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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内在差异性

黄力之


内容摘要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内在差异性是指,经典作家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表述存在不尽一致的地方。有一种做法是对文本研究本身进行淡化和躲避,担心文本研究所带来的“最大的可解释空间”解构已经确定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此,应该理性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内在差异性:其一,承认经典作家存在思想差异是正常的而非不正常的,即使在某些问题上发生自我否定也是正常的,只有思想僵化、无进步者才永远固守原有思想而不变。其二,即使在经典著作文本的差异性思想中出现堪称颠覆性内容,也不必大惊小怪。正确的做法是既要承认其思想史意义,又可以暂时搁置起来,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对此,应该有充分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 文本差异 思维与实践 理论自信 文化自信
作者  黄力之,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上海 200233)
基金项目  上海市“建国70周年”系列研究一般项目“建国以来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历程与经验教训研究”(2017BHB001)

  本文所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少数情况下也包括后来的列宁、毛泽东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著述。所谓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内在差异性是指,这些经典作家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表述存在不尽一致的地方,甚至会有矛盾。研究这个问题有两个思路:一是不断去深入探究、阐释这些不一致的地方到底是怎么回事,进行文本真实性的判断,本质上属于文献学研究。二是研究这种现象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关系,即当马克思主义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形成某种定势以后,如何面对新出现的文本差异现象,是以此进行补充丰富,甚至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还是抵制排斥以维护原有的定势呢?由此形成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思路,笔者拟进行后一方面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内在差异性的表现


  首先必须确认的是,讨论这个问题存在一个政治正确性的前提,那就是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所说,“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以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1]。这意味着,作为大概念的马克思主义是不能去进行切割的。
  现在,我们所要讨论的是一个小一些的概念,即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从逻辑上说,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构成材料,既然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是不可分割的,那么作为构成材料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也应该具有内在统一性,不应该是分割的或者差异对立的。
  但是,思想的逻辑必须服从事实的逻辑。事实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尽管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已经存在,而作为构成材料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并未全部发表和出版,后人做了这一工作,至今未完全完成。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当然是通过新的经典文本的出版不断补充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自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以后,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际马克思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部文本,尤其是未刊文本的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内在差异性有了越来越多的表现。
  例如,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德国人史傅德(Fred E. Schrader)据称是极少能辨认马克思笔迹的人,也是当今世界极少看过马克思全部手稿的学者。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马克思1850年到1860年思想转变的手稿。2002—2012年,他作为柏林科学院马克思和恩格斯新全集编委会成员,负责整理、编辑出版马克思未刊历史笔记,其间有许多新的发现和心得。
  2016年,史傅德接受《财经》记者的采访,披露马克思《资本论》的文本复杂性:“《资本论》从来没有完成定稿,第一卷有八个版本和草稿,互相矛盾。现在通行的版本是恩格斯整理定稿的。后来德国马克思全集研究小组发现,恩格斯编《资本论》第一卷把它浅化了,甚至加了很多政治内容,其中一些和马克思手稿里的内容甚至是冲突的。也不能说恩格斯是篡改了马克思的思想,权威的《资本论》版本其实是没有的,因为马克思自己留下了好几个开放性的选择。”“因为马克思留了几十本手稿,恩格斯又把好多不理解的搁到一边去,觉得哪个更适合自己,就选择了哪一个。”“考茨基、列宁都觉得恩格斯的版本特别好,因为里面线索很清晰:先有生产,然后有交换、剩余价值,把这些都消灭以后,社会主义实现,所以他们就沿着这条线拼命往下走。但是看马克思的手稿,根本就找不着这条线索,完全是后人的主观理解。”[2]有意思的是,史傅德在这个访谈中,确认马克思恩格斯在1840年代是亲密战友,“共同写了《共产党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从手稿看,你写一段、我写一段,还互相评论”。
