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袭而来的新冠疫情，在给全球按下暂停键的同时，使得全球经济蒙上阴影，亦使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充满了变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余威尚未消散，全球化再次处于疫情引发的“熔断”状态，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陷入“停摆”，世界政治经济趋于“收缩”。当开放和包容可能不再成为当下全球化的主流，全球经济“慢性萧条”的苗头开始显现，传统意义上的总量型、稳定型战略机遇期正在缩小，我们需要通过追溯世界经济的演化机制及其结构性矛盾，思索中国经济下一步转型发展的核心问题与关键路径，特别是在区域化和数字化中探寻经济治理的新规则、新议题和新空间。在上海市经济学会和世界经济学会的大力支持下，《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特邀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共同探讨“疫情之后的世界经济格局与中国经济修为”，在“变”中求解“应变”方略，推进合作共赢，彰显大国责任。
权衡研究员认为，在“大变局”与“大复兴”的历史交汇期，要避免出现“大乱局”，就需要顺应大变局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准确把握国际投资贸易规则从发挥比较优势规律、遵循自由贸易，到注重公平贸易、安全贸易以及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实践逻辑转换，密切关注新规则及其核心议题，积极推动和引领世界开放包容发展以及国内经济转型升级。蔡昉研究员认为，新冠疫情是对社会公平正义和收入分配的一次压力测试，历史将摒弃以自由放任的市场为魂的涓流经济学，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新理念以及在各种风险挑战中托底民生的新机制，将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华民教授认为，全球化经历了从国家同质到国家异质，从国家间相互合作到理性协调，再到大国博弈的演变过程。“和平接力”与“和为贵”是值得倡导的，异质国家走向合作的答案只能是“求同存异”。李实教授认为，欧美抗议警察暴力执法运动背后，是疫情之下底层民众对社会长期财富分配不公的抗争。资本的全球流动，高科技的加速发展，以及各国公共政策的调整，客观上加剧了全球财富分配不平等。中国应该引以为戒，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潘英丽教授认为，全球经济正在进入慢性萧条期，在其影响下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趋势将难以避免。在“去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面临“去工业化”的压力，中国工业只有“瘦身”才能“强体”。中国当下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培育有效率的企业组织，而培育好企业的关键是政府行政体制的进一步改革。黄建忠教授认为，全球化发生逆转并非始于疫情，全球化遇到的根本问题是实体经济结构性矛盾及其作用下普遍的收入分配两极化。存量上的“挂钩”和增量上的“脱钩”，将是全球化中长期的趋势。当我国的战略机遇期面临变异，更加需要主动创造和动态把握，特别是加强产业链的稳定性与供应链的安全性，重点打造六大供应链。殷德生教授认为，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将呈现两大趋势：一是全球产业链区域化格局将进一步强化；二是美德中三大产业链之间的联系网络将以数字化形式趋于更加紧密。全球产业链不会收缩，产业链数字化、价值链数据化、创新链平台化和供应链智能化的趋势将日益加强，并将深度影响着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和形态。
——主持人 李梅
诠释学的意义在于“通古今之变”，推动古典文明的现代转型,这也是当代哲学面临的最迫切任务。但我们不能走方法论诠释学的老路，而必须让诠释学立足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意识，将其作为当今“构建中国阐释学”的基石。存在论诠释学告诉我们，必须首先面对文化在当下世界格局中所面临的“真问题”。存在论诠释学以“应用”为先，“应用”意味着找到当下处境中的“真问题”，这比到经典中去寻章摘句地找“答案”重要得多。
“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以新的视角融摄了经典诠释学与哲学诠释学之间的张力，并且在公共性的基础上理解了阐释本身的动态性及其内在机制。从诠释学理论的文本中心与主体中心两个层次上，阐释的有效性与文本的意蕴预设本身都围绕着文本性展开，而在有 效性与文本性之下，还必须看到公共理性和阐释语境的基础价值。从文本与存在之间入手，提出有效性问题的吊诡在于文本意蕴的预设指涉了有效性，而主体体验则消解了它。从文本阐释到公共性建构，阐释的有限与无限提供了一种公共性建构的“文本性”范型，而有效性判定与意蕴预设被纳入公共性的动态机制之中，成为阐释实践的一部分。
数学人文，是科学，还是人文学？这一问题关乎人文学在计算哲学、数字人文等兴起背景下的自我理解。数学人文以人文学的方式化用数学工具，或者说，将数学工具规抚为一种具有精神科学特质的工具，无疑大大拓展了人文学解释工具的范围，但并不因此终 结我们关于问题的讨论。π喻、正态分布之喻的开放性，在一定程度上例证了数学人文 的人文性及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此外，数学人文又接近社会科学。将统计学方法应用于阐释现象，或许可以成立一种阐释统计学，它将是一门主要以阐释这一人文现象为对象的社会科学，而非作为人文学的阐释学。
