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物、畸形与幽灵
——“怪物”概念的三重变体
姜宇辉1 刘美娟2
内容摘要 “怪物/怪物性”并非仅是一个时髦的话题，而是自西方哲学的发端之际就展现出激发思想的强力。亚里士多德对怪物/畸形的辨析，康吉莱姆对正常/病态及规范性的反思，以及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生成-动物的概念，正是这个概念谱系中的三个基本环节。当晚近资本主义日益进入新保守主义阶段之后，怪物概念需要经过重新理解，甚至有必要被幽灵这个新形态所取代。
关键词 怪物 生成?动物 幽灵 正常／病态
作者 1姜宇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41）2刘美娟，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北京100024）
“我们生活在一个怪物的时代。” [1]有学者如是感叹。然而，至少从流行文化的浮华表象上来看，这一断语倒并未显得太过浮夸。确实，从银幕到文本，从私人场所到公共领域，从实在空间到虚拟世界，到处遍布着五花八门且层出不穷的怪物：闪着荧光的兔子，插满翅膀的肉鸡，脑后钻孔的赛博格，人皮包裹的机械姬……一时间恍若将我们抛回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开篇所描绘的中世纪晚期的诡异场景：在那个时代的欧洲，疯人、愚人、怪人到处游荡，尽情展现着自己的疯狂与怪异，诱惑着理性不断偏离自己的秩序，堕入混沌黑暗的深渊。博斯（Hieronymus Bosch）笔下的人间地狱般的场景正是这一混乱世界的真实写照。或许，疯人与怪物已经被紧闭和压抑得太久，如今他们注定要再次回归，重新扰乱乃至颠覆世界的“正常”秩序；或许，他们正是这个日益崩坏的世界的真实写照；或许，怪物的大举回归正预示着“正常/病态”之间的明确界限的彻底消解，进而整个人类种族正不可逆地加速滑向“人类纪”的终极末日。
然而，当我们窝在沙发里，看着《吸血鬼日记》，玩着《植物大战僵尸》之时，这样一种沉重恐怖的氛围似乎又顿然间消释无存。当僵尸、恶鬼和幽灵不断被“恶搞”和“玩坏”之时，爱伦·坡和洛夫克拉夫特笔下的那种来自未知的恐怖不安，那种瞬间被抛离世界之外的崩溃之感，所有这些曾经的终极体验还能在如今的消费文化中留存多少？这让我们不禁想再度化用福柯在另一部巨著《性史》中的雄辩思路：当整个世界都在谈论、消费、观看怪物之时，那或许恰恰是怪物本身日渐趋于消声乃至消失之际。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对怪物进行一番深刻的哲学反思不仅势在必行，甚至可说是迫在眉睫。
怪物概念的发端与演变：
从柏拉图到康德
然而，一旦怪物堂而皇之成为一篇哲学论文的主题，肯定会引来学院里的卫道士们的一片哗然。倒不是说思索“怪力乱神”是一件不太得体的事情，而是大家都会质疑这项研究的初衷是否仅仅是哗众取宠的博眼球之举。与其花费时间精力去研究怪物这种时髦刺激的题目，哲学是否更应该冷静一点地去沉思冥想那些古老恒久的命题？当然，说怪物本是时尚制造，这没人会否认，但时尚之物并非皆是肤浅庸俗，因为在其中或许恰恰隐藏着时代的最敏感的焦虑和最深切的阵痛。不过，说怪物不是一个“古老恒久的命题”，那可能就是一种短视乃至无知了。回归西方哲学史的源头，我们发现怪物恰恰位于一个极为要害的问题之处。
在柏拉图的文本之中，别说怪物，连动物都很少露面。即便出现，也大都是带着神话和隐喻的形貌。这本不奇怪，因为对于柏拉图，动物说到底只是灵魂的堕落形式，并没有多少哲学思索的价值。在《蒂迈欧篇》中，绝大多数篇幅都在讲述宇宙和生命的演化，但真正谈及动物的就只有最后寥寥几段而已：“关于其他生命体的生成机制，简略谈谈就够了。”[2]在这里，他甚至提出了一个极为不可思议的命题：动物只是人类灵魂的“退化”形式，它是对灵魂薄弱者的一种“惩罚”。比如，最低等级的就是“水中生物”，而它们从根本上说“乃是对蠢人的最后的极端惩罚；他们要生活在最末端、最底层”。[3]
