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改革的中国之道——方法论的视角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的改革历程说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只有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提升中国人民的民生福祉。回首改革40年之路，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一路跋山涉水，攻坚克难，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站在40年的门槛上，我们也看到，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进入深水区的改革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如何破除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如何保持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能力，如何坚持中道理性的改革道路，既需要改革的勇气，更迫切需要方法论的指导。“苟利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徇俗。”改革虽无定法，但是40年改革的经验和方法依然值得提炼和总结。回到40年改革历史现场，从改革的鲜活实践中反思、总结并在改革哲学的高度，凝练改革方法论，应是纪念改革、推进改革的重要命题。为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策划并邀请国内名家，分别从改革特色辨析、改革哲学、解放思想、倒逼机制、底线思维、中道而行、成熟定型、改革创新等维度撰文，以飨读者。
——主持人叶祝弟、李梅、杜运泉
中国改革开放特色辨析
王战，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
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度中，经济快速增长持续几十年，史无前例；7000万人口脱贫，举世罕见；西方的发展理论无法解释这一经济现象。我们要用自己的理论解释自己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正在探索中逐步形成。其中关键一条，就是要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认识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实践。
一
从发展的视角来检视，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十八大之前的35年中，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十大特色。
一是理论创新。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意味着现阶段中国还不是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而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就避免了姓资姓社的争论。既然是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中的很多东西就可以用，同时我们也坚持了社会主义原则。世界上只有中国的土地是属于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这一条40年来没有变过。重要的理论创新还有很多，突出如“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为中国当初的改革开放乃至今天的发展打开了一条路。
二是人口红利。经历了长期战乱，1949年以后中国人口生育率是很高的，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这些人的年纪差不多正好是20多岁，所以中国当时享有了很大的人口红利，这个阶段是全世界没有的。现在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比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年轻的劳动力很多，但是他们还少了一条，那就是中国在70年代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一段时间内老人扶养系数减少，于是计划生育政策和年轻劳动力多两者叠加在一起，令人口红利效应加倍。
三是家庭联产承包制，使中国农民有了生产的积极性。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民劳动积极性不高，因为他们看不到劳动成果怎么归自己。实施农村家庭承包制以后，土地是集体的，但是30年的使用权交给农户，生产的东西除了上交集体，多出来的那部分是自己的。这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意义很大。实施家庭承包制以后，在5年中农民的收入每年提高16%，中国8亿农民如果每人每年增加几百块钱，轻工业发展就有了市场购买力，工厂盈利了就会对设备进行更新，重化工业发展也就有了基础。
四是开放促进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是开放改革。比如深圳，首先是因为开放才带来了改革。进一步引申，中国的城市改革是从沿海的港口城市开放开始的。从深圳开始，这样使得我们很容易找到市场参数，也就是说，可以用市场绩效来衡量改革成功不成功。改革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必须要引进市场机制，才能真正推动改革。
从开放条件来看，我们成功赶上了世界经济长周期的一个繁荣期。战后那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很多新技术新产业，最早是在发达国家做的，但是到了成本竞争阶段，因为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而出现了转移，这个时期正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赶上了这个时期。我们曾经有20多年的时间对外资企业实行的是超国民待遇，税收“两免三减半”，很多外资企业在中国形成了产业链。加工贸易创造了很大的就业，有2.7亿人口从农村来到了城市，由此农业规模经营扩大了，城市消费者也同步增加了。
五是园区模式。40年中，中国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园区。可以说，中国制造业是依托园区发展的。园区是一种简易的城市化模式。在一个国家不发达的情况下，城市化系数很低，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系数是18.6%。这时候大量引进外资，不可能凭空造一个城，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建造园区。园区里面有道路、自来水、电，可以在最低限度上满足外资企业到中国来投资发展的需要。
六是土地批租。中国城市化进程推进很快，是因为允许国有土地、集体土地可以有偿使用。有个估算，中国从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当中，得到了数十万亿的建设资金。最好的案例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开放。
浦东开发开放，上海财政上交任务重，没有多少钱投入到浦东新区建设中。浦东开发开放用的是金融政策，而金融政策第一笔本金的来源就是土地批租。此后，上海逐步形成了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外汇交易市场、黄金交易所、钻石交易所、石油交易所等，金融要素都集聚在上海，所以上海现在成为了金融中心。
七是非均衡发展模式。也就是，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人的发展。中国东部沿海的开放条件最好，运输成本最低，东部发展了再带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发展。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粤港澳发展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充分体现了非均衡发展的极轴理论运用。
八是财政包干与分税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的时候，采取的政策是财政包干制。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起来，因为财政包干给了地方积极性。地方交给中央政府的是固定的，创造出的更多收入就是地方的。但是问题在于，包干制很容易导致分散，中央政府对各地的统筹能力在下降，有些省市特别中西部没有开放的地区还是很穷。中央政府要转移支付，但是中央政府手头上的钱非常有限，如果不能协调地方，就会出现问题。1994年中国开始搞分税制。这样既保证了地方的积极性，同时随着地方收入的增长，中央财政收入也获得增长。
1994年的分税制对中国制造业的市场细分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取决于三大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开放，外资企业大量进来。第二个因素就是我们在制造业当中实行了营改增改革，企业交税可以进项抵扣了，税负下降。2000年后加入WTO是第三个因素。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冒出来一大批本土的跨国公司。
2012年中国开始对第三产业实行“营改增”改革，促进了第三产业的高速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中高速增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始终保持在10%左右，为制造业进行产业升级赢得了时间。
九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加入WTO以后，中国增长速度是最快的。如果说，沿海港口城市开放是第一轮开放，那么加入WTO就是中国的第二轮开放，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深化改革。
十是渐进式改革中的“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的改革不讲求“一步到位”，而是实行渐进式改革。用邓小平先生的话说，摸着石头过河，把石头踩准了就跨一步。“摸着石头过河”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方法论。中国人原先不懂得市场经济，如果跨得太急，就会犯很大错误，而通过40年，我们逐步积累了搞市场经济的经验，从方法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很重要的经验。
二
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从“富起来”阶段迈入了“强起来”阶段。十九大以来，确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进行了新的改革开放实践。如何认识前40年的改革开放，对新时代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形而上学的认识论，把“富起来”阶段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经验，上升为不变的真理，或口头上承认而实质上全盘否定以往的经验，这会干扰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改革开放一系列新举措，既吸收了前35年改革开放的有益经验，又针对经验本身带来的问题、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强起来”阶段的新要求，制定了新时代战略方针与政策。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的是应当一以贯之并与时俱进的，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创新、开放促改革、非均衡发展模式、“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并坚持和改善国际贸易通行规则。有的是必须扬弃的，如计划生育政策。有的是既卓有成效又有负面效应的，应当扬长避短的，如家庭联产承包、土地批租、园区模式以及分税制改革。
只有坚持唯物辩证法，我们才能把“富起来”阶段的改革开放与“强起来”阶段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在认识上统一起来，防止左或右的思想倾向，准确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哲学：以人民为中心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绝大多数研究者和观察者都高度认同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成功的。经济学家常常联系中国的经济改革成效和经验，进行关于改革目标模式和改革方式的讨论，涉及华盛顿共识和北京经验的比较、改革的渐进性和激进性的比较，以及政府作用和市场发育的讨论等。面对同样的中国经验，学者们常常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造成这种对现象的观察和概括产生对立结论的原因，看似在于许多研究者囿于既有理论的教条，无法解释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中国的改革理念和实践存在的诸多独特性。其实，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未能理解这些特点背后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哲学及其所决定的改革出发点和推进逻辑。
改革方式的主要特点
大多数研究者观察到了中国改革的渐进性质。针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微观环节的体制弊端，农业中的改革直接切中缺乏激励和低效率的问题，可以采用诸如承包制这样的改革形式即时改善激励、增加生产、推动经济增长。在显示了改革成效从而坚定了社会对改革信心的同时，更加有活力的微观经营单位开始寻求更多的计划外生产要素投入，以便进一步改善配置效率、增加经营利润和劳动收入。因此，改革顺理成章地进入到资源配置的层面，在计划机制之外生长出市场机制，并不断扩大后者调节产品流通和生产要素配置的范围和规模。随着产品和要素市场范围的扩大，价格逐步地摆脱计划控制，转向由市场供求和相对稀缺性决定。
人们观察到的另一个特点是改革的增量性质。改革从解决激励问题和微观效率入手，却不过早地涉及存量的调整，因而不会伤害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群体。在中国很多情况下，相当部分所谓的既得利益群体，实际上也是收入水平较低的普通居民。例如，对国有企业就业进行打破“大锅饭”式的存量调整可能波及的职工群体，不仅工资水平低，而且年龄偏大，教育程度和技能都难以在劳动力市场具有竞争力。商品价格改革一下子放开的方式可能伤及的居民，也是在低工资制度下承受力较弱的群体。因此，坚持增量改革原则，适度保护既得利益群体，并不仅仅意味着对拥有特权的既得利益群体的妥协，更是着眼于降低改革伴随的社会风险和人的代价。
许多国外的观察家和研究者都注意到，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是在没有一个总体蓝图的情况下起步，采取解决当时存在的紧迫问题和追求直接效果为出发点的方式，分步骤进行的。即便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之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特点也在很长时间里存在。其主要表现在对多数改革任务来说，没有明确的时间表，改革次序也不是有意识确定的，并且呈现出改革推进方式因时因地而宜。直到党的十八大以后，改革的顶层设计特征才日益呈现出来。
