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内核：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

——兼论马克思主义的“内核”与“辅件”

 樊宏法

 

内容摘要  区分“内核”与“辅件”，是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必要前提。致力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区别于其他理论体系的“内核”。体现和维护“内核”的外围“辅件”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则随时空场域的变化而改变“。辅件”的每一次调整，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出场形态。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议程需要放宽外围、调整辅件。当代中国“解放议程”的设置，一方面在宏观上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内核”，另一方面必须依据时空场景转换，选择、调整和运用符合实际的“辅件”，既“不忘初心”，又“继续前行”。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内核辅件  无产阶级  人类解放

作者  樊宏法，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江苏常州21316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研究”（18AKS021）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如果没有马克思、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当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还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的状态中”[1]。面对当代资本不断创新和人类命运更加密切关联的现实，继续审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辨析并厘清马克思主义的“内核”与“辅件”之间的关系，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场形态，“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2]，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内核”的不断追问

 

将理论分为“内核”和“辅件”，是著名哲学家伊莫尔·拉卡托斯的重要方法。他认为，一切理论或他所谓的“科学研究纲领”，都由“内核”和“辅件”两部分构成，理论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其“内核”上的明显差异。评价一种理论是否进步或科学，必须做到两点。

其一，要将它和先行的理论一起评价，以便考察该理论是经过什么样的变化而出现。新理论一般会引发“理论上进步的问题转换”和“经验上进步的问题转换”。“只有当问题转换至少在理论上是进步的，我们才‘接受’它们作为‘科学的’，否则，我们便‘拒斥’它们作为‘伪科学的’。”[3]其二，要将理论体系的“内核”与其辅助假说、初始条件等“辅件”一起加以评价。拉卡托斯还指出，当一个理论遭遇新经验的挑战时,首当其冲的总是围绕“内核”的辅助假说保护带。科学家们通常会通过独创性的阐发或新“辅件”的发明，通过调整或替换外围“辅件”，以不断地维护或“硬化”该理论的“内核”。

拉卡托斯虽然主要研究自然科学，但是他关于评价理论“进步”或“科学”与否、关于区分理论“内核”与“辅件”的观点，无疑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广泛吸收了前人创造的优秀成果，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形成了“进步的问题转换”，成为一个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实际走向。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必然有其不同于其他思想体系的理论“内核”；而随着时空场域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体论断显然已经被证伪或过时。因此，区分出马克思主义“内核”与“辅件”，是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等问题的根本前提。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问和反思，始终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之中。每次追问的时空场域和历史任务尽管不尽相同，却都是对何为马克思主义“内核”的思考和探索。总的说来，这样的追问主要经历了以下几次。

第一次追问是在马克思主义创立并初步系统化的过程中发生的，而且首先发起的恰恰是马克思本人。19世纪70年代末，针对当时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思潮，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4]。恩格斯晚年针对当时德国许多大学生、文学家和没落的资产者纷纷涌入社会民主党，并且“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不仅多次提到马克思的上述言论，还一再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5]。这一否定式的回答，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开启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之问的先河，也隐含了马克思主义必然有其“内核”的结论。

第二次追问是在第二国际时期，由“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之间的争论所引发。众所周知，第二国际时期的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和平稳定阶段，其主要任务是进行日常的经济罢工和议会内外的政治斗争。在批判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极端观点以后，第二国际内部在时代特征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以反对“教条主义”之名而出现的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潮开始抬头，主张阶级合作和议会道路的声音引发了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以列宁为代表的革命派，批判了“非阶级的政治和非阶级的社会主义”观，着眼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坚决反对工联主义和改良主义。

第三次追问是第三国际内部在反思和批判所谓“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引发的关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卢卡奇、柯尔施等人在反思和总结中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原因时,批判了第二国际的庸俗经济决定论，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丧失，试图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人道主义，从而与第二国际的“科学主义”和第三国际的列宁主义的解释产生了区别。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开启的崭新视角，催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运动。第四次追问是苏东剧变以后，在深刻反思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回归”思潮。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严重挫折，消解了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诠释方面一直笼罩着的权威光环。为剖析苏东剧变的深层原因，反思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各种“重读马克思”、“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的思潮不断涌现，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问与反思现象。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追问，表明了在马克思主义众多的性质和特征当中，对于什么能够表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质和根本宗旨，并且能够作为与其他理论体系相区别的“内核”或标准问题，人们一直存在着分歧和争论，从而以一种特殊而又必要的形式，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成性和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内核”的不同主张

