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资本论》中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问题

 吴猛

内容摘要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视野中，马克思关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问题的分析是其阶级理论的基础，而这一分析是对某种经济现象的描述，并且带有历史主义目的论特征。但事实上，从《资本论》的叙述过程来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是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历史性情境。马克思试图通过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把握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和历史趋势。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劳动者所内在包含的无限性维度，在资本主义的危机机制的形成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并将在资本主义的替代机制的形成中起到关键作用。

关键词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劳动者  生产资料  分离  《资本论》

作者  吴猛，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教授。（上海20043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资本论》中的认识论问题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12JJD710009）

在思想领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本文使用广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概念，既包括“严格”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瓦尔特·奥伊肯、哈耶克、贝克尔等，也包括为他们提供思想资源的经济学家如熊彼特）常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批评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对马克思的批评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各个领域，在这些批评中，“火力”比较集中的，是对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批评。按照新自由主义者们的理解，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是以一种以简单化方式处理的，也即停留于经济现象层面、按照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为标准进行界定的阶级概念为基础的。这一点在熊彼特那里体现得最为明确：他一方面认为“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最重要的贡献”［1］，但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一理论可以被归结为“纯粹的经济现象，甚至是一个狭义的经济现象”［2］。因为马克思划分阶级的标准不是别的，而在于是否拥有包括工厂厂房、机器、原材料等在内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拥有生活资料，于是阶级就被分为所有者阶级即资本家，以及进行劳动但却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被迫出卖劳动力的劳动阶级即工人。瓦尔特·奥伊肯在对此问题的理解与熊彼特相同：“伴随着工业化，许多工人丧失了生产资料所有权……据说经过这一转变过程，工人们变为无产者并受到资本剥削。对马克思而言，生产资料作为私有财产与工人相分离是事实的核心；以后，就是说当工人重新与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分离才会在必将出现的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合作时代中被克服。”［3］

进一步说，新自由主义者们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问题的讨论建立于对社会现实的错误理解的基础之上。熊彼特对马克思观察该问题的总框架提出质疑，在他看来，马克思对于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各阶级的地位的理解，特别是关于工人的阶级地位的理解，本身就体现了马克思是按照他所接受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社会的理解方式来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也就是说，就像资产阶级抨击封建贵族对自己进行剥削和压迫那样，马克思也抨击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对于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没有对这一理解框架本身进行反思。同时，在熊彼特看来，马克思将生产资料所有权对于某个群体社会地位的决定作用放大了，而实际上这种决定作用在现实中只具有偶然性。［4］而瓦尔特·奥伊肯则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工人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这一现实的批判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的核心和重点，而这一批判的基本思路是从卢梭那里的私有制批判继承过来。按照奥伊肯的看法，马克思对于工人和生产资料分离问题的讨论事实上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体制的核心即“市场形式”：“马克思透彻和正确地描述了工人的困境，但却没做出正确的解释。由于他忽视了市场形式，他的分析在其体系的关键点上是不成功的。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分离很少引起19世纪的社会问题，同样，社会问题也很少能通过建立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而得到解决。”［5］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问题的讨论是在一种历史主义的框架中展开并服务于这一理论框架的。关于这一框架，哈耶克的看法是，这是马克思从盛行于德国的历史学派而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借鉴过来的视野，而正是这一视野使得马克思的理论具有了一种模糊不清的理论面目：“尽管卡尔·马克思在某些方面采用了古典经济学家的方法，但他几乎没有利用古典经济学家主要的和永久性的贡献——竞争分析方法。但他的确全心全意地接受了历史学派的主要论点，即大多数经济生活现象不是永恒原因的产物，而仅是特殊历史发展的结果。……如果社会的变化是由历史的无情逻辑所引起，如果它是进化的必然结果，那么就几乎没有必要详细地知道新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6］而熊彼特则认为：“另一方面，马克思试图以与定义阶级分化相同的方式来定义资本主义。读者稍微想一下就会相信，这不是一件必需的或必然的事。事实上这是一个大胆的分析策略，他把阶级现象的结局和资本主义的命运联系了起来。”［7］