研究经济转型的经济学家，往往十分关注如何把改革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伤害降到最低水平，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的政治成本和风险。以此政治经济学逻辑解释中国特色的改革方式，仅仅从理论出发的话，似乎也十分恰当。然而，中国的改革固然避免了不必要的风险，其显现出的特征却不是由此逻辑决定的。毋宁说，中国的改革虽然在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清晰地形成某个既定的目标模式，但是从其起步伊始，根本出发点和推进逻辑便十分明确，即邓小平所说的“三个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这个目的出发发动和推进改革，并以此作为改革方向是否正确、改革方式是否恰当、改革成效是否满意的衡量标准。
改革哲学决定方向和成效
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个改革哲学和直接出发点，中国改革的指导原则和推进方式并没有陷入任何先验的教条中，既不照搬任何既有的模式、道路或共识，又坚持渐进式改革方式，更秉持了改革、发展和分享理念。即使在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这个改革取向也没有成为一个无条件、独立的目标模式，而是服从于发展生产力、提高国力和改善民生的根本目的。
同时，这种改革出发点和推进方式，也保证了改革的整体推进特点。虽然改革初期没有一个明确宣布的总体蓝图，由于经济体制是一个整体，体制的每个环节需要统一配套运作并互相适应，又由于中国改革在推进上结合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与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统一，以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性质，因此，改革领域的选择和改革进程的决定，虽然有时具有自发的特点，却并不是随机的和任意的，仍然呈现出内在的逻辑性。
深入考察中国经济改革历程和逻辑，我们可以发现，在整体上表现为只涉及增量变化的循序渐进特点的同时，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不同领域，也交织着涉及存量变化的相对激进的改革。改革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和步骤，取决于体制作为一个整体的相互适应性的需要和社会承受力。无论从局部效果还是阶段效果来观察，其实改革是整体推进的，并不存在实质上超前或滞后的领域。
邓小平在他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改革遵循的原则，自始至终是明确的并得以坚持。在这个改革理念指导下，改革、发展和稳定成为一个整体，改革是为了发展，也要服从于稳定，而发展成效被用来检验改革道路的正确与否，稳定则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服务人民，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也是一样，把人民群众作为改革和发展的推动主体，同时也是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最大、最终极的受益者。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其他政党区别开来的试金石，其正确性也为中国实践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长期探索所检验。从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个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两难问题，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所具有的分享性质，同时进一步显示中国改革的独特成功之处。
经济增长、技术变迁和经济全球化，总体上无疑都具有做大蛋糕的效果，然而却并不能自动产生分好蛋糕的效果，即不存在所谓收入分配的“涓流效应”。一些国家的政治家出于争取选票的动机，在竞选中往往对福利和民生竞相承诺，而一旦当选要么口惠而实不至，忘记曾作出的许诺，要么采取民粹主义的政策，导致过度福利化，根本无力兑现。只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安排，才可能打破这个做好蛋糕和分好蛋糕的两难。
改革和发展的分享性质
改革开放时期的高速增长，同时伴随着就业的扩大和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产业之间的重新配置，从而兑现了人口红利，实现了高速增长。从逻辑上讲，这应该是一种分享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中国经验也证明如此。我们可以通过回顾改革开放期间的经历，特别是结合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考察中国城乡居民如何通过在时间上继起且在空间上并存的三种途径，分享了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
第一，在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虽然抑制了工资水平的提高，却保持并强化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创造了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提高了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民收入。1978—2015年期间，在实际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分别增长了29倍和20倍的同时，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水平提高了16倍。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即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之前，这一收入提高效果，主要得益于这一时期非农产业就业参与率的提高，而不是工资水平的提高。
观察中国经济在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之前的经验，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效果。在1997—2004年农民工工资没有实质增长的情况下，由于劳动力外出规模从不到4000万人增加到超过1亿人，农民工挣得的工资总额实现了年平均149%的增长速度，因而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即使在被低估的情况下，占农户纯收入的比重也从246%显著提高到340%。
第二，在2004年中国经济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随着二元经济的一些特征逐渐消失，劳动力短缺显著提高了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上的谈判地位，普通劳动者工资和低收入家庭收入加快提高。这一判断可以从一些数据中得到支撑。例如，农民工实际工资，在2003—2016年期间以10.1%的速度增长。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这一刘易斯转折点特征，相应推动了收入差距峰值即库兹涅茨转折点的到来。按不变价计算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的比率），从2009年最高点的2.67下降到2016年的2.36，共降低了11.6%；而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2008年最高点的0.491下降到2016年的0.465，共降低了5.3%。
第三，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时间点相吻合，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明显加大了再分配政策力度，通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充分化和均等化，使经济发展的共享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不仅城市职工和居民的社会保障覆盖水平大幅度提高，2004年以后更把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点延伸到农村，城市社会保护政策越来越多地覆盖到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庭成员，以及未就业人群。特别表现在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以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更加协调，突显了中国经验中内含的广泛包容性。
第四，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要求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在世界各国的扶贫实践中，往往会出现一个边际效果递减的现象，即随着扶贫工作推进从而贫困人数减少，最后的较小规模贫困人口脱贫的难度极大地增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很多发达国家，都未能攻克这最后的贫困堡垒。在物质生产领域，投资活动一旦遭遇到边际报酬递减现象，通常就停止并转向其他领域。然而，扶贫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正是从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这个根本认识论出发，才会作出彻底脱贫的庄严承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扶贫实践和脱贫成绩也显示，通过全国上下的艰苦努力，这个目标必将实现。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与认识论上的可错论
赵修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说改革开放，不断打破束缚思想、阻碍发展的藩篱，开创了新的前进道路。深有同感。从哲学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之后，之所以能够不断地打破思想的桎梏，关键的一点，就是从认识论上打破了“独断论”，转向了“可错论”。而其开端则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
我们这一代老人，从受正规的理论教育开始，其实是吮吸着独断论——教条主义的乳汁长大的。尽管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深感“毫无顾忌的理论兴趣”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时时感受到他们的独立思考的精神风貌。但是，灌输给我们的，整个社会氛围教给我们的，教科书上或者文件上写的，都是绝对真理，容不得任何的怀疑和讨论。你若有疑义，那就是你自己有问题。理论如此，政策更是如此。像我这种遏制不住地会胡思乱想的人，则常常会因说错话而挨整。有的时候，把心中所思披露出来，并为此而受到批评。所以自我批判，成了常态。久而久之，形成的心态，就是要求自己少想，少犯错。不想、不说、不写甚至不听。当然，独断论在不同的人身上打上的印记，表现形式可能是多样的。有些人照搬被视为绝对正确的东西，就颐气指使地充当对他人的评判者。不仅知识界是这样，从事实际工作的干部也受到独断论的禁锢，只是表现不同而已。
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就是思想解放，而其重点就是从独断论中逐步解放出来。邓小平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解放思想”的时候，是把“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联系在一起，强调了“开动脑筋”这四个字。一方面是对领导干部说的，指出由于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思想僵化，出现了许多怪现象，比如条条框框多，随风倒，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不敢独立思考，不从实际出发，“许多人还是不那么敢讲话”，等等。另一方面是对广大基层干部和党员群众来说的。就是要解除对党员和群众的精神束缚和思想禁锢，要求各级党委鼓励和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后一条，我们都有切身体会。当时知识界受到的禁锢非常严重。不要说是“敢讲话”的人不多，就是敢于做独立思考也是不容易的。因为禁锢太久，已经在内心中形成一种自我约束的机制，生怕想错了，说错了，更怕写错了。记得一度流行过这样一句话，讲话是气体，文章是固体。所以，邓小平的这篇讲话，给我们带来春风雨露般的解放感。
“思想僵化”这种现象的背后，就是认识论上的独断论——教条主义。熟悉历史的都知道，这一概念来自苏联。即俄文中的ДОКTРИНЕРCTBO。但权威性的俄语词典十分明确地指明，这个词来自法语，与英语中的doctrinism和dogmatism同义。其词根出于拉丁文doctrina，源于希腊文δογμα。这些词都有两个相关联但又有所区别的意思。一个是把理论教条化，脱离实际；一个是独断，不容异议。由这一词根衍化出来的两个术语，分别意指“顽固地信奉自己所采用的理论，甚至当这种理论同现实发生矛盾时还这样做的人”，以及“不容异议的，绝对的”，也就是独断和武断的意思。前一个意思，通常翻译为“教条主义”；后一个意思就翻译为“独断论”。尽管这一概念是外来语，但是在中国的文化思想中也有同样的东西。已故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契先生称之为“经学独断论”。而其现代表现，冯先生则称之为“变相的经学独断论”。这是导致思想僵化的一个认识论上的根源。要破除独断论，就需要在认识论上承认“可错论”。
首先，要看到人的认识是可错的。人所取得的认识，只是自在之物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很少的一部分。所以，往往是非常无知的。人类认识是逐步由无知发展到知，由知之不多发展到知之甚多。而无知是知的出发点和对立物，它和知老是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在有限的时间内，人们不可能全知全能。不仅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人类也是如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类已经获得的知识也是有限的。在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中，无知并不完全是消极的，相反对知识的发展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惊诧、疑问是思想之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人们往往难免要“以不知为知”。这样也就在主观上犯了错误。
此外，人们在认识世界的时候，受到许多主观条件的限制，容易把现象当作本质，把局部当作整体。加之认识过程本身不是直线的，充满了歧路，一不小心就会误入歧途。就认识的对象来说，本身就是非常复杂、充满矛盾的，加之事物的本质是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逐步展现出来的，真要把握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旦把自己的有限的局部的认识，或者非常局限的把握世界的视角和框架，当作到处可用的模式的时候，错误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总之，错误是人人难免的，“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句句是真理’的不容异议的‘圣人’”。