 

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追问，实际上也都以不同的方式对于何为马克思主义的“内核”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国内也有学者明确将马克思主义的“内核”归结为三个方面，即对理论和实践、现实和理想、个人和社会关系问题的回答。[6]这种理解和概括实际上是极其空泛的，可以套用于任何理论之上，丝毫没有触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特征，也根本无助于澄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区别。除了这样的概括之外，以下各种常见的将马克思主义的特征或方法作为“内核”的观点与见解，也是偏颇而错误的。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

一些新的社会阶级为获取统治地位，总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7]。马克思主义则是公开声称自己是服务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思想武器。但是“阶级性”并不因此而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内核”。首先，“阶级”概念并不是马克思首先发现和提出的。他明确说过：“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8]其次，“阶级性”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阶级性”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属性的一种静态的、客观的描述，是其他剥削阶级思想都共同具有的内在特征，无法成为不同理论体系之间相互区别的本质特征。因此，列宁才明确强调，“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9]。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唯物史观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奠定了坚固的基石。但是，因此而将“科学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内核”也是不妥的。首先，历史上一切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发展规律的思想或理论，一般都具有科学、合理的成分。将

“科学性”界定为马克思主义的“内核”，表面上好像是抬高了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但是如果我们还承认存在着其他包含科学性的思想或理论，那么将“科学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内核”，则既没有必要，也毫无意义。其次，历史规律是人的能动性活动的结果，是具有一定可能性空间的总体趋势，而不是一种机械的、线性的因果必然性。马克思坚决反对将他对西欧社会的一些认识，变成关于人类社会的“一般历史哲学”。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恰恰借助于“科学”的权威性和唯一性，试图“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为一种自然科学式的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10]，从而使唯物史观沦丧为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

当然，认为“科学性”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内核”，并不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而是要在承认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前提下，辨别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以贯之的且又区别于其他理论体系的“内核”。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

马克思曾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11]。许多人据此将批判性和革命性作为辩证法的全部内涵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内核”，这也是一种极其片面的、狭隘的理解。

首先，辩证法是否定性与肯定性、革命性与保守性、解构性与建构性的统一，而绝不是一种纯粹的“否定性逻辑”、“批判性逻辑”或“瓦解性逻辑”。辩证法不仅在对事物的肯定性理解中，包含着否定性理解，而且在对事物的否定性理解中，实际上也包含着肯定性的理解。正是由于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运动，辩证法才能够在普遍性和必然性中为特殊性和偶然性找到立足之地。其次，将“批判性”作为辩证法的全部内容，乃至马克思主义的“内核”，必然会使马克思主义衍变为一种纯粹的“否定性逻辑”或“瓦解性逻辑”，从而最终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存在的意义。柯尔施就曾提出过这种所谓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观，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具有普遍性的原理，实际上都带有特殊性，恰恰是“否定性”、“批判性”原则本身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理论上的批判和实践中的推翻”，“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原则的最精确的表达。”[12]然而，众所周知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两个必然”观点之外，还明确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观点。[13]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

“革命性”与“批判性”问题有着类似的逻辑。如果从广义上将“革命”理解为人类“改造世界”、“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的一切实践活动，那么“革命”与“改革”“变革”“改良”等概念就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也就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内核”，因为这是人类一直在从事着的、从来都不会停止的活动。

而如果从狭义上将“革命”理解为由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所引起的“根本变革”社会制度的实践运动，那么“革命”就与“改革”“、改良”等概念，不仅有着明确的内涵差异，而且更是有着严肃的政治差异。但是将这种狭义上的“革命”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内核”，既无法理解“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的真正蕴含，也无法说明历史发展中的渐进性与变革性相互统一的事实。因此，即便是狭义上的“革命”，也只是“根本变革”社会形态的一种重要手段，但绝非唯一的手段，更不是目的本身，也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内核”。

