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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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精神性人文主义——从克己复礼为仁的现代解读出发

杜维明

2014(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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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人们对文化的认知与践行有所不足，这一方面是没有重视终极的精神性，一方面是物质主义、科学主义的盛行。具体到人文理念，前者表现为不接受内在主体的外在人文主义，后者表现为凡俗的人文主义。这些依然是百年来西方文明的冲击所造成的偏差，形成了古今中西的对立与分裂。要克服这些不足，发挥人文精神的价值，使中国文化成为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就需要发掘人的内在心灵世界，需要证成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仁”的核心价值，并且贯通到个人修养与社会活动。这样的人文理念是一种精神性人文主义，能够克服外在人文主义、凡俗人文主义的不足。精神性人文主义的价值在于，既能够成就人的内在价值，不被外物异化，也能够提高处理外在世界的能力，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持，从而内外贯通，和谐圆融，实现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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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土地流转的价值与风险

秦晖|许庆|贺雪峰|邓伟志|于建嵘|曹锦清|郭强|何芳

2014(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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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合理理解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与许明先生商榷

张凌云

2014(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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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晚年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源。马克思从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研究、人类学研究、历史学研究三个方面对这一理论作了科学阐释与论证，所以，“猜想”说是不能成立的。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这一命题中，“跨越”与“吸取”互为前提，两者是辩证统一关系，而非相互矛盾的“二律背反”关系，所以，“跨越的悖论”说也是不能成立的。探讨马克思晚年的这一理论不能仅对“信稿”之初稿作孤立的研究，而应把“信稿”的四稿联系起来，把“信稿”与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研究、人类学研究、历史学研究这三方面的文献联系起来，作总体的综合研究，才能把握这一理论的系统性及其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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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民主”的好坏要由民主来检验——与高民政教授商榷

蒋德海

2014(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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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民主”在中国并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由于种种原因，它往往还与某些不民主的现象和观念相联系，这就使“中国式民主”在一定条件下不但不能促进民主，反而会成为遏制民主法治的东西。因此，在理论和实践中，必须科学对待“中国式民主”，以民主引领“中国式民主”，并把“中国式民主”纳入民主法治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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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先有“市”再有“城”吗——兼与严金明教授商榷

刘士林

2014(2):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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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市’，再有‘城’”源于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1933年提出的“中心地”理论。这一理论存在着明显的“先天”的“逻辑”缺陷和“后天”的“扩大化”问题。“先有‘市’，再有‘城’”有悖于中国城市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政治型城市化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以政治为主要功能”的中国城市化基本模式的解构。“先有‘市’，再有‘城’”，把“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简单化和对立化，不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不能指望从中找到解决中国城市发展的办法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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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养废止后的制度抉择——基于“弊端革除”与“功能赋予”理念的碰撞

郭晶

2014(2):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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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养废止后，相关的制度衔接与建构应当走向何处？如何借由劳教废止而统筹关注我国各类保安性措施的程序正当化路径？如何调整我国既有的刑事、行政法律体系？对此，不同方案看似言之凿凿，理论深邃，但总体上来说，无外乎“弊端革除”与“功能赋予”两种理念倾向，并事实上左右着制度演进的走势。两种理念倾向之间，必须有序互动，合理协调，这样才能促进制度演进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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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法”衔接视野下检察权性质的定位

练育强

2014(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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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界关于人民检察院行使权力的性质分别有司法权说、行政权说、双重属性说以及法律监督说等四说。这既是人民检察院职责多样性的体现，同时也是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人民检察院在国家宪政体制中的定位的理论探索。当前，人民检察院在“两法”衔接工作中的监督行政执法机关及时移送涉嫌犯罪的案件面临着法律上的障碍。只有立足于法律监督说，通过《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赋予人民检察院具有一般的法律监督职权，从而具备监督行政执法机关及时移送涉嫌犯罪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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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式创新与中国自治型创新模式的培育

方竹兰

2014(2):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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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引进模仿型创新阶段演进为原始创新型阶段，必须从逻辑推理型创新主导改为直觉式创新主导。原始型创新的主导行为方式是直觉式创新，而不是逻辑推理性创新。直觉式创新通过兴趣爱好形成创新起点，逻辑推理型创新是在兴趣爱好的反复试验基础上确立计划项目；直觉式创新的目标是通过预测想象创意未来，逻辑推理型创新的目标是解决已知问题。中国人习惯的创新模式主要是逻辑推理型创新。由于缺乏对直觉式创新的认可，目前中国的创新经济管理往往把计划项目的资金配置作为主要任务，而把对人们的兴趣爱好的尊重保护当做可有可无的事情，甚至在管理过程中存在着比较显著的制度抑制惯性。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5年，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提出建立创新型国家以来，虽然国家创新能力有了很大提升，但基本上处于引进模仿型创新阶段的一个深层次原因。直觉式创新的管理特点是自治型治理，自治型创新治理大致有下列环节：自治型学习；自治型开发；自治型合作；自治型配置；自治型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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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依赖·传统解读·现代建构——当代中国公共文明建设的历史进路