其次，要承认已经获得的认识，包括已经被上升为原理的学说，总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是可错的。这里又可分为几种情况，一种是提炼总结出来的原理，经过了逻辑的论证和一定范围的实践的检验，被视为科学的认识。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正确的，但是条件发生变化之后，就未必可以套用。若随便套用，原本正确的也会变成错误。所以要具体地历史地对待已有的学理性的原理。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原理是高度概括而且是极其抽象的，要用到具体的情景必须要结合实际，对所处的情况有深入的准确的把握，如若以这些原理为出发点，先验地加以演绎，那就是如恩格斯所批评的把原则作为出发点，导致错误的结论。第三种，是有些新观念或新学说刚刚提出，其中哪几分是真理，哪几分是错误，有待于进一步做逻辑的论证和实践中去检验。第四种，原本的认识就未必正确，却由于种种原因被误认为是绝对正确的科学原理。这种情况在认识史上也是常见的。
再次，必须谨慎区分“真理”“知识”和“意见”。古代哲学家已经提出区分意见和真理。人们从生活常识中也都会知道，个人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只是一己之见，而不是什么普遍的真理，所以常常会谦虚地说，“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意见”。由于每个个体不但要受所处时代的一般条件的制约，而且还要受个人的特殊条件的限制，所以，无论对什么问题，包括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个体之间有不同的意见，这是一件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个人意见之间的差异、分歧和矛盾是经常发生的。然而，由于社会认识是无数个体的认识的积累，所以要取得正确的认识，就需要处理好不同意见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要集思广益，使得不同的意见互相补充，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并尽可能地寻求共识。党的群众路线要求“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 ，并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1］。讲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独断论者则相反，不仅不注意倾听和尊重“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而且武断地把自己的意见当作真理，而把不同意自己的意见一律视为谬误，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问题就出在把一己之意见等同于真理。戴震就曾批评理学家说，“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任其意见，执之为理义”，“凭在己之意见，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结果导致“以理杀人”。更有甚者，有些独断论者，在“一”与“多”的关系上，只要“一”而排斥“多”，只要“一致”而不要“百虑”。结果，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堵塞了获得真知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古代的经学独断论。经历过十年动乱的同仁都尝到过滋味的“变相的经学独断论”，承袭的就是这样的观念。
改革开放的起点就是破除独断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针对的就是“两个凡是”。“凡是……”这种语言表述方式预设的前提就是存在着不会有错的全知全能者，或者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绝对正确的信条。确立了实践标准之后，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纠正了积累多年的一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观点以及相应的政策、举措。终于迎来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新局面，开启了生机勃勃的改革历程。
改革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纠错。就宏观的角度来看，改革起始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大问题的重新认识。当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许多采取了“××不是社会主义”的表述方式（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大锅饭不是社会主义”），要旨就是要纠正以往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正确不恰当的认识。市场取向的改革的启动，从认识上看也就是从纠正“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成见开始的。近日读到经济学家周其仁先生的文章，他提出了一个命题：“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见解独到，发人深省。他认为，改革一定意义上就是纠错。其实世界上的各种经济体制互相比赛一件事情，那就是纠错能力。哪有不出错的制度？资本主义了不起，《共产党宣言》说它创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时代的革命性的经济成就，但为什么老要闹经济危机呢？还不是那个体制会出错？过去以为搞了计划经济就可以消除危机，实际上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经济决策同样会出错，否则为什么隔几年就来一次“调整”？经验证明，出错不可免，问题是纠错能力强不强。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个优点，但前提是决策要对。决策错，又集中，那错误也大，且纠错比较困难。他还认为，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计划体制本来就是因为纠错能力不够强，非积累起很多问题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帜，我们体制的纠错能力就能自动变强吗？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偏向，千难万难，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有一种舆论就认为我们的体制是全世界最灵光的体制，再不需要改了。周说如果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认识论上的可错论也获得了新的意蕴，即我们不仅要承认认识是可错的，而且需要在构建纠错机制上多下功夫，才能使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少走弯路。
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风尚和精神面貌的变化与可错论也息息相关。其中最为直接的是，打破了独断论以及与之相伴的“知识无用论”之后，人们开始懂得，我们并没有掌握什么终极的宇宙真理，我们还面对一个尚未认识的客观世界，一个庞大的必然王国。如若以无知为知，就必定会犯错。避免错误的唯一办法就是求知。由此发端，整个民族，上上下下，老老少少，持续不断地追求知识，开始了全方位的求知的热潮。40年间，持续不断。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同仁都会记得那个时候洛阳纸贵的情景。其中，对外开放更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闭关锁国多年之后，打开窗户，往外一望，大为惊讶，“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当然，走出国门，取得亲知，也成为大家向往的事情。求知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增强。无论是学理性的知识还是操作性的知识，都成为公众追逐的目标。正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求知热中，我们的民族展示出强劲的学习能力，不仅学得了各种建设国家需要的知识，而且大大提高了学习和消化各种知识的能力。这是改革开放年代的一幅美景。对民族的未来而言，也许这要比GDP的增长或技术的进步更为重要。
这一轮求知热，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还有一个新的特点：那就是条理性的明晰知识与操作性的默会知识并重，甚至有向后者倾斜的趋势。自从马克思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命题之后，认识论发生了实践转向。不同流派的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做出各自的探索，而且对社会上人们的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20世纪80年代打开国门的时候，一度出现了“波普热”。卡尔·波普的证伪主义，强调“科学知识”必须具有“可证伪性”。越是具有可证伪性的，就越具有科学性，而那些抽象的难以被证伪的学说则往往不具科学性。此后，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认识论上的默会知识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OECD（经合组织）1996年科学、技术与产业展望》的报告，以“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为题，提出了知识经济时代对于知识分类的一种新的视角。其主要内容是，把知识分为know-what, know-why, know-how, know-who 四类。所谓know-what就是指知道是什么的知识，即关于事实的知识；所谓 know-why就是知道为什么的知识，即关于自然原理和规律的知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理论，它可以简称为原理知识；所谓know-how是知道怎样做的知识，即做某种事情的技艺或能力，可以简称为技能知识；所谓 know-who则涉及某人知道某某事和某人知道如何做某事的信息，也可以称为人力知识。报告强调，技能知识和人力知识对于经济发展尤其是对于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典型的技能知识是各商家发展和保存在其范围内的专门技术和诀窍，对于公司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人力知识比起其他知识来，属于企业内部的程度更高。报告把这后两类知识称为“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以区别于前两类“明确知识”（explicit knowledge）。这些观念随着我国加入WTO，融入全球化的经济，日益在社会上发生影响。其中第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对“怎样做”的知识——可以简称为“能力之知”（knowing how）越来越重视。这当然与我国面临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息息相关。人们越来越关注“怎么做”。笔者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接触社会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许多人，无论是官员还是企业家希望知识界“拿办法出来”，而不大喜欢听那些一般性的道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折射出社会上务实精神的提升。
务实精神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把认识的重点从对一般性原理的认识，转向了探究（inquiry），或者说实验探究。所谓探究，简单地说，就是一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也就是通常说的“问题导向”。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进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既不是像传统的“旁观者式的认识论”那样静观地沉思，也不是从原理出发去演绎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付诸行动通过试验进行探索。而这一过程，也就是一个试错与纠错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在尝试与错误（try and error）中寻得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回顾40年的改革开放，可以看到这种务实的精神、探索的精神在中国大地上跃动。改革开放初期，从民间来看，普通的百姓用自己的双脚走出了包产到户、乡镇企业，也走出了“傻子瓜子”，后来又走出了一大批企业家。从高层看，从经济特区开始不断地推出了各式各样的试验区，从试验区中总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各种政策举措。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总结了这些宝贵的经验，指出“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干不出新事业。”［2］他还强调，要及时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及时解决”。此后，敢于试验成为务实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市场经济提供的广阔空间中，各种创造层出不穷。在加入WTO，迎来知识经济时代之后，“创新”观念凸显，成了舆论场上的主旋律。于是走出了网络购物、共享经济等一系列的新业态，社会经济充满了活力。
当然，上上下下的大胆试验，也会带来野蛮生长，所以在试验中及时地纠错，也就成为务实精神不可或缺的内容。如何及时纠错改错，也就成了我们回顾总结这段历史不可或缺的视角。粗浅地回顾，可以看出，有些错误是会自动地在社会和市场的运行中得到纠正的，因为犯错者会被淘汰出局。有些错误则是需要主管当局采取果断的措施加以纠正的。当然也会出现一些不易纠正的错误。这里既有客观上的困难，也有主观认识上的原因。这就是通常说的深层次问题。但是无论哪一种，都有待于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中加以解决。在这里，可错论可以使我们清醒，也可以给我们信心。人类的认识就是在试错、改错中不断提高和深化的，没有必要过于悲观。
从上面的论说可以看出，认识论上的可错论兴起，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的思想面貌。从认识论的视角去解读和审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也许能丰富我们对这种社会变迁的理解。对此，笔者没有多大把握。因为无论就哲学界本身，还是就社会舆论场来看，认识论已经淡出多时。几年前在上海社联举办的“哲学季”上，笔者曾经发出过重视认识论的呼吁，《人民日报》也做了报道，但是，应者寥寥。或许是学界认同了美国哲学家罗蒂等人提出的抛弃认识论的主张，或许是对操作性知识的重视走到极致，把包括认识论在内的哲学都视为无用之物了。或许这也是可错论被推向极致的后果。由此想来，每一种学说都不免有自己的弱点，必定有所见也有所蔽。可错论之“蔽”大概就在于对于普遍必然知识的轻视，不加警惕的话可能导致相对主义，甚至是虚无主义。但是想要防止和克服这些弊端，借独断论加以制衡恐怕也不是办法。正如冯契先生所说，独断论与虚无主义往往是相辅相成的。重归马克思开创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才是正道。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01.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2.