（五）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4]。但是一些人将恩格斯对于教条主义的批判，恰恰作出了教条主义式的理解，并由此而将方法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内核”。如卢卡奇就曾明确主张“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唯物辩证法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内核”，认为即使“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论点”，“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也“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15]。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是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统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方法与立场之间是必然统一的，两者的背离和错位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在经验中又是常见的，相同的方法可以服务于不同的价值立场。如果将“辩证法”之类的方法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内核”，不仅没有给予马克思主义更多的荣誉，反而是对几千年以来人类思维能力的一种侮辱。因此，卢卡奇晚年在反思马克思主义“正统”问题时指出，“当时想要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也许是一种“最激进的尝试”[16]。

与之类似，“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等思维方法也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内核”。人类历史上但凡具有一定生命力的思想体系，无不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而进行一定的调整、完善和更新。“实事求是”也总是以某种“理论”或“主义”的先在性为预设，强调的是要结合具体实际分析和论证理论的适用性以及实践的可行性。社会运动没有一定理论的指导，要么会陷入失去目标的盲动主义，要么会走向随波逐流的迁就主义。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以整个理论体系的“主旨”或“内核”，还是具体的特征或个别的论断来指导实践。这样，就又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核”究竟是什么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来。

 

马克思主义“内核”的澄明

 

事物的“内核”即事物的“本质”，是事物之间相互区别的根本属性和内在规定，事物的“特征”则是事物某些属性的外在表现。“本质”通过“特征”表现出来，但是个别性的“特征”并不就是整体性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的“内核”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以贯之的主题和宗旨，是区别于其他理论体系的本质规定。致力于“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是贯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或“内核”。

“解放”一直是人类的崇高理想。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思潮和运动成为时代的强音。在思考和探索人类解放的依据、条件和道路等问题的过程中，通过对“人的本质”问题逐步深入的思考，马克思的目光从思辨的天国逐渐返回到现实的人世，将无产阶级的解放与人类的解放直接关联起来，从而为“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和伟大运动奠定了现实的基础。马克思的思考和探索主要经历了以下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自由自觉的活动”作为人的本质，论证“人的解放”的依据和根源。早期马克思深受黑格尔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将“自由自觉的活动”作为人与动物相区别的“类特性”，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和主体地位的象征，构筑了一个“本质—异化—复归”的抽象公式。“人的解放”则是通过否定之否定的逻辑环节，把所谓“人的感觉”、“人的本质”和“人的世界”还给人本身。无须讳言的是，这样的逻辑框架一直是马克思思考“人类解放”主题的总体特征，只不过随着逐步深入地接触和了解现实社会，他对于人类解放的条件、力量和道路的具体看法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更具现实性的内容。

第二阶段，是以“对象化的实践活动”作为人的本质，强调“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对于“人类解放”的现实意义。投入到现实社会的政治斗争以后，马克思感觉到自己“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17]。在指出政治解放的历史进步作用后，他又清醒地认识到政治解放的历史局限性，告诫人们“不要对政治解放的限度产生错觉”[18]。他关于“人类解放”的前提发生了变化，“对象化的实践活动”替换了“自由自觉的活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优先于“解释世界”的思辨活动。他开始将“人的解放”与现实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关联起来，认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19]。

第三阶段，是以“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人的现实本质，强调了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现实意义。马克思认识到“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实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20]。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获得解放的。

“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和最高目标。”[21]正是在不断思考和探索人类解放的依据、内容、条件和道路的过程中，马克思从抽象的人性论返回到现实的尘世中，逐步厘清了宗教解放、政治解放、社会解放与人类解放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认识到了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类彻底解放之间的关联。“马克思从来不关心‘重建本体论’或‘本体论转向’之类没有实践意义的问题，他毕生关心和为之奋斗的只有一个问题、一个事业，这就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22]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思想，具有了厚重的现实内容和明确的主体力量，从而与一切宗教的说教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梦呓划清了界线。

澄清和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内核”，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特征和历史进程将会获得全新的视域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将会变得明朗，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所谓“对立”与“断裂”将会消解，而马克思主义的“内核”与“辅件”之间的关系也会得到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内核”需要“辅件”的实施和维护，但是“辅件”本身并不就是“内核”。阶级性、革命性、批判性、整体性、科学性等都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特征而非本质或“内核”；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解放等，都只是无产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的必要环节。服务于“解放”主旨的“辅件”，与“内核”的距离和关联不尽相同，其适用性和有效性也随着时空场景的变化而改变，拘泥于具体的“辅件”而忽视整体性的“内核”，就必然会走向僵化和教条。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出场，实际上就是以不同“辅件”的调整、创新和应用作为其与时俱进的具体形态。