  谁知,《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文本也存在内在差异性问题,这是由另一个德国学者特雷尔·卡弗提出来的。卡弗亦是国际知名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专家,国外“马克思学”的代表人物,1995年起担任布里斯托大学政治理论教授。近年来,卡弗的研究聚焦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2010年,他的文章《〈德意志意识形态〉从未产生》在《政治思想史》杂志发表,其标题所表达的鲜明观点立即引起学界震动。2014年,卡弗出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诸版本的政治史》及其姊妹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费尔巴哈章”的呈现与分析》。2015年,卡弗发表论文《“让它粗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手稿”》,强调在编排“费尔巴哈章”时保持手稿原始样态的重要性。
  卡弗提出,从未存在过这样一部由马克思恩格斯独自完成的题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著作,甚至这样的计划也未曾有过。因此,除了三张写了几小段相同内容的纸页外,并不存在哪怕是草稿形式的关于费尔巴哈的第一章。相关手稿并没有标题表明它们是什么著作的手稿,而恩格斯也从未把它们指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1902年弗兰茨·梅林为《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选》编制手稿名录时,因需要为一组杂乱的手稿命名,才使用了这个标题。卡弗对这一组杂乱的手稿做了如此描述:“我们并不想试图表明这些手稿如何才能被拼合在一起从而成为某种类似连续讨论的东西,因为它们并没有表现为连续的讨论,除了几页之外。如果你在某一页之后继续看下一页,就会发现后续的内容并不必然承接前面的内容,它们之间存在巨大的断裂。这是因为有几组手稿来自于后来在别处得到继续讨论的完全不同的部分。而在某一页,右栏的内容并不总是必然同左栏相关,因为马克思恩格斯非常节省纸张,当他们有了想法时,就会把它写在留有空白的地方。认为这些独立的手稿毫无意义是有失公允的,但它们并非是能够被出版的‘誊清稿’;这确实是非常粗糙的草稿,语言也十分粗俗,是难以发表的东西,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乱写乱画,如此等等。我认为,即使说它是某一章的非常粗糙的草稿,也是荒唐的,因为它是如此地断续不定和混乱无序。就我们对这些零散的单页纸或‘开篇’以及‘序言’的写作时间的认识来说,它们的写作比那些粗糙的手稿晚了几个月,因此它们不可能是那些非常粗糙的手稿,即所谓的‘主手稿’的导论。这不过是编者的构造。”[3]
  这一现象,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早在20年前就注意到,他在《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98年版)中说:“马克思逝世后留下的手稿混乱不堪。他的著作不仅没有完成,而且那些为数超过实际发表著作的未刊草稿还表明,他已对自己的学说全盘做了一番新的评价——至少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马克思逝世时,人们对其思想的了解,主要是通过过于简要的《共产党宣言》和艰深的《资本论》这两部书获取的。”1930年前后,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出版证实,“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几乎可以从马克思的观念重新发现的角度来书写”[4]。

  应该说,史傅德和卡弗所说乃是一种比较极端的现象,因为这几乎涉及文本的真实性。程度较轻的是,在没有真实性问题的文本中,也存在前后不一的地方,同样是一种差异性存在。比方说,恩格斯在1893年致梅林的信中说:“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5]既然恩格斯说自己和马克思“有同样的过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那就意味着恩格斯否认了他们此前文本中的某些论断,实际上也形成了一种文本的内在差异。尽管这里的文本本身不存在真伪的问题,但说法不一也属于文本的内在差异性表现。


经典文本的内在差异性带来的后果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当然有一个大的前提需要指出,那就是经过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170年的演变、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所谓“马克思主义”总体上已经是一个有明确内涵和外延的概念,并非一切都是模糊的、不确定的。
  1959年,毛泽东在同智利人马特谈话时,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下了一个定义:“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一、马列主义的哲学,这是理论基础;二、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这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经济现象的学说;三、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比如关于阶级斗争、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等的学说。这三部分不能分割,而应视为马列主义的三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6]
  我们会发现,在毛泽东的图式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是高度概括的,也是高度抽象的,看不出经典文本的内在差异性的存在,这就意味着,在高度概括和高度抽象的视阈中,马克思主义问题是明晰而单纯的。
  但是深入研究以后,特别是接触到经典文本的内在差异性现象以后,马克思主义问题就变得复杂而纠结了。这是因为,经典文本的内在差异性带来了一个后果,如果你一味坚持这个差异中的某一论点、论断,那就在客观上否认了另一论点、论断——问题是,这些差异性论点、论断都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话,“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还算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吗?