“倒逼”机制与改革开放的推进
李友梅，上海研究院第一副院长、教授，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1］在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中，人们不难发现“倒逼”的功用往往与社会改革与制度变迁的诸多现实挑战或历史机遇相联系，进而形成一种机制并成为观察中国改革实践如何被推进的重要维度。
倒逼：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种动力机制
学界一般认为，有这么几种重要动力机制在共同推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第一种是市场化所带来的竞争机制；第二种是伴随着对外开放，中国在与全球政治经济接轨时所产生的制度趋同机制；第三种是与基层社会的主观能动性相关的制度创新机制。笔者认为，还有一种动力机制在改革开放40年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倒逼”机制，其与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冲击-反应模式”和深埋于中国文化基因的“内在发展冲动”紧密联系，有可能使得上述几种动力机制得以汇聚成为一股激发举国上下共同推进改革深化的合力。可以说，倒逼式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经验。
改革开放引发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分工模式、社会交往模式、社会价值规范系统等方面的巨大转变，呈现出一个总体性现象，其内涵既有源自快速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城市化等不同进程的相互碰撞，又有基于自身文化传统而生成的独特现代性诉求。这一充满历史和现实纠缠的复杂的总体性变革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线程变动并举所产生的新问题，不断为深化改革“制造”新困难和新挑战，可以说是内生性问题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全球化嵌入意味着中国与区域社会、全球社会之间必然存在着相互适应、相互影响、相互改变的复杂关系，可以说是外生性牵引应接不暇。内外问题的交错出现，构成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更促生了改革开放事业不断走向深化。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在路径和目标上的交织与碰撞，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更具有综合性、层次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2］总之，人类社会中诸如贫困、教育、就业等最基础、最古老的问题与诸如生活品质、协商治理、可持续发展等最“现代”的命题集中相遇在当今中国，而且这些问题与命题的应对和破解又变得越来越急迫。由此，“问题倒逼”与“转危为机”经常相结合而成为改革的动力源。
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无法效仿和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也难以事先设计出脉络清晰、措施完满的整体方案。倒逼（下层倒逼上层、后道倒逼前道）是冲破旧体制下形成的利益固化，破除改革障碍的最有效应的手段之一。近40年的经验表明，无论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中国沿海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对外国投资的放开；无论是市场化之后国企改革的快速推进，还是《公司法》《物权法》等各项经济制度的完善；无论是与单位制解体同时建立的社区治理体系，还是福利市场化遇阻后不断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无论是在基层民主需求下催生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还是党和国家不断推进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有的重大制度变迁都是改革者不断地从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在理论与实践的反复互动中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审慎策略推动的结果。可以说，这些重大实践的引导或纠错无不隐含着一种中国式独特的“倒逼”机制。这意味着当社会生活的变化超出了制度系统旧有的框架时，决策者都会面临变革的“动力从哪里来”的重大理念和思路问题。为达成新的共识、寻求解决方案，决策者往往要营造一种压力或利用某些相应的预期进行适当的引导，以促成变化效应的产生。由此可以看到一种趋于常态化的动力机制：背水一战中，大破大立，底层突围；狭路逢生中，以点带面、自我革新。
倒逼机制的“中国意涵”
从目前的文献来看，“倒逼”概念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意义上的使用，最初是指在强政府干预的体制下，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要求商业银行不断增加贷款，从而向上迫使中央银行被动增加货币供应的一种货币发行机制，其扩展性的内涵则是指一种由具体问题和实践压力逆向推动经济社会体制与各种制度进行转变的动力机制。［3］倒逼机制往往具有导向效应、规范效应和创新效应，其期望通过对某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带动对其他类似或相关问题的解决，并引导改革方向、规范改革措施、激发改革创新和推动改革深入。
作为社会发展与改革动力的倒逼机制，通常有三方面重要特征：一是逆向性，即现有的问题、困难、失误或者挫折、比较中的差距等激发起人们的深刻反思；二是强迫性，即现实的困境与不能回避的问题迫使决策者探寻解决困境的方式；三是反复性，即旧有问题的解决往往会导致新问题的出现，产生新一轮的倒逼，或者说倒逼机制不是一次性的，也不是简单重复的，而是螺旋式上升的。这些特征也表明，社会结构与制度变迁中的倒逼机制是一个复杂的作用过程。倒逼机制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个领域。而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看，中国社会的倒逼机制有其独特性。
首先，中国的倒逼机制有别于西方经验。近代以来，诸如英国工业革命的启动、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出台、日本对环境污染的治理，都具有某种“倒逼”机制的影子。但是，这些国家的“倒逼”更多的是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某种自然选择和被动应对机制，并不构成政党国家用以推动整体经济社会改革持续深入的重要举措。相对而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却是在面对各种困难和挫折时，决策者在深刻反思和讨论中自主开启的。可以说，改革开放伊始，“倒逼”就是作为一种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变革的重要手段而存在的，而且改革开放进程中曾出现过三种重要形式的倒逼机制：改革初期试错进程中的“教训型”倒逼，现实改革中遭遇困难和阻力后的“困难型”倒逼，未来改革中主要矛盾转变情况下的“期望型”倒逼。［4］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倒逼机制有其明显的独特性，不同于国外的经验及逻辑。
其次，中国的“倒逼”机制共轭的实现，总是伴随着决策者主动进行的顶层设计与宏观规划。无论是从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对市场机制的强调、新千年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对权力的监督，还是从围绕社会体制改革提出的社会建设，党和国家的顶层设计都构成了一种引导型的倒逼式推进。而且，这种“倒逼”具有三种特性：就试验性而言，中国的改革向来不是在制度规划建立后就立刻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往往是选择特定对象作为试点，并根据试点运作状况随时进行调整、改变和取舍。就渐进性而言，包括双轨制、增量改革等在内的各种举措，都反映出在改革时不我待的情况下，国家出于谨慎和稳定的考虑，仍会对倒逼的速度进行适度的调控。就顺序性而言，中国是以市场领域的改革来倒逼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改革；而在市场领域中，则是以外资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市场参与和竞争来倒逼公有制领域的改革。总体上，中国的倒逼机制既遵循事物发展规律，又不被事物所牵制。这使得改革进程虽充满不确定性，但仍然具有弹性迂回空间，尽可能地实现适度变迁的效应均衡。
再次，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倒逼”机制通常以一种自我加压的方式出现。近40年来，持续深入的对外开放构成了“倒逼”国内改革的重要动力，外生性的问题“倒逼”出新的改革举措。比如，加入WTO和建设自贸试验区是从以往的被动倒逼转向主动倒逼，体现出极大的勇气和智慧。20世纪90年代，正是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市场压力，迫使国内企业不得不正视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顽疾；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叠加以及对全球经济政治体系的深度参与所引发的种种经济和社会问题，迫使国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制度不断变革和完善。近年来，在全球化带来的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冲击下，我国文化领域的改革、文化引领力战略被提上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程，党的十九大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也在国际形势的“倒逼”下应运而生。此外，国内改革进程中所遭遇的诸如财政、环保、产业结构转型及就业等问题，也不断促使人们通过更广泛的开放和更深入的全球合作来寻找和探求解决问题的新路径。
概言之，中国的改革开放既不同于欧洲国家的自然演化的路径，也不同于东欧、苏联激进式的被动变革路径，而是一个在回应和解决各种现实问题的迂回往复中，主动作为、有序推进和不断完善的过程。而倒逼机制作为服务于推进改革的重要机制，其根基在于执政者对社会问题与社会需求的警醒和关注。正是在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下，倒逼机制才能成为一种有效手段发挥作用，使改革开放进入更新高度和更新境界。
执政党的倒逼式自我革新
当“倒逼”机制以一种自我主动加压的方式被用来推动深化改革时，就会对执政党的各项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亦会使执政党面临难以预料的风险与挑战。近年来，在日益复杂和分化的社会情境下，社会矛盾“倒逼”改革日益成为“倒逼”机制中的重要体现。这种倒逼式改革所遇阻力相对较大，共识较难形成，弹性空间有限，呈现出明显的被动性和不确定性。［5］这就要求执政党必须具有自我修复和自我发展的理性和能力，对倒逼机制可能引发的复杂效应具有很强的即时判断、风险预警和反应能力。这意味着执政党在运用倒逼机制推进改革的时候，也需要建立一种倒逼式的“自我革新机制”，即面对倒逼机制下的风险应对问题，迫使自身从实际问题、具体情境和以长远的发展方略出发，思考怎样通过践行党的根本宗旨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并直面挑战，推动改革的继续深化。为此，执政党自身就必须具备不断学习与自我革新的能力，从而使自身能够更好地驾驭倒逼机制对社会变革的重要影响。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又提出“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并再次强调“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这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已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在进一步的革命性锻造中正视差距和不足，不忘初心，勇于自我革新，自觉提高执政能力素质，进而以坚定的决心、更大的胆识和魄力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动刀子”。
随着全球化的新一轮复杂转变、新的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全球流动社会的出现以及网络社会的崛起，中国已经或将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环境，需要应对更加难以研判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用好倒逼式的“自我革新机制”显得更加重要，从自己出发、从自身做起，不断夯实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方能继续成功应对挑战、化解难题，引领中国走向“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当我们回顾过去制定每个重大决策、发生每次重大事件时，始终可以看到挑战与回应的“倒逼”机制助推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向着纵深发展。改革开放并不是一个单线程、单任务的机械过程，而是一个在不断摸索、尝试和反复中螺旋式前进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与人类社会历史出现过的其他类型“倒逼”机制有所不同，中国式的“倒逼”机制是在执政党的顶层设计与宏观规划下主动展开的自我加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执政党对如何运用“倒逼”机制具有决定性作用。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对我国也形成一种倒逼，即激励我们进一步奋进，在党国体制与倒逼机制的互嵌中，继续推进政党革新与国家进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学理论范式创新研究”（17ZDA112）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11.16.
