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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唯乐大同主义的诞生:当康有为遇见迪士尼

 朱军


内容摘要  康有为等人的世博会和乐园想象,开启了现代娱乐的中国式启蒙。大同主义之下的唯乐乌托邦具有超越的精神。后现代语境下,迪士尼日益沦为西方都市“诡景”和“没落乌托邦”,一个资本主义的“完美罪行”。康有为与迪士尼、上海世博会的对话,提示今人快乐、感通而仁义的城市如何可能,东方都市唯乐大同主义如何可能。

关键词  迪士尼  世博会  康有为  唯乐大同主义  后现代文化

作者  朱军,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博士后、教育部重点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上海200234

基金项目  上海高校一流学科B类建设规划项目成果

 

 继上海成功举办2010年世博会后,上海迪士尼乐园也即将于2015年开园。迪士尼乐园既是美国梦的象征,也是后现代都市最为典型的地标。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康有为、梁启超、吴趼人、陆士谔等人便细致地描绘了世博会和类迪士尼的场景。世博会和迪士尼作为中国崛起的具象,矗立于“中国梦”的开端处。重温康有为等人与迪士尼的隔空对话,可以让今人更为深刻地理解娱乐文化之于当下世界的意义。康有为设计的唯乐大同主义观照下的世界,或许有助于对抗迪士尼所折射的当代资本主义的“完美罪行”。东方的智慧与上海世博会的实践或能有助于建设一个快乐、感通而仁义的城市。

 

娱乐的中国式启蒙:从“赛会”到“世界博览场”

 

19世纪末,随着西学东渐,儒学随之发生了重要变化。康有为等人一反儒家的理性主义立场,创构了一个包容中西的大同乌托邦。此大同之义是突破传统的超时代产物,不仅吸纳了深邃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和哲学思想,也充分构想了一个娱乐和艺术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这不啻是中国现代娱乐的启蒙。

郑观应《盛世危言·赛会》记载,19世纪末“赛会”被引入中国,首先被认为是可以“扩识见,励才能,振工商,兴利赖”。当时的知识分子便已经预见到娱乐会展产业可为经济之辅助,极大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开院之经费抵以每人每日之游资,数百万金钱取之如寄,而客馆之所得,饮食之所资,电报、轮舟、铁路、马车之所费,本国商民所获之利,且什百千万而未已焉。”如今,世博会的举办对经济拉动作用有目共睹,迪士尼尚未开园,股市相关概念股风起云涌,全世界投资者的热情可见一斑。

不过,回顾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娱乐会展的想象,并非仅仅局限于“乐利”的层面,而主要着眼于科学和文明的层面。1909年高阳氏不才子发表的《电世界》中,“电王”开发了一个展示世界性质事物的公园:“进了公园,正如到了世界的大博览场,一个世界的小影。”作者从

“华胥国”游历返回,途经上海,“刚巧举行上海新都百年纪念,热闹得人山人海,彻夜笙歌,真正是黄金世界”。中昆仑大帝国电气厂主电学大王开设新电学展览会,一万多名来自各大洲的来宾群聚会堂,坐着电椅旋转进出于一千零九个厂室,不必费力移步,便可观览魔幻的乐园和种种奇妙的展品,替“博览会”缔造新猷。“电”的精神正是科学精神的象征,科学将是新世纪人类娱乐乃至快乐的源泉。

至于文明的层面,梁启超、陆士谔、吴趼人等人作了极致的铺陈。《新中国》中“上海没处可以建筑会场,特在浦东辟地造房”。《新中国未来记》中如此描绘: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是谓大同)。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眉批:专为请求宗教学问而来者已?下数万人,余者正不知凡几)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阔哉阔哉)这也不能尽表。(第1回)

