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召开了“大国治理前沿论坛（第三期）：宪法学与政治学的分途与交集——基于学科史的对话”学术研讨会。对话会由清华大学法学院林来梵教授发起并主持，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杨雪冬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李忠夏教授分别发表主旨演讲，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任剑涛教授、于晓虹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张翔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王蔚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杨陈副教授等学者参与对谈。此次宪法学与政治学的学科史对话，探讨了学科本土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及学科分化与整合的路径，有助于突破学科壁垒，推动跨学科研究，构建扎根中国经验的自主知识体系。本期刊发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公共理性是公共阐释论的核心概念，它是人类理性一般，是意识主体普遍持有的智识能力，是植根历史、面对当下的有效观念系统，是检验人文“真”与真理的初始标准。如此定义的公共理性，不是政治标准，不是道德戒律，不是乌托邦空想。公共理性是意识主体的内在禀赋，与个体理性协同一致，普遍作用于人类认识和实践的全部过程，无人无事可以例外。经由实践检验的公共理性，从意识主体普遍持有的智识能力，到根植历史、面向当代的观念系统，是人类精神共在及人文真创造的基石、条件、前提。正确把握运用公共理性，把握认知人文“真”之真谛，对推进人类各项事业，尤其是精神科学事业的存有与进步，具有生命性意义。

在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前夕，重读其同胞理查德·罗蒂在 1998 年出版的一本小书《成就我们的国家》，主要不是因为八年前该书被认为预见了当时的美国大选结果，而是因为该书对我们观察当代美国政治、西方左翼思潮和未来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视角。从此视角出发可以看出，当代美国政治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全球的“南”“北”关系中处理其国内的“左”“右”矛盾；西方左翼学界的关键挑战，是能否在“承认”和“再分配”之外找到新的词汇；而国际地缘政治的未来走向，则将决定以何种国家形象塑造人类形象。在思考上述问题的过程中，罗蒂有关共同体及其形象的论述既提供了值得珍惜的思想资源，也提示了值得警惕的哲学误区。把“正义”归结为特定共同体之中的“忠诚”，把“真理”当作特定情境之中的“方便”，是否意味着放弃必要的概念工具去把值得自豪的成就与消极承受的状况区分开来，把集体学习过程的积极收获与有待重组的偶然经验区分开来。

现实，是现实主义文艺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之一。同以往现实主义文艺把客观性放在关键位置不同，心性现实主义文艺强调须面对由主体心性浸润的现实。现实在文艺中总以心化现实方式存在，而心化现实又实际存在三种展开方式：心感现实、心明现实及由艺术媒介和符号形式系统创造的心创现实。心创现实是文艺家在文艺作品中创造的审美现实，包含三个层面，即近心感现实、近心明现实、心感－心明现实交融。要把握文艺中的现实再现，需要回到心性现实主义文艺作品的心创现实三层面作细察。现实是始终需要加以对照和关切的终极地平线。

探索人性必然绕不开欲望，何怀宏教授在《一个人性的分析结构》中秉持一种“批判形而上学”的哲学立场，构建了人性的六分结构，并将欲望置于人性结构极为重要也最为基础的位置。但是，他这种对欲望概念的分析并未充分展现欲望与其他人性要素的相互联系，原因在于其忽略了欲望的运动也可以是向上升华的。虽然活着是人的基本生存欲求，但是人的欲望却不仅仅是活着，伴随着人自身的发展，欲望也在不断向上发展，除却对外在物的欲求，善和好的目的论始终是人类生活中不应放弃的高尚追求。经过伦理精神的锤炼和扬弃，欲望会得以升华，最终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

刑法法益失衡在实践中引发了包括非法经营罪等在内的大量“口袋化”现象，其根源在于法益泛化模糊刑事干预边界，立法技术缺陷诱发司法恣意，秩序优位抑制市场创新动能。这导致刑法在市场经济治理中频繁“越界”。破解之策在于引入“结构法益观”，构建“基础层（单纯秩序违反）—核心层（实质法益侵害）”的双阶识别体系，确立“法益关联性、损害实质性、监管失效性”三重审查标准，将刑事规制置于实质侵害市场自由与重大公共利益的场域。通过立法明确法益保护范围、司法实质审查法益关联、行刑协同构建全周期治理体系的三维路径，形成“自由保障优先、过罚比例适配”的规制范式，推动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刑法职能从“抽象秩序管控”向“具体利益衡平”转变，在坚守谦抑性底线的同时提升刑法治理效能，为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在交通和通信技术均不发达的古代中国，如何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历代王朝又为何会出现由盛转衰的情况？从组织经济学的角度，构建一个内外冲突的双均衡分析框架，为解答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假设古代统治者的首要目标是维持政权稳定，然而其必须在内部威胁和外部威胁之间进行权衡取舍。经分析可以证明，当古代统治者主要面临内部威胁时，最优的制度安排是集权；反之，当古代统治者主要面临外部威胁时，最优的制度安排则是分权。在集权均衡状态下，古代统治者为了强化对政权的掌控倾向于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在选拔官员时更看重忠诚度，地方执行政策时奉行“一刀切”原则，并在行政区划方面遵循“犬牙交错”的原则划界。在分权均衡状态下，古代统治者倾向于强调对官员的激励，在选拔官员时更看重能力，允许地方政府实行多样化的政策，并在行政区划方面依据“山川形便”的原则划界。这一分析框架能够解释唐朝的藩镇割据、北宋的“强干弱枝”现象，也有助于回答“黄炎培之问”，为理解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与政权兴衰提供了新的视角。