［2］ 李友梅.中国社会治理转型（1978—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3］ 钟朋荣.中国通货膨胀研究.北京：改革出版社，1990.
［4］ 曲直、曹延汹.习近平倒逼改革理论的学理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
［5］ 吴忠民.社会矛盾倒逼改革发展的机制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5（5）.
底线思维：层次、辨正与意义
景天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底线思维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创新性思维，它是战略性的大逻辑。以这一概念的形成和提升为线索，回顾40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底线思维的层次
中国的改革开放史无前例，是逐步深入、层层推进的，邓小平制定的策略叫“摸着石头过河”。每走一步会出什么问题难以预料，出了问题就赶紧想办法解决问题。改革伊始就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正确不等于不出问题。特别是在1992年正式确定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之后，哪些事情应该交给市场，哪些由政府负责，一时界限不清。不料很快就出现“经济这条腿长，社会这条腿短”的问题，一时间，学生辍学、“民办教师”领不了工资，农民看不起病，“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等成为热点话题。怎么办？在民生建设上政府必须“守住底线”，“底线”概念首先在社会保障领域受到重视。2003年应对“非典”期间，中央果断推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各级财政很快承担起义务教育的出资责任并加大教育投入。2007年农村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此后，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相继推出，一个覆盖十几亿人口的完整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系呈现在中华大地上，这在世界上是一大创举。
在十八大之前，“守住底线”“底线公平”被作为重要原则，出现在广东省和浙江省以及一些政府部门的重要文件中。十八大之后，民生建设的这一成功经验得到升华，“底线思维”成为各部门工作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法。2013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指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此后，他在公开讲话和文章中数十次提及底线思维［1］：在法治方面，强调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强调要划出红线、亮明底线；在经济工作中，要求守住底线，防范风险；在环境保护方面，强调要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这样，底线思维就提升为治国理政的方法论。
十八大以来，底线思维的最大亮点表现在党的建设上。“官德底线”“‘为民’底线”“‘清廉’底线”“‘务实’底线”“‘公正’底线”“做人的底线”“‘中国公民’的底线”“‘敬业’的价值观底线”“‘诚信’的价值观底线”“‘友善’的价值观底线”等［2］，表明全党把纪律挺在前面，党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做坚守底线思维的典范，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放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都要坚守人民立场，都要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不息。［3］党的建设尤其是纪律建设经验极大地丰富了底线思维的概念内涵，从而成为理解底线思维含义的样板。
总之，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概括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提炼底线思维的丰富内涵，使之从一个领域上升到工作全局的层次、从政策设计上升到战略思维的层次、从具体工作方法上升到普遍的哲学方法层次，从而成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乃至治国理政的总体性思维基础。
底线思维的辨正
正因为底线思维包含多个层次，适用于广泛的领域，其内涵的界定就难免发生歧义。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实际上对它的确切含义存在着一些误解，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把“底线”简单地等同于“低水平”“低标准”。这种误解首先发生在社会保障问题上。特别是在早期，因为我国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起步阶段的筹资水平确实较低，有些人就以为守住底线，只是建立低水平的社会保障。其实这是误解。“底”和“低”在汉语中读音相近，含义也容易混淆。但“底线”主要讲的是政府的责任底线，是政府责任与市场作用的界限，哪些责任必须由政府承担，哪些可以交给市场，需要具体界分。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个人、家庭、社会、政府与市场的责任结构和作用边界需要重新划定，“底线”是强调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不可推给市场。而社会保障的水平高低，主要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事实上，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各项社会保障的筹资和给付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对“底”和“低”的含义混淆还表现在许多领域。如把底线理解为工作上的“低标准”，道德上的“低要求”，好像只达到最低要求就行了。其实，底线是不可逾越、不可踩踏、不可触犯的界线，是不可推卸、不可含糊、必须承担的责任。它首先是要求明确界限，然后是要求严守、敬畏。这与标准高低是两码事。“八项规定”，自觉的人遵守起来并不困难，但每年都有那么多人因违反而被处分，这就不是标准高低的问题，而是觉悟高低的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底线也有基础和前提的意思。例如，要改革必须保持稳定；要发展生产，首先要保证安全。这是强调改革与稳定、生产与安全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是说“稳定”“安全”就是容易做到的，就是很低的要求。
总之，底线具有原则性、严肃性，与水平高低不可混同。
二是对底线思维做消极的理解，认为它是被动应付、消极防范、不得已而采取的办法。底线思维要求从坏处准备，那是为了争取最好的结果，并不是只要不把事情办坏就行了。恰恰相反，从坏处准备是主动谋划，防患于未然，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到最好的结果。所以，运用底线思维，要有积极进取的态度，做好防守，才能进攻；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放开手脚去争取最大胜利。
同样，强调责任，严明纪律，并不是消极的“束缚”“限制”。一个党如果没有铁的纪律，不可能具有强大的战斗力；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秩序，不可能形成充沛的活力；一个人如果不明界限、不知分寸，不仅难以有所作为，甚至难以自立于世。所以，底线思维体现了主动与被动的辩证法，它是积极进取的思维方法。
底线思维的意义
对底线思维的辨正，不仅发生在字词上，也不仅表现在心态上。从根本上说，要正确理解底线思维，就必须加深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解，加深对我们进入“新时代”的特征和任务的理解。
第一，改革开放必定具有很大的探索性和风险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是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伟大创新，用邓小平的话说，这都是“全新的事业”“天翻地覆的事业”“很大的实验”“要冒很大风险”。［4］从事这样的事业，既不能畏首畏尾，不敢作为，又不能没有底线，胡乱作为；既要敢试敢闯，又要防止犯“颠覆性错误”。这就必须运用底线思维，严守政治底线，严控经济风险，严肃规矩纪律，严格道德操守。这样才能在“底线”之上，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大胆探索，大胆实验，大胆创新。所以，底线思维是辩证思维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新发挥，也是一种创新的思维形式。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新时代的新挑战、新任务、新风险，保持战略定力，运筹帷幄，把握全局，推动新一轮改革发展的治理智慧。
第二，就发展阶段而言，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必须长期坚持的，但我们既要快速发展经济，又要尽量增进全民福利；既要防止“经济这条腿长，社会这条腿短”，又要不断激活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从全国而言，既要拉开一定的距离，调动贡献大、能力强的阶层、个人的积极性，又要照顾到弱势群体的基本需要，保持社会的基本公平。这样，我们就必须在经济与社会之间、经济与福利之间、地区之间、社会阶层之间，适时适度地不断调节，以使得各种结构相对合理，多方利益得到照顾。而坚守底线，善于运用底线思维，是做到适时适度的关键。因为只有守住底线，知道家底，才能明确蛋糕怎么分，找到公平度，促进社会和谐。
第三，就个人、群体等社会主体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各种不确定性急剧增加，原有的制度、规定、规矩改变了，新的还没有及时确立，或者即使确定了人们还没有了解和习惯，于是社会失序、行为失范大量发生。经济活动中各种风险陡增，社会交往中各种乱象丛生。虽然经济社会发展了，但人们的安全感、认同感却降低了，迫切需要增强经济行为和社会生活中的确定性。而在社会快速变动的情况下，最需要确定也最便于确定的就是“底线”。例如在经济活动中，明确必须禁止的事项，这就是底线，然后“凡非禁止皆可为”，人们心中就有数了，行为就有规可循了。只有给人们的行为确定合理性的界限，才能建立起社会秩序。而要明确界限，在复杂、多变的情境下，面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挑战，只有运用底线思维才能实现高度原则性和最大灵活性的统一。
第四，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各种风险叠加，可控与不可控因素相互交织，竞争和对抗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转变。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演变的复杂性、国际矛盾斗争的激烈性、国际秩序纷争的持久性，准确预判不确定、不可测因素，任凭波谲云诡，自能从容应对，就必须将维护核心利益和推进改革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据此划出红线、亮明底线，守住底线，才能准确判断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保持战略清醒，及时采取应对之策，确保不被拖入陷阱，避免难以挽救的局面，牢牢抓住战略机遇，发展壮大自己，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
综上所述，底线思维作为基于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理论创新之一，既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大逻辑，也是具有策略性、可行性的基本方法；同时对于每个单位、群体和个人来说，也是处事立身、顺利发展的重要方法论。
参考文献：
［1］ 叶晓楠.习近平治国理政关键词：底线思维应对复杂形势的科学方法.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2.13.