这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对于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就落足于对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问题的批判。但问题是，对于马克思来讲，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问题是否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层面的问题？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问题是否内在包含一种历史主义的目的论维度？

对于新自由主义者们而言，《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问题的讨论，根本上来说是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现实所进行的经济现象层面的分析，而这一分析是身为社会主义者的马克思为实现劳动者重新掌握生产资料这一政治目标而设定的一个理论出发点，它作为黑格尔式辩证法的一个环节服务于马克思的社会目的论。而这无疑表明，新自由主义者们并未恰当把握《资本论》中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问题的理论地位。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方法论意义

《资本论》中第一次提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问题，是在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讨论中。此处的逻辑并不复杂：货币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正在于货币购买了作为特殊商品的劳动力，而劳动力之为劳动力的前提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但引人注目的是，在这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问题首先并不是以“分离”这种否定性的方式呈现的，而是以一种肯定性的方式被给出的：“劳动力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因此双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8］这里的重点显然首先不在于劳动者失去了什么，而在于劳动者所“获得的”一种独特的社会联系，即与货币持有者之间的联系。那么该如何理解这种联系呢？将马克思在这里的讨论与其关于“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性质”问题的相关分析联系起来将是富有启发性的。

在马克思关于拜物教的分析中，任何两种商品之间的关系，都是由商品世界中的拜物教现象也即“人手的产物成为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物”通过使商品获得“价值对象性”而建立的，因而，鉴于劳动力和货币可被视为商品世界中的组成部分，因而二者之间的“相遇”即交换关系是由整个商品世界的内在关系决定的，而非简单地由二者或二者中的某一方面所决定。这样，特定劳动者与特定货币持有者在市场上的相遇，乃是一种特定的、被给予的关系结构（劳动力与货币的交换）的体现，这种结构是前者得以实现的“形式”前提。

劳动力通过与货币的交换而进入商品世界，而这就意味着劳动力商品与其他商品之间的分离，因为商品世界的根本形式在于“交换”，也即互不从属的商品之间进行的交换。上述分离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的区别就在于，这是一种独特的商品关系：一种商品是生产另一种独立于自己的商品的条件。这种关系并非一般的商品间关系，也即并非一种简单的交换关系，而是一种“生产-交换关系”。这种关系无疑是对于商品世界的一个重要威胁，因为它有可能破坏商品世界由此建立的平等原则。于是，“货币占有者要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第二个基本条件，就是“劳动力占有者没有可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对象化在其中的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作商品出卖”［9］。

这里隐藏的一个问题是：劳动力何以能够被“当作商品”出卖呢？显然，劳动力的“现实化”也即成为商品的前提，正是劳动力占有者之生产将其劳动对象化于其中的商品。这种劳动力占有者的生产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只能在劳动力占有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分离，劳动者将占有劳动产品，因而劳动力和普通商品之间的平等交换关系就无法建立，劳动力也就无法进入商品世界，从而使得“劳动力商品”无法出现。这样，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劳动力的“形式条件”而出现的。

我们看到，在“货币转化为资本”这部分内容中，从作为形式的交换关系，到作为形式的分离关系，马克思始终是在进行“形式分析”。如果说马克思在这里的讨论涉及“占有”和“分离”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显然与某种作为显现条件的“形式”有关。

如果说在“货币转化为资本”部分马克思揭示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之作为生产力的形式条件的话，《资本论》接下去的分析继续在多个层面强化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问题的形式性。

在关于简单再生产的分析中，马克思将“工人的不断再生产或永久化”视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所谓工人的不断再生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己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而另一方面，“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作主观的、同它本身对象化在其中和借以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一句话，就是把工人当作雇佣工人来生产”［10］。因此，“工人的不断再生产或永久化”之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也就意味着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生产”在这里意味着“资本主义再生产”。而这一生产过程之所以能够成为不断往复的再生产，不仅在于作为财富的“人身源泉”的工人“被剥夺了为自己实现这一财富的一切手段”［11］，以及与此相应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不断被转化为资本，而且在于，如果将资本家和工人不是视为个人，而是分别视为一个阶级，那么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能够再生产出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的分离，因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内在地具有了一种动力机制，推动着资本关系本身的再生产。这就是说，如果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形式条件的话，那么它实际上是一种动态的、不断被生产出来的形式条件。

