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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4): 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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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 圆桌会议
    2020(4):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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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彻底打乱了人们的生活生产节奏, 进而对个人、社会、国家与全球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强有力国家治理体系的支撑下, 经过全国上下、各界同胞两个多月的巨大付出与努力,我们已取得了疫情防控的 阶段性成果。但疫情仍在全球肆虐,病毒还有可能与人类共存。大流动、高风险 的复杂形势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是一套规则 和制度,更是一种理念和方法。因此,我们需要从理念、方法上对疫情防控中的 经验教训作出总结与反思,努力寻找共识。为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邀请专家 学者从方法论的视角进行了探讨。专家们认为,回归常识、回归理性、回归中道, 坚持共同体精神、坚持专业主义和专业精神、坚持法治、保持忧患意识和自省精神、 坚持治理弹性以及构建责任伦理为核心的合作式风险治理体系,是抗疫取得阶段 性成果的保证,也是大流动、高风险社会应该遵守的法则。 何怀宏教授认为,疫情在全球蔓延凸显了人类共同命运的处境,可以作为一 次推进人类命运共识的时机,这需要各方求同存异,共克时艰。邓伟志教授将应 对灾害的常识归纳为居安思危、临危不惧、济困扶危和变危为安,并提出我们既 要普及常识,运用常识,也要勇于挑战常识,变革常识。赵修义教授认为,本次 疫情防控凸显了专业主义的价值。专业主义有利于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也 有利于营造平和理性的社会氛围,值得我们倍加珍惜。沈国明教授指出,法治是 风险社会治理的根本遵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给国家治理提出了一系列难题,但 也显示了我国国家治理的能力,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法治的权威。杨国荣教授认为, 在抗疫的重要阶段,回归理性愈发重要。尊重理性要求我们避免盲目自满或自卑 的心态,更关切人性和人的尊严。郭齐勇教授提出,面对疫情我们要发挥中华人 文精神中的自省意识和忧患意识,谦虚谨慎,重视自身的短板,尤其是在国民人 文素养方面予以教化与提升。孙向晨教授认为,守护社会最为紧要的是“回归中 道”,即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理性的公共使用,恪守忠恕之道,达于社会共识。唯 此才能有效沟通,深入交流,保持社会的稳健。陈忠教授指出,治理弹性是我国 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的一个重要原因。以权力弹性的合理化推进治理弹性营 建,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张成岗教授认为,全球风险 分布呈现“均等化”的趋势,我们应加强社会协同,促进风险防控全球合作,强 化以“责任”为核心的合作式风险治理机制。 

  • 圆桌会议
    何怀宏
    2020(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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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邓伟志
    2020(4):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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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赵修义
    2020(4):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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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沈国明
    2020(4):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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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杨国荣
    2020(4):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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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郭齐勇
    2020(4):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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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孙向晨
    2020(4):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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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陈忠
    2020(4): 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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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张成岗
    2020(4): 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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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刊特稿
  • 本刊特稿
    唐皇凤, 黄小珊
    2020(4): 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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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应急管理的启动者和主导者,执政党的政治领导、组织动员和资源统筹能力本身 就是危机处置能力的核心要素。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优 势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有机结合,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同时,政党能力及其“支撑结构”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暴露出 一些短板和不足,如中央—地方—基层组织的能力递减,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协 同度不够,部分党员干部防范化解危机的本领不强等。完善党对重大疫情防控的全面 领导制度机制,以新时代党的建设为抓手,不断优化政党能力的“支撑结构”,推动 政党危机处置能力的常态化和长效化建设,切实将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新 型举国体制”的风险治理效能,是新时代执政党能力建设的战略路径。 