但到了更为关注实证研究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就不同了。在他的两本动物学的代表作（《动物志》和《动物四篇》）之中，怪物可说是屡屡出现。尤其是《生殖》这一卷中，怪物和怪胎几乎成为了一个重要主题。他首先列举了种种怪物的形态，如“残阙性怪胎”、“合生怪胎”、“畸零猪”、“雌雄羊”，等等，不一而足。即便在见怪不怪的今天的读者看来，也算得上是大开眼界了。不妨可说，正是在这篇文本中，“怪物”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首先被引入到哲学史的脉络之中。而一旦引入，所牵动的是一系列棘手的难题。这从词汇上就可见一斑。至少在《生殖》的文本中，跟怪物相关的有两个基础词汇，一是“TE' PAΣ”，本意是“异象、奇迹”、“怪兽、怪异”；另一个则是“ΠHPO'Σ”，无非只是“残疾、残废”之意。显然，单从字面上看，这两个词的差异就足够明显，前者更为恰切地对应着“怪物（monster）”这个当代的说法，而后者则相应可译作“畸形（teratoid）”。进而从内涵观之，二者的区别就更为深刻：后者表示的是一种疾病，是对健康状态或正常标准的一种“偏离”，因而至少可以从医学或生理—解剖学的角度对其“原因”进行解释，进而对其“症状”进行疗治乃至根除；但前者则不同，其中的“奇”、“怪”、“异”的明显特征充分展现出一种来自外部的、未知莫测的破坏性乃至毁灭性的“可怖”力量（由此亦衍生出“monstrous”这个形容词形式）。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之中，这两个词往往不加区分的混用。但这并非是一种思想上的不严密乃至缺陷，而恰恰显示出亚里士多德式的怪物之思的核心所在。混用“怪物”和“畸形”， 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正是意在以科学和理性的方式对前者之中所蕴含的浓重的“怪异”之意涵进行稀释，进而将其解释为、还原为一种“畸形”的症状。之所以要采取看似如此极端的举措，实在是因为怪物所触及的正是古希腊哲学发端之处的根本问题，那正是“原因（aitia）”。在中译本序言中，吴寿彭明确点出了这个线索。实际上，对两种“原因”的辨析，正是激发苏格拉底之哲学转向的真正事件，即《斐多篇》中的所谓“第二次航行”：“格贝啊，我小时候非常想钻研那门被称为自然研究的智慧。……可以知道每一事物的原因，知道每样东西为什么产生，为什么消灭，为什么存在。”[4]但受到阿那克萨戈拉的“奴斯”说的关键启示之后，他领悟到了一个对他随后哲学发展极为重要的区分，那就是“条件”和“原因”。以往自然哲学家所说的其实只是万物生灭的物质“条件”，而真正的“原因”理应在别处寻找：“他给每件事物以及一切事物说出原因的时候，会进而说明什么对每件事物最好，什么对一切事物都好。”[5]虽然柏拉图在这里并未明确使用“目的”这样的说法，但我们无疑仍可以根据陈康的解释稳妥地得出两个相关的推论：“第一个推论的意思是世界是有目的的，……第二个推论是，宇宙的原因论解释必然是目的论的。”[6]
而怪物的出现恰恰扰乱了苏格拉底在原因和条件之间所划定的基本区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怪物几乎都是一个难解之谜。首先，如果我们像前苏格拉底的自然哲学家那般，将万物生灭的本原归于物质性的原因，那么就自然会得出这样的推论：“如果任令一一动物，动物体中一一物质，各自行其演变，世上该有不可胜数的虚妄的动物，而每一动物又将有好多不相符应的器官了。”[7]然而，这个世界上的怪物显然并没有无序蔓生、人满为患。反过来看，目的论似乎就更难以应付怪物的挑战。既然万物的生灭皆趋向于一个“最好”的目的，那么又怎么解释那些看似全然不符甚至背离目的的怪物之“时常发生”？[8]亚里士多德将怪物还原为畸形的做法，确实极为恰当地缓解了此种张力。当他将物质因和目的因皆整合于其四因说的体系中时，其实就是想表达一个基本的原理：自然有法（必然性），但法有例外（偶然性）。而怪物恰恰是位于必然与偶然的纠结关联之处，它体现出二者的明显矛盾，但又从根本上实现着二者的内在统一：“实际上怪胎诸例固然有违于动物界的现行规范，若试详究其蕴，也不全出偶然，而还是循从于某些可捉摸的方式的；……怪胎也不很可怪的了，仍旧是合于自然的。”[9]