［2］ 张国祚.谈谈“底线思维”.求是杂志,2013（19）.
［3］ 肖光荣：让底线思维成为文化自觉.红网“论道湖南频道”，2018.7.17.
［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4、130.
中道而行：改革40年成功之道
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中国人民在天道酬勤中迎来了改革开放40年，就人而言，40岁为中年。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1］在20世纪70、80年代，东亚有所谓“四小龙”经济起飞，我们可谓“一穷二白”。穷则思变，变则通，变通而改革开放，开放而有志于学习各国、各民族优秀的知识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于是经济有了飞速发展，推动政治、文化、军事、制度的改革，到2008年三十而能自立。从站起来、富起来而站得住了，因而实现了中国人百年来的梦想，在新北京、新奥运呼唤中，终于在北京举办奥运会，标志着按中国的实际选择改革开放道路的正确。人到四十，“于事物之所当然，皆无所疑，则知之明，而无所事守矣”［2］。对于事物所当然的所以然，都无疑惑，其是非曲直、善恶刑赏、因果缘由都认知明白、清楚，则没有什么事可保守的。改革开放，即是十字打开，广开门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而无保守，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而是堂堂正正走正道。
人间正道是沧桑。40年来虽然各种冲突、矛盾、危机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凌主义愈演愈烈，但我国唯变所适，迎难而上，开拓进取，不懈奋斗，砥砺而行，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全面深化改革，在改革中开放，在开放中改革，改革开放协同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发展；民主法治建设体系不断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和全社会法治观念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六千多万人脱贫，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水平大幅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效果显著，既要金山银山，亦要绿水青山，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40年来中国人民所取得伟大的、前所未有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从攻坚克难一个一个冲突、危机中过来的，是从荆棘满途的一个一个险恶中过来的，靠的是有一批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智能创新、永不僵化、不懈追求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仁人志士，有一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的坚贞不渝的贤能之才。
40年来所取得让世人刮目相待的成就，一些国家可能需要百年或几百年。中国之所以飞速发展的良方，尽管是由多种多样对症下药的良方和合而成的。但从中国哲学的视阈来考察，体现为中道而行、中和位育的理念。此理念，可谓是改革开放、治国理政、经济建设、科技发展、生态发明、文化繁荣的底蕴和实施。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中道恰好适当。中见于甲骨金文，《说文解字》：“中,内也。从口。丨,上下通。”道，《说文》：“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一达谓之道。”《释名·释道》：“道，蹈也；路，露也。言人所践蹈而露见也。”本来没有道路，经人的行走践踏，地上露出一条线路来，成为往来交通的道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之路，前人没有，别人没有，是自己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脚踏实地走出来的，尽管荆棘丛生，艰难曲折，但不屈不挠，艰苦奋斗，取得现代化建设历史性成就。因为我们开辟的是一条无过无不及的恰当而无过，得当而无不及的路。《广韵·送韵》：“中，当也。”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清刘宝楠诠释：“郑司农云：‘中者，刑罚之中也。’……皇（侃）疏云：‘刑罚既滥，故下民畏惧。’”［3］刑罚滥而不当，犹不中。刑罚滥则为过，不中而使之中。如何使之中，恰好适当，无过无不及，譬如在改革开放初期，为追求发展速度，而造成环境污染，要金山银山，而丢掉绿水青山。人类必须提高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意识和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理念，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实施大气污染防卫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使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无过无不及地中道发展，协调发展，和谐发展。
其二，中和大本达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熹解释说：“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4］中和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普遍共同的道路，是天下最高的原则和道理，它体用兼备。推致中和，天地的位置就安定不变了，万物的生长就茂盛了。40年来改革开放，秉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体用均衡，使各项建设协调、平衡、中和发展，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从先秦到近现代，中和一直得到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的重视。荀子讲“中和之纪”，刘劭《人物志》讲“中和最贵”，阮籍《乐论》讲“均黄钟中和之律”，嵇康说“动由中和”，孔颖达讲“至极中和，使阴阳不错”，王守仁认为“中和是人人原有的”，康有为撰《中和说》，评论朱熹与张栻中和之辩。以中和是自然、社会、人生最高、最普遍的原则和价值，是指导人们行为活动的道德规范。
其三，中庸不偏不倚。“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此为朱熹的题解，他又引“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5］。不偏不倚，为中正、公正，不偏此，亦不倚彼。这需要通过教化。“以及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贾公彦疏：“案：《礼记·乐记》云：礼者着诚去伪，故以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使得中正也。”［6］伪为一偏，以诚正道德去虚伪、造假、制假，经教化使之中正诚信。中庸作为天下的正道和定理，它是最高的、普适的道德标准和规范。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7］荀子说：“故道之所善，中则可以，畸则不可为，匿则大惑。”杨倞注：“畸，偏也。”王念孙：“匿，与慝同，差慝也。”［8］畸与匿都是偏差，是一种不正道，只有依照不偏不倚的中正去做，才符合善的道德标准，违背善的道德标准就会造成很大的惑乱。特朗普无端挑起中美贸易战，以霸凌主义破坏经济全球化和世界贸易组织原则，这就不讲公正、中正，又不讲诚信了。中美贸易谈判，美方同意不打贸易战，说一套做一套，言而无信，都不符合正道的道德规范。中国坚定站在正道的立场，反对打贸易战，主张谈判化解分歧。特朗普非正道，即非正义之道的贸易战，是不得人心的。中国有句古话：“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因此必得世界人民的谴责，最终输者是其自己；挑起贸易战是害人害己的不道德行为，瑞士预测研究所报告认为“特朗普保护主义将伤及自身”［9］。
其四，中理合情合法。《说文》：“理，治玉也。”是人生活活动的一种行为方式，这里是指把未经加工的璞治理为璧玉。引申治理一切事情、财物、人事都称为理。《广雅·释诂三》：“理，治也。”《广韵·止韵》：“理，料理。”《周易·系辞》：“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孔颖达疏：“《正义》曰：言人治理其财用之有节，正定号令之辞出之以理，禁约其民为非僻之事，勿使行恶，是谓之义。义，宜也。言以此行之而得其宜也。”［10］在贸易、理财、投资、股市等活动中，都应该符合节度、法度，签署、颁布的号令、政令都应出之以理。若其行为活动，发布的号令、政令，不合理、合法，是非僻之事及行恶的行为，都是违背理财的正辞和非正义的行为，禁止这种行恶的行为，是正义的举措。这种非正辞、非正义的行为，亦是非理性的。《后汉书》说：“夫刻意则行不肆，牵物则志不流。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与，节其所偏，虽情品万区，质文异教。至于陶物振俗，其道一也。”要刻意限制一些人行为的放纵，不为物欲、利益的诱惑而丧失意志。圣人教导人要有理性，裁仰其只讲利益安逸，谨慎其受各种交往关系的影响，节制其偏好。虽然情品与质文千差万别，但通过烧制陶器和冶炼金属似的教化工夫，使其恢复道德理性和正义品德。诸葛亮说：“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11］对作奸犯法的行为，依照法纪予以惩罚，对忠善的人们，应给予奖赏，决不偏私。不能使内与外的法纪、法律有不同，而应统一。
其五，中节礼义应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朱熹解释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12］没有偏倚，没有乖戾，即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和违反情理或犯罪，是为中节。亦即合乎法度。韩愈说：“足下行天下，得此于人益寡，乃遂能责不足于我，此真诚仆所汲汲求者，议虽未中节，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13］吕毉山人批评韩愈没有像魏公子信陵君执辔敬重侯嬴那样对待他。韩愈认为，你率然叩吾门，吾待足下不可谓无情意，你责备我，议论虽不符合中节情理，但不曲意奉承阿谀人是明显的。议论、做事都应中节合理。若不中节合理，亦不合礼义。荀子说：“礼者，节之准也……凡节奏欲陵，而生民欲宽。节奏陵而文，生民宽而安。”［14］礼是法度、法制的标准。礼法制度严峻，事情就会有次序、条理，百姓就安乐太平。如果货物交换手续宽松简便，符合礼义法度，便是昌盛而有声望的国家。［15］然货物交流为自己私利，而设置种种限制，实施霸凌主义，是违反礼义的，而其发布、发表的言论，“不顺礼义，谓之奸言”［16］。虽然辩说，君子不听，不信，因其反复无常，言而无信。特朗普无礼无义挑起贸易战，中国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来而无往，非礼也”。
其六，中极合作共赢。《说文》：“极，栋也。”指房屋的正梁。徐锴《说文系传》：“极，屋脊之栋也。”段玉裁《说文释字注》：“凡至高至远皆谓之极。”《广雅·释言》：“极，中也。”吴善述《说文广义校订》：“栋在屋之正中，故栋与极，并有中义，因之凡在中者名极……天之中枢曰北极、南极、赤极、黄极。又因之有正义。正犹中也。”中国为维护世界贸易规则，维护全球化和多边自由贸易，维护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利益，维护世界经济发展，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对经济霸凌主义和极端主义，是正确的、正义的行为，是理性的、礼义的举措。这是一种大中之道，《尚书》曰：“次五日建用皇极。”［17］孔安国传：“皇，大；极，中也。凡立事当用大中之道。”大中之道是做事的根本原则，它蕴含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念，这是一种世界的胸怀，为人类谋福祉的意识。在“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观念指导下，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强调求同存异，合作共赢。
《左传》载：“冬，秦饥，使乞籴于晋，晋人弗与。庆郑曰：‘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详；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18］背弃恩施就没有亲人；以他人之灾为己之幸，非仁爱之道；贪所受的货利而不利与人，则祸殃将至；使邻国不满忿怒，不合道义。这四种道德都丢掉了，用什么来维护国家。换言之，特朗普所作所为，犹如丢掉这四种道德，如何使其国家伟大，只能使其国家声誉、地位在世界人民心目中大失。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的和合理念却大放异彩，在国际上获得广泛认同和支持。
中道而行，将大行其道。
参考文献：
［1］［2］ 为政.论语集注（卷1）.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7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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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天论.荀子简释.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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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系辞下.周易正义（卷8）.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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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僖公十四年.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348.
