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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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圆桌会议：高等教育创新发展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眭依凡, 王英杰, 陈学飞, 吴康宁, 施晓光, 刘海峰, 马陆亭, 谢维和, 田正平, 卢晓中, 宣勇

2016(7):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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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文化东西：梁漱溟之问的时代性

罗志田

2016(7): 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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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学生运动后，此前并不出名的梁漱溟，因拈出东西文化问题，而一举成为众矢之的，可以说“暴得大名”。如果要简略地概括“梁漱溟之问”，就是在西方文化已成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日渐边缘的中国文化如何“翻身”。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研究东西文化，针对的就是“中国民族今日所处之地位”这一根本问题。或可以说，梁漱溟提出的不止是一个时代的问题，还是一个跨越时代的问题，对于理解我们的时代和思考我们的问题，仍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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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丧钟为谁而鸣——比较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

王宁

2016(7): 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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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讨论已进行了几十年，回顾这几十年来的讨论，我们逐步认识到，学派并不是自封的，而应该以自己的研究实绩赢得国际同行的重视和尊重。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在西方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即使中国的比较文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国际学界也可以有意对之视而不见，因为文学和文化上的成就被视为一种软实力，别人并没有觉得有那么紧迫的需要。再加之语言障碍，我们要想让西方主流学界听到中国的声音并不那么容易。而今天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则使得中国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文化大国，并且直接推进了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因此现在该让以西方学者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比较文学界倾听中国学者的声音了。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学派的形成实际上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我们一方面要坚持比较文学的民族性，立足比较文学的中国性；另一方面又不能躲在封闭的一隅，而应该认识到这一学科的世界性特征，努力将中国的比较文学成果通过英语的中介推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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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学科交融：历史与文化的邂逅

斯文德·埃里克·拉森

2016(7): 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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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全球化背景下，学科交融的问题重新被提出，其内因来源于对体制的批判，外因则来源于全球化的实践和世界观的认知。从历史维度来看，亚里士多德认为学科的孤立主义会产生知识的复杂性，而忽略了与之相关的伦理性，在知识为人类服务时，复杂性与伦理性两者都需要得到重视。18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进程显示，在不同阶段学科性与学科交融之间存在纠葛。从文化维度来看，学科交融是我们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的必然结果，同时，这种全球性挑战还伴随区域的差异，进而促成了不同的科学文化之间的邂逅。学科交融是应对这一文化差异、实现全球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合作开展工作的需要，也是将具有优势的国际学校、机构与当地的相关机构整合起来，以实现高层次的文理交叉、文化与知识的整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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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访谈

改革是克服欧洲危机的唯一出路——《欧洲评论》主编西奥·德汉教授访谈录

叶祝弟, 吴维忆

2016(7): 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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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

中国亟需一场深刻的观念变革

刘景钊

2016(7): 5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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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史上的每一次社会进步，其背后总是有观念变革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着。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发端，彻底冲决了计划经济时代对人们思想观念的禁锢。正是由于观念变革的驱动，中国社会才由封闭走向开放，由经济落后走向经济发达，由大一统的计划经济走向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从而赢得生产力的大解放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空前发展与繁荣。回顾30多年中国发展与进步的历程，观念变革带来的社会进步背后有一条或隐或现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脉络。理论逻辑是从应然角度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实践逻辑则是从实然的角度自下而上的自觉行动。中国这些年的改革推动力，正是自上而下的理论发展和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两种动力的组合。当下，我们需要一场更深刻的观念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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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排斥与包容：当代儒学研究的民族主义取向——与方朝晖先生商榷

王苍龙

2016(7): 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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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儒学研究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相伴而生。二者的关系应如何理解？民族主义可被视为现代性条件下的个体重建本体安全感的心理机制，具有两个取向：当以主权为导向时，它具有排斥性和侵略性；当以公民身份为导向时，它具有包容性和多元性。在中国语境下，一方面，受到文化（民族）主义的影响，当代中国儒学研究倾向于表现出一种排斥性和极端性；但另一方面，随着公民身份的发展，它有可能发展出包容性一面，其中“儒家文化公民身份”的构建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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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家国情怀与守望尊严是民族相处之道——与纳日碧力戈教授商榷