  • 本刊特稿
    雷达, 武京闽
    2020(4): 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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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不仅造成中国经济的短期停摆,给中国长期增长的经济施加下行压 力,而且种种迹象显示,其极可能将引发全球深度的经济衰退。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冲 击的传导途径是:公共卫生事件 → 公共管理的应急 → 经济活动的停摆 → 经济增长出现下降的拐点 → 反危机应急。这一传导路径也使得传统的反危机的国际协调机制陷入 困境。在全球疫情尚未控制、全球反危机缺乏协调切入点的现实面前,任何受疫情冲击 的经济体,都无法独善其身,难以单独依赖一国的宏观政策来应对这种疫情叠加衰退的全球性危机。因此,在国际协调的反危机新模式层面,既要重新审视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处理全球外部性事件中的制度缺陷,更应改变以往国际经济协调的利得观念,在一些具体领域开展国际间的合作和协调,以期实现全球反危机协调的共赢。 
  • 本刊特稿
    赵建
    2020(4): 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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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是一种严重的外生冲击,构建疫情经济学理论框架,需要将卫生经济学、宏观波动 理论与发展经济学等多个学科交叉,以综合分析流行病理学下的医护和疾控资源投入、 疫情对经济及金融体系的外生冲击和中国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所受到的深远影响。在动 态比较的框架内,当前中国的经济体系已经发展演化为总量更庞大、结构更多元、城市 化和工业化程度更高的现代经济体,疫情冲击所产生的后果与 2003 年非典时期相比会 更加复杂。疫情的发生会导致总供需曲线同时收缩,国内外供应链和产业链变得更加脆 弱,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订单和现金流风险快速上升,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投资者 的风险偏好都会发生变化。疫情的突然爆发也会通过流动性、信用杠杆、金融市场、金 融机构、心理预期等传导渠道冲击金融体系,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的共振、短板和放大 效应的叠加可能会引发全球金融危机。面对疫情冲击对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政策层面 需要在供给侧降低企业成本和在需求侧通过积极的宏观政策激发总需求,同时要将疫情防控期的金融稳定管理内嵌于已有的双支柱体系,发挥好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的作用,在疫情期间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 本刊特稿
    张勇安
    2020(4): 6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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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1851 年第一届国际卫生大会的召开为开端,国际社会通过颁行一系列国际卫生公 约、协定或条例,创设防疫机制和平台,研发防治药物和疫苗,形成了现行的以跨国 行动、全球治理为核心的疫情防控体系。其间,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国际联盟卫生 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相继担任了疫情防控工作的技术咨询者和跨国行动计划的倡导者、 领导者、协调者、实施者,成功推动了全球卫生防疫体系理念、方式、范围和原则的 建立和完善。当前,世界卫生组织领导下的全球卫生防疫合作,正在进入既相对尊重各国国家主权又要求参与运作的国家必须放弃部分主权的“跨国主义”模式。但这种 理论模型面对实践的考验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甚至脆弱性。世界卫生组织既需要借助 全球卫生实践活动重塑其治理结构,积极推动全球卫生治理的多元共治新模式,更需 要各国政府赋权赋能积极配合,从而实现全球卫生防疫体系理论设计与实践行动的互洽,协同打好“全球战疫”。
  • 本刊特稿
    张肖阳, 肖巍
    2020(4): 7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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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公共健康受到巨大威胁的时刻,亟需从全球伦理角度进行思考,以便形成全球团 结抗疫的伦理共识。然而,在一个文化和道德多样性的世界里,这种共识并不容易达成。 “全球伦理”和“全球生命伦理”问题近 30 年来也一直是伦理领域有争议的论题,辨析、 整合和超越已有的争论,以新的概念工具诠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全球伦理共识,是 摆在世人面前的重要选择。“全球公共健康伦理”概念的提出旨在超越对“全球伦理” 和“全球生命伦理”问题的争论,并可用于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进行三个维度 的思考,即保护全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伦理目标、“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价值观以 及公正与关怀的伦理原则。 
  • 学术争鸣
  • 学术争鸣
    温铁军, 张俊娜
    2020(4): 8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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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全球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前资本主义的殖民化时期、产业资本竞争时 期,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产业外移而自身向金融资本阶段跃升形成的金融 资本扩张时期。资本主义的内生性矛盾决定着全球化危机必然爆发的规律,疫情在全球 的爆发催生了全球化危机。在疫情叠加金融危机的当下,中国面临输入型危机叠加内生 型危机,必须对自己在世界范围的产业链重组之下被“脱钩”之可能有所准备。对此,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应对内外危机的“去依附”经验可供借鉴。面对当下危机,生态 文明战略转型是中国应对的方案与出路,将资本杠杆投到沉没成本最深厚的乡村,形成 六产融合的多元化新业态,由此产生机会收益空间,再以空间生态资源立体开发推进城 乡融合形成投资和内需,从而创造化解危机的条件。 
  • 学术争鸣