成熟定型：改革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桑玉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
就方法论来说，改革开放虽然以“破”“闯”“探索”等作为基本的思维逻辑和行动逻辑，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破”“闯”“探索”的整个过程中，始终隐含着“成熟”和“定型”的目标指向。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邓小平是第一个对既定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反思的领导者。当邓小平在1984年6月提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胆略和宏才大志。正是以这样的认识论基础，才能有改革开放事业的积极推进，也才能有“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等战略思维和行动方略。
但是，在邓小平看来，改革的目的也绝不是为了改革本身，“摸石头”是为了“过河”，而不是玩“摸石头”的游戏。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多次指出，改革是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到了1992年，在改革开放进行了十多个年头的时候，邓小平尤其注意到，必须通过改革来达成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和定型的目标。他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1］
可以看到，促进各项制度和政策的成熟和定型，是改革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改革得以推进的理由，也是改革所要达至的目标，是“摸石头过河”之河对岸的景象。
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关于“总目标”的表述，完全是一种“成熟定型论”的思维。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2］
尽管如前所述，成熟与定型本来就是改革方法论的题中之意，但是在逻辑上说，成熟与定型的问题，在改革的初期乃至于中期阶段来说，应该还不是主要矛盾。因为在这样的时期，反思、探索、试错一定是摆在首要的任务。在走过了40个年头之后，改革开放给我国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推动了社会突飞猛进式的发展。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显然已经注意到，正是由于反思、探索、试错的频繁进行，也给这个社会带来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即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熟与定型的问题就开始凸显出来。
能够有力说明成熟与定型对于社会发展之重要意义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社会发展预期”。所谓社会发展预期的主要意思是说，社会公众对于生活其中的社会发展有着良好的认知，对三年五年之后，十年八年之后，社会的制度、政策等，及其对自己以及家庭成员的工作、生活等所带来的影响，有一个大致清晰的把握。毫无疑问，良好的社会预期是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某种意义上说，改革与预期一定是相互冲突的，即是说，一经改革或者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社会发展的预期一定会受到影响；反之，如果绝对地追求预期，那就不能进行改革。具体分析起来，我们注意到如下一些基本命题：第一，任何改革的推进，都将在实际上导致社会成员中的一些人受益以及另一些人的受损，从而会直接影响到相关人员对于改革的认同感；第二，最多数人对于一项改革举措的理解、支持以及认同，是改革得以有效推进的必要人文条件；第三，一定时期的改革走向直接决定了相关人的行为选择，从而也影响到改革推进的实际效果。
上述情况构成了改革可能带来的风险，带来了这种风险所导致的人们对于社会发展预期值的影响，而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一个社会的发展预期值对于社会的稳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社会发展预期值是社会成员作出行为选择的重要依据。任何一个人参与社会的过程，既是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也是与社会进行博弈的过程。这正如一个家庭会根据他们关于房产价格走向的判断来决定当下是否买房的情况一样，也如有些人因为对社会发展的未来缺乏信心而到国外置业甚至直接移民等。如果社会发展预期值不高，那么社会成员就会产生心理不安从而无法作出理性的行为选择，这将对社会的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其次，社会发展预期值直接关系到公权力主体的诚信建设。在当下社会，能够决定社会发展预期的主要是社会公权力主体，即执政党及其所组成的政府结构。因而社会成员对于社会发展的预期，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反映了对公权力主体行为的预期。人们能够对公权力主体的行为作出相对准确的预期，就可以提升人们对于公权力主体的信任程度。
最后，社会成员对于社会发展的预期值还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一个社会的稳定既是政治秩序的稳定，同时也是各种制度和政策行为的持续性和可预期性。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能够预期到公权力主体行为的准则和方式，预期到今后的三年、五年乃至于更长的时间内所作出的制度和政策调整，那么就可以在社会成员的心理、人文层面上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础。
40年来，我们推进了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改革，其频率和力度均处于较高的状态。正是这样的频率和力度，一方面使社会得到了发展，另一方面也确实给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带来了利益瞬时间受益或受损以及生活前景的某种不确定性。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社会的利益分化和利益重组，人们的观念、心态、价值和行为取向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样的状况既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动力，同时也给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40年的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的背景下，致力于制度和政策的成熟和定型，当纳入我们的议事日程。
在需要成熟和定型的领域，制度的成熟和定型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从政治发展理论来说，人们通常把制度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视为政治发展的重要考虑因素。一方面，制度不成熟、不稳定是政治不发展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制度不成熟、不稳定也是政治不发展的直接产物。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制度建设也就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向注重的战略大计。改革的进程同时也就是对原有制度体系不断扬弃、修正、补充、完善的进程，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不断成熟和定型的过程。从成熟和定型的方法论出发，如何进一步积极推进制度建设，以促进我国各项制度的成熟定型，更是我们党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
党的十九大全面总结了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作出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了新时代以及基于这样的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重要政治判断。可以认为，这样的两个重要政治判断，对于我们推进制度成熟定型提出了更为迫切的任务。正如十九大之后召开的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所指出：站在更高起点谋划和推进改革，必须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改革方向，继续统筹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最为关键的是，无论改什么、改到哪一步，坚持党对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不能变，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不能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不能变。
可见，在上述三个“不能变”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这样的总目标的推进，当意味着我国各项制度、法律、政策等的成熟和定型。
现在的问题是，制度之成熟定型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制度才能成为我们成熟定型的制度、如何才能促使制度的成熟定型，这样的一些基础性问题，是首先需要认真对待和研究的。
这是三个相互包容、相互联系的问题。回应并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有如下四个重要问题的考量：
一是，高度重视制度问题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诞生，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一种新型的政治文明和政治制度形态。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本身的基础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所以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的任务非常艰巨，并且一直是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理论与实践的一大难题。在我们乃至于其他的一些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早期，人们往往抱持着一种“社会主义政权诞生之日即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之时”的观念，而忽视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使得社会主义的发展呈现出矛盾和曲折的过程。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曾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3］ 可以认为，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建设，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为我们提供的基本经验。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考虑制度的成熟和定型问题，我们仍有必要高度重视1980年邓小平在他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对制度问题所作出的深刻分析。邓小平在分析“文革”的经验教训时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进而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4］。邓小平的这一深刻论述是对新中国政治发展所面临问题的精辟总结，对于新时代的制度建设、对于推进制度的成熟和定型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是，提高制度的认同性是制度成熟和定型的基础和前提。一项成熟定型的制度，一定是具有广泛认同基础的制度。在理论上认识制度，制度本身并不仅仅是某种形式的规范，而是社会成员通过长期的社会生活积累并基于反复的实践进而得到普遍认同的那些成文以及不成文的规范体系。
在实践中，人们往往有那种误解，即认为制度是为人的意志服务的。固然，从根本上来说，制度确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但是制度一定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制度”的东西，恰恰是那种得到了多数社会成员认同并愿意遵从的规范。
对制度的认同首先是对于制度之优先功能的认识。长期以来，由于传统的种种因素，我们缺乏那种制度优先的观念，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如何通过制度的权威来代替个人的权威，尚缺乏普遍的社会共识。这也正是邓小平曾经指出的需要重视制度建设，以及习近平反复强调思想建党、制度治党并重的根本原因之所在。由于缺乏制度优先的观念，因而也就缺乏着力推进制度建设的动力。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培育适合社会主义的制度观念，为各种制度的创立、运作、维护提供观念支持和精神动力。
其次，对制度的认同还在于，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对于制度建设的主体性地位，在制度认同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必须认识到，我们很多制度的生产和实施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广大的社会成员对于制度的生成又往往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毫无疑问，这种情况是导致制度缺乏认同性的重要原因。因此，制度的产生和维系过程，必须最大限度地动员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其中。
三是，确保既有制度的有效性和权威性，是当前我国制度建设的首要任务。在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制度的成熟和定型，正是由制度的有效性和权威性所决定的。严格说来，在我们的制度建设问题上，主要的问题或许还不是说我们没有建立必要的制度，而是既定的相当一部分制度之有效性和权威性不足。各种各样的制度不是没有，而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多，而得到充分尊重、切实落实的少。甚至可以说，我们制度建构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制度破损的程度，就是说，当我们建构了一定的制度之后，在我们还没有真正看到这个制度发挥其规范化作用的时候，这个制度就遭到了忽视乃至于冷落，以至于使许许多多的我们称之为制度的东西被束之高阁。因此，表面上看，我们的问题常常被描述成“制度缺失”“无章可循”等，但是实际上，关键在于制度的权威性没有能够得到切实的尊重，有意或无意超越制度、破坏制度的问题极为严重。为此，有必要认真分析并准确研判我国制度建设中的基础性问题，找准制度建设的目标和差距，这有助于我们切切实实地将制度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四是，努力促进制度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以逐步达至制度的成熟定型。所谓制度的不成熟、不定型的问题，正是制度的不确定、多变化的问题。因此，唯有通过制度的稳定和持续，才能逐步达至制度的成熟定型。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2.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04-105.