我们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问题的分析理解为形式分析，并不是将之与所谓“内容分析”相对立。事实上，这里的“形式”并不与“内容”构成一对范畴，而毋宁与“质料”相对。因而马克思关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问题的讨论，并不必然构成“资本主义私有制”批判的一部分，但是与《资本论》的“表达方式”内在相关。

对于马克思来说，这种“形式”并非观念形式，而是社会形式，因此具有历史性。所谓有历史性的社会形式，即特定时期的社会关系结构。马克思关于这种社会关系结构的历史性的说明是：“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12］在关于“原始积累”问题的分析中，马克思详细考察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对于我们这里的讨论而言，重要的不在于这一历史过程的细节，而在于理解这一历史考察本身的必要性：尽管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在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考察中具有形式意义，但其本身不能被抽象化，我们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13］的意义上，才能理解上述分离的“被给予性”。

因此，从《资本论》的叙述过程来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就不是对于某种“经济现象”的简单描述，而是在特定的叙述过程中逐渐建构起的历史性情境；这一历史性情境显然无法在某种既定的历史观（如资产阶级对封建社会的理解）之下获得，而只能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分析而显现。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

问题是，《资本论》中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问题的理论目标是什么？是否如新自由主义者们所认为的那样，只是服务于某种历史主义的目的论？

从某种角度看，新自由主义者们的理解似乎是有道理的。一方面，马克思之讨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问题，自然服务于工人阶级的斗争，因为整部《资本论》本身都是为工人阶级而写作的——这一点明确体现在马克思本人的著述和信件中。比如，马克思在1866年8月写给路·库格曼的信中明确说：“我认为，对于工人阶级说来，我这部著作所能提供的东西比我个人参加任何代表大会所能做的工作都更重要。”［14］另一方面，马克思从“现存状况的必然灭亡”［15］的角度理解《资本论》的根本论述方向，强调自己的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16］。而这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资本论》所论述的几乎所有问题事实上都已被预设了方向，因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问题自然内在包含“暂时性”的维度，而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最终是为了论证劳动者最终将与生产资料相统一。

但若细究的话，我们会发现，对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问题的这种历史主义理解事实上并不能成立。因为：首先，尽管马克思明确表达了《资本论》是为工人阶级而写作的意图，但这并不表明马克思要为工人阶级提供的一个不需要论证就直接给出的结论，恰好相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要做的，正是通过严格的论证呈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统一趋势；其次，马克思所理解的“辩证法”并不是一种抽象地预言一般意义上的“现存事物”之必将灭亡的方法，而更多地是对资本主义时代的内在的否定性的揭示，因此马克思的工作并不只是为了告诉工人阶级“未来是你们的”，而是向工人阶级具体展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结构和运作机制。

问题是，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结构和运作机制所做的揭示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问题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一问题为何能扮演这样的角色？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阐述，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17］这样，在马克思那里，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问题就是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

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何以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有多角度的分析。

首先，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是使劳动成为雇佣劳动的前提。雇佣劳动无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诸构成要素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因为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之成为资本，正在于作为资本的货币购买了一种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也即生产新价值的商品——劳动力，而劳动力的实现就是雇佣劳动。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不仅意味着劳动者不得不通过自己的劳动换取必要的生活用品，更意味着劳动者不是通过劳动直接取得与特定的生产资料相联系的特定的生活资料，而是通过劳动换取货币，进而换取潜在的一切生活资料，而以货币为目标的劳动正是雇佣劳动。

其次，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是资本得以存在的前提。从资本的原初形态即货币的角度来看，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与货币进行的交换是简单商品交换，也即特定的使用价值与货币进行的交换，这种交换一旦完成，货币将离开流通领域而成为非货币。而资本之成为资本，正在于资本与一种特定的对象进行交换，“资本在同这种对象交换时，并不会例如像货币同一定的商品交换时那样，失去自己的价值规定”［18］。这种对象指的自然是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所具有的劳动能力。劳动者由于不占有生产资料，因此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换取购买生活资料的货币，从而被迫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而劳动力一旦进入这一过程，又能使交换价值增值并不断推动作为货币的资本重新进入流通，从而实现资本的自我生产。