怪物不怪，它无非是偏离正常的畸形，因而最终是“合于自然”的。这个亚里士多德的基本命题可以说是统治了西方思想史随后千年的发展。这也是怪物（moster）这个概念随后近乎销声匿迹的一个根本原因。如果说福柯笔下的那些活灵活现的疯人直到中世纪晚期才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那么比较之下，作为一个哲学概念的“怪物”则显然不幸至极，因为它几乎在刚刚正式出现之际就已然被彻底解除了力量。当然，它偶尔也有死灰复燃的闪光时刻。其中一个令人难忘的瞬间当然是《判断力批判》中的一个简短段落，在那里康德区分了“宏大（kolossalisch）”与“大而无当（ungeheuer）”。二者虽然皆呈现出逾越界限的运动，但对于宏大来说，“被领会的大可以增长到任意的规模，只要它可以通过想象力而被统摄在一个整体中”；而“大而无当”则正相反，“它通过它的大而取消了构成它的概念的那个目的”。[11]因而，宏大仍然可以归于“崇高”的范畴，因为在其中想象力最终合于理念。但“大而无当”就不同了，它表现出的正是一种怪物式的咄咄逼人的、可怖的破坏和毁灭之力。其实“ungeheuer”这个德文词，原本的意思正是“巨兽，怪物”，因而可以完美对应于“monster/ monstrous”这个译法。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昙花一现的瞬间几乎可以说是怪物之强力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的唯一一次闪光。在黑格尔的恢弘的“自然哲学”体系之中，怪物全然消失，被疾病取代；而疾病最终也无非被归结为“类属”和“个体”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而已。甚至是遍布着动物形象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其中固然充溢着动物性的生成之力，但却始终难觅怪物式的僭越的（transgressive）[12]毁灭之力。
从怪物到生成—动物：
从康吉莱姆到德勒兹
在20世纪哲学中，真正重启怪物之思的当属法国哲学家、科学史大师乔治·康吉莱姆（G. Canguilhem）。这一开拓性研究的直接影响，或许当属福柯在惊世骇俗的《古典时代疯狂史》中所全面展现的种种“怪”与“异”的场景。但仅仅局限于这个学界所熟知的脉络，似乎尚未能充分揭示康吉莱姆的怪物学的启示性力量。诚如马舍雷（Pierre Macherey）的精辟概括：“在康吉莱姆那里，核心的问题是生命，由此甚至体现出一种对‘生机论的精神’的忠实”[13]，而他的研究方法相应地也就是对生命经验本身进行现象学式描述。但福柯则显然不同，他的焦点更是“规范/规范性（norme / normalité）”，因而其基本方法则更是基于现实的社会、文化及政治语境所展开的“考古学”[14]考察。虽然表面上的明显差异或许并不能掩盖两位大师在思想宗旨上的趋同，但当马舍雷以回归斯宾诺莎的方式试图重思康吉莱姆的生命概念之际，我们难道不应该更彻底地回归当代最具有斯宾诺莎精神的思想家吉尔·德勒兹，进而在生机论的当代变体这条思路上进行引申与推进？
（一）生命的“负值（valeur négative[15]）”——由怪物重思生命
康吉莱姆的怪物学集中于两部代表作中，一是《正常与病态》（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二则是文集《生命的知识》（La connaissance de la vie），尤其是其中的“怪物性与怪异（La monstruosité et le monstrueux）”一文①。他对怪物这个蛰伏了千年的古老概念的重新激活，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的原初之思，因为二者的研究都并非仅局限于实证性的层次，而更是希望经由科学的素材与证据来“重新开启”哲学问题。但就基本思路而言，二者就大相径庭了。亚里士多德是希望将怪物还原为畸形，进而得以对其成因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哲学的阐释。但康吉莱姆则正相反，他试图在当代的医学和哲学背景之下重新唤回怪物之“怪”与“异”的强力，进而动摇、挑战理性的秩序，敞开生命的本原、重新理解生命的本质。