晚清诸公的乐园狂想气魄宏大、意境高远,让人叹为观止。这不仅仅是对人类娱乐感性形式的描摹,而是对于娱乐哲学深层的呼唤。作为“展示的世界”,娱乐史无前例被置于生活舞台的中心,其映射的是政治、哲学、宗教、生计、财政、经济、风俗乃至文学,是现代文明的具象。儒学的“理一分殊”被娱乐万花筒变幻至极限。墨子刻将晚清乐观情绪的兴起定义为儒学向“新乐观主义”的转向。以之为方法,在现代中国,高涨中的乐观主义和西方化形成了相互依赖的精神气质,[1]这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世博会和主题乐园作为文明的象征,是中国知识分子现代化雄心最为有力的彰显。

中国学人乐园想象的超越性在于,世博会和主题乐园的空间建构始终处于大同世界之下。《新中国未来记》《新中国》《电世界》《新舞台鸿雪记》等等无一例外,康有为《大同书》更是集大成者。《大同书》所欲建构的天平乐境,是有待实现的人类科学乐园。《大同书》云此乐园:“大同之世,人人皆居于公所,不须建室,其工室外则有大旅舍焉。当时旅舍之大有百千万之室,备作数等以待客之有贫富者。其下室亦复珠玑金碧,光采陆离,花草虫鱼,点缀优雅;其若上室,则腾天架空,吞云吸气,五色晶璃,云窗雾槛,贝阙珠宫,玉楼瑶殿,诡形殊式,不可形容;而行室、飞室、海舶、飞船四者为上矣。”大同的终极目标在于,人人享受更多的游乐,更广大的园囿。康有为设计的大同社会是一个太平乐境,有着无尚喜悦。大同世界中的乐园名为“天游堂”,可以想见,这将是一种集魔幻与文明于一身的人类乐园。迪士尼,未尝不是这一梦幻乐园的初级形态。

《大同书》最后一章为《去苦界至极乐》,其中又分为两个部分:“治教以去苦求乐”和“居处、舟车、饮食、衣服及其他之乐”。可见,追求快乐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宗教的拯救;二是世俗的享乐和消费。不过,无论宗教还是消费,它们都具有强烈的“人间性”的情调。宗教的拯救并不具有西方“外在超越”的庄严氛围,所谓圣人治教,始于“制器尚象,开物成务”,“圣法”的进退、轻重、取舍都应该以“苦乐”为标准,视其“分数”以为去留。“九界既去则人之诸苦尽除矣,只有乐而已。”即便在“娱乐至死”的当代,康有为打破一切壁垒的“快乐主义”,甚至以“快乐”程度为宗教“打分数”,也非常具有颠覆性。《大同书》是一部充满瑰丽科学想象的杰作。此中的“中国梦”,与以迪士尼、拉斯维加斯为代表的美国梦有许多共通之处。所谓“大同”可以被看作东方人解决“巴别塔难题”的替代方案。康有为提出设立“地球万音室”,“考各地语言之法,当制一地球万音室。制百丈之室,为圆形,以像地球,悬之于空,每十丈募地球原产人于其中”。其中有“飞室”、“飞船”,“可为小室、小船十数丈者,再推广则为百数十丈,游行空中,备携食品,从容眺咏,俯视下界,都会如垤,人民如蚁,山岭如涌波,江海若凝霜,飘飘乎不羽化而登仙焉”。名山之间,铁道盘空,电线飞驰,空船来往,飞桥架空,飞屋高悬,汽车匝地,电灯掩映于涧壑。文中已经预见到20世纪的美国是一个以车代步并且住在船宅的国家。“向美国学习”已然沉淀为康有为、梁启超这一代知识人的深层情结。

某种程度上说,拉斯维加斯和迪士尼已经实现了不少人类乌托邦的构想。就飞船铁道、电灯汽车而言,当年的梦幻科技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就“万音室”而言,作为移民城市代表的拉斯维加斯,语言早便不是障碍,似乎也消弭了价值权威(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宗教权威(佛教、基督教)和学术权威(现代主义、古典主义抑或国际风格)。拉斯维加斯充满了拼贴复制与杂交,无论是神圣的古典建筑还是纪念碑式的现代建筑,都在无端地嘲弄下失去了庄严。一个主题公园般的城市,因此实现了作为城市的最大价值——多元认同。康有为的类似设想中,理想国既成,耶教、佛学等等俗谛都将消失,病除无可用药,登岸而后舍筏,人间成为仙境般的极乐世界。