再次，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是资本与雇佣劳动进行交换的前提。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正是由于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劳动力才体现为一种使劳动得以可能的潜在的能力，从而本身成为一种作为“非资本”的使用价值与资本对立，从而使得资本与雇佣劳动的交换得以可能：“同资本这个已设定的交换价值相对立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资本只有同非资本，同资本的否定相联系，才发生交换，或者说才存在于这种规定性上，它只有同资本的否定发生关系才是资本；实际的非资本就是劳动。”［19］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劳动”实际上就是指劳动力，而劳动力所具有的“非资本”的特性，主要体现在这种劳动能力既不与任何一种固定的交换价值，也不与任何一种固定的使用价值相联系，因而根本上说不与任何已经完成的劳动相联系，是与“死劳动”相对立的“活劳动”。正是这种对立使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有可能进行“交换”，从而使以死劳动形态存在的资本脱离“简单交换”的藩篱，实现交换价值在增值中的自我保存。

最后，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是资本主义共同体得以建立的前提。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就在于资本主义共同体既不是以血缘关系也不是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纽带，而是以货币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这一共同体的建立，至少包含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自然是资本家以货币为目标进行的交换，第二个维度则是工人以货币为目标进行的交换。资本家的活动之以获得货币为目标，固然可被视为资本的本性的直接体现，但这种活动如果离开工人为得到工资而进行的劳动，是不可能实现的。正是由于工人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才不得不用劳动力换取货币，以进一步用货币换取全部生活资料。如果说作为资本的人格化的资本家由于追逐利润的最大化而将全部人类产品直接视为商品世界的话，那么工人则由于与生产资料的完全分离而将货币作为自己与全部人类产品之间的必然中介，从而同样将产品理解为商品世界中的商品，这样，货币关系才真正成为资本主义共同体得以建立的枢纽，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机制。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所蕴含的无限性维度与这一分离的消灭

在马克思那里，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这一事实本身就蕴含着这种分离之被消灭的可能性。理解这种可能性的关键，在于把握与上述分离相联系的无限性维度。

这种无限性首先体现在，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工人的“劳动能力”也即劳动力具有普遍性。这种劳动能力的普遍性，既体现为它可与任何具体形式的资本相匹配，也体现为它能与人的一般存在相联系。资本作为一种自身增值的价值，总是具体化在特殊的物之上，如用货币换取的厂房、设备和原材料等，都可视为资本的具体形式，资本本身又并不与这些具体形式中的任何一种有固定关系，毋宁说“资本本身同自己实体的任何一种特殊性都毫不相干”［20］。而与此相应，资本家所购买的劳动力也自然不能是某种特殊的劳动能力，而是具有普遍性的劳动能力，这种普遍性主要体现为无限的可能性。进一步说，“劳动能力”不仅是一种具有无限可能性的能力，还是一种一般性的能力，也就是说，它事实上就是与一般的人类存在特别是机体的生存联系在一起的能力：“因为劳动能力只作为工人活的机体内的本领、才能、能力而存在，所以，维持劳动能力无非就是维持工人本身，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实现其劳动能力所必需的体力、健康、一般生活能力。”［21］这样，劳动力就不是指进入某些劳动过程的劳动者的特定劳动能力，而是几乎囊括了全部人之为人的能力。如果说在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者就是劳动力的所有者的话，那么劳动者的范围最大程度地扩大了。而这也就意味着，人所具有的与自身生存相关的全部能力都潜在地具有了“生产性”，这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的生产能力的狭隘性迥然有别。

