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易宪容 | 青岛大学财富管理研究院教授

　今年两会期间，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改革不仅在组织结构上有重大调整，更重要的是，在金融监管机构的功能及分工上有重大的改进。国务院金融稳定委员会的设立、银监会和保监会的合并、把宏观审慎政策及法规法律制定划归给央行等，这些改革动作都非常大，它可能对未来中国金融业产生巨大的影响。
　当然，这次金融改革的最大调整可能还是人事上的安排。这次人事安排的特殊性不仅在于留美学者易纲出任央行的行长，而且还在于3月26日央行宣布中国银行保险监管委员会主席郭树清为人行党委书记及副行长。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式的“超级央行”监管模式。因为，这不仅在于国内央行主事人或行长业务更为专业，在于与世界各国央行行长所具有的资历与背景接轨，还在于郭树清的职务任命。
　可以预测，郭树清的任命对中国金融监管模式变革之影响将会逐渐地显示出来。
　有分析认为，当前这种中国式的人行管理模式，打破了以往的人事安排的惯例，目的就在于打破人民银行与银监会长期以来不合拍的局面，在新的市场条件下，理顺人民银行与银行保险监管之间的关系，加强货币政策与银行行为的协调，以维护金融稳定，守住中国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但这种分析只是看到表面，目前就国内金融体系而言，两者的协调并非是主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超级央行”监管模式可能会由此而引发。而这种“超级央行”监管模式的出现将会对中国金融体系产生较大的影响。
　因为，就目前中国的国家组织来看，党委书记都是各个组织中的一把手，他对所任命的组织一些重大决策起决定性的作用。比如省委书记，是一个省的一把手。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是一个大学的一把手等。
　所以，郭树清被任命为央行的党委书记，对外是易纲排名在前，但央行内部，郭树清对重大决策上会有更多的发言权。所以，从郭树清任职的央行党委书记及银监保监会主席的职务来看，其实也是1993年朱镕基兼任央行行长的职责范围，只不过目前央行和银监保监会规模更大，涉及的业务更多而已。
　可以说，中央政府基本意图是十分明确的。对中国的金融体系来说，如果能够站在超级监管的角度把控好国内银行业及保险业的风险，那么保证中国金融体系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也就不会有多少问题了。因为，从整个社会融资比重、金融资产所持有的比重等方面来看，中国银行业和保险业两者加起来占有中国金融体系中的绝对比重。
　那么，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的主要风险在哪里？首先，国内金融市场乱象丛生，金融市场隐患随处可见。比如，银行不良资产反弹压力较大，相当多的金融机构内控机制不健全，影子银行存量依然较高，违法违规金融行为时有发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问题严重等，由此构成的“灰犀牛”和“黑天鹅”将威胁着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其次，更重要的是这些年来信用过度扩张的理念在央行主事人的决策中仍然是主流意见。
　我们可以看到，从2008年底开始，国内金融市场走上了快速的信用过度扩张之路。2009年，如果不是当时的银监会刘明康主席机智出台了关于银行风险监管的“三个办法一个指引”，当时国内金融市场信用过度扩张还不知道会发展到如何疯狂的地步，或许按照当时央行的政策早就引发了国内金融危机。
　从2009年开始，国内两次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疯狂及金融市场的乱象丛生，很大程度上都与央行的信用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有关，也与后来的银监会主事人不作为有关。从这几年的数据可以看到，中国的货币供应量（或M2）由2008年底47万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168万亿元，十年增长近4倍。
　而且这种格局并没有由于2017年央行主张实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有所改变。比如，2017年，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3.53万亿元，同比多增8782亿元，12月末余额同比增速为12.7%。2017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9.44万亿元，同比多增1.63万亿元，12月末存量同比增长12.0%。也就是说，2017年GDP增长是6.9%，通货膨胀率是1.6%,则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则达到12%，高于3.5%。
　这些都是在2016年国内信用创记录增长的基础上的快速增长。而且这种情况在今年1-2月份还在继续，比如今年1月份的信贷增长创历史单月最高水平。可以说，2009年以来的中国央行货币政策所导致的宽松程度与美联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国内央行从2012年6月起，连续8次降息，国内银行的一年期存款利率（这是国内央行基准利率，与美联储的基准利率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美联储的基准利率是货币市场的隔夜拆借利率）由3.50厘下降到1.50厘，一年期贷款利率由6.31厘下降到4.35厘，从2015年以来，这种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利率维持到现在已经有近三年的时间了。
　也就是说，近几年国内央行货币政策的价格工具基本上停滞，市场流动性的调整更多的是采取公开市场操作的数量型工具。但是就世界的情况来看，不仅美联储早就从2015年开始在让货币政策正常化，其基准利率已经上调5次以上，而且全球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正常化基本上都启动，但中国则没有看到一点迹象。
　正是这三年，国内银行信贷一直在创历史记录得增长，通过这种信用过度扩张让国内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价格疯狂。而且由于央行货币政策的信用过度扩张，国内房地产这种房价上涨也已经由一线城市及部分二线城市全面地向三四城市广泛的漫延。可以说，这是郭树清上任央行党委书记之后将要面对的最大问题。
　也正是2009年以来国内央行货币政策这种信用过度扩张的取态，近年来，国内政府、企业、家庭过度使用现有的金融体系成了一种常态，这也成了这些政府及企业保证经济增长及财富增长的工具。
　所以，十九大报告基本上要求国内金融市场转向，即由以往强调金融创新及金融过度扩张转向为防范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而这种转向并非仅是金融监管的加强，并非仅是制定宏观审慎政策来防范金融风险，并非只是对银行业及保险业的金融乱象的治理整顿，而且是在货币政策的观念上，来调整现在的政策取向。
　正如郭树清最近在银行保险业工作会议上指出的那样，今年银行业、保险业重点加强三大领域的工作，包括：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更好地支持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深化银行保险体系改革开放。即国内央行的货币政策既要保证经济稳定增长，更要与宏观审慎政策协同来防范及化解金融市场的风险。
　2017年以来国内央行采取了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并全面确立审慎宏观政策的基本框架，把各种可能的金融风险都纳入在这个框架的监管之下。因此政府及市场都认为当前中国金融的风险是可控的，发生系统性风险概率不大。
　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赖欣巴哈曾指出的一样，从现象来看，信贷和资产价格已经在飚升；按照市场价格测试的撒杠杆率人为降低；利润和资产质量看上去特别健康；并且风险溢价和短期收益被动特别扁平化。表面上，这些信号指向低风险，但事实上，它们其实是高风险的迹象。当系统看上去最强劲的时候，其实它最为脆弱。
　也就是说，在目前的货币政策取向及金融监管框架下，由于货币政策导致信用过度扩张，大量的流动性还在涌向市场，经济生活货币化在加剧，“脱实向虚”的金融效应在加大。正如原财政部长楼继伟最近所说的，面对中国特色的类金融市场，中国引发系统性风险概率仍然非常高。
　所以，调整当前国内央行货币政策取向（不仅仅说是稳健中性），只有站在“超级央行”的角度才能够做到，而这仅仅从央行及银行保险业两者协调角度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也正是在这意义上，要真正防范和化解国内金融体系风险，现实也需求“超级央行”这个角色。
　所以，从中央政府对郭树清的任命，及郭树清的识见、能力、魄力等角度来看，国内“超级央行”新的监管模式将呼之欲出。如果郭树清能够坚守以往的从政的原则，他所面临的任务可能会比在证监会时更为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