娱乐的中国启蒙,具有某种终极意义。康有为等人对于世博会、乐园乃至未来都市的狂想,从空间和形式上精致描绘了乐园的远景,从精神上则为之注入了超越的向度。乐园是大同主义实现的手段,也是目的。

 

迪士尼:后现代都市“诡景”

 

就空间构型和城市景观而言,迪士尼和“作为主题乐园的城市”拉斯维加斯、洛杉矶似乎仙境已成,不过这一“仿真仙境”因其以假乱真的“仿真性”,暗藏着后现代的恐怖。

武田雅哉写道,康有为的大同乐园让人联想起18世纪末法国建筑家克劳德·尼古拉斯·勒杜所构想的“耕地监视者之家”,这座球形建筑,同时它也正是太阳系第三颗行星“地球”的象征,康有为的建筑学思想,由此可见一斑。[2]勒杜此言与后现代学者对迪士尼、拉斯维加斯的批判如出一辙,从空间建构上,迪士尼与“天游堂”分享着同样的乌托邦结构。迪士尼是现实世界的“全息缩影”,是鲍德里亚和詹姆逊所谓“超空间”的典型。人们沉迷于梦幻之中,全景敞视主义在社会空间中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真实”的美国隐身于错觉和幻觉之后。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无处不塑造迪士尼,鲍德里亚认为这和福柯的“全景监狱”无异,空间的幻觉掩盖了规训与惩罚的本质。

艾柯的眼中,迪士尼乐园正是“一个没落的乌托邦”,充满“虚构的意识形态”,表现为绝对的现实又是绝对的虚幻。索亚的研究则综合了鲍德里亚和艾柯的观念,将迪士尼模式推广到后现代的都市研究。[3]后现代都市的重要特质是,迪士尼式的“诡景”让虚构都市变为现实。它将超现实景观表征为一种欺蒙,或者说得好听点,一种超级欺蒙的“诡景”,一块以假乱真居住策略的神奇园地。这里是一个活力四射的乌托邦,一个虚构的天堂,却成功地让你确信这些虚构的东西,最像电影和电视“情景喜剧”,最像光明的美国梦。

美国梦的实现不是没有代价的,乌托邦的背面往往是“反乌托邦”。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的开头为我们列举了这两种乌托邦,预示着人类社会的前景。他们分别是奥威尔的《1984》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代表了两种暴政。前者是极权文化的暴政,后者是娱乐文化的暴政。极权让文化窒息,自由泯灭;不过当在美丽的新世界中不再禁书,赫胥黎却担心书籍本身成了被厌弃的对象,文化在欲望的恣意流淌中庸俗化为娱乐垃圾,人类因为娱乐失去了自由。《1984》中“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美丽新世界》中“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反观19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从《1984》的梦魇中走出来不久,人类正在陷入《美丽新世界》的泥潭。“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这便是《娱乐至死》所揭示的迪士尼以及文化工业的真相。

两种乌托邦即是两种现实,一种是“适彼乐土”,一种是“乐不思蜀”。从“适彼乐土”到“乐不思蜀”,都市日益后现代化。迪士尼乐园是索金眼中“泰勒化娱乐”和“创造地理学的圣徒”[4]。所谓“创造的地理学”,正是因为主题公园正在不断建造梦幻建筑,不断创造新形式的尝试、冒险、希望和乌托邦,同时这恰恰是一种“泰勒化娱乐”的结果,加利福尼亚的梦幻景色成为了模拟物,外城成为一种对原本不存在的东西的复制物,一种“诓骗性质的景色”以及作为“符号物”的娱乐,将我们带往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借助迪士尼,现代都市向后现代都市完成了最终的演进。齐美尔眼中的都市“货币哲学”日益演进为“符号的哲学”。一般等价物从货币进化为娱乐、时尚和符号。在后现代都市的演进中,“快乐”并没有成为康有为意义上的、具有终极价值的“乐”,而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完美罪行”——一种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制性的消费成为无可逃避的现实,因为它奠基于“严格的必需”之上,承担生产剩余价值的功能。鲍德里亚言:“消费的‘自由’就如同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自由出卖一样。资本主义体系就建诸这一自由之上,即这种劳动力形式上的解放”。[5]迪士尼发掘了一种新的农奴,他们不再是劳动力的努力,而是“消费力”的臣仆。这构成了当代城市设计规划的内在逻辑。由此,柏林特指出“迪士尼化”的四大本质:一是计划性:一切因素都为高科技所操纵,表现出对工具理性的盲目推崇;二是消费性:一切因素都指向消费功能,人在审美和娱乐活动中成了消费的奴隶;三是综合性:一切自然的、本原的东西都被打碎、分割并重新组装,因而具有了人为的虚假性和历史的模糊性;四是颠覆性:一切因素都力图完成一种不可呈现的呈现,从而显示了后现代主义脱崇高又反崇高的美学特征。[6]

