专门人才为主要任务，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延安模式”起源于军事教育和干部教育，军事教育强调将支部建在连队，干部教育强调理想信念教育和领导力培养。这种模式既不同于英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模式，而是本土化的探索和创新。“延安模式”为新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思想理念、治理框架、办学模式，影响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
由此可见，中国当代高等教育体系是多元合流的产物，当前的高等教育实践是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之上的，在当前的实践下面埋藏着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同层次的价值和理解力，既包括中国古典大学模式，也包括延安大学模式；既有罗马传统的大学理念，也有盎格鲁-撒克逊大学的理念。
教育自信：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自信的充分表现。扎根中国大地要扎党的领导之根、传统文化之根、国情社情之根、时代精神之根、教育规律之根。教育自信来自于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来自于优越的体制和独特的国情。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要求把学术写在中国的大地上。
世界一流大学是上层建筑，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基础上。改革开放40 年，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近五百年的世界史告诉我们，世界经济中心的转换伴随着世界学术中心的转移，新的经济中心的出现必然伴随着新的世界一流大学集群崛起。15-17世纪，地中海北岸是世界经济中心，意大利是世界的学术中心，拥有包括博洛尼亚大学在内的 18 所最负盛名的中世纪大学。19 世纪，当德国经济迅速崛起时，德国拥有一大批世界最优秀的大学，其中柏林大学模式传遍全球，德国大学称雄世界。20世纪，美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后，世界最好的大学集聚在美国，哈佛文理学院前院长罗索夫斯基曾经断言，当今世界最好的大学 2/3 在美国。从某种意义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是以经济发展为后盾的，集中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可以合理预测，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崛起，中国必然会成为世界学术中心，必然会产生一大批世界一流大学。事实上，中国当前已经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随着“211 工程”“985 工程”“双一流”建设的相继推进，中国正在从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一大批世界一流大学即将出现。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有两种逻辑，一种是建设逻辑，即通过人为的设计发展世界一流大学；另一种是生长逻辑，即通过自然的演化发展世界一流大学。通过建设逻辑，只能产生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遵循生长逻辑，才能产生哲学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通过多年的重点建设，我们已经拥有了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但是我们还没有哲学意义上或者“文明”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以“建设逻辑”发展世界一流大学是“双一流”建设的初级阶段，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第一步，同时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以“生长逻辑”发展世界一流大学是“双一流”建设的高级阶段，必须扎根中国文明、中国国情、中国体制、中国大地，彰显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期间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第二个哈佛”是一种追踪式的建设逻辑，是一种亦步亦趋的发展模式。没有文明底色，没有中国特色，亦步亦趋，注定不会成功。“第一个北大”，是一种创新式的生长逻辑，是一种另辟蹊径的发展模式，体现的是“中国特色”，带有中国文明的底色。这是当前高校在改革发展中普遍缺少的一种模式，是“双一流”建设需要大力提倡的发展逻辑。
参考文献：
[1] 涂又光.文明本土化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1998（6）. [2] 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