在《怪物性与怪异》一文的起始，他就明确强调了这一点。一方面，若我们执意将怪物还原为畸形，那就是将生命的本质理解为相对稳定的秩序与结构，而对怪物这样的变异和“偏离”之现象的理解，从根本上必然要参照此种秩序与结构，进而以之为“标准（norme）”进行“矫正”和治疗。但在康吉莱姆看来，怪物并非仅仅是正常秩序的偏离，而更是对其所进行的动摇、僭越、乃至破坏，正是因此，它不能仅还原为一种“疾病”，因为它带来的并非只是“痛苦”，而更是“极端的恐惧（crainte radicale）[16]”。看似这样就将怪异与生命鲜明对立起来，好像怪异就是否定性的一极（“负值”），作为与生命相对立乃至对抗的来自外部的破坏性力量。在《正常与病态》的开篇，康吉莱姆就描述到，早在希波克拉底之先，古人对疾病的看法正是将其与“着魔”联结在一起：“疾病，通过一扇门进入或者离开一个人的身体。”[17]
在某种意义上，康吉莱姆正是要回到这个古老的“本体论性质的理论”，进而对亚里士多德及随后漫长的实证主义传统进行批判乃至颠覆：后者将怪异和畸形都视作病态，并认为病态与正常之间其实只有量和程度上差异（仅仅是“过剩”或“缺乏”），完全可以通过计量和统计的方式进行衡量和校准；但在前者看来则正相反，疾病乃至怪物之产生，恰恰源自不同力量之间的作用和冲突（“把生命体变成斗争舞台”[18]），由此形成的是生命的不同性质和状态的变化：“疾病，并非健康维度上的变化；它是一种新的生命维度。”[19]但康吉莱姆同时对这种古老的力之本体论进行了双重深刻的修正：首先，怪异之力其实并非源自外部，而更是源自生命本身，甚至是生命本原之力；其次，怪异也并非只是一种消极的破坏性的“负值”，而其实恰恰揭示的是生命本原之处的积极的创造性能量。由此康吉莱姆意味深长地概括到，“生命的对应值（contre-valeur）是怪物性而非死亡”。这里的“contre-valeur”这个微妙的词恰恰引申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它在英文里面可直接对译作“counter-value”，但这里的“counter-”强调的更是“反-”、“对-”这样的负面的极性和否定性的内涵。但在法语里面却往往相反，“contre-”强调的是“相等”、“相通”的内在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病态不能够直接地从正常推演而来”[21]，它并非是对某一种既定的、预设的标准的偏离，而是呈现出生命的真相恰恰在于“建立新标准的可能性”。[22]所谓“标准/规范”，并非仅仅是计量、统计意义上的平均值，也绝非只起到限定、规约的作用；正相反，“标准的定义，是一种创造性的定义”[23]。由此，甚至可以说唯有“怪异”、“怪物性”才能真正揭示生命本原的“动态极性”[24]，因为“生命最根本的倾向”恰恰在于“扩张”而非“保存”[25]。康吉莱姆极为精辟地总结到：何为真正的健康？那正是“能够生病和能够康复”[26]。一句话，健康并非局限于生命的恒定标准或稳定状态，而恰恰指向生命本原处的那种“能够”：能够变异，能够差异化自身，能够创生新的标准，能够面对种种环境的变化乃至危机而不断调整自己。
这样一番思索将怪物性提升至生命的“等价”原则，甚至将其归属于生命的本质，其中所展现出来的转折和变革的意味是强烈的，但其中所透露出来的生机论的意蕴亦是极为显见的。即便在20年后，康吉莱姆自己对这篇开创性文本进行重新反思之际，仍然明确坚持这个原初的哲学立场，唯一的发展仅仅是将讨论的范域由生命的规范（“正常性”）拓展到社会的规范而已。当然，此种拓展并非仅仅单纯是引申既有的结论，而是确实对当代的政治哲学的论域转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我们可以且确有必要在福柯、施密特乃至阿甘本等思想家围绕规范的超越性和内在性，以及生命政治所展开的一系列纠结的论辩之中重新定位康吉莱姆的论述，但这已然涉及另一个庞大的领域，目前还是让我们先回归德勒兹的生成—动物的概念。
（二）生成—动物：作为“转化潜能（transformational potential）[27] ”的怪物性
