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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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重构宏观经济危机的乡土基础

温铁军, 高俊

2016(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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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承载“城市资本池”危机代价的条件，主要是乡土社会“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的村社理性机制。这个机制一旦被短期激进城市化所破坏，就很难有软着陆的条件。因此，若要防止当期宏观经济危机的硬着陆，则新的软着陆的可能性就不仅在于国家信用扩张做逆周期调节，更在于重构“软着陆”基础，即主要用于县域经济战略下的城镇化基本建设投资。若以国家投资作为城镇化的“无风险资产”，则可通过中小企业落户城镇，更多吸纳外出农民返乡就业，构建新的“外部性风险内部化处置”的软着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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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劳动合同法》的十大失衡问题

董保华

2016(4):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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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而《劳动合同法》运行八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当下改革的顺利进行。《劳动合同法》实际上将“劳强资弱”的概念改变为“资恶劳善”的观念，并将“劳资冲突极其对立”作为立法时的逻辑假设，过度强化管制、限制自治，由此产生十大系统性失衡问题。其具体表现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不够”的三大失衡问题、“企业用工成本比较高”的三大失衡问题，以及“立法过度倾斜”的四大失衡问题。企业与劳动者只有互利才能共赢，建议修法时首先回到《劳动法》的平衡点。在此基础上，对企业进行分类，建立劳动法适用的豁免制度；对劳动者进行分层，建立高级管理人员的排除制度。检视劳动关系存在的实际问题，使劳动关系调整更为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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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须重视处理好三个关系

张晖明

2016(4):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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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化改革进程、积极探索积累的成功经验和经济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由此进一步提出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任务。围绕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课题，须重视处理好三个关系：首先，联系学科使命特点，理解政治经济学学科使命及其对当今世界的解释能力、指导能力，处理好 “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其次，传承马克思深刻解剖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的方法论与逻辑体系，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处理好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的关系。再次，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工作，处理好作为基础理论建构的政治经济学创新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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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正视当下中国社会的民粹化倾向

2016(4): 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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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政治儒学的歧途——以蒋庆为例

赵法生

2016(4): 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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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称被为天人之学，因为它并非一般的道德学说。儒家道德乃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结果，它对于天道性命的探究，正是为了给道德法则奠基，从具体、多变的现实生活中，探寻出永恒的道德精神。而蒋庆的政治儒学，致力于儒学意识形态化和政教合一的国教化，将使儒学成为阻挠社会现代转型的力量，这对于儒学本身和中华文明的当代进步都将产生灾难性影响。蒋庆以为将儒学意识形态化足以复兴儒学，却不知道在现代社会中，这恰恰是害了儒学。由于市场经济与科技的迅速发展，现代社会的利益关系高度复杂化且短期化，任何将儒学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的做法，只会损害儒家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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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也论“大陆新儒家”——回应李明辉先生

黄玉顺

2016(4): 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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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新儒家”是一个有待界定的概念。事实上，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家（包括港台新儒家）之间不仅没有传承关系，而且是一种“断裂”“转型”的关系。大陆新儒家在未来将如何发展？在形下的层级上，当代儒家的政治哲学必须接受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否则儒学迟早必定为时代所唾弃，不论当前如何“虚假繁荣”；在形上的层级上，当代儒学必须重建形上学，而非墨守传统形上学，否则必定“内圣开不出新外王”，无法导出现代政治文明。当代儒学必须突破“形上—形下”“心性—政治”和“伦理—政治”之类的先验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回归生活本源，面向现代性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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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专题一破墙开围与空间正义｜破墙开围：公平正义优于利弊得失

陈杰

2016(4): 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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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居住小区以封闭式为主流，在国际城市学界称为“墙围社区”。近期政策提倡居住区要打破封闭走向开放，引发社会热议。但现有的相关讨论还存在不少知识盲点，对墙围社区在中国的兴起乃至泛滥的根源剖析不足，对破墙开围政策的目标、本质和难点分析也不到位。基于对墙围社区来源的系统性文献梳理，从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公共政策制定基本原则出发，建议对新建小区和建成小区的开放性要分类处置、因地制宜，对建成小区的破墙开围尤其要十分慎重，务必以尊重居民产权和选择权为前提，增加决策过程的公众参与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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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专题一破墙开围与空间正义｜“破墙开围”政策的法律调适——基于财产权社会化的视角

张鹏

2016(4): 5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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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出“拆围墙”，目的是为了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符合“物权社会化”的现代法治理念，是针对业主或单位内部道路土地使用权的“物权行使限制”，具有法律可行性。但是，我们也要切实保障相关业主或单位所拥有的物权权益，应当只在必需的情况下才实施“拆围墙”，且应当尽量避免对于利害关系人的负面影响；同时，还需要加强方案制定过程中的民主参与程序建设以及损害救济途径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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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专题一破墙开围与空间正义｜城市空间弹性：文化自觉与制度转换

陈忠

2016(4): 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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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弹性是公共性、私人性的统一，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统一。在空间弹性的历史转换中，空间开放是文明转换的重要趋势，空间开放度日益成为观察、衡量一个城市发展活力的重要维度。现代社会，空间开放往往与文化融合、文明进步相互生成，空间封闭往往与文化隔离、文明停滞相互生成。解决空间区隔问题，离不开城市文化的自觉、城市权利的改善、城市制度的合理化。保障城市权利、建构城市正义、消除社会不平等，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弹性空间，对解决空间区隔等城市问题有基础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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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中国实现和平经济崛起的解读：中西经济崛起的比较研究（下）