 

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出场形态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从宏观视域而言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价值祈求和实践运动，主要采用了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形式表征其出场形态。

在阶级解放的出场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23]，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并且逐步消灭阶级，向共产主义过渡。在阶级解放的叙事方式中，无产阶级因为自身的极端异化而被赋予了崇高的道德性和彻底的革命性，预设了屈辱和苦难是拯救性胜利的前提条件这样的逻辑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对人类解放的复杂性和全面性进行了简单化的抽象，也容易陷入弥赛亚主义的情节和先知主义的困境。[24]但是阶级解放的叙事逻辑不仅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普遍的概括性，而且阶级解放的现实运动明确昭示了人类解放的总体方向，也极大地推进了人类解放的实际进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变化和调整，工人阶级队伍发生了分化。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主体、形式和道路等外围“辅件”，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原来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解放的话语方式，同落后民族和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解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列宁也因此而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明确地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转换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而随着当代资本的不断创新和历史场景的深刻变换，传统意义上的阶级、阶层、民族和国家之间又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分化与组合。当代马克思主义应该选择和运用什么样的“辅件”作为其形态出场呢？或者说，当代马克思主义应该如何设置其解放议程呢？我们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理解和设置当代马克思主义解放议程的出场形态。就宏观方面而言，当代资本主义无论如何创新变化，它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以及全球范围内所引起的冲突、动荡和危机，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是不可能根本消除的，“‘解放’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而言是一个永远需要、不可消除的重大主题”[25]。虽然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话语方式在当代社会会遭遇一定程度的怀疑和遮蔽，通过世界性的总体革命而通向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彻底解放的道路，在当下社会也似乎并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但是“作为有史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最彻底、最严厉、最全面的批判”[26]，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27]。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今世界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说明力，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是无产阶级以及一些落后民族与国家批判和反抗资本主义制度、追求自身解放的重要思想资源，总体性、大规模的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运动，依然是人类解放道路上的重要内容和必要环节，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极为重要的出场形态之一。

就微观方面而言，“‘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28]。总体性的世界革命不是随时随地就能够爆发的，而总是需要一定的主客观条件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价值指向和崇高追求，在19世纪和20世纪主要是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解放”、“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解放”而出现于宏观的历史叙事之中，那么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解放”主旨则不仅仅依然包含和容纳了上述两者的所有要素，还是一切批判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进步意识和进步运动的主要思想资源，从而广泛地存在于一切微观领域之中，指向了一切批判和克服异化现象、主张和谋求“人的解放”的现实运动之中。“具体的政治任务要在具体的环境中提出，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流变的，一切都是变化的。”[29]就此而言，柯尔施曾经为之痛心疾首的“一个统一的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理论，被变成了对于资产阶级的经济秩序、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教育体系、资产阶级的宗教、艺术、科学和文化的批判”[30]的现象，在当代社会反而具有了正当性和合理性。所有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如拜物教批判、后殖民文化批判、异化消费批判、空间资本批判、文化资本批判等，以及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各种社会运动，虽然“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31]，可能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但是它们都致力于资本批判和人的解放，因而也就成为促进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重要的出场形态之一。

就当下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是我国各项根本制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石，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内核”，不断促进人的解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应有之义。通过政治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权，只是为人的进一步解放奠定了制度性基础，距离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真正、彻底的解放状态，依然存在着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复杂历史过程。在此期间，如果缺失了马克思主义“内核”指引下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创新与协同配合，缺失了微观领域的坚守与抗争，就有可能出现各种形式的权力异化、经济剥削和社会压迫现象。

因此，当代中国“解放议程”的设置和实施，一方面在宏观上必须要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内核”，要“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服务群众、造福百姓作为最大责任”[32]；另一方面则必须要依据时空场景转换的实际状况，全面审视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制度，选择、调整和运用符合实际的“辅件”，充分发扬民主、大力改善民生，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防止和克服各种异化现象，着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摆脱“人的依赖性”和“物的依赖性”状态。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马克思主义“内核”和“辅件”具体、历史的统一中，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才能真正做到既“不忘初心”，又“继续前行”，为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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