德勒兹（与加塔利，下简称D&G）在《卡夫卡：为弱势文学而作》与《千高原》这两部作品中集中阐释的“生成—动物（devenir-animal）”的概念，堪称是对康吉莱姆的怪物学的最为纯正的贯彻和推进，它将康吉莱姆的两个基本原则完美融合在一起：它一方面明确肯定并发挥了“生机论”这个基本立场，另一方面又在斯宾诺莎—尼采—柏格森的“内在性（immanence）”的脉络之中对其哲学内涵进行了深刻阐释。也正是因此，Brian Massumi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读者指南》的最后一章中，明确用“怪物性”这个康吉莱姆的标志性概念来作结。
只不过，从思路上来看，D&G又与康吉莱姆有着鲜明差异，因为他们从未纠结于如何为怪物性正名，更是从一开始就突破了正常/病态这个僵化的二元对立。固然，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这两卷本系列之中，各式各样的二元对立（或至少是“二元性”）仍然赫然在列，比如“结域/解域”、“克分子/分子”乃至“捕获/逃逸”，等等。然而，所有这些表面上的二元性都要不断围绕着一个潜在的核心、回归于一个潜能的本原，那正是“生成”的一元论。换言之，在康吉莱姆那里，虽然怪物性得到了重新的肯定和阐释，但至少就《正常与病态》而言，怪物/怪物性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过渡的环节和迂回的中介，根本性的问题仍然是重新理解和界定“规范”，也即，如何真正激活规范/规范性所内在的那种创造性的、“生产性的”力量。这也是为何，本来我们可能期待在《正常与病态》之中会更多出现对于怪物性的集中阐释，但其实大量出现的仍然是“畸形”这个概念。更令人深思的是，在《怪物性与怪异》这篇短文的最后，康吉莱姆甚至明确总结到，“怪物是一种罕见的生命现象，但却可以展现为一整个想象的世界”。这就将本来应该在生命领域中重获新生的怪物再度令人遗憾地重新划归想象的范域。他进一步解释到，怪物性绝非是一种普遍的生命现象，更不会持续、经常地贯穿于生命运动的整个过程；相反，它只是“机体发育初期的一个短暂阶段（un court moment）”[29]，但怪物性及其所蕴含和展现的怪异之力并非由此就销声匿迹，而是随后仍然可以存在于想象的世界之中。这里，对怪物性的那种既充分肯定又有所保留的态度昭然若揭，而所有这些都充分显示出康吉莱姆的那种挥之不去的迟疑，即始终不愿意让怪物来动摇乃至破坏规范的核心地位。
但在D&G的论述之中，此种迟疑和游移从一开始就被清除殆尽。在他们看来，怪物性并非仅仅是短暂的阶段，也并非只存在于生命的发端，而是自始至终都存在于、贯穿于、渗透于生命运动之中。康吉莱姆颇为含混而游移地描述的生命与怪异相“等价”的原则，在D&G这里则明确成为初始的原则：生命的本质正是充满怪异的创生。既然如此，再使用“怪物”、“怪异”这些由于历史原因而明显打上否定乃至贬抑印记的词语就显得不合时宜，还不如干脆就用“生成”这个说法来取代。生成作为德勒兹的核心哲学概念，最早在《意义的逻辑》中得到充分论述，其复杂的时间性含义、与其他重要概念（尤其是“事件”）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里无法详述。但从根本上说，它与柏格森的“绵延”并无二致，无非都是揭示生命本身的连续的、质变的创造过程。就此而言，再纠结于正常/病态、健康/疾病、生命/怪异这些陈旧的二元性本无意义，因为生命的本相就是差异化的生成，而那些层化的、节段化的、不断再结域的“规范”、“克分子性”乃至“机体”、“结构”等反倒沦为衍生、结果乃至“偏离”。如今，怪异不再是想象的特权，也不再是罕见的生命现象；恰恰相反，它就是生命的真相与“常态”。