    李楯
    2020(4): 10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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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并未过去,对中国,对世界,都是如此。更何况,在前行中,还会遇到更多的难题。 论争辩驳,有利于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共识。陈国强院士等不久前发表《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疫情下的思考》一文,论中似有可商榷之处。今天,保障人的健康权应是公共卫生的根本目标;各级疾控中心应归入政府行政机关;应对突发事件应遵循法治和善治的原则,以发挥政府、专门机构、企业和民众等多方的合力;而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使中 国走向发达,将为这一切提供制度保障。  
  • 学术争鸣
    董保华
    2020(4): 11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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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出现了两种类型的劳动政策,分别体现为保护企业生存权与劳动者 生存权两种类型。从立法逻辑到司法逻辑,两类生存权往往有相对固定的发展轨迹。在 灾难面前,当“劳动者生存权的立法逻辑-企业生存权的司法逻辑”的历史,演变为“企业保员工 - 国家保企业”的现实,“单保护”的思维惯性再次受到了挑战。对生存权理论的正本清源,以及积极权利、消极权利的恰当定位,有必要从不可抗力的角度理顺生 存权涉及的各种关系。特殊逻辑应当融入一般逻辑,固化为制度建设,否则,零和博弈处理不好很容易转向倒闭的负和博弈。复工之际,当务之急,法律应当重新释放市场空间, 国家也有必要从化解市场风险的角度介入。 
  • 学术争鸣
    张政文
    2020(4): 129-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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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与阐释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二者的逻辑有着本质不同。认识是指人对感性客观世界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阐释是指人类基于自身的理解、领悟和体验 能力,对文本世界的意义昭示与价值言说。阐释逻辑法则下的诠,有求真、证实、显原的认知特性,将特定文本时空中的作者意图和文字语义还原出来,让公众理解,最终形成共识,构成知识,成为历史性的社会文化。在阐释逻辑法则下,阐是具体文本与阐者的对话过程,具有无限开放多元的特征,正态分布的有效区间性是阐的重要逻辑法则。 然而,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相对稳定、平衡、有效的阐的正态分布又总是一种临界区间, 这也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相一致。 
  • 学术争鸣
    高建平
    2020(4): 13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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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下纷繁复杂的关于文学意义的阐释中,作者意图的重要性值得重新强调。阐释是一 个回溯的过程,从文本可以看到作者意图的预设性存在。从作者意图到作品文本的意义, 再到读者感受理解时所形成的意味,经历了双重生产的过程,要从生产活动的过程性来 理解意图、意义、意味三者的关系。由此,读其书还是要“想见其为人”,通过“以意 逆志”,从“传达”的角度看文学艺术,这是避免理论的空谈,回到可操作性的重要途径。 
  • 学术争鸣
    段吉方
    2020(4): 14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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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两极共体的角度探析阐释的有限与无限,是符合阐释学的基本要义的。还可以进一步 强调,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不仅是两极共体式的“共在”,更多是两极共体的“冲突”, 冲突大于共在,有限与无限的冲突在根本上指向阐释的无限。阐释的无限性不是说阐释的问题没有客观标准,或让阐释走向过度和过界,而是指阐释的循环导致阐释无限接近 真理的特征。阐释的有限与无限,揭示了阐释活动中冲突与共在的特性,也指向了阐释学中过度阐释的解决限度问题,即“共在”是冲突和无限中的“共在”, 过度阐释只能在阐释的有限和无限的张力中寻求解决。 
  •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抗击新型肺炎”专题
  •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抗击新型肺炎”专题
    余潇枫, 潘临灵
    2020(4): 149-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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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风险社会与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的双重语境下,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逐步加 剧。非传统安全威胁应对过程中按“安全化”程度可以分为“常态危机”与“非常态危机” 两种。“非常态”均与超常、偶发、例外相关,常态危机是可防可控的“普通紧急状态”, 非常态危机是难防难控的“例外紧急状态”。由于“安全化不当”所引发的非常态危机 在源起点、演变路径、演变结果、应对目标等方面均与常态危机不同,但非常态危机与 常态危机又是一个相互关联与转化的缠绕过程。从危机的成因识别角度看,非常态危机 可分为“理念错位型”“信息错乱型”“时机错失型”“资源错配型”四类,防控关键在于强化非传统安全危机意识,提高国家非传统安全治理能力,即做到理念适合、条件融合、体制耦合、信息整合。
  •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抗击新型肺炎”专题
    于文轩
    2020(4): 16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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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义的生物安全观要求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 以及与现代生物技术息息相关的公共安全问题,这为我国生物安全的法治保障划定了调 整界限。在此基础上,我国生物安全立法的价值定位应立足于回应风险社会挑战,坚持 风险预防原则和谨慎发展原则。从风险预防原则和谨慎发展原则的视角来看,科技安全 和生态安全是生物安全体系最主要的两方面内容。其中,科技安全保障应以人文关联补 足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生态安全保障则应以保障总体国家安全为主旨,更加重视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以及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的积极应对。 