信息是影响国家治理的关键变量，信息活动构成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的治理活动与信息当量是相互匹配的。国家治理既要通过普查登记来采集和加工全局性或整体性信息，也需要通过“摸清底数”来获得个别化或细节性信息。“摸清底数”工作主要是通过人工作业，获得关于社会事实的“底数”信息，补充或修正既有的“基数”信息，从而可以看到个体单位及细节。这就有了使国家治理运行起来的含义，即实现了从整体事实到个别事实的切换，从国家治理到基层治理的下沉，从决策环节到执行环节的落地。“摸清底数”具有灵敏快捷的优势，也具有适配动态情况和复杂任务的能力，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灵活方便的信息机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聚焦粗糙而不均匀的事实，及时部署和落实“摸清底数”工作，动态推进信息的持续再生产，提高治理活动的适应性、适配性和精准性。

新质生产力对社会生产方式、组织模式以及生活方式的深远影响引发了社会形态的根本变革。这一变革深刻动摇了现代理性主义及其内生缺陷所引致的“创造力危机”，为新型社会形态的到来提供了机遇。新质生产力超越了传统生产力理论，体现了“社会—技术”强互构性，通过人机协作和智能技术构建了异质要素整合、分布式、协同贯通的系统网络，在范式转换的层面对社会发展带来颠覆性影响。在新质生产力驱动下，个体将嵌入人机协同的集体智慧系统，演化出一种“后个体”的人机共生形态。社会全景的数字化转型、社会结构的分布式演进、社会资源配置秩序和劳动生产的去规训化、文化生产传播的个性化变革等路径，演绎出新型社会形态的图景。

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仅是政府基于财政法角度对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更是基于经济法角度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综合治理。既有的化债措施以识别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为前提，以发行政府专项债券置换地方隐性债务为核心，具有直接性和规模性的效果，但在法律依据、识别和置换的具体规则、绩效评估等方面仍有待完善。对此，应择机制定及完善化债相关财政政策工具的法律依据，在债务识别和置换层面推进法治化和市场化，加强对化债措施的绩效评估，并以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为核心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地方专项债券制度设计蕴含着典型而又独特的“项目制”原理，只有遵循“项目制”逻辑，才能构建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型政府举债模式，充分发挥专项债券的深层次功能。然而，“项目制”的核心功能并未在专项债券这一特殊事物中得到充分体现，使得其制度建构和实践运行存在一定的“项目制”悖反。专项债券的“项目制”设计本具有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推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复合治理作用，但在实践中却面临着如何规范建构和有效治理“项目制”的难题。为了化解地方专项债券“项目制”的规范消解和运行失序隐忧，亟须从健全“项目制”外围法治保障、促进多元利益协调、夯实项目投资管理、强化多阶绩效控制等方面，优化地方专项债券“项目制”的内部制度环境。

新一轮“化债”已开启，“化债”的关键不仅在于消减隐性债务存量，更在于通过推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转型以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作为地方政府依托对金融资源的控制、纾解财力约束以及实现经济逆周期调节的重要市场工具，其勃发的根源在于行政集权下的强激励机制所引发的地方财政机会主义和软预算约束的实践逻辑。为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消减地方政府对于市场融资的过度干预，弱化其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必须推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市场化转型。其中的关键在于，统合考量财政、金融融贯分权体制，剥离融资平台公司作为政府“第二财政”的融资功能，阻断其政府信用。但是作为公共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在转型过程中绝不能偏离公共属性和目的，须依靠民主机制对其进行公共调控和约束监督。

1970 年代，农村有线广播及大喇叭作为政治宣传与社会管理的重要媒介，深度嵌入农村日常生活，体现了新中国“一竿子插到底”的社会治理策略。借助特定年代各省统计数字，以及地方的若干档案资料，追溯 70 年来（1950—2020）农村有线广播的起与落，可对那个年代的农村有线广播有大致了解。然农村有线广播有其魅力与局限性，落在纸面上的论述，与实际生活中的切身体会有很大距离，广播的政治和教育功能往往因当地民众的受教育水平与文化习俗的差异而严重受限，因此，添加地方知识及个人经验，借助往事的追忆，能使史学论述更有活力，更贴近真实，让那些躺在档案馆里的泛黄纸张重新“活起来”。声音及其记忆，也许不如文字准确，但其直接、含混、肉身以及个人化，或许更有历史穿透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媒介形态与社会结构的剧变中，声音凭借其轻便灵巧、通俗易懂的特点，在救亡动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抗战文艺的声音转向，不仅是口传文学传统的继承，还是战时的新探索，重新激活了域外与传统的声音艺术资源并结合抗战实际进行改革，重构了新的艺术形式、情感机制与文化实践。抗战声音在跨域网络中流动，打通不同文类、空间与阶层隔阂，联结古今，沟通世界。抗战声音实践不仅客观反映，而且主动介入现实；不只给听众审美体验，还激发其参与行动。其重要特质在于具身性 ，更深层地指向人的实践主体地位，由主体内在的情绪起伏与身心境遇，推至语辞声音姿态等形式的韵律节奏，拓展到现场的具身展演、动态文化实践，进而不断与政治、军事及社会有机互动，嵌入抗战斗争与新的国家建设。

1930 年代，左翼电影人介入电影界，尝试借助电影这一大众艺术形式宣传、推广革命理念。其中，夏衍创作、张石川导演的《压岁钱》不仅将电影艺术的趣味性与左翼话语的革命性结合，通过一枚银圆的流转生动展示了当时上海不同阶层的众生相，而且以《新生命歌》等插曲的创造性置换，发出呼声，号召新女性和社会各界力量走上前进之路。通过考察影片的市民趣味、好莱坞元素及声音景观，可以发现，左翼电影人在实现娱乐和商业利润的基础上，不仅通过电影艺术发掘社会问题，还通过电影插曲等“奇兵”元素，宣传左翼革命话语，实行隐形革命，进而实现教育社会的功能和建设新的“银色世界”的文艺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