  张一兵在研究列宁的著作时,同样发现了经典文本的内在差异性问题,他说:“过去我们假设为可以从‘哲学笔记’中拿出任何一句话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哲学笔记’根本就不是一本完整的书,它不过是长达20年列宁哲学学习的一个纪录而已。……在长达20年的‘哲学笔记’写作过程当中,每一时段列宁留下的笔记都是不等值的。”“按照我的判断,列宁在1895年的时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性的内容还没有进入到它的真实层面,这也不能怪列宁,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都还没有被发现。因此,列宁对马克思哲学的判断,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判断,相当多的观点是不完整的。包括那个最著名的观点,‘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个误认就是从这篇笔记中开始的。”[7]
  这就意味着,人们在肯定性意义上引用列宁《哲学笔记》中的话时,实际上某些话与马克思著作中的相关论断是难以衔接的,因为那时列宁还没有接触到马克思的相关论断。当人们接触到马克思的更多文本以后,其与《哲学笔记》的差异性就会让人难以取舍。
  更为突出的后果,其表现在对马克思文本差异的意义判断上。例如,1932年,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第3卷中,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国民经济学批判》为题全文发表了这部手稿。差不多就在同时,两个社会民主党作家齐·朗兹胡特和J.P.迈尔出版的马克思文集,发表了另一个德文版本《历史唯物主义: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集》。
  朗兹胡特和迈尔在他们写的前言中,赞扬《手稿》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它表明马克思理论的真正核心是异化而不是阶级斗争。“《共产党宣告》的第一句话稍加改动可以这样表达:到目前为止的一切历史都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历史。”比利时人亨·德曼在奥地利《斗争》杂志1932年第五期和第六期发表的文章中说:“这部著作比马克思的其他任何著作都更清楚得多地揭示了隐藏在他的社会主义信念背后,隐藏在他一生的全部科学创作的价值判断背后的伦理的、人道主义的动机。”“马克思的成就的顶峰是在1843年和1848年之间。不管人们对他后来的著作的评价多么高,但是在这些著作中却表现出创作力的某种衰退和削弱。”他认为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要么就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要么就是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①
  此后,对马克思文本差异的不同判断与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分化发生了联系。自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以后,以苏共和中共的对抗为主角,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了分化。毛泽东1963年对来访的外国人说,冲突之发生是由于对已去世的马列主义导师思想的解释不同。②苏联共产党扮演的是“开放性、开明性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反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提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存,按照“全民的党、全民的国家”原则实行内部的改革等;而中国共产党扮演了“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捍卫者,中共依据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批判了苏共的“修正主义”立场。在1973年7月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中苏两党关系说:“苏联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我们说他们背叛了马列主义。我见了柯西金(时任苏联政府总理——引注)说,你们叫我们是教条主义,我们说你们是修正主义,两家都不是马克思主义。”③
  这一场冲突与马克思文本的差异不无关系。在苏联的体系中,自批判斯大林开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作为正面的马克思经典著作而出现的;而在中国,到改革开放为止,长时间里都是回避马克思这一著作的。这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文版的出版就可以看出,1956年开始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般按照写作年代编排,可是第一卷就没有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版也是一字不收,一直到1979年才将其收入全集第四十二卷。此后还有一段插曲,那就是1983年发生了“人道主义和异化”的理论风波,党的意识形态资深领导人周扬被认为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时,不恰当地宣扬了马克思手稿中不成熟的观点而受到高层批评。④这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又因文本差异问题而有所回避。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到1995年开始出版中文第二版全集时,将手稿收录在第一卷中了。2009年出版主要供党政干部学习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同样将其收录在第一卷中。
  可以说,由于改革开放本身是全方位的,从思想观念到方针措施都是开放性而非封闭性的,尽管马克思主义一直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但动辄依据马克思的文本来说事的做法已经不太盛行了。