［3］［4］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3、333.
改革创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
吴建南，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特别强调了两个重要词语，其一是改革，共出现五次，其二是创新，共出现两次。以此为始，中国拉开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大幕，发出了新的历史时期勇于创新的号召。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成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创新位居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处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对党史文献、含义演变、现实实践的分析表明，改革与创新两词明显不同，而两者的整合即改革创新至关重要，既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应当坚持的方法论，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路径之一。
改革与创新：党史文献表述之不同
“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百废待兴，欲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决人民温饱等问题，唯有改革。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中指出，“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同时，他也预见到改革面临的挑战和阻力，“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国家机关的改革，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要转做别的工作，有些人就会有意见”。对于创新，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成为中共党代会与中央全会等会议文献中的热词。分析表明，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及改革高达175次，是1982年十二大报告的近18倍；而以改革为核心议题的三中全会的意见决定中，改革频数虽有起伏，但增长趋势明显，特别是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及改革137次，达到了新的高点。创新一词则有非常不同的表现，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并未使用创新的概念，并且直至20世纪末创新在党代会报告中的词频也仅为个位数；但2000年之后，创新词频经历了快速增长，并与改革的词频差距不断缩小，直至十九大报告，改革一词贯穿全文共出现69次，创新出现57次。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规划建议中，改革的频数在八五计划建议达到顶峰，之后再无新高；而创新虽在八五、九五计划建议中的频数仅为个位，但十五计划建议后便持续增长，直至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创新出现71次，首次超过改革的52次。
值得关注的是，1992年十四大报告首次提出在全党大力提倡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精神，明确将改革与创新相互结合。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提了8次、2012年的十八大报告提了4次，进一步强调改革创新精神，特别是2017年的十九大，虽然只强调了3次，但习近平首次提出更加自觉地投身改革创新时代潮流、增强改革创新本领等重要要求。这都表明，改革与创新明显不同，而两者的结合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改革与创新：不同领域含义之不同
改革与创新的含义不同。改革一词来源据说出自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下令作战时，改华夏传统长裙长袖服装为胡人紧凑的短衣长裤，因为胡人服饰多为动物毛发皮革所制，故有“改革”一词。《说文》曰“改，更也”，《玉篇》曰“革，改也”。改革指的是改掉旧的、不合理的部分,使更合理完善，现常指改变旧制度、旧事物，是对旧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做局部或根本性的调整。就定义而言，改革一般指各种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宗教组织作出的改良革新，相较于革命采用极端方式推翻原有政权以达成改变现状的目的，改革是指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之内实行变革。改革是针对已有东西、在原有基础上，把不好的改进、把不合理的改变掉、把不正确的修改掉，唯有此，才能更好地进步。
创新一词的来源一说出自《魏书》，“革弊创新者, 先皇之志也”，故有“创新”一词。《广雅》曰“创，始也”，指创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广韵》曰“新，新故也”。顾名思义，创新指的是创造新的事物。不同于改革，创新在不同学科存在不同的讨论。经济学中，创新的概念由熊彼特在1912年首次提出，他认为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1］。在管理学中，创新是采用和引进对于组织而言新的理念、产品或服务、生产工艺和流程、管理流程和技术等的过程［2］，即成功地引入一种新的可利用的手段以实现其目的，或者可以认为创新就是利用新的东西。在传播学中，Rogers认为创新有别于发明，是指采用相对于采用者而言是新的事物［3］。
综合不同学科的说法，创新其实是整合资源、解决问题以改进绩效的过程。这其中，资源是一切可被人类开发和利用的客观存在，既包括有形资源，也包括理念、观点等具有重要价值的无形资源；既包括眼前的看得到的现实资源，也包括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潜在资源；既包括我们自身拥有的资源，也包括他人拥有的资源。作为整合资源的过程，创新就是展现人类智慧的过程，而在历史长河中，人类的智慧不断提升、潜力无限，可以看到一次次创新奇迹，能够创造出原先看来根本不可能的事物、解决原先看来根本不可能的问题，足见创新之强。
改革与创新：国家治理实践之不同
改革开放以来，改革与创新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方法，在中国波澜壮阔的治理实践中，已展现出明显不同。其核心在于，改革首先意味着“破”，冲破旧的思想观念束缚，破除已有利益固化藩篱，打破现存体制机制障碍，都重在一个“破”字。唯有突破，才能打开前进的空间。创新则首先意味着“立”，即提出新的理念，采用新的技术，设立新的机构，建立新的制度，特别是整合新的理念、新的技术、新的机构和新的制度等以形成新的方案，更是整合资源、解决问题、改进绩效的过程。
由此，在实施路径上，由于改革涉及既有利益关系的打破，面临着诸多困难与阻力，因此往往需要重要人物引领推动，需要各个利益相关者形成共识，通过自上而下的战略安排与顶层设计推进实施。反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支持，并善于处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改革则很难突破。而创新则常常是在事先不触动现有体制，或者争取了一定制度空间的情况下自下而上整合资源的过程。其中创新的智慧如星星之火，可能来源于每个人、来自于人类社会的每个角落，需要不断地鼓励、激励与传播、扩散。
由此，在利益格局上，改革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特定时期的特定方案可能损害特定人员、特定机构的利益，因此改革始终面临着困难和阻力，需要促使各个利益相关者形成共识或是寻求改革多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而创新作为着眼未来的资源重新整合，在人类智慧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可能通过新生事物的出现，使得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共同增加，实现帕累托改进。相比较而言，改革越是深入、越是复杂、敏感和艰巨，而创新越是推进，越能破解各种难题。
在涉及领域上，改革主要针对政治、经济、社会等系统的改变，创新涉及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其概念已扩展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诸如理论创新、观念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经营创新、技术创新、教育创新、分配创新以及学习方法的创新等，可以说，任何一项社会活动皆可创新。对于中国而言，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的情况下，基础科学、核心技术的创新更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
改革创新：新时代的致胜之道
经过近40年的建设发展，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中国已经进入新的阶段，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改革、创新与改革创新得到不同形式的高度强调。2014年，习近平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4］。这启发我们，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应充分考虑改革与创新的特点，整合改革创新为一体，成为新时代的致胜之道。
其一，破立并举，更大力度地弘扬改革创新精神。改革主要是破，创新主要是立。针对以往的不足，改革往往是先破后立或者边破边立，所谓不破不立是也；而创新往往先立后破或者是不破而立。很多现实问题的解决既需要深化改革，也需要激励创新，实现破立并举，尽管可能先破后立或先立后破。事实上，全面深化改革正是边破边立、又破又立的过程，一方面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创新的陈旧体制，摆脱路径依赖；另一方面弘扬敢为人先、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注重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达到识变、应变、求变。
其二，上下联动，进一步激励自下而上创新。改革需要自上而下，创新往往自下而上。在改革自上而下部署推进的同时，激励创新自下而上参与落实，有助于形成合力、一体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突破必然要求上下联动，只有改革与创新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配合，才更符合大国国情，才能发挥中国优势，从而有效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其二，损益均衡，以创新助力改革的深化落实。改革对利益关系的调整，必然使部分改革对象利益受损，但创新可以通过智慧的运用，跳出既有利益关系的桎梏，多出“新招”解决现实问题。好的创新能够精准考虑各方的利益得失，遵循利益共享，增加共同利益，形成改革共识。
当然，无论是改革还是创新都需要人类智慧，但面向以往不足的改革调整利益关系，而面向未来资源整合的创新增加共同利益。因此，我们应该不断考虑用创新消除改革障碍、突破改革瓶颈、化解改革难题。当前，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对利益关系的触及将越来越深，我们越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越要鼓励自下而上的创新，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从而有效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其四，着眼未来，深化改革并更好地发挥创新的作用。改革首先强调破旧，创新面向未来。改革注重打破已经存在的束缚，而创新注重整合资源以解决问题。经过40年的改革，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剩下的更为艰巨、敏感、复杂。而较之于改革，创新的空间更为广阔，创新的领域更为多样，创新的来源更为丰富。特别是随着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人类的智慧也在呈几何级数倍增，创新具有无穷潜力。这从国民经济五年规划的改革、创新的词频趋势或可略见端倪。
总之，新时代的致胜之道应当是破立并举、上下联动、损益均衡、着眼未来，即改革创新。唯有此，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走向新的胜利！
参考文献：
［1］ 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2］ Fariborz Damanpour.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 Meta-Analysis of Effects of Determinants and Moderators.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1, 34（3）:555-590.
［3］ Everett M. Rogers.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New York：Free Press，2003．
［4］ 习近平.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 人民日报，2014.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