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先生的新著《从广场到岗位》既是其学术生涯与知识分子精神史自述，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回顾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历史发展脉络与知识构造的视野。在书中，陈思和将论述的起点设置于 1993 年的人文精神讨论，然后向前追溯至近现代以及更遥远的历史来思考知识分子的传统与岗位意识，通过不断的自我剖析与对话，最终将思考投入对当代文学与生活的关照。陈思和先生始终自觉坚守在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岗位上，与此同时，这种对于岗位意识的持守，又始终在更为广阔的人文学科乃至时代中发挥其作用。时代在变化，文学等人文学科也需要相应进行调整并给予回应，从具有岗位意识的学术研究到具有公共聚焦的人文关怀，都对知识分子提出了新要求。理解历史与知识思想，是为了更好地与当下的时代生活、学术研究进行对话。基于此，本期以陈思和先生这本新著为讨论契机，特邀王晓明、王鸿生、陈昶、吴天舟四位学者撰文，并对陈思和先生进行访谈，将讨论的话题延展开去，试图将视野进一步打开，激发历史与当下、学术研究与现实生活之间对话的活力，进而推动“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

六十年前，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以“媒介即讯息”的论断颠覆大众认知。六十年来，麦克卢汉其人其书其言大起大落，但无论是褒是贬，始终是媒介研究所不能绕开的。在数智交往已成趋势，从互联网平台到社交平台再到镜像平台的全新情势下，反思“媒介即讯息”，重究“人的延伸”，再理解《理解媒介》，对于推动我国媒介学研究、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具有积极意义。为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浙江大学数字沟通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于 2024 年 9月 20—22 日在杭州举办“数字沟通”杭州对话会，会议主题为“‘媒介即讯息’：六十年后再思《理解媒介》”。与会学者围绕《理解媒介》讨论麦克卢汉的研究及其观点，“媒介”及媒介学研究对各学科学术研究的具体意义，以及如何立足中国的经验性场域，在麦克卢汉基础上打开新的空间和想象。现将部分专家观点与现场讨论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在全球科技创新密集活跃的智能时代背景下，将人工智能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大局中，实现“AI 善治”，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这意味着要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推动法治体系向智能化、精细化、高效化方向发展。构建人工智能安全发展的法治体系的基本框架，应涵盖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系统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引和规范；二是高效协同的法治实施体系，确保法律法规得到有效执行；三是公开透明的安全监管体系，对人工智能应用进行监督和管理；四是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为人工智能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同时，还应抓住构建人工智能法治体系的核心智能要素，如算法可信、数据安全和 AI伦理，以实现创新发展与安全监管的动态平衡。

培养人应是大学的根本宗旨。我们必须在知识生产、人才培养的维度思考“学生为本”这一根本问题。大学如何有效地、合理地、全面地形成不同人才的成长管理、促进方式，是大学管理决策的核心问题。具体到一所工科学校的人文教育问题，需要在知识生产方式上明了人文学科和工科发展的根本不同及各自特殊性，明确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的不同机制，进而守住人文（学科）学术发展的常道——投入时间成本、鼓励学术个性、诉诸经验共识、立足本土研究、建立本土标准。

白乐桑教授是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荣休教授，著名汉语语言学和教育学家，首任法国国民教育部汉语总督学，数十年往返于中法之间进行学术文化交流。今年恰值中法建交60周年，本刊特就“中法文明交流互鉴”主题对白乐桑教授进行专访。全文围绕“白乐桑教授汉语学习的历程与对中国社会变迁的体验”“法国汉学的发展脉络与现代转型”“汉语教学的全球挑战和理论及方法的应变”“文明交流互鉴与中法建交60周年”四个议题具体展开。协助访谈整理人为法国索邦大学谢素菊博士研究生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吴子祺博士研究生。

分析家庭小说和电影这个叙事体裁与道德相对性观念之间的关联，可证现代社会的根本难题即多元视角和决断如何综合，正是家庭叙事探讨的根本问题。在现代世俗生活中，人们往往陷入罗生门一般的道德相对主义，每个人从自己的经验和视角出发，指控他人的道德缺陷，无法与他人达成一致的道德决断。这不仅是家庭叙事的基本套路，也是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以降现代社会面临的基本难题。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径并不清晰，但当代社会的魅力理论为我们指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真理，在当代媒介文化中，任何个人的公共魅力并不取决于他 / 她是否具有超凡的卡里斯玛，而恰恰取决于他 / 她是否表征“张力”，即使矛盾双方居于永恒的辩证关系中的能力。这是一种欲望化的辩证法，揭示了现代人超越普遍性和个体性两难境地的渴望。这是一种蕴藏在日常情感中的可能性政治，指向现代社会治愈自身分裂，在辩证转化和偶然生成中改变自身的潜能。