迪士尼以及建基于其上的后现代洛杉矶,是这一资本主义“完美罪行”的杰作。换言之,每一种娱乐实践,乃至日常生活的每一快乐时刻,都被大量的代码分配到确定的时空。上流的归上流,下流的依然归下流,排除了屌丝的逆袭,也消解了精英的突围。通过经济和空间的再生产,以及符号和代码的分化,娱乐符号象征性摧毁了原先的社会关系,构成了深度自我再生产的闭环。因为其“诡景”的特质,这种符号都市的闭环是现代人难以突破的围城。詹姆逊、福柯曾经不太雅观地将这一集“虚幻”和“补偿”为一身的“超空间”,形象地比喻为新的文化殖民地和妓院。从符号政治经济学的眼光看,正是因为符号制造的“诡景”,让都市美丽却有毒。

 

唯乐大同主义的化成:上海迪士尼

 

奥威尔、赫胥黎和鲍德里亚对西方现代都市的批判,似乎证明任何建构乌托邦的努力都是空想。不过,正如哈维所强调,人类从未放弃“希望的空间”。康有为所欲构建的唯乐大同乌托邦,本身就来源于化解西方现代性霸权的希望。其所孕育的东方智慧,经过上海世博会等等都市实践,更绽现出一种现实的有效性。东方的娱乐会展作为融入“城市社会主义”的新实践,正在成为化解西方后现代都市“诡景”的有力探索。基于中国梦和美国梦的沟通,上海迪士尼或可扮演都市唯乐大同主义的地标。

现代娱乐虽然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但经过儒家大同乌托邦的转化,“娱乐”和“快乐”成为针对西方阶级分化、宗教压迫、人种隔离、经济理性、科学主义最为有力的批判视野。康有为大同乌托邦不仅是对晚清现实的批判,也是对西方工业社会种种暴力的批判。饮食、娱乐与日常生活并非是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消费主义”,而是“以备养生”“而人益寿”,没有劳苦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生活舒展羽化天游,如在极乐世界。“飞室”就是一个个飞行的家,固定的住处和家庭都会消失,其目的在于人们尽享大同世界的爱。从他对公政府、币制、公育公养、劳工制度等等的设计看,他一方面预想了未来科学世界的繁华,同时对礼乐制度、人心政治的堕落,以及工业社会的剥削压迫保持相当地警惕,因此他一再强调“太平世之生人不知抽剥追敲之苦,只有饮得工金,为歌舞游玩之乐”。其中暗藏着一种道器论的观念,科学的器具是为人类的快乐服务,而非为工业社会的“抽剥追敲”服务,中国的道与西方的器仍然是一对体用关系,前者依然是大同世界文明的精髓。从娱乐之器归于快乐之道,全世界的文明逐渐同质化,千百年后共同走进“大同世界”。这一三段论的乌托邦方案,对应的是公羊三世进化说,未来的“地球归于一天,诸教归于一源”,人类同享太平乐境。

