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思进取、不务正业”：“有闲”青椒的别样人生

关注中国未来学术发展，关注“青椒”群体，《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推出“青教心声”专栏。本专栏推出后取得了一定关注，一些高校青年教师纷纷来稿，他们分别从自身视角，于字里行间展现当代青年教师群体的生存状态。此前，一位青年教师的来信《悲欣交集：“失败”青椒的私人编年史》在朋友圈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并引发了“青椒”群体内部的讨论。近日本刊编辑部又收到了其他青年学者对于“青椒来信”的回应。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重新思考了青年教师的进路与退路，提出在困境中保存初心，做个“有闲”人，在此基础上再谋进取，从而为身陷“青椒困境”的青年教师指出了可能的进路和退路。本刊特一并刊出，并欢迎相关话题的进一步讨论。

朋友圈“辩论”

此前一篇“青椒来信”《悲欣交集：“失败”青椒的私人编年史》转发到朋友圈之后，意外看到两种不同的留言，细想起来，颇具代表性。其一，“手握国家社科说自己混得失败……怎么这么矫情。”其二，“看出一身冷汗，比起亲人健康、生活幸福，科研再多又有什么用呢？”这两条评论，都来自“自己人”，来自我们“青椒”群体。至于我自己，转发时附言：而我，并不想要所谓的“失败感”。这句指向模糊的话，实际上正是上面两条评论的结合，是体制内的“奋斗”以及个人情感乃至生活经历的切身体会。

巧合的是，就在构思这篇关于“青椒生活”的（漫长的）过程中，我的身边也发生了一件评价褒贬不一的“青椒事件”。我校一位青年教师M老师，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为什么想要离开北冥大学》的文章，文中，他陈述了两个重要的原因：首先是为了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本校所开展的“运动式”整改，其中有件事讲得十分详细，也成为多数支持M老师的人所看重的点。这件事说来也简单，就是M老师的一次课上，坐在第一排的某位同学趴在桌上睡觉，被巡视的校领导发现，遂当场打断授课，将M老师叫出教室问询，然而在查明该同学原本十分认真好学（所以才会坐第一排），只是因为当日身体不适才有如此行为的情况下，校方仍对M老师做出惩罚。这件事令M老师和支持者们难以接受之处在于，教条刻板地按照“评估条例”、毫无人性化地处理教学，并在处理的过程中反而造成了教学秩序受影响。

不过，事情的后续发展可远比最初复杂/有趣得多，在其后一系列反对/支持的声音中，我们还能够看到另外一种解读，在一篇署名“老阿姨”的《我为什么想要留在北冥大学》的文章中，作者自称从学生的角度，批判了M老师：“副校长碰到问题，没有当着学生面批评，叫出教室，是对M老师的一个尊重，可是老师并没有体谅副校长的难处，那么多老师，等他们下课了挨个去说问题？副校长，学校不用管了吗，校务那么忙。”比起M老师那一篇引起广泛关注的文章，第二篇的出现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如果说对M老师文章的讨论还停留在一位教师对自己单位的具体管理及教育理念的个人体会上，后面这篇自称“学生”视角的反驳性文章，则将讨论引向了更大的层面——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大学教育？在从“精英”走向“普及”式的高等教育转型中，如何避免年青一代的“精神矮化”？

随后，一系列相关的文章出炉，如署名何息的《好奇，留在北冥大学的人会怎么看这件事？》，署名张无忌的《好奇，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北冥大学？》，以及署名初心少年的《致北冥大学校长的一封信》。整个五月，在我们这个地处西北、双非院校的师生小圈子中，由一位“青椒”的“愤慨”引发的讨论从春末持续到初夏。除了前述第一条“理由”，M老师以公众号发文的方式举报单位某领导“学术造假”的举动，也将“体制问题”推到了前台。因此，在刷爆“朋友圈”的各式转发、点评、留言甚至争论中，评价和应对“体制”，也成为一个焦点。这其中，另一个“质疑”的声音也令人印象深刻。某位同学在转发M老师文章时，附上了一段自己的评论：

你要离开便离开。一个老师所能做的事是很多的，采取这种方式算什么？勇敢、热血和正义确实能打动不少人，但是对体制造成什么实质的影响了么？谁都可以凭一时的意气做感情上的强者，但是这股热情不适合一个建设者，因为变革不是诞生在抱怨和敌视中的。所谓良知是什么呢？是身处逆境的对信念坚持，在这里是对大学制度改革的不懈努力。如果以这种方式离开北冥大学，这位老师幼稚的行为不会对北冥大学造成任何影响。这么多年了，还是有这么多大学生们老师们不明白学术不端不是风气问题，也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制度问题吗？