确实，一旦将怪物性转化为更为积极、能动、肯定的“生成—动物”，就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怪物性的具体特征和丰富样态。概括起来，生成—动物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首先，它体现为强度性的情动（affect），因而从根本上说无法以计量的手段来测度和调控；其次，它就是逃逸性的，即总是在既定的秩序与体系之中敞开裂痕和缺口；第三，它是分子性的，并不局限于个体—机体的层次，而总是渗透于、扩散于、弥漫于微观的场域（细胞，基因，微生物，等等）。由此就引申出另外两个特征：一是相互性（mutual），也即生成并没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也没有清晰的主从之别，而更是多重要素和力量之间的复杂作用（complication），因而总是一种“动态的居间（dynamic in-between）”[30]运动；二是“集体性/集合性”，即生成即便没有明确的目的，但却始终趋向于形成一个新异的“聚合体（assemblage）”，缔造一个即将到来的“种群（population）”[31]。正是在这里，生成—动物体现出与柏格森的绵延式生命的最根本区别。在柏格森所描绘的生命演化、蔓生的宏大图景之中，即便怎样强调其中的多元、开放的“创造性”特征，但毕竟仍然有着相对明确的阶段乃至等级的划分，仍然存在着一个不断趋向的目的，仍然构成了一个有着内在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的总体过程：“生命若是在完成一个计划，那么，它越是向前发展，就越是应当表现出与计划的更大和谐。”[32]即便不能简单说这就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但至少亦是一条流动不息的大河，虽然有着种种支流旁脉，但毕竟仍然呈现出相对明确的轨迹与走向。同样，在这个创造进化过程之中，人类明显处于一个中心与关键的位置。
但就生成—动物而言，这样的进化图景理应从根本上被否弃。生命之生成并没有最终趋向于一个和谐的总体，而恰恰是在无限蔓生的网络之中不断编织新的结点，尝试、实验新的连接。正如D&G在《千高原》中明确指出的，“生成不是一种进化”，从根本上说，它就是“联盟（alliance）”和“共生（symbiose）”[33]。不过，若果真如此，则在D&G的生成—动物学说之后，怪物/怪异/怪物性这一系列古老的概念就应该寿终正寝了。在康吉莱姆那里，怪物本已经是辅助性的手段，而到了D&G这里，它则更变成了一个毫无用处的概念。生命的本质就是差异性的生成，生命的创造就是异质性的共生，那又何“怪”而有？“异”在何处？
结语：怪物的回返，一个幽灵的未来
D&G关于生成—动物的这番玄思和遐想可谓影响深远。甚至在哈拉维（Donna J. Haraway）2016年新近出版的《与忧患共生》（Staying with the Trouble）之中，虽然“生成（becoming）”被置换成了“共同—生成（becoming-with）”，但这却并不是对D&G的原初立场的否定，而更是一种极端的扩展乃至彻底化。全书密布的五花八门的神话、科学、艺术的“共生”实验，无非只是一遍遍地在念诵生成—动物的原初教旨而已。而整部著作的核心口号“缔结姻缘而非血缘（Make Kin Not Babies）！”也活脱脱就是《千高原》中的那些格言警句的凝缩概括。在这幅“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浪漫图景之中，曾令亚里士多德殚精竭虑的那种怪物的可怖的强力和暴力早已荡然无存。甚至在洛夫克拉夫特那里如此骇人听闻的“克苏鲁（Cthulhu）”这个终极怪物，也在哈拉维的生花妙笔之下无形间化作创世神话中那蕴生、孕育万物的温柔母体（Chthulu）。
然而，怪物这个古老而美好的概念真的就应该在生机论的种种晚近变体和回潮中被一劳永逸地扫进历史的垃圾箱吗？或许并不尽然。在更为晚近的思辨实在论潮流之中，我们明显看到了怪物的新一轮回返。这一次，它不再仅仅等待着被实证科学收编，也不再甘当规范性问题的配角，而是要真正唤醒那古老的骇人能量，那曾经在古希腊哲学的发端之处就充分施展出毁灭之力的怪异能量。思辨实在论的干将之一尤金·萨克尔（Eugene Thacker）在这个方向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推进。在三卷本系列《哲学的恐怖》（Horror of Philosophy）之中，他就试图重新激活哲学的那种本原之处的“恐怖”能量。确实，现如今的哲学变得越来越“恐怖/可怕”了，因为它越来越恬不知耻地蜕变成甜腻的心灵鸡汤和自我推销的上师（guru）的说教。扭曲化为哈拉维的克苏鲁版本的生成—动物理论，似乎恰好是这样一种哲学退化的“可怕”征候。