康有为的批判集中于西方早期的工业文明。迪士尼所代表的后福特主义、后工业文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质。索金提醒我们,城市主题公园的模式虽然可以追溯到世博会,但是“全新”的事物正在涌现。迪士尼无疑是“全新”的代表。这些“人造毗邻”的器械将那种基于邻里观念的传统化解为一种空壳。所谓“新”即如“麦当劳化”所代表的经济理性、福特主义和科学管理,所谓“全新”则是“迪士尼化”所代表的后福特主义的消费文化。这不是和麦当劳一样的同质化消费体验,而是一种激动人心的娱乐化消费体验。与乔治·里泽《麦当劳梦魇》相对,布里曼则强调《迪士尼风暴》。这一以主题化、混合消费、商品化和情感劳动为特征的“迪士尼化”,被赞颂为现代商业社会发展的模式和趋势的隐喻。[7]

问题依然在于,迪士尼以及因之蔓延的全球商业机器的“迪士尼化”,乃至作为主题公园的城市化,是否真正能给人类带来美丽的新世界——一个乌托邦抑或是恶托邦?在此意义上,康有为的乌托邦精神依然是最有效的批判武器。如上所述,迪士尼以及都市化的危险在于滑向符号虚无主义的深渊,甚至陷入“娱乐至死”的世界末之殇。这一人造、技术、消费交织成的超现实景观,如果偏离了娱乐与人文相交织的维度,只能制造一个“美丽而有毒”的城市幻象。因此,重塑一种新的城市文化显得有所必要。上海世博会所设定的五个概念:城市、城市人、城市星球、足迹、梦想,与迪士尼所强调的梦想、冒险、未来主义和民族文化原本颇多暗合。但正如加拿大学者梁燕城所提醒,西方工具理性、劳动分工、科层制度、利益交换、消费至上以及新自由主义,将城市异化为非人性的社会,我们迫切需要思考重构一个感通与仁义的城市空间。[8]

以东方智慧和上海精神为依托,上海迪士尼正在成为一场东方“乐土”的试验地。这一基于快乐、感通与仁义的大同化是本土化和全球化之上的崭新文化心态。

首先是全球化。不少研究者担心迪士尼一旦进入中国之后,其“中国式生存”的挑战。对于此种“文明冲突”,冯友兰曾作《别共殊》,他认为“各类文化本是公共底,任何国家或民族俱可有之,而仍不失其为某国家或某民族”,如此方是“中国到自由之路”。[9]康有为所言快乐文化,华特·迪士尼所奉之梦想文化,都强调“公共文化”的品格。全球化时代,“特殊”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拥抱世界的障碍。中国的知识分子素来“以天下观天下”,这是康有为等人乐园狂想的出发点。19世纪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博览会从来都是大国崛起的象征、文化自信的表现。迪士尼已经成为检验中国文化包容度的一个重要标尺。华夏大地本来有海纳百川之传统,而迪士尼所代表的娱乐文化在全世界有共通之处,日本与中国文化相似,东京迪士尼是迄今最为成功的迪士尼乐园,上海取代东京翻新纪录并不遥远。[10]迪士尼以及环绕周边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正在成为中国全球化雄心的经典具象。

其次是本土化。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全国两会”

上问道,上海迪士尼是不是有中国元素?迪士尼官方声明:“我们也会为上海量身订做。”譬如,美国迪士尼通向城堡的路是按照美国城镇大街设计的,“但是这样的设计不会引起中国游客的共鸣”。在上海迪士尼,通向城堡的路被设计成一个神奇的11英亩花园,并以中国园林的形态呈现。再譬如“十二朋友园”有12幅大型壁画,分别以公众熟知的迪士尼故事角色表现中国的十二生肖形象。主题酒店也被设计成“8”字,暗合中国天人合一的建筑理念。日本迪士尼的成功,本土遗产与舶来文化的融合是关键因素。崛起的宫崎骏主题公园、海贼王主题公园便是证明。上海迪士尼如何以东方人文元素充实娱乐文化也将是成功与否的关键。进而言之,迪士尼带动的上海外城或将呈现出与洛杉矶外城无根的“诡景”不同的景观。外城聚集了生态保护区、郊野公园、香草园以及“华夏动漫大观园”、“大数据产业园”、“电子商务产业园”等20多个产业园,成为真实的宜居城市以及活力、梦想的象征。