范可

2016(7): 6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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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如何和谐相处、包容互补是决定整个国家社会是否安定的要素之一。中华文明的思想资源里讲信修睦对于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有着重要意义。家国情怀一直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理念，但是，历史证明良好的期盼与现实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因此，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要达到“自为”，必须有待于其他能动性的作为。建立互信、守望尊严、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应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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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别现代”理论的模糊性及反思——与王建疆先生商榷

王洪岳

2016(7): 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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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疆教授在《别现代：主义的诉求与建构》《别现代：跨越式停顿》等文章中，提出了别具一格的“别现代”理论及“跨越式停顿”策略，颇具启发性。在分析现代化和后现代弊端时，这些理论和策略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也存在着模糊性，需要进一步探析、厘清和深化。这种深化以分析其新创概念以及概念与案例的适宜度为切入点，进而提出与之紧密关联的“跨越式转型”并加以阐释，以期使之真正能够成为具有广泛适用性与合理性的话语理论，既能够适应后现代、信息化时代世界的新变化，同时能够满足和引领处于混合性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中国语境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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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大数据的社会应用反思｜在鼓励创新与保护人权之间——法律如何回应大数据技术革新的挑战

郑戈

2016(7): 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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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是当代最引人注目的科技革新，其兴起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和法律问题。法学界目前讨论得比较多的是大数据分析对隐私权构成的威胁。但是，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实际上正重塑着整个法律体系运作于其中的社会空间，改变着大数据掌控者（包括国家和商业机构）与公民个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并创生出许多无需借助法律的社会控制方式。大数据技术使个人变得越来越透明，而权力行使者却变得越来越隐秘。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大数据技术发展的进步性和不可避免性，另一方面也要正视它对权力制衡、阳光政府、公正程序和权利保护等核心法律价值的挑战。创新需要法律的支持；而给创新套上缰绳，使其不至于走向威胁基本人权和公共福祉的道路，也需要法律的约束。我们需要探寻一条鼓励创新和保护个人权利之间的允正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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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大数据的社会应用反思｜大数据与公共生活：冲击、风险及治理反思

林奇富, 贺竞超

2016(7): 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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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可能对我们的公共生活带来巨大的冲击与影响，引致一系列社会风险和挑战：首先，大数据会对常规的政治社会化系统带来冲击，挑战既有的政治社会互动逻辑，撼动政治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其次，大数据会对社会权力结构与交往关系带来冲击，削弱既有权力的制度逻辑，改变群体、个体间的资源分配关系；最后，大数据会对公共参与和公共事务带来冲击，使政治过程呈现不可控性和治理规则的去价值化，从而区别于传统政治过程和治理模式，引发新的社会问题、政治困境和治理黑洞。在合理评估和判断大数据的风险级别与性质基础上，我们应遵循市场化、法治化、责任化和民主化的发展路径，提升国家对大数据的总体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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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大数据的社会应用反思｜反思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大数据应用

董青岭

2016(7): 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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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大数据的兴起正在广泛改变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国际关系领域也概莫能外。大数据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冲击和挑战主要表现为：其一，大数据介入国际关系研究的争议与可能性；其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数据跨境采集与跨境流动问题；其三，大数据应用过程中的两大误解问题。大数据介入国际关系研究不仅可行而且必要，正确使用大数据需要正视两点问题：一要正确理解大数据的含义、性质与缺陷，数据清洗是降低数据噪音的必要一环；二要正视数据跨境采集过程中所面临的法律障碍和政治障碍，特别是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忧虑，深入探讨数据的主权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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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国家富强必须融入人类文明的潮流——纪念《国富论》出版240周年