不仅如此，工人之与生产资料分离，意味着在劳动过程中工人所提供的不再是某种特殊的对象化劳动，而是有可能成为任何对象化劳动的非对象化劳动或“活劳动”。关于这种非对象化劳动，马克思说：“唯一不同于对象化劳动的是非对象化劳动，是还在对象化过程中的、作为主体性的劳动。换句话说，对象化劳动，即在空间上存在的劳动，也可以作为过去的劳动而同在时间上存在的劳动相对立。”［22］所谓“作为主体性的劳动”和“在时间上存在的劳动”，就是正在进行但并未完成的劳动。这种劳动的特点是抽象性和总体性，二者紧密相联。劳动的“抽象性”是指，工人的劳动并非特指某些特定种类的劳动；相反，“劳动的特殊技巧越来越成为某种抽象的、无差别的东西，而劳动越来越成为纯粹抽象的活动，纯粹机械的，因而是无差别的、同劳动的特殊形式漠不相干的活动”［23］。正是由于劳动具有抽象性，因而能够不束缚于任何形式的对象化劳动，即潜在地与一切劳动对象相联系，所以劳动又具有“总体性”，这就是说，工人的劳动有可能成为全部种类的对象化劳动。显然，工人劳动的总体性和抽象性体现了人类劳动能力的无限性维度。对于马克思来说，这种总体性和抽象性并不是从其概念本身推导出来的一般特点，而是与物质生产方式和工业生产力发展的特殊阶段紧密相联的历史性特征，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类劳动能力超越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狭隘性的体现。

与上述劳动的总体性和抽象性相联系的是，劳动者通过活劳动激活了资本主义时代人们所面对的全部过去的人类劳动。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工人，所面对的是由资本所给定的生产条件，而由于资本运作的目标是获得剩余价值而不是特定的使用价值，因此资本有可能带给工人的生产条件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无论工人面对怎样的生产条件，都要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劳动的主体条件，而将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作为劳动的客观条件。按照马克思对于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区分，前者是指天然存在的加工对象，后者则指在人类劳动与劳动材料之间传导人的活动的作为过去人类劳动的产物的工具和条件［24］。马克思特别强调劳动资料（如果从整个劳动过程的目的来看就是“生产资料”）在工人劳动中的重要地位，因为劳动资料作为过去的劳动产品，是作为资本的一种具体形式而不是普通的使用价值进入生产的。而所谓“过去的”劳动产品，并不是无限前推的人类历史中的全部产品，而是指资本主义时代由工人所生产的劳动产品。这样，工人的对象化劳动就不断地积累在劳动过程中，成为活劳动不断面对的对象。鉴于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是被迫进入资本主义生产与这些对象照面的，这种劳动过程自然可被视为“过去的劳动”（死劳动）压迫“现在的劳动”（活劳动）的过程；但反过来看，由于“劳动的对象条件本身就是劳动的产品，而如果从交换价值方面来考察这些条件，它们就只是对象化形式的劳动时间”［25］，因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品的交换价值在资本家的逐利过程中被最大限度的保留下来，使得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工人的劳动成果被最大程度地加以积累的过程——不过不是以使用价值的方式，而是以交换价值的方式被保留和积累。

另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意味着除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工人要将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与作为资本的货币进行交换，从而也就意味着工人要将自己的全部劳动能力投入资本主义生产之中。劳动力成为商品，就是要按照其价值出售，而其中的关键环节，就是按照劳动力的维持和再生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对劳动力进行量化。这种量化不是对某一次的劳动所需的劳动能力进行量化，而是对工人作为工人的全部劳动力进行量化：“工人同资本进行交换的，是他例如在二十年内可以耗尽的全部劳动能力。资本给工人的全部劳动能力的报酬不是一次付清，而是像工人把劳动能力分期提供给资本支配一样，分期支付，例如按周支付。”［26］不仅如此，劳动力作为工人的劳动能力，只有在实际劳动发生之后才能被证实为劳动能力，因而其出售和换回货币是分开进行的两个步骤，也就是说，工人必须先劳动，也就是先让渡自己的劳动支配权，随后才能得到工资。这样，资本家所控制的，就不是某种潜在的劳动能力，而是具体的劳动过程了，因此在这一劳动过程中，资本家会用各种方式尽可能多地耗费工人的劳动能力并尽可能多地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于是工人在转移和创造劳动资料的价值的活动中所展现的劳动能力，尽管是一定量的生活资料所维持和再生的，但总是能创造超出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的“剩余”。这正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感叹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7］这一历史事实的现实前提。马克思将创造这种“剩余”的劳动称为“剩余劳动”，并将“创造这种剩余劳动”视为“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28］。