  •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抗击新型肺炎”专题
    党惠娟
    2020(4): 16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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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向自然界的延伸逐步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状态,引发了日益严峻的种际冲突, 相较于传统人域冲突,种际冲突对现代法律治理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囿于立法定位、规 制机制等方面的构成性局限,现行法律规范不能完全解决种际冲突问题。从长远来看, 只有超越野生动物的法律保护,进而在种际和谐的价值导向中逐步推进现代环境法的根 本性变革,才能长远实现人类与地球生命共同体之间互惠、共融的种际和谐状态。 
  •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抗击新型肺炎”专题
    燕继荣, 梁贞情
    2020(4): 175-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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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染病防治中过于强调属地管理原则,面临权责不一致、激励不恰当、物资储备不充分、 资源调集效率低的问题,不适合应对传染病造成的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应当适当强化传 染病防治的垂直机制,建立“职业守门员”制度、提升疫情期间信息公开主体层级、提 升物资储备主体层级。同时以防治传染病为落脚点,通过强化党的领导,加强传染病防 治的统一管理,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等不同力量的优势,以更高效率、更快速度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流行。 
  •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抗击新型肺炎”专题
    吴新星, 叶继红
    2020(4): 184-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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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行动体系中,基层应急管理起着基础性作用。基层应急管理 效能的提高,有赖于协调有序、运行有效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即秩序化基层应急管理 主体关系。基于利益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利益关系的失衡和冲突是基层应急管理主体关 系失序的根源,进而影响到基层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的运行效能。重构基层应急管理主体 关系的秩序,应在常态治理和应急管理两个系统重构协调的利益关系,加强基层党组织 对基层应急管理主体关系秩序重构全局的统领,在制度机制层面确立基层应急管理主体 的行为规范,在权力关系、权利关系和权力 - 权利关系层面形成利益协调的基层应急管 理主体关系秩序。基层应急管理体制和能力的现代化,应以系统化的思维,从利益根源、 制度机制、主体关系三个层面不断推进。 
  •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抗击新型肺炎”专题
    宋华琳
    2020(4): 195-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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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 1953 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卫生防疫站,1989 年版《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卫生防 疫机构承担责任范围内的传染病监测管理工作,2004年修订后的《传染病防治法》规 定了疾控机构的法律地位。疾控机构作为事业单位法人,应以立法授予疾控机构必要的 外部职能,并明确疾控机构的法定职责与法律责任。此外,还应重构行政机关与疾控机 构间关系,理性认识疾控机构的专业性和相对自主性,以自律规范推进疾控机构的自我 规制。疾控机构应依法履行行政过程中的咨询性、辅助性职能,应明确行政机关在疾控体系建设中的保障义务,行政机关应对疾控机构进行合法性监督。同时,应加强上级疾 控机构对下级疾控机构的业务指导,加强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公众之间的联系,打造相互合作、相互学习的治理网络。
  •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抗击新型肺炎”专题
    闵学勤
    2020(4): 20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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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以空间视角提出的市域社会治理,在时间上遭遇国内新公众参与浪潮。特别在 2020 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进程中,还未充分准备好的市域社会 治理经受了全方位挑战。公众参与能力、政社互动能力、协商共治能力、回应监督能力、 数据治理能力和平台运营能力等全能力建设,急需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携手、共同推进, 只有这样,市域才有机会在日常成为治理中枢,在应急时成为治理先锋。 
  •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抗击新型肺炎”专题
    朱健刚
    2020(4): 216-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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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风险社会中的公共危机,单独依靠政府系统已经无力化解,中国的风险治理不但需 要举国体制的强大动员,而且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参与。武汉抗疫前 期地方政府失灵带来的社会整体性停滞,需要韧性的社会共同体发挥重要作用。这样的社会共同体需要依托治理的完善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建立,也需要保持社会的自发性和社 会自组织的空间。在这样的共同体中,社会与治理应该是一种有韧性的社会共同体需要 从志愿者、社区、公益组织和慈善基金会四个方面着力建设,在举国体制下能够有效动员, 在地方政府失灵时有效自救。
  •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抗击新型肺炎”专题
    朱静辉, 熊万胜