再次是大同化。全球化是文化包容性的体现,本土化则是主体性的展示,大同化是超越全球化之“共”与本土化之“殊”之上的新的文化形态。其重要特征在于超越二元对立,并且有别于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迪士尼文化当融入普世人文关怀传统,引入上海世博会对“美好生活”共通的理解。这一唯乐大同精神具体可概括为九个方面:一、从孩子到成人乐在其中的“童心文化”;二、探索和接触外在世界的欲望与激情;三、快乐、健康、友好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四、融入自然的生活方式;五、由科学与技术支撑的人类梦想;六、富有东方个性的生活以及多元文化中可获得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娱乐;七、浸润于艺术和美感的理想外城;八、建立在人道、平等与自由理念之上的“城市社会主义”;九、以“乐”为哲学的世界大同。

康有为心中“希望的空间”的要义在于,这是一个感通而仁义的城市,一个唯乐大同主义的世界。由作为娱乐的“乐(yue)”通达天游的“乐(le)”,从外在的声舞耳目科技之“乐”转化为内在的情感心智之乐,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类的理想——大乐与天地同和。上海世博会主题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其具体的实践路径正是这一感通的过程:“城市是人创造的,它不断地演进演化和成长为一个有机系统。人是这个有机系统中最具活力和最富有创新能力的细胞。人的生活与城市的形态和发展密切互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的有机系统与地球大生物圈和资源体系之间相互作用也日益加深和扩大。人、城市和地球三个有机系统环环相扣,这种关系贯穿了城市发展的历程,三者也将日益融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城市有机体中的迪士尼,以“HappyCuriosityFamily”为价值观,通过“乐”建立人与人相互感通的“情际关系”,进而建立人与家庭、人与环境、人与世界相感通的“相融关系”,人、城市、地球形成一个至大至善的“乐境”。杜维明在《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中总结:儒家伦理就是从个人扩展到家庭,由家庭扩展到社会,这就是一个同心圆。[11]表面上看,现代娱乐精神似乎与道德境界无关,实则已深深融合了“仁”的精神,是美善统一的“乐境”。

都市唯乐大同主义的美学精神可归结为:道德理想主义与娱乐梦想主义的重新契合。在“娱乐至死”的时代,现代人需要回到娱乐的开端处。柏林特精辟地指出,“对迪士尼世界所进行的审美分析,通过表明其多重现实怎样被创造和怎样被颠覆,使我们面临着这样一种普遍性:即道德和审美的不可分离性”。[12]这与康有为所畅想的儒家“乐境”不谋而合。迪士尼的口号是“迪士尼给人类提供最好的娱乐方式”。这一“最好”不应该被消费主义所定义,而应该成为人类大同理想的有机组成。康有为以及上海世博会的重要精神遗产在于,以“感通”及“性情际关系”为本,发展“他者共在,彼此感通,共建和谐”的城市和世界,而非一个自我、自足的“仿真与代码的仙境”。上海世博会精神本质是“仁”的城市化,未来的上海迪士尼也应成为道德与审美的结合体,一个人类平等探索世界和宇宙的游乐场。从空间的“乐土”到精神的“乐境”,对于唯乐大同主义乃至后现代人文城市的化成,康有为与迪士尼的对话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墨子刻,颜世安等译.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179206.

2]武田雅哉,任钧华译.飞翔吧!大清帝国.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46.

3EdwardB.Soja,陆扬等译.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344345.

4SoKinM ed.Variationz on a Tkeme ParKTke New Amerisan City and the End of Public SpaseN.Y.Hill and Bang1992227.

5]让·鲍德里亚,夏莹译.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67.

6][12]阿诺德·伯林特,牛宏宝译.解构迪士尼世界.文史哲,19942.

7]艾伦·布里曼,乔江涛译.迪士尼风暴:商业的迪士尼化.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8]梁燕城.后现代都市的灵性与正义——从世博模式寻索一个感通与和谐的城市文化.杨剑龙编.世博会与都市发展.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201133.

9]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北京:三联书店,200713.

10]张子健.迪士尼:中国式生存.新经济导刊,200912.

11]杜维明.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