对于马克思来说，正是由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与多重无限性维度直接联系，而这些无限性维度又都是与资本主义时代密切相关的历史性的无限性，这一分离就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予以道德批判的偶然的历史现象，更不是一种出于为工人阶级服务的立场而可以直接将具有否定性方向的目的论植入其中的经济层面的描述，而是一种需要深入把握其内部机制的现实历史运动。

具体说来，尽管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体现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多维度的无限性，从而也就展现了人类在这个时代所具有的前所未有的力量，但这些无限性和力量却是以受到束缚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在马克思一生的工作中，他从多个方面探讨了这些束缚及其所产生的冲突和危机。

马克思所关注的一个重点是，劳动者之失去生产资料而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尽管表现了劳动力所具有的普遍性，但却是以劳动条件成为劳动者的对立面为条件的：“要使劳动成为雇佣劳动，要使工人成为非所有者进行劳动，不是出卖商品，而是出卖对他自身的劳动能力的支配权，即要使他按照劳动能力能够出卖的唯一方式来出卖劳动能力本身，实现他的劳动的那些条件就必须作为异化的条件、异己的权力，受他人的意志支配的条件，即异己的财产同他相对立。”［29］如果说工人所拥有的是具有普遍性的劳动能力的话，那么这种劳动能力本身就表示“绝对贫穷，即对象财富被全部剥夺”［30］，而与之相对立的资本，则具有“自私的本质”［31］，将活劳动仅仅视为保存和增加自身的手段。这样，工人劳动的越多，就越陷入贫困之中。关于工人贫困化的后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直截了当地宣称：“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的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32］这自然意味着贫困将导致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在恩格斯所整理的《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进一步从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冲突：“分配关系，从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同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一旦有了广度和深度，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33］这样，贫困之所以能够导致危机，就不仅在于工人在分配关系中处于劣势并直接遭遇生存威胁，更在于工人阶级所具有的能力参与了资本主义危机的生成。具体说来，工人的劳动力所包含的无限性维度，为资本主义生产中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劳动力所具有的非对象性，为与之相对的生产资料的自由变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也使资本家为追逐更多利润而不断采取新技术成为可能，从而一方面导致维持和再生劳动力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下降，另一方面使较少的劳动可以推动数量越来越大的生产资料。因此，工人在分配关系中越来越处于弱势地位，却又不断推动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向前发展。这样，工人阶级因贫困（不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而进行的反抗，就将是对于资本主义的致命一击。

从马克思的立场来看，资本主义之受到“致命一击”，并不会导致人类社会的倒退，这倒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天然具有“自我修复”的能力，而在于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不仅通过剩余劳动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而且使这些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普遍财富”。“普遍财富”这一概念意味着，财富不再仅被视为资本家所拥有的财富，而且还被理解为整个人类的财富。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说：“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34］马克思虽然谈到“人本身”，但这并非与抽象的“类”或“类本质”相联系的“人本身”，而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性的“人本身”，因此是与相较于前资本主义时代较高的生产力相联系的“人”：“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于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35］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工人在不断地生产自己的全面性的过程中，将形成马克思所谓的“普遍的勤劳”。这种“普遍的勤劳”是在资本的严格纪律下形成的，而这最终将是工人阶级的“普遍财产”。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种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36］。这就是说，对于马克思来说，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劳动者所内在包含的无限性维度，不仅在资本主义的危机机制的形成中扮演关键角色，而且还将在资本主义的替代机制的形成中起到关键作用。

这样，我们的结论就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关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问题的讨论，既不是一个停留于“经济现象”层面的分析，也并未内在地包含某种历史主义的目的论维度，而是一种试图深入现实的运动内部把握资本主义的结构和趋势的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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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0.

［18］［19］［20］［22］［23］［26］［28］［34］［35］［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7、232、254、230、255、251、286、479-480、480、286.

［21］［24］［25］［29］［30］［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6、61-62、126、124-125、190、125.

［27］［3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43.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