    2020(4): 22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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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于传统经验基础上的公共卫生防控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 途径与保护易感人群。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社会流动加速,世界融为一体,面对新公 共卫生事件的冲击时,考虑到隔离将要造成的巨大社会经济损失,决策者的决断更加困 难,社会大众的接受更加不易。既有的防控治理体系看似严密,却难以及时有效转化为 应急所需的治理能力,应对新公共卫生事件或其他重大应急事件时在现有治理体系和预期中的应急治理能力之间的差距,即为"治理滞距"。治理滞距的生成机制出自三个过程: 疫病传播过程导致的辨判困难;社会过程中存在的动员困难;治理过程中难以让趋于常 规化的治理体系建立真正有效的应急治理能力。不得不承认,人类不可能消除治理滞距, 只能压缩它或者实施有效的补救。作为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和对世界负责任的大国, 需要不断改进,把压缩治理滞距的能力提升到极致。 
  •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抗击新型肺炎”专题
    王俊秀, 应小萍
    2020(4): 23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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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使得公众生命和健康遭受巨大损失,全国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这一特大公共卫生事件中,通过对七个时间段内湖 北省内外公众在风险认知、社会情绪、社会行动三个方面心理和行为认知,以及公众对信息管理、医疗物资、防护物资、生活资源供应情况评价的调查,可以全面了解疫情应急响 应状态下的社会心态。这些社会心态中既存在有利于疫情防控的因素,也存在不利于疫情 防控的问题,一些社会心态反映出的负向情绪问题可以在疫情防控中得到解决,一些社会 心态反映出的创伤应激问题则是日后社会治理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需要重点解决的。在信 息联结下的社会个体化大趋势下,未来的社会治理应该发挥超大互联网平台的作用,通过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赋能,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能力。
  •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抗击新型肺炎”专题
    周海燕
    2020(4): 24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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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历者口述故事在我国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亲历者口述并非个体 叙事,而是各方行动者共同参与的集体实践。通过互联网的传播,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转发、 评论等,个体经验得以在特定社会语境中公开和传播,其在不断的转译过程中得以明晰, 凸显为公共议程。在这一过程中,各方行动者联结而形成具有共同目标的行动者网络。 亲历者口述不仅生产今天的新闻文本和明天的历史记忆,它所产生的力量也正在汇聚为现实的社会行动。 
  •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抗击新型肺炎”专题
    刘士永
    2020(4): 25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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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冠肺炎的阴影下,不论是防疫专家抑或芸芸众生,都不免力图在既有的疫情趋势中 寻求向好迹象。于是传染病疫情统计中常见的峰值、拐点等专业名词,在媒体报道与社 会期望中,逐渐成为口耳相传的大众日常用语。依据传染病疫情统计的发展史,简要回 顾峰值与拐点在传染病疫情统计学中出现的历史过程,再通过近代以来重要疫情分析社 会大众如何接纳传染病疫情统计与疫情预测,可以发现,峰值与拐点在传染病疫情统计 中的运用,本应属于将统计方法引入公共卫生学科的科技史范畴,但随着大众对疫情关 注视角的转变,人们将原本仅具有统计学意义的传染病疫情“统计拐点”,置换为代表 疫情向好趋势之“心理拐点”,使之沾染社会建构之意涵。要言之,从医学史的角度厘 清近代传染病疫情统计之兴起梗概,反思疫情统计拐点与社会心理拐点在防疫史脉络中 的纠葛,有助于正确处理大众对于疫情演变的期待、落差与可能影响。
  •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抗击新型肺炎”专题
    李佃来
    2020(4): 264-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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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生存权问题的切近回应与深入探析,是当前政治哲学研究需要思考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以霍布斯和洛克为坐标点的近现代政治哲学发展之初,生存权问题占有重要地位。 但在洛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种政治哲学,即以所有权的合法性和分配的公正性为根 本主题的正义理论以及以“自我决定”“自我立法”和“有限政府”为根本观念的权 界理论中,生存权问题却发生了难以逆转的衰萎。不过,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叙事中, 这个问题又再一次凸显了出来。从思想史角度来看,马克思是在深度介入洛克之后政 治哲学的理论逻辑,并从中打开新的突破口的基础上,落脚于生存权问题的。一种政 治哲学理论是否包含生存权问题,在很大意义上取决于这种理论是否将“人”放在核 心地位,或者是否以“人”为目的。当前政治哲学研究介入生存权及相关问题的意义, 不仅仅在于能够由此获得一个新视角和新基点,更在于能够由此开辟出一条“以人为 本”的理论逻辑。
  •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抗击新型肺炎”专题
    王珏, 王硕
    2020(4): 27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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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健康伦理问题的核心是个人权利与公共善的博弈。在两者的伦理博弈过程中,政府 充当了中间的利益调和者角色。个体在实现积极个人权利的过程中,如不进行正当性考 察,可能会造成对公共善的实际损害(或倾向);政府为了保护公共善,促进公共健康, 可能会有意或无意侵犯到公众的消极个人权利。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不同类 型的个人权利与公共善的伦理博弈情境:个人权利与公共善的伦理博弈存在四大基本类 型;不同职业、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月收入水平的公众对同一情境的道德态度存在差异。 政府在行使权力、保护促进公共健康时,应根据伦理博弈类型来全面、合理对待个人权利, 把握好个人权利与公共善的道德边界,维护博弈的良性循环,以实现公共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