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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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以深化改革确立中国经济新常态

吴敬琏

2015(1):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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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旧常态的特征，是依靠大规模投资驱动的高速增长。目前，这种旧常态已经不能维持，其增长速度进入了下行通道。为了确立中国经济合理的新常态，必须找到新的增长动力。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新驱动，优化结构，提高效率是其中的关键。当下，应当坚持有序地推进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的系列改革，在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推进改革上。因为只有改革才能建立起一个好的体制，才能优化结构，提高效率，确立中国经济合理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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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重识“划过光明的黑暗”——反思当代中国启蒙困境

尚杰

2015(1):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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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就是使人从蒙昧状态下解脱出来。这种蒙昧，主要表现在不敢独立地使用人本身已经具有的理解力。这种精神上的不自由状态、在精神上对他人的依赖，最终将使一个人甚至一个民族丧失理性思考的能力。启蒙不仅是针对社会公共领域的，更是要解放个人的自我意识和私人的权利。不能简单地把启蒙理解为从外部对人和社会所贴上的某些政治口号式的标签。启蒙首先应该启迪个人活生生的内心世界，释放每个人独立的思想力和自由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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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准确理解和落实依法治国

李步云, 顾功耘, 季卫东, 孙笑侠, 何勤华

2015(1):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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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就正式提出：“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又被写入宪法。当时，社会各界无不欢欣鼓舞，热切期盼法治时代的到来。其后的十多年间，中国法治建设虽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离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很大距离。随着中国社会深度转型，人民的法治需求越来越强烈。在此背景下，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顺应民意，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相比十几年前，社会各界变得更加理性，大家在欣喜的同时，也迫切希望依法治国战略能够尽快得到全面落实。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意义重大；而依法治国的落实、法治中国的建成，其意义将更为重大。为了准确理解中国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与现实内涵，探讨如何落实依法治国战略，本刊编辑部约请了国内多位知名法学学者撰文，希望推动学界继续就此问题作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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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场外理论的文学化问题

张江

2015(1): 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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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发展需要场外理论。在一些语境下，场外理论的应用是必须的，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但是，要注意的是，正当的场外理论的应用，或者说有效应用，必须立足一个正确的前提，这就是场外理论的文学化。否则，场外理论不能归化为场内的文学理论，很难给文学及其理论的发展以更多的、积极的意义。所谓场外理论的文学化，包含这样几重意思：其一，理论的应用指向文学并归属于文学。其二，理论的成果落脚于文学并为文学服务。其三，理论的方式是文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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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也谈场外理论与文学性——答张江先生

王宁

2015(1): 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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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的泛文化现象的出现并非是进入本世纪才有的，而是早在上世纪后半叶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衰落之后，解构主义异军突起，从而消解了语言中心主义，为文化理论的浮出地表奠定了基础。之后崛起的新精神分析学、新历史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性别政治、文化研究以及生态批评等，无一不以文学和文化现象作为分析讨论的对象，用以发展自己的理论话语，但隐匿在这些批评理论话语中的仍然是文学性。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在各种理论批评话语中，文学性仍然几乎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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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关于场外理论文学化问题的几点补充意见

朱立元

2015(1):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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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严格区分场外征用与应用某些场外理论在文学场域内进行的审美性以外（非文学）的种种阐释和评论。后者的落脚点还是在文学场域内，目的是为了阐释和评价文学，不应该视为场外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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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场外理论的场内合法性

周宪

2015(1): 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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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文学化”就是通过文本的批评来操演的，缺乏这个环节，理论就会游离于文学的经验现象，成为为理论而理论的非文学的理论。因此，有必要主张一种为文学的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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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中国互联网治理：秩序、责任与公众参与

褚松燕

2015(1): 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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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在中国正在经历从技术应用工具到价值交流网络的蜕变，面对解构与建构并存的秩序震荡，控制论、自净论和共治论成为中国互联网治理的三种逻辑和实践探索。互联网的技术赋权和快速共识使得互联网治理形成某种秩序成为可能。多元主体、自我责任和参与是互联网治理秩序的核心要素，其中，多元主体共在是秩序博弈的必然，各主体自身的责任应当成为秩序的基础，多样化的参与形式应成为互联网治理秩序形成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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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新媒介赋权下的情感话语实践与互联网治理——以“马航失联事件”引发的恐惧奇观为例

师曾志丨杨睿

2015(1): 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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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航失联事件引发互联网恐惧奇观，表现出的各种不同的情感话语是网络公共空间讨论由私域转向公域的一种标志。互联网成为马航事件中各类信息扩散的重要渠道，同时各种信息在传播中也加入到信息的生产与再生产中。新媒介社会化以及社会媒介化，导致恐惧情绪在微信、微博上随着文字、图片以及视频等的传播，而不断影响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情绪、情感、态度和行为等。这种情绪、情感等人格化的情感结构形成一种力量，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再现，也成为社会领域中最重要的权力来源之一。异质共同体是互联网治理合法性的基础，在互联网管理实践中应不断试错纠错，警惕和防止互联网治理的权力单一性与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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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依法治国须超越“维权”VS“维稳”——基于沃尔玛“常德事件”的考察