  然而,历史的惯性是不容易一下子消除的。近年来,随着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热潮的形成,对经典文本内在差异性的担忧又有所浮现。例如,有权威专家在重要媒体上撰文说:“在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凡是围绕原著的斗争,最终都会归结为其中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与否的争论;凡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试图推翻所谓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人,无不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片言只语的引证为据,另立新说。”“文本为什么会成为西方某些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斗争领域呢?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规律性的表述,没有多少可以任意解释的空间,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回答,只能是对或错,坚持或反对。论者的立场鲜明,界线清楚,无可隐藏,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则存在最大的可解释空间。”[8]
  这一段话,主观上当然是不希望由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本内在差异性而使人们去怀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这里显然也对文本研究本身进行了淡化和躲避,将文本研究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认为文本研究所带来的“最大的可解释空间”会解构已经确定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这种愿望也许是好的,但至少存在一个弊端,那就是忽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本研究——而这些文本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构筑材料,没有这些材料,马克思主义就会空心化,人(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维和认识过程的复杂性,就得不到丰富的思想材料的支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看过一些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其结论未必正确,但在研究和考据马克思主义文本上,功课做得还是可以的。相比之下,我们一些研究在这方面的努力就远远不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9]

  据此可以说,因担心害怕而忽视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本研究,这本身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遵循习近平的讲话精神去做好这一工作,而不是相反。


理性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内在差异性


  所谓理性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内在差异性,笔者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
  其一,要承认经典作家存在思想差异是正常的而非不正常的,即使在某些问题上发生自我否定也是正常的,只有思想僵化、无进步者才永远固守原有思想而不变。
  人们之所以不敢直面经典文本的内在差异,实际上是基于一种保守性思维,这种思维认定,经典作家的文本永远是正确的,甚至是万能的,是能够永远引导信奉者前行的。因此,其内部不能存在差异,有差异就意味着矛盾,有矛盾就会让人无所适从。谁指出这种矛盾,谁就是解构马克思主义。
  这种认识表面上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但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而言,其实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得非常好,“至于说到每一个人的思维所达到的认识的至上意义,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根本谈不上的,而且根据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经验看来,这些认识所包含的需要改善的东西,无一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东西多得多”。“换句话说,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10]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本中,一定包含着“需要改善的东西”,其改善前和改善后,就构成了文本的内在差异。
  以著名的“两个必然”或“两个不可避免”的原理而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差异是明显存在的。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为社会主义的胜利马上可以展望,马克思在1849年6月7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就说:“巴黎是一片阴沉气氛。而且霍乱异常猖獗。尽管如此,革命的火山口的大爆发从来没有像现在的巴黎这样逼近。”[11]但是,事情并没有发生。这样到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提出了“两个决不会”原理,承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制度的长期性,实质上修改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说法。
  1895年,恩格斯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写了导言,在回顾1848年革命的经验教训时,他说到马克思从1850年春天开始着手研究最近十年的经济史,“结果,他从事实中完全弄清楚了他以前半先验地根据不完备的材料所推出的结论,即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孕育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讨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使德国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12]
  由于我们对这种差异性缺乏辩证的理解,以至于今天在学习《共产党宣言》时,为什么资本主义依然强势存在,总是成为学习者的困惑问题。似乎,我们需要维护《共产党宣言》的“字字句句绝对正确”的形象,可是实际上带来了马克思恩格斯不能与时俱进的形象损害。其实,毛泽东更为大度,他说:“马克思、恩格斯都很想革命快点胜利,但实际上革命却总是没有胜利。古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看这句话要改一下。人,包括圣贤在内,总是有过的,有过必改就好了。”[13]
  如果说,这里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文本中后一阶段改善前一阶段的现象,那么实际上还存在前一阶段文本的价值可以纠正后一阶段文本的现象——只是人们囿于习惯心理而很难接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就是如此。