但是，萨克尔同时指出，哲学的怪异之力并未全然窒息于此种退化狂潮之中，既然主流的哲学著作都将推销和自我推销作为要务，那么我们理应转向那些非主流的艺术形式，在仍然还在不倦地制造恐怖能量的电影和文学之中去吸取新的灵感。尤其在第三卷《比黑夜更长的触须》（Tentacles Longer Than Night）之中，萨克尔更是从远溯至但丁《神曲》的恐怖艺术传统之中，提炼出“魔鬼（Demonic）”、“哥特（Gothic）”以及“幽灵（Phantom）”这三种当代的怪物变体。在《怪物性与怪异》之中，康吉莱姆曾指出，当实证科学不断令怪物“自然化”、“规范化”之时，后者就转向诗歌领域去寻求庇护（réfugier）。这一点颇可以作为当下时代的生动写照。
这些怪异的细节固然令人沉迷，但无需在这篇短论中展开。让我们直探问题之究竟。概言之，在萨克尔看来，之所以如今要重新唤回怪物，除了D&G式的生成—动物已然变得越来越恐怖乃至面目全非，其实更是因为，这个概念中已然包含着一种看似无法克服的内在困境。Massumi已然清醒意识到这个危机，并在其全书的最后将其冠之以“新保守主义”之名。且不论这个怪异的名字是否适恰，但它至少鲜明揭示出资本的生成运动所导致的一个极端恶果：“资本主义不再需要为自身正名。……它可以无需信念与良知，因为它现在比克分子性更强，比辅助其再生产的意识形态更强。”[34]而这就意味着，在以往的结域—解域（克分子性—分子性）的两极关联和张力之中，经由种种逃逸的策略和路线，毕竟还有重塑主体性的些微希望和渺茫前景。而如今，资本的无限拓张运动早已全面掌控，甚至将解域和逃逸也化为自身所内在的种种变型运动，由此不断将自身的“操作”推向不可思议的阈限与边界。由此说来，再使用D&G的“捕获装置”这样的说法就显得不合时宜，因为既然逃逸也已经是资本的一种操作，那其实就根本不存在逃逸的真正可能。若如此，又何谈捕获？捕获什么？
我们清楚看到，当D&G将生成作为生命的本原和本真、进而试图将康吉莱姆的那种充满创造性和可能性的规范性运作真正纳入生命运动的内部之时，其实他们恰恰有意无意地沦为了新保守主义的同谋与帮凶。生生不息的生命其实正是资本本身，以可能性为要义的内在规范也无非只是资本的种种变型的操作。如此说来，当资本化身为克苏鲁式的庞大的欲望—机器之时，再以怪物/怪物性/怪异这个概念的谱系来重思乃至界定生命就不仅显得不够充分，甚至变得不合时宜。
就此，Massumi除了例行的哀告之外，并未给出任何建设性的超越途径。但我们却可以由此引出两个可能的方向：要么，我们最终放弃生命和怪异这些相关的概念星丛，而彻底转向“机器”，并由此从根本上否弃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人本主义及作为其终极形态的生机论；要么，就不妨以另外一种逆向的方式来重新界定生命，也即，不再把生成、创造、差异化、多元化等作为生命的本质特征，而恰恰是将否定、毁灭、贫瘠、自噬等特征作为其根本形态。诚如萨克尔所言，若说“生成”的宗旨是展现生命的“变-形”，那么，否定性生命（life-as-nothing）所趋向的则是生命的“去-形（de-forming/un-forming）”。而由此所展现的生命形态则更应该被称作“幽灵”而非“怪物”。当怪物带着资本的欲望-机器的狰狞形态终极回返之时，同时回返的还有“幽灵”及其所引出的更与“形象（image）”和想象相关的概念脉络。而康吉莱姆在《怪物性与怪异》最后给出的提示似乎仍然在当下引发着持久的回音：是否唯有在幽灵萦绕的艺术作品尤其是影像创作之中，才能再度激活那一息尚存的哲思之“恐怖”强力？
注释：
① “monstruosité”的法文本意就是医学上的“ 畸形”。但至少在这里，康吉莱姆绝非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而更是意在令其展现生命在本原之处所蕴含着的变化和变异的潜能，由此作为对生命本质的一种重新界定。因而我们更倾向于其形容词后缀，将其译作“怪物性”。而“monstrueux”则是作为此种怪物性所展现出来的种种力的形态，因而不妨以描摹的方式译作“怪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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