钟祥财

2016(7): 9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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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对自由、民主、平等的理解，都是以对个人价值的确认为基础的，并且与社会进步、国家富裕的整体目标相统一。这决定了严复对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传播是准确的、忠实的。严复对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传播实际上是有长远考虑的。他希望通过《国富论》等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在中国打造与国际接轨的讨论经济问题的平台，基于教育的普及，转变和提高国人的观念和素质，培育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自由竞争的制度，从而实现中国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严复告诉我们，把国家富强融入人类文明的潮流，市场经济在中国才有意义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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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拿来主义与文化主体性：鲁迅传统中的中国与世界——纪念鲁迅诞辰135周年暨逝世80周年（下）

张福贵, 孙郁, 赵京华, 谭桂林, 高远东

2016(7): 10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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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跨莱坞”：影视史研究的新方法

邵培仁, 徐迎春

2016(7): 11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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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媒介影视史创新研究的国家表达思路，“跨莱坞”源于美国和英国在广播电视产业方面的合作生产。西尔麦斯从文化相近性出发，关注国家之间具有情感共享体验的影视文化产业运作，探讨跨国创意空间和跨国公众的合作理论。传统媒介影视文化史过多局限于“大众文化”、“低级文化”或者抵制“美国化”等面向，而忽略了国家主义扮演的中心角色。“跨莱坞”则主张聚焦于与国家主义相关的各种势力如何推动政治经济力量博弈，进而建构国家影视文化的经济结构和表达结构。在此之中，国家影视文化生产力如何在边界冲突中得以持续更新，并欢庆其活力和重生，有待学界和业界借鉴跨莱坞理论并拓展其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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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会风云

今天为什么还要学习古希腊哲学

陈村富

2016(7): 1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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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是古代希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古代地中海文化，而不是后来才形成的“西方文化”和“欧洲文化”。由于近代西方文化以“文艺复兴”的形态出现，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和城市自治与古希腊以雅典为代表的工商经济和城邦民主制的近似关系，希腊文化遗产在西欧迅速现代化，从而也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古希腊文化也属于西方文化范畴。从全球化时代跨文化视野考量，古代文化遗产都是世界性的。文化研究者应持公共伦理观念和胸怀是：客观和全面地介绍自己所在国家或地域的文化，同时尊重和学习他域的文化。古希腊哲学所展现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思维方法、在分析和论证中所体现的平等的对话方式以及执着追求真理的精神，对于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和对外文化交流仍有其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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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论坛

从非常规常态治理到新型常态治理

杨志军

2016(7): 12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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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都处于不断变化的发展规律之中，运动式治理不等同于运动式治国。建国至今，从政治动员到专项行动的演进轨迹，塑造了运动式治理从扩张生成到重点集束再到弥散成熟的变迁过程。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运动式治理形成了一种常态的治理行动，但其方式和手段是非常规的，需要转型。“新型常态治理”而非已有的运动式非常规的常态治理行动，宜设为改革与转型目标。在“制度—机制—行动”三维框架下，新型常态治理必须坚持：制度顶层设计要具备权威性、超脱性和公民性三大根本特质；机制中观运行要遵循科学化、法治化和理性化的三大根本规则；行动微观改造要顺应治理体系从“凝闭”转向“参与”的趋势。如此方可能最终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定型化任务，顺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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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论坛

准确认识权力清单制度

史莉莉

2016(7): 13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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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在加强权力制约与监督的背景下，提出推行权力清单制度。作为一项开创性的制度，对制度相关要素进行研究界定，是权力清单制度在具体构建和实际推行中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权力清单的权力属性，本质是国家权力中的行政权，外在表现为行政职权。权力清单的权力主体，不限于地方政府及其部门。权力清单的权力来源，因行政行为性质的不同而不同，侵益行为的权力依据必须是规章以上的法律规范性文件，给付行政则可以规范性文件作为其权力依据，但应有预算依据和程序规范。权力清单的权力范围应包括执行权、决策权和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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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信息

超越柏万青现象：中国社会转型与民间精英治理——《柏万青现象：黄浦江边的中国社会》出版座谈会综述

李梅

2016(7): 13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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