瞿商, 邬昶俊

2016(4): 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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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开辟了现代化的新道路。但是，长期以来的人口自由增长政策使中国人口急剧增加，并带来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人均收入水平也长期得不到有效提高。人口成为中国现代化前进道路上面临的巨大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追求现代化道路上，首先致力于转变人口政策，控制人口增长。同时，通过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和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将工业化推进到中期阶段，长达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实现了和平的经济崛起。中国经济和平崛起的这一历史路径，显著区别于西方世界兴起于暴力掠夺外部资源和市场的历史路径，开辟了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现代的新道路和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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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从斤到斧到戉：中国之美的起源及特色（上）

张法

2016(4): 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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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线一直是压在中国学人心中的一块巨石，莫里斯线的划分意味着：对于中国文化来说，一开始就在旧石器的进化起跑线上落后于西方；对于中国美学来说，从工具讲起的美和艺术的起源模式无法在中国展开。然而，通过莫里斯线来探讨中国美学和文化起源和性质本身有重要盲点。中国文化和审美起源正是从石片型的斤开始，由斤而斧而戉而钺，显示了自己的特色和辉煌。从中国美的起源之斤—斧—戉的演进，呈现了中国远古文化的美学的整体关联和独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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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专题二全球史视野下的江南区域史研究反思｜在中国研究：全球史、江南区域史与历史人类学

赵世瑜

2016(4): 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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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的工作其实就是发现和建立关联，即按照某种历史逻辑，对特定时空中的那些看似无关的历史碎片建立关联，然后对这些关联做出判断。从区域史研究到全球史研究，就是从建立一个空间内部的关联到建立不同空间之间的关联。把江南区域史研究与全球性问题联系起来的，是对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所以从一开始，江南区域史的研究就是与更大空间的历史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新的江南区域史研究可以有不同的取向和路径，在任何一个区域建立历史关联，都可以是“全球性”的，也可以是“区域性”的，我们应该在不同的区域历史过程中发现尺度不一的历史关联，以充满弹性的方式来对待“全球性”或者“区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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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专题二全球史视野下的江南区域史研究反思｜超越江南一隅：“江南核心性”与全球史视野有机整合

刘志伟

2016(4): 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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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江南核心性”是指在明清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性思考中，把江南放在核心性位置，认识江南在明清社会经济史体系中的主导角色。对于江南核心性的研究思考，从区域差异及其在整体历史中的角色出发，既从王朝国家制度和历史整体结构的区域因素着眼，同时也强调核心区域在王朝国家的整体性历史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事实上，处理江南地方管治形成的制度并不会直接复制为中央的制度，也不可能直接套用到其他地区。明清时期国家制度的改变，不仅是由包含江南地区在内的各个不同区域的管治做法集合而成，更多的是在一个整体性国家和社会经济结构中，从不同区域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机制中形成和改变。展望今后的江南研究，务必走出地方历史研究碎片化的危险，在整体性的历史视野中，发掘出更多地方性的局部细碎的历史事实，才能赋予地方性事实以超越地方的意义，拓展整体性历史认识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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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专题二全球史视野下的江南区域史研究反思｜明清江南研究的问题意识

赵轶峰

2016(4): 9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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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研究之所以在所有区域性研究中受到最多的关注，最主要原因是江南作为帝制时代后期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可能包含着中国社会总体变革的早期因子。江南研究中运用近代、近世、现代、近代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经济、近代经济、早期工业化等作为核心概念的大量研究，所追问的都是现代性问题，或鲜明，或暧昧，而概念越暧昧，越难以将问题论证清晰。明清江南研究，以了解明清五六百年间江南地区所发生的历史事实为目的，包括人物、事件、制度构成的直观事实，也包括文化、结构、趋势构成的深层事实，不可能用单一的理论完全统摄、周至说明。研究者需要不断地对已经显示出认识效能的理论、学说进行评析，用以调节自己的研究。作为一个经济社会区域，江南是特殊的，对这种特殊性的研究是江南研究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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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纵横

保罗·弗莱雷的公民教育思想及其实践

唐克军, 吕娜

2016(4): 9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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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弗莱雷是国际知名教育家，他的公民教育思想及实践不仅在巴西，也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了典范。其公民教育思想旨在通过“文化圈”方式，即提出问题、批判性对话、解决问题和付诸行动的循环过程培养受教育者的公民意识。其在巴西的公民教育实践主要从大众层面、学校民主化和进步教师的培训三方面展开。“文化圈”的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带来了草根民主及其教育，可以运用于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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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会风云

欧盟所谓“难民危机”的性质辨析——兼论国际法关于难民的界定

张磊

2016(4): 9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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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上的难民定义主要源于《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即限于部分政治难民。在此基础上，欧盟统一难民政策根据自己的理解进一步压缩了“公约难民”的范畴。根据该定义，在近年来非法涌入欧盟的非成员国公民中，除了难民之外，还有更大规模的非法移民。因此，更准确地讲，欧盟目前所面临危机的性质应该是“难民与非法移民危机”。根据国际法，尽管难民不能推回，但非法移民可以被遣返。据此，欧盟出现危机的原因不仅仅是难民的数量激增，更缘于无法及时遣返非法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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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信息

“东亚殖民主义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冉

2016(4):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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