近年来的“诗礼复兴”，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一方面，“诗礼文化”有着强大的传统惯性，这一历史惯性从先秦一直延续到当代；另一方面，“诗礼”的本质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进行的教化与规范，切中了社会发展对教化与规范的诉求。基于社会忧患的心态，人们期望从“诗礼”传统中寻找思想资源，并以之实现当代社会的审美再塑和道德重建。
丧、积极废人等当代青年的自我犬儒化倾向，是电子犬儒主体的新痛快文化。这是一种通过刺痛、主动确认无能与失败，来宣泄情绪、抚慰脆弱的新快感模式。它既非伯明翰文化研究对亚文化仪式性抵抗的阐释，也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笼统代际差异与世代意识的表现。丧文化的抵抗式和解、废人们的犬儒式批判，是青年主体适应政治经济变动的自我调适新手段。这一新趋势既是全球范围内“岌岌可危阶级”的文化表征，又将一种批判性表述置换为刺痛的快感享乐。
以《都挺好》为代表的家庭伦理剧，常常表现挣脱家庭束缚的“超强个体”，却又总使之生硬地回归传统的家庭共同体，这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后物质”价值观转向与个体化进程的症候式表达。家庭伦理剧通过“乡土性”和新都市空间叙事，呈现出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混杂的多重价值观倾向。有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倾向的新世代，试图抛弃物质主义世代的社会伦理，实现个体从乡土社会中的“脱嵌”。然而由于其情感向度缺失，脱嵌的个体不得不以传统的方式十分勉强地“再嵌入”家庭共同体。较之西方，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年轻世代的个体化，由于缺少“情感现代化”的向度，产生了极端利己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不少沦为“无情的个体”。后物质世代的情感结构尴尬地处于“不再”与“尚未”之间，呼唤着情感的“再启蒙”。
欧洲现代民族主义主要是围绕民族国家的构建展开的。多种思想观念的并存以及原生论和工具主义的并存是欧洲现代民族主义发展的重要特点，而自由民族主义和保守民族主义作为其中的两种重要传统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欧洲民族主义发展。冷战结束后欧洲民族主义复兴，它们主要围绕中东欧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疑欧民族主义以及地方民族主义三条线索展开。其中，在疑欧框架下的欧洲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重叠，以及以少数民族自治问题为主题的地方民族主义发展及其所显示的分离主义趋势，是影响欧洲民族主义与欧洲未来的关键。但保守民族主义及其强调的族群意义的民族观在当下欧洲民族主义中的主导性意味着，在现实政治领域民族主义更显示为一种与欧洲一体化相对的意识表达，其复兴也为欧洲未来的发展蒙上了新的阴影。
在当今世界，军事实力仍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工业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军事实力。美国和苏联曾是20世纪的两大强国，但结局和命运并不相同。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美国走的是军民融合之路，军事技术很快应用到民用工业，苏联则是各成体系，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相分离。在指导思想上，苏联向来重军工轻民用，没有军民融合发展的思想，而是民用工业服从和服务于军事工业。其实践的结果是军事工业一枝独秀，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吸血鬼。苏联长期过高估计外部世界的战争危险，是其过分重视军事工作的重要原因，计划经济体制也有助于国家实施其大规模发展军备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计划。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产生了租界及其法制。随着这一法制的颁行，近代国人对其研究也逐渐展开，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他们笔下的上海租界法制主要有：记载上海租界法制的史料；研究上海租界法制的著作、论文；传播上海租界法制的沪游指南与报纸报道；等等。从近代国人笔下的上海租界法制可得到重要启示，即要正确认识上海租界法制与中外不平等条约、租界建立国法制、华界法制三者的关系。只有正确认识这些关系，才能深刻理解上海租界法制的本质，把对这一法制的研究推向深入。
与常态意义上的城乡社区不同，“混住化社会”是一种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基于城乡互动而产生的新的社区类型。欧美早发现代化国家虽然率先启动和完成了城市化，但并未出现典型的混住化现象，亦未提出相关的概念和理论。而日本学界之所以率先提出此概 ，与其战后城市化引发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以及较强的乡村共同体传统等因素有着直接的关联。将“混住化社会”概念置于中国社会的语境下，会发现“混住化社会”概念与当代中国城乡变迁的具体进程存在着明显的亲和性，亦存在差异性。引入“混住化社会”概念分析中国城郊社会变迁，不仅是关注一般的混住现象，而且是以此为基点，针对城郊地域的社会构成要素、关系形态、组织结构、制度体系等方面展开研究，将城郊混住化地域作为一种社区类型来加以看待，建立起新的研究分析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