我个人，并不倾向于言必称“体制问题”，不过这段话中有一条却是我非常赞同的：相比意气用事、一走了之，我们在体制内能做的或许更多，无论是对学校管理层的失望，还是对整个教育体制的失望，“离开”恰恰是对自身的否定和对“无法改变的现实”的默许。在“困境”中保持“初心”，这大概也是上述系列文章中“初心少年”的落脚点。

青椒困境：ISO、KPI

至于“青椒困境”，这个老生常谈中包含着太多转型时代的矛盾、彷徨与苦闷，名义上保持着“单位制”的高校，在市场化进程中也成了一个颇有深意的存在：一方面，“师德师风”建设意味着仍然依照马克思主义工作伦理来要求教师，提倡“无私奉献”；另一方面，量化考核却成为衡量教师业绩的唯一途径，这其中，尤其以“科研量”为主要参考标准。写这篇文章的困难之一也正在此，因为担心陈述事实或抒发感触被解读为抱怨、吐槽，甚至自我标榜，“青椒”笔下的“青椒困境”难免不被贴上“矫情”的标签。

《我为什么离开北冥大学》系列“论战”事件之后，“警予学社”的同学希望找几位老师分享一些对此事的看法，彼时我还不认识M老师，对这件事也谈不上有太多意见。然而没隔两天，M老师竟然就在微信上找到我，说马永红向他推荐我，希望我们能聊一聊。于是这件事就因为几个学生团体和几位老师，逼得我不得不去思考关于“青椒身份”、“理想大学”诸如此类的问题。整理思路的过程中，也就顺便回顾了一下我自己工作六年多来的经历。

马永红这个名字，早在我们相识之前，就以“反叛者、青年领袖”的身份为许多人所熟知。我们年纪相仿，他却很早就有自觉意识，在大学时代退学竞选村长、状告村委会，并因此被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选中，成为“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一期学员，十年来一直从事与支农和公益相关的工作。在他的主导下，成立了“益路人公益服务中心”，一年多后，因为我做了一个“秦北书社”，在一次读书会上，小马带着学生突然出现，从此开启了我们这些年的“合作”。他的“大中心”下属的另一个“青年文化中心”，在我看来是对高等教育体制的查漏补缺，无论是做了一系列的“高校理想主义社团”调研，还是访谈了一些“不一样”的高校教师，在“培养健全的人”这个追求上，这个民间公益组织显示出了体制内所不常见的活力和理想主义精神。

但这里要说的还不是我们如何相互鼓励、共同前行。比起表面的喧哗与浮躁，内心的坚定和自我认知是需要时间和过程来确认的。在给“警予学社”的分享中，我用了一个题目来概括M老师事件之我见：《青椒困境、ISO、KPI与理想大学》。这个题目一眼看上去就像是在吐槽高校的“量化考核”，事实上我也不打算否认。

有一年轮流参加网课培训，正巧到我们这一批的时候，主题是“师德师风建设”，看了无数视频都是老生常谈，直到看见某位名家，以中学学历成为高校教师，再加上关于民国时期诸多学者述而不著，还成为一代名师的例子，不免觉得反讽。如果说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是在市场经济深化的背景下出现的，那是否意味着教育的“市场化”不仅不再“培养精英”，就连“生产人力资源”的过程，靠的也只是“教书匠”，而不再是“大师”？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经历了80年代末之后的价值重估，当一切都被量化，进而转化为“多少钱？”的问题时，如何自证“师德师风”？如何区别一位“大师”与“教书匠”？更何况，我们今天提倡的也只是“匠人精神”，每一个人也只是在“没有重大违规违纪事件”的前提之上进一步被评估，所以，“青椒”的价值并没有办法在德行层面被衡量，或者即便以此被推崇，也难免不被人质疑。那么只能看数据，看看主持了多少项目，出版了多少专著，发表了多少论文，还得看看发表的论文中有几篇权威、几篇C刊、几篇核心，被转载和引用了多少次，等等。

