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扫描 | “中国经济动能重塑与地方创新激活”圆桌会议综述

本次圆桌会议于2018年5月29日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包括全球经济模式比较，科技革命与新工业革命演进，中国增长模式与动能转换，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平衡，供给侧与需求侧联动，地方竞争与区域一体，央地关系与政企关系，创新激活与制度壁垒，中国经济发展独特路径等。

当全球经济增长进入复苏乏力的长时段停滞期，以及40年改革开放迈入攻坚期和深入区，中国经济增长迫切需要深刻反思既有经济体系的问题和既定经济模式的瓶颈，以重塑经济动能与激活地方创新为切入点，在促进新时代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同时，促进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发展。以此为主旨，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袁志刚工作室联合《探索与争鸣》杂志社共同举办了这次圆桌会议，来自各地高校的经济学者以及政治学者展开深度交流。

开幕致辞

《探索与争鸣》杂志社编辑部主任李梅主持开幕式，对赴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表达了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谢意。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袁志刚教授随后致辞。他首先感谢了《探索与争鸣》杂志社为圆桌会议的顺利举行所做的工作，同时感谢远道而来的各位学者。接下来，他提出了几个在本次会议中需要重点探讨的几个核心问题。一是如何理解在中国经济近三年增长率基本持平的背景下，工业增加值与投资波动比较大的宏观经济现象？二是从全球经济的复苏角度上说美元升息之后，新兴经济体再度出现波动，人民币未来如何维持平衡？三是地方政府的作为与不作为，在2008年经济危机前后带来的结果到底是怎样的？地方政府接下来该如何在新一轮增长中找到自身的定位？最后，他表达了对青年经济学家的期待，希望经济学界的青年才俊能一起深度思考这些挑战与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黄少卿副教授讨论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是否过早减速。他指出，三个因素在制约中国经济增长保持高水平的状态：一是投资驱动下资本积累的速度，二是中国企业较低的管理效能，三是创新投入转为创新驱动的效果，也就是信息技术的投入对生产率的改进情况。有关如何应对这些制约因素，他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尤为重要，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应对策略。首先，在投资和利用国外先进技术的过程中提高存量资本的使用效率，有利于发挥中国的后发优势和发展潜力。其次，改善研发资金的管理方式、鼓励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形成、研发共性技术。再次，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地方政府治理改善，与金融深化改革并行，也是形成经济增长驱动机制、提高创新效率的对策及实现路径。

中山大学梁平汉教授，从政治学与经济学跨学科的角度，探讨了中央政府各部门间的关系、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以及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认为传统经济学研究将地方政府拟人化为具有自身利益的单一个体，简化了内部利益分歧和集体选择问题。但这种研究范式对政策的执行过程缺乏认识，对政府体制改革能提出的建议有限。从政治学的视角看，中国政府决策多方参与，部分之间的互动靠“非正式制度”，而晋升指标只是上下级之间注意力分配的表象。他提出的研究视角有三个：首先,从信息经济学出发，各个部门提供决策所需的充分信息，并设立部门间信息分享机制，而部门间的合作采用委员会决策制定的制度。其次,从统治视角出发，信息收集的能力与成本相匹配，决策能力与执行能力也要相匹配。目前,就我国实际情况来说，监管体制改革以及营商环境构建，都在上述研究框架内，值得深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贺俊研究员首先提出了应用导向或者问题导向的研究与学术研究的差别，在于前者更强调因果机制而不是因果关系的研究,多因多果的合成性的研究，以及以提出政策建议为最终目标。在此基础上，他回答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技术创新或者说产业赶超的路径是什么，二是从政府的政策角度来看，经济学家能做什么。他认为就总装企业而言，其容易利用总成规模经济，掌握领先的技术并进行二次开发，整合国外的供应链，继而构建自己的零部件供应链体系进行国产化或者进口替代，从而在能力上发生重要的质的跃进。

就核心零部件产业而言，国际上又分两种模式：一是如日本系一种一体化架构的供应链，零部件程度很高，模块化程度相对比较低的技术路线，很自然地会形成合作的供应链；二是如美国系一种界面非常标准的技术范式和竞争性的供应链。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很多总装企业发展得不错，但是零部件企业发展不好，而高铁在这方面恰恰非常成功。高铁核心零部件的突破是通过两种机制解决的，一是自主可控机制，二是完善的实验体系。高铁是在一种非常复杂的制度和产业组织结构下实现的技术赶超，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中国其他的行业有没有一种更加普遍的或者基于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赶超模式，这是一个学术机构应该深入研究的问题。就创新环境而言，现在学术界存在的一个误区是极端化。其实，所有的政策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陷，最后一定是一个有边界条件的政策组合。就创新体系而言，国外更多的是把公共资源投到创新体系而不是财政或者金融的补贴政策上。中国现在的创新体系存着比较严重的问题，突出体现在国家实验室和共性技术研究院的建设上。这些问题不虽然涉及新的理论构建，但是基于既有的理论可能解决中国重要的现实问题。

中国经济改革新动能研究

复旦大学罗长远教授从中美贸易摩擦切入，讨论了中国改革的新动能问题。对于中美贸易摩擦，他认为美国的政策选择包含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的情况下，中美贸易战可能长期化。而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巨大变化。叠加国内的经济增长问题，内外交困迫使中国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包括建立自贸区和“一带一路”，但在这个过程中仍然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子。而他的担忧是中国站在40年改革开放的新起点上，疲于应对美国地缘政治施压，反而错过了深化改革的时机。