孙抱弘

2014(2):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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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公共文明建设困局的根源，在于对以往的公共文明建设经验和成效的路径依赖，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公共文明的传统解读。公共文明是现代社会高科技背景下，多种新结构要素互动发展的过程。而作为结构深层次要素的公共文化建设与人的公共理性提升，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社会生存竞争文化向社会共生合作文化发展的进程，更是人的经济技术理性向交往契约理性发展的进程，即从人的个体理性向公共理性发展的进程。因此，当代中国公共文明的建构，需要以转变传统解读思路与突破路径依赖为逻辑起点，寻求新的结构要素良性互动、整体推进的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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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正政府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位置

茶洪旺

2014(2):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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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型城镇化推进的热潮中，部分地方政府借“新型城镇化”之名，行“传统城镇化”之实。当前，政府强力主导下“投资拉动经济”的传统城镇化发展路径仍在延续，大拆大建、盲目扩张工业园区、“造城运动”频频出现，这种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势头必须得到遏制。我们应从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出发，在对政府全面主导的城镇化模式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合理解决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从数量增长型向质量发展型转变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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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生态危机必须复归经济学的灵魂——基于江南生态恶化的视角

周翼

2014(2):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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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地的悲剧正在地球生态系统这一人类最大的生存环境上演。资本以它的逻辑与权力同技术合谋并同消费主义结合造成生态危机，因此，在资本的逻辑之内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以资本的逻辑作为其理论前提的主流经济学，自然也不可能破解生态危机。我们应当致力于经济学的灵魂复归，从哲学、伦理、宗教、神学、美学的大视角重新审视生态危机问题，以拯救地球，拯救人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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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风波——评罗曼·罗兰与安德烈·纪德访苏观感引发的纷争

周尚文

2014(2):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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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两位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安德烈·纪德先后应邀访问苏联。他们都被认为是“苏联之友”的左翼进步作家，访苏回国后，分别写下了两本访苏观感的笔记：《莫斯科日记》和《访苏归来》。根据罗兰的嘱托，《日记》封存50年后才出版，而纪德《访苏归来》一书在当年就公开出版，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从内容看，两人的观感大体相似，他们都对苏联建设新社会的成就给予肯定和赞赏，也对个人崇拜、特权行为、法制残缺以及社会不平等、民众生活艰难等现象有一定的考察和记载。但两人对观感的处置方法不同，纪德遭到苏联官方的严厉抨击和围攻，而罗兰仍保持着“苏联之友”的名声。余波未了，这场风波引起当今我国学界的关注和争议。理性评析这场历史风波，罗兰、纪德这样具有良知和敏锐观察力的作家，都值得我们钦佩，不必由于两者做法不同而加以褒贬，后人不应苛求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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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性批评如何可能——关于批评主体的伦理性识别及其生成

王鸿生

2014(2):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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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话语伦理以及批评伦理的主体如何安身的问题，将在主体移心、主体见证性、主体界面化、主体侧身、主体虚位以及主体未完成性等一些非尺度的尺度性伦理时空中得到揭示。这一批评伦理旨在对传统主体哲学作出决定性改造，同时也拒绝了后现代主义的“主体取消论”，它们从主体的质性、位向等方面，向我们提供了批评主体之伦理特征的概念识别系统。在间性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介入”行动，就是“以言行事”，就是通过“切入世界”来“诞生自我”，在公共领域中获得纯粹的“人类归属感”，并重新为时间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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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作为文化表征的创伤记忆

邱运华

2014(2):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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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当代社会的语境下，创伤记忆问题的提出，其理论价值和社会意义在于：它再次明确把文化表征问题与政治制度反思、哲学反思区别开来，赋予它独立的功能地位。这不仅因为文化表征更为复杂，也因为文化表征更为普遍、更为深入地渗透到全民族的精神、情感和心理深处。特别是，中华民族生活中许多重大的事件、创伤，为政治叙述和哲学叙述所删除，但恰恰为文化表征所叙述。因此，人民习惯于把文化表征看作真正的历史叙述。更为重要的是，它经常提醒我们：反思中国社会的创伤记忆，它与欧洲创伤记忆虽然表面相似，但其实有显著的差别，而这也决定着两者之间关注对象、面临的使命有着深刻的阶段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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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之治的社会调节——以礼乐和合为中心

向世陵

2014(2):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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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是文明的结晶，其兴起虽不同源，但通过互为动静和相互渗透能够合力治理社会。“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主别异而乐重和同，礼之序与乐之和互不可离。一定的礼乐形式是内在情性的适当抒发，儒家仁德的疏通心灵、关爱百姓，主要体现为乐的功用；而端正名分、维护秩序就是礼义的职责。两者合力互动，便是理想的社会调节。乐的和顺人情、协调民心的功用与礼的节制欲望、规范行为的手段共同作用，和谐社会或王道政治便具有了实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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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视域下的“我”之社会困境与解脱

朱小略

2014(2):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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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范畴特别为《庄子》一书所重视。然而在社会视域中，“我”之实现与“俗”的组织间，也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具体地看，《庄子》在“俗”、“人”与“我”三者的关系当中做出分析，并提出了“化”与“独”的概念。《庄子》强调了“俗”对“人”的化育，这里的“化”主要是指“教化”之意。“化”将“人”规整为“俗”的一员，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也为“俗”所框架和束缚。《庄子》同时提出了“独”的观念，重视并张扬“我”之地位，并将其与“道”在学理上贯通起来，从而提出个人与群体之间互相影响而各自独立的哲学图式和自我修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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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资本的对话

2014(2):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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