  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于1917年,此后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探索。从理论上说,苏联的革命和建设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再加上列宁的发展即列宁主义而进行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流理论的内容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为主的,这既是必然的也是有效的,苏联的成功发展可以视为证明。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斯大林时期,还是发生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对人的权利和人性、人的价值的忽视甚至粗暴对待。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秘密报告在全盘否定斯大林方面自然是不妥的,但在揭示其对人的偏激政策方面还是有根据的,这一点,中共也是认同的。
  斯大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为什么会忽视人的尊严和价值呢?1991年苏东剧变后,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了反思。他们都注意到,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发生了脱节——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于1932年,这时候,在缺乏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价值观的支持下,俄国的社会主义已经自我运行很长的时间了,也就是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影响甚微。
  俄罗斯学者鲍·斯拉文在他的反思性著作中指出:“斯大林阐释的共产主义是一个目标,是可以不惜付出任何牺牲并利用任何暴力手段也要实现的目标,这种对共产主义的中世纪的阐释,使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失去了其基本的人道主义核心。”“斯大林在一本书中了解到马克思关于取消私有制同‘人和为了人而掌握人的本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论断时,在该书的页边上写道:‘这段引文指的是什么?’‘这指的是什么?’看来,这些批注不是没有缘故的。……斯大林没有读过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他不知道,也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质的理论根据。”[14]
  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斯大林负面影响的克服,科学发展观便提出“核心是以人为本”,习近平也非常强调人的价值,他说:“近代以后,中国人民历经苦难,深知人的价值、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对社会发展进步的重大意义”,将“坚定不移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和世界人权事业”[15]。如果说这就是马克思前一阶段文本的价值,以纠正后一阶段文本的缺陷,这里并没有任何理由去担心和害怕,因为马克思主义指引的社会主义事业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需要高扬人的价值、基本人权、人格尊严的时代,“人的全面发展”已经成为中共的基本理念。在此背景下,为什么要舍弃马克思1844年手稿中的一系列正确论断呢?仅仅因为与其后来的某些说法有差异吗?认为后来的思想一定正确于前面的思想,这是形而上学的表现。
  其二,即使在经典著作文本的差异性思想中出现堪称颠覆性的内容,也不必大惊小怪。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谈到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特征时指出,与那些巨人不同,“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16]。今天,又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不必遇事就慌张。
  须知,在马克思身后的一百多年中,已经构筑出一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大厦,其建筑材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文本,同时也包含了后来者根据自己时代和国家的要求而作出的建设性解读,已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以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冒出几张手稿、几句话就会动摇这座大厦,是不懂思想文化史规律所致。
  为什么不必担心新出现的文本差异性会撼动既定的马克思主义大厦呢?必须明白的是,马克思主义在170年的发展史上,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的前提下,可以依时间、地点、条件的转移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必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列宁是这样,毛泽东、邓小平也是这样。
  特别是在中共的革命史上,毛泽东发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革命,破除了“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这一落后的农民文化心理,将只知道背诵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人称为“空洞的理论家”,要取消其“理论家”头衔。甚至,毛泽东认为,在革命队伍内部,一个不识字的工人也比王明这样的理论权威要更懂得马克思主义。⑤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已有的马克思主义文本,还是可能挖掘出现的马克思新文本,都不具有“经院哲学”的地位,为什么要忧心忡忡呢?
  1961年9月,英国蒙哥马利问毛泽东:“主席遇到难题的时候,是不是同马克思联系?”毛泽东说:“他只有理论,他没有办过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列宁办过。所以遇到实际问题,要问自己,问苏联。”[17]在毛泽东看来,且不论马克思的著作中有无文本差异性问题,就是没有,只要是与目前的中心工作无关,也可以暂时搁置,如此,有什么必要去害怕文本差异性问题呢?