中国人民大学郑新业教授首先提出了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一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从GDP扩展到了收入分配与环境治理。二是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也面临着全球产业竞争。三是我国目前的财税体系在恶化收入分配的同时，仍然面临着全球税收竞争。他认为新动能重塑不仅与地方创新有关，还跟国家整体政策有关和全球变化的环境有关。要想激活创新，首先中央政府需要理解我国经济新的发展阶段以及新阶段下的市场和产业特性，同时要理解全球面临的新变化。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对传统的财税体系进行深度改革。

浙江大学耿曙教授首先提出在增长方式转化、跨越收入陷阱的背景下，出现了很好的制度改革的机会，但改革本身比较困难。他认为治理机制方面可能要走向强政府方向——管得更少，但管得更有力。当前我国产业政策治理体制中有三个主要行为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而地方政府在创新激活政策上缺乏授权与激励。他认为地方政府应该从侧重能力到侧重政见转变，从内部控制的角度解决地方政府的缺位问题，建立竞聘承诺、容错机制以及离任审计的制度，解决委托代理关系、控制权与剩余权不匹配的问题，重建地方创新激活的微观基础。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研究

同济大学博士唐雪梅讨论了有关地方政府的双层锦标赛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地方政府与企业间关系的微观机制，特别是地方政府怎样控制和影响市场化驱动下的企业，去完成GDP增长目标。她提出了双层锦标赛模型，第一层是地方政府GDP增长，第二层则是企业完成地方政府设定的GDP分解指标。双层锦标赛的理论意义，在于深化政治晋升锦标赛中关于地方政府和辖区内企业的关系，地方政府怎么引导企业参与锦标赛，为市场体制下政治晋升的锦标赛提供微观实现机制。她认为在双层锦标赛模式下，差异化优惠政策不仅是地方政府竞争优质企业的工具，同时也是地方政府为辖区内企业设立锦标赛，控制和影响企业实现GDP增长的核心工具。

复旦大学袁志刚教授首先梳理了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从最初的农村改革中承包制与农产品价格做对了信号与激励，到上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和房改打开了新的增长空间。2000年后中国居民消费进入汽车和住房时代，但两元经济问题进一步加深，收入差距迅速拉开。时至今日，中国制造业投资迅速下降，民间投资迅速下降，增长维持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对于未来，他认为潜在经济增长的目标函数要加入环境治理与创新前沿，而变动因素包括了国际的大环境与国内的人口结构问题，未来挑战巨大，但必须破解当前的困局，才能进一步打开增长空间，推进全球治理。

南京财经大学余永泽教授的研究聚焦在技术创新与经营效率的问题上，从经济增长目标约束的视角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重塑遇到什么样的阻力。他搜集了中国200多个地级市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并考察第二年的完成情况，来探讨经济增长目标约束性行为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他的研究发现，某个省份的地级市的数量越多，经济增长目标的竞争程度会越高。而如果经济增长目标存在恶性竞争，越是超额完成，就越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产性升级，以及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目标制定的越高，对经济的动能转换越是不利。

上海财经大学范子英教授介绍了有关地方税收改革的研究。回顾过去有关税收的改革，他认为主要方向有两个，一是建立集中统一的税收制度，二是结构性减税。未来的改革基调则是降低间接税、提高直接税。特别是增值税具有顺周期、对企业盈利不敏感以及不利于创新的特点，过去两年其基准税率的降低是符合改革要求的。反思过去两年税收方面的改革，他认为直接税的改革唤醒了纳税人的意识，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税收改革使得地方竞争形态发生巨大变化，需要财税部门协调统一，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中国增长模式转变研究

复旦大学张涛副教授认为，在我国正逐步接近技术边界、全球处于研发竞争格局以及大企业的竞争决定价值链租金的分配的大背景下，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正从政府主导投资驱动向大企业主导创新驱动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地方和企业在产业发展决定权上，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具有主动权，而地方政府更多地作为产业要素深化的提供者。未来，我国经济增长将从过去的学习型和垂直追赶型，进一步深化为开拓型模式。只有当一个国家中足够多的企业具有全球竞争力，这个国家的实际汇率才会有效提升，也起到和先进国家缩小收入差距的效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幼文研究员首先回顾了过去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三个红利——改革红利、开放红利以及革命红利，在近年来的变化。他认为，从技术层面来看，中国经济的新动能包括中国制造2025、5G技术以及金融技术的嵌入。而从开放层面来看，他提出了四项新动能。首先“一带一路”战略会把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变成开放的前沿，中国产能转移在全球分布；其次是人民币国际化使得中国能有进一步享受国际资源；第三是引进外资迫使其转让技术；第四则是企业通过并购实现走出去。

华东师范大学殷德生教授讨论了经济动能转换的空间调整问题，特别是如何破解胡焕庸线。他发现地理位置确实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而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从西部打开了一条要素流动的通道，使得我国成为一个要素东西双向流动的国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当前的收入差距。根据测算，中国的东西边界在湖北，以此为中界线，中国增长格局和收入分配格局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同时他提出，以城市圈或城市群为驱动的增长模式，是否在西部也尤为重要，值得探讨。

闭幕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