在这个背景之下，“青椒困境”凸显出来。首先是教学与科研的矛盾，在花精力备课与挤时间做科研之间的挣扎是第一重困境；其次是家庭与事业的矛盾，在市场化背景下，青椒（尤其是人文学科）群体既要面对教育和学术理想的坚守，又要抵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的压力，如果不依赖单位福利，很可能就只是在温饱线上的一群人，这当然也是所有职业者普遍的问题。不过，相比八小时工作制的上班族，“青椒”倘若不用坐班，看起来真是自由又轻松，然而正是在这样“无时无刻不科研”的要求下，没有独立办公空间的“青椒”（尤其是女教师），必然要面对婚姻、生育乃至柴米油盐与写论文的矛盾——毕竟，写论文还是一项创造性工作，并非机械操作或者碎片化的时间就能保障产出的。

当然，也曾有“大家”坦陈当年是如何熬通宵、挤压休息时间做科研，才能成就今天一出手就发“权威”的地位。不过，当下这些博士毕业就已三十岁左右，晚婚晚育又亚健康的“青椒”们，似乎连拼体力都比不过这些前辈。更进一步说，正如“ISO”所比喻的那样，量化考核标准的全面铺开，意味着今天的“学术发表竞争”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白热化阶段，年终表格上填的是数据，是项目、出版社、刊物级别换算出的分数，并因此决定是否能拿到全额工资以及拿多少年终奖。由此而催生的“产业链”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运作方法，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这大概也能解释M老师的公开信中那件被大家以“不好判断”为由给搁置了的“学术造假”事件。

有商学院的同学问：“你们老师没有KPI考核吗？”这个问题也不免令人尴尬，如果说“青椒”除了科研业绩考核外，教学也理所应当成为一个“关键绩效指标”，那么除了教学量之外，教学质量考核又该如何量化呢？学生评分吗？民主投票吗？还是相信公道自在人心？无论如何，当我们把量化考核当作高校教师的唯一评价机制时，那些难以“量化”的东西，也就慢慢成为被损害与被抛弃的东西，逐渐淡出“理想大学”。

选择权：“进取”与“有闲”

我还是想把“理想大学”这个题目放在最后，因为在这个“光明的尾巴”，我才能略微讲一讲我们的故事，这是一群“有闲”的、“不务正业”的、“不思进取”的青椒的故事。也是我所能想到的，在“制度问题”之外的，有可能的青椒退路与进路。

还是说回M老师，最终，他还是没有离开。选择“留下”，不仅仅意味着他要继续同那篇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作斗争，而且，他似乎比以前更愿意做一些“意气用事”甚至“不打粮食”的事了。因为彼此都忙生活忙工作，我们最终没有在线下碰面，不过看到他在朋友圈隔三差五邀约学生，进行考研讲座或经验分享，大概能够想得出当时他在微信上跟我说的第二句话“当然，您可以表达不同的看法，批判我”的心情了，不仅仅是选择“留下”，同时选择做一些不增进量化考核结果的事。“有闲青椒”大概如此：没有放弃科研，但并不以此为全部的工作目标，同时愿以大量的时间去做一些并不能被计入工作量的事。比如接受学生的课下咨询，无论是年轻人的课业、情感还是人生、理想等问题，“有闲”的老师总是来者不拒。也可能，在课余时间，自发组织读书会或参加学生活动，当然也不需要申请什么注册社团、项目资助或加班补贴，全凭个人兴趣及精力安排。

当然也不一定是要成为什么“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有闲”还意味着，即使是上完课，骑上自行车去公园拉二胡，安贫乐道、有个人爱好，并且凸显出极强烈的个人风格，也能成为学生心目中“另类”的好老师，就像我当年的一位老师，从他身上，我看不到体制的压力，看不到浮躁的世道，看不到欲望的张扬……就这么踏踏实实，平和地生活着。一想到这样的老师，我就感到踏实，这种踏实也并非是想要从“体制”和“量化考核”的压力下退缩。事实上，无论是M老师、马永红、拉二胡的老师，还是我本人，大家的生活、工作、教学、科研乃至社会活动，都是基于同样一个标准，如果说今天还承认大学教育仍然包括“完整的人”的面向，那我们这些为人师者，其实也是在教育的过程中抵抗自身的异化，不随波逐流，拥有选择的权利。回到最开始那封“青椒来信”，国社科不是你想选，想选就能选，但生活方式和工作的目的，还是可以再考虑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