  改革开放过程中,1986年夏秋,思想文化界有一种舆论,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是不妥的,有人引证了马克思关于自由的言论来支撑自己的观点。邓小平对此种手段不以为然。是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说:“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18]所谓“这里用过、那里用过”,就是指一些人引用马克思的文本。
  恰如海涅所说:“箭一离开弦便不再属于射手了,言论一离开说话人的口,尤其是经过大量印刷之后,便不再属于他了。”[19]这就是说,思想家的思想,在经过传播之后,人们怎么理解、怎么用,已经不能再由思想家来掌控了,马克思也是如此。
  对邓小平来说,围绕马克思的论断来展开争论,结果无非是一场永远也讲不清楚的混战,即马克思所说“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因此,你不必理睬理论的陷阱,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所谓“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即马克思所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文本差异的故事不断延伸。最新材料又披露出,马克思晚年特别警惕他的学说以后会沦为政党政治斗争的工具和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哲学”,在一封信中他如此担忧:“把马克思主义垄断化并使它成为一种国家宗教,就意味着卡尔·马克思精神的死亡,而这种精神正是他毕生研究和生活的灵魂之所在。” [20]这是中文出版物的首次透露。应该说,作为受欧洲启蒙思想滋润的思想家,马克思的这一说法反映了他对启蒙精神的高度认同,以及对黑格尔思想的保守性的批判,本身当然没有什么错。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逻辑,马克思所开创的思想一定而且在事实上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哲学,中共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那么,此中的文本差异是否意味着要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呢?或者说是否意味着就违背了马克思的思想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这就说明,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充分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对文本差异过度抵制与躲避是没有必要的。当下的中国与世界,问题多多,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但如何游刃有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这既需要政治立场的坚定性,也需要哲学的智慧。
  显然,正确的做法是,如果在思想建筑材料中新出现的东西有助于纠正我们曾经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那就应该将其补充入整个体系之中,引导我们的事业;如果新出现的东西可能会带来意外的影响,也不能凭此否认其思想史意义,要继续深入挖掘研究,同时不妨暂时将争议搁置起来,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该干什么干什么。
  20世纪中苏十年论战中,一般的印象是逐渐升级,直至剑拔弩张。但是,从全部材料看来,即使如此,也不能说当时中共的态度就一味只追求斗争而不考虑理论的包容性。1964年11月,毛泽东说,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中苏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是要害所在。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跟苏联之间的纠纷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比较难,因为由来已久,有思想根源,有历史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沙俄的彼得大帝。所以,在俄国人的思想里,大俄罗斯主义是根深蒂固的。而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意识形态问题、理论问题、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等等,本来是可以从长计议、从容讨论,一时解决不了,可以搁置起来,求同存异,可以在内部继续商讨,不一定非要指着鼻子公开论战不可。就是因为有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这个实质问题不能解决,所以连带许多问题都不得不在公开论战中展开了。这并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21]
  如果说,连两党围绕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论战也可以从长计议、从容讨论,一时解决不了的,都可以搁置起来,求同存异,为什么要对马克思主义文本差异问题那样紧张呢?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更有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注释:
① 齐·朗兹胡特和J.P.迈尔的文章是《马克思早期著作对重新理解马克思学说的意义》,亨·德曼的文章是《新发现的马克思》,译文刊载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0、348-374页。
② 毛泽东在回答中苏分歧的原因时说:“是由于对马列主义的解释,是由于对死人的看法,死人都是欧洲人,马、恩、列、斯,对他们的态度,特别是对斯大林的人身攻击,我们不同意。”参阅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6页。
③ 1965年2月11日,在与柯西金的会谈中,毛泽东一再谈到苏联给中共扣上“教条主义”帽子。柯西金说: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教条主义”这个词?毛泽东回答:我非常欣赏这个词,这顶帽子戴定了,脱不了了。毛泽东还生气地说:你们是“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我们不过是“教条主义者”,“教条主义”就是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96—598页。
④ 邓小平说周扬“搬了些古老的东西加以歪曲,这是吓唬人嘛”。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38页。
⑤ 毛泽东对王明的如此批评,参阅杨奎松:《革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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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毛泽东文集(第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47.
[14] 鲍·斯拉文,孙凌齐译.被无知侮辱的思想.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17-118.
[15] 习近平致信祝贺“2015·北京人权论坛” .人民日报,2015.9.16.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46.
[1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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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海涅,张玉书等译.海涅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00.
[20] 聂锦芳.滥觞与勃兴:马克思思想起源探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7.
[21]吴冷西. 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