董保华, 李干

2015(1): 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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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航失联事件引发互联网恐惧奇观，表现出的各种不同的情感话语是网络公共空间讨论由私域转向公域的一种标志。互联网成为马航事件中各类信息扩散的重要渠道，同时各种信息在传播中也加入到信息的生产与再生产中。新媒介社会化以及社会媒介化，导致恐惧情绪在微信、微博上随着文字、图片以及视频等的传播，而不断影响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情绪、情感、态度和行为等。这种情绪、情感等人格化的情感结构形成一种力量，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再现，也成为社会领域中最重要的权力来源之一。异质共同体是互联网治理合法性的基础，在互联网管理实践中应不断试错纠错，警惕和防止互联网治理的权力单一性与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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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代表实质上有权是人大改革的方向

张爱军, 孙贵勇

2015(1): 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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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体现与时俱进的核心和基本方向是人大代表在实质上有权。中共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通过理顺执政党与人大关系、提高立法质量、优化民主与效能、强化人大监督等关键环节把人大代表的权力落到实处，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从根本上提升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充分发挥人大制度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方面的引领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对于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确立社会主义民主理论自信、民主制度自信、民主道路自信等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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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再反思

韦森

2015(1): 5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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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林毅夫、蔡昉、李周三位教授出版了《中国的奇迹》的专著。20年后，历史证明了三位教授20年前对中国超过9%的年平均GDP 增速的预测。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反思过去35年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下列五点：第一，得益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即结束了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增长的制度束缚。第二，与中国各级政府作为经济改革的最大推动力量密不可分。第三，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的高速经济增长，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外资的直接进入，以及中国经济迅速融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紧密相关。第四，中国经济20世纪70年代计划经济末期的低度发展和极端贫困落后的低起点直接相关。第五，中国人有精明的经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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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民间资本规范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李富有, 周新辉

2015(1): 6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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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民间资本领域的借贷交易十分活跃。民间金融作为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在运行中也蕴含着巨大风险。民间资本风险源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金融主体的有限理性、民间金融市场监管不足、民间金融机构的内控机制缺乏、政府对民间金融活动的抑制、国家货币政策的转变、产业升级转型步伐的失调等因素。民间资本风险的防范与监管要构建四位一体的民间资本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健全适应民间资本监管要求的法律法规与配套制度；明确民间金融交易活动的监管职责；构建民间资本的风险预警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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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观念百年：省思与重构｜“源原之辨”与“古今通理”——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方法论新探

朱贻庭

2015(1): 6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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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的生成，都有“源”与“原”两个方面的综合成因，即“源原整合”。作为现实文化之“源”的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与现实之“原”相整合，就在于优秀传统文化中存有“古今通理”，此理对于今人来说具有现实的“价值对象性”。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实就是对“古今通理”这种“价值对象性”的价值再创造，使之成为体现时代精神的现代价值。考析传统“民本”、“重义”、“贵和”的历史及其现代转化，充分证明“源原之辨”及“古今通理”对于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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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观念百年：省思与重构｜新文化的偏差——20世纪前20年的“新传统主义”与“反传统主义”

邵建

2015(1): 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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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前20年，它不是从传统到近代而现代，而是对传统的态度不同，呈现出性状不同的两种现代。因此，把新文化运动作为现代源起乃是时间的错位，现代发生的时间理应提前。就第一个十年而言，它所体现的现代性方案是推陈出新，从“陈”亦即传统当中推出“新”来。第二个十年的现代性方案毋宁也是推陈出新。但，它的推，不是推出而是推倒，亦即推倒传统，让新横空出世。然而，从传统中出新，是人类文明的自然演化。离开传统的新，是谓无根，而且不可能。故，20世纪前两个十年，清末十二年为正脉，新文化运动则是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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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去家化”与“再家化”：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内在张力

陈赟

2015(1): 8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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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到现代的结构性转变，是身—家—国—天下的“四重域”向个人—国家—社会的“三重域”的结构性变化，这意味着作为伦常秩序之家的式微。民族建国要求“去家化”，然而家秩序与家文化的根基尚在，故而现代国家一旦建立，“家”便凸显出来，但家在当代的凸显却是病理学意义上家的社会意义的强化与伦理意义的弱化之交织。推究其背后的原因，则与建国以来对家秩序与家文化的模糊、歧义的态度有关。由此可以理解公共政策显示出对家秩序与家文化尚缺乏通盘性的理念性考虑，而这一点又与中西之争的背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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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戈尔巴乔夫民族政策的失误与苏联解体

左凤荣

2015(1): 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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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长期把民族问题等同于阶级问题，戈尔巴乔夫同样对民族问题估计不足。苏联改革开始后，长期被压制的民族问题开始出现，冲突愈演愈烈。对此，戈尔巴乔夫缺少应对之策。他教条主义地坚持列宁的民族理论，盲目相信联盟的吸引力，对极端民族主义没有采取有效的制约手段，直至民族分离主义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最终导致了联盟国家解体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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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马基雅维利在何种意义上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刘训练

2015(1): 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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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含义是多重的、复杂的，有必要区分出两种“马基雅维利主义”：狭义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和国家理性意义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审视马基雅维利与两种“马基雅维利主义”之间的关系：就国家理性意义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而言，《君主论》中的国家理性论是隐含的，而他在《李维史论》中较为清晰地揭示了国家理性论的理论内核。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基雅维利是西方现代国家理性论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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