在资格权入法后，农村土地从“二权分离”迈向“三权分置”便顺理成章。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是从政策到规范、从身份到契约的全面延伸。被分置出的宅基地资格权与土地承包权是集体农民通过享有成员权这一综合性权利，享有对应分配资格之权利的现实结果，亦是宅基地使用权与土地经营权入市的制度性权利入口。资格权入法既可解决集体农民流转财产性权利无法回复的后顾之忧，又可在振兴经济的周期内提供存量的生产资料。在资格权入法后，“新型总有”关系从指导立法转向收束使用权规范与定位资格权规范。可见，资格权入法在实然层面回应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政策安排与现实需求，“新型总有”在应然层面为农土三权内部结构优化提供理论资源。

作为国际上公认的电子政务大国，中国地方政府开始尝试将大数据和信息技术引入到权力监督工作中，展开了数字化权力监督的实践探索。中国政治形态下数字化权力监督的实践逻辑为：通过打通不同监督对象的结构性信息壁垒，形成监督数据、监督平台和监督模型三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数字化权力监督能否取得应有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要素之间的互动情况。但也正是在这个三要素互动模型中，数字化权力监督的未来面临着至少四个方面的张力与挑战：主动监督与被动监督、局部监督与整体监督、监督的成本与收益、监督的多元性与单向度之间的冲突。

游戏是在与现实交叉或相对的距离半径里勾勒出的开放世界，对玩家具有天然的吸睛性。身份的窄化及异化将玩家锚定为“玩工”。在主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玩工成为开放世界里的“那喀索斯”，难以脱离被掌控的两难角色。借助数字精神政治透析玩工的精神世界，可以发现，主体放大、精神出逃、情绪获得是玩工奔向开放世界的内驱力。而肯定型的“智能政治”使玩工陷入数据吸纳、自由悖论、主体异化、情感收编、“工作游戏”的精神困境。应在协同共治之下，进行劳资产销关系边界设置、资本驱动与游戏自由平衡、政治主体与否定角色共存、虚拟及外围情感走向把握、非功绩主体游戏式反抗。或许可合力开辟游戏玩工的精神政治出离之路，实现从玩工到玩家的理性复归。

今年是中国接入互联网 30 年，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数字社会学的学科建设运动正在进行。中国社会学界对数字社会开展的研究涵盖宏观—微观、结构—能动、发展—治理多个维度，这些都是从中国数字社会丰富的场景应用中生长出来，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印记。中国的数字社会学应该针对社会学主体领域在数字化时代的理论挑战和经验变革开展研究，既重视历史也面向未来，成为一个开放的交叉领域，更加关注总体和微观研究的平衡、进军生产领域和尊重市场、在保持批评的同时提出建设方案，为数字时代的人类解放作出知识贡献。

在《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工作稳步推进背景下，梳理、分析影响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然之理，亦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其中，民营企业产权的充分保护是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应当在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解决民营企业产权受损时有发生的问题；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难题可归结为融资难，应从完善社会征信服务体系、健全金融机构监管考核以及规范民营企业非正式融资渠道等方面，解决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劳动法的无差别适用造成了小微民营企业的经营困难，应在特定层面尝试构建小微民营企业的劳动法适用豁免机制，以促进小微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市场准入局限是民营企业发展受限的重要方面，应简化行政许可审批流程、控制行政许可准入裁量要件、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优化民营企业市场准入机制。

民营经济是我国重要的财源基础，在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政策导向下，税收政策是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税收优惠更是民营经济与其他经济形式实现平等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目前，由于缺乏有效税法规制，我国税收优惠面临项目多、规模大、层级多、涉及面广、交错复杂的困境，尤其一些地方在某些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对民营企业区别对待，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形成逆向调节，使资源流动不再取决于市场而是受制于税收优惠。税收优惠的正当性只有经过比例原则的检验，使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等主要目的与量能平等负担原则之牺牲符合适宜、最少损害及相当性原则，才能实现课税平等。我国目前主要存在行政机关复议附带审查、行政诉讼中的一并审查，以及立法机关的备案审查等三种针对规范性文件的监督程序，三者功能虽有重叠但定位不同，应探索建构各具特色又相互支援的后续处理机制。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作为一座城市，何以能够生出一场幻梦？与此同时，这场幻梦映射出怎样的自我与他者，又如何呈现出城市自身的主体性与灵魂？这关系到现代中国尤其是张爱玲等文学家如何想象现代城市并为之构形的过程。以往研究多聚焦张爱玲的小说乃至整个城市文学，“上海”在其中作为客体存在。而张爱玲将上海写“活”了，回归城市的内部，切入城市深层的“底子”，使城市本身演化为一个现代主体，映射出个中人物的焦虑和渴望、匮乏与缺憾，并与之交互，召唤出彼此的创伤性体验与集体无意识。“上海”也于焉具备了身体属性、主体意识，成为一个具有感知和体验功能的存在，其自“身”流溢着精气，寄寓着灵魂，将“现代”文学及其城市想象推向深远。

“北钱南王”（钱锺书与王元化）两度成为热点话题的原因在于两人命运逆袭的相似性、话题的微型演义特点以及学界对思想解放和身份解放的认同。身份解放、学术复活和名位翻身分别与社会的“盼头”“奔头”“甜头”相对接，是“北钱南王”的三个对称性亮点。然而，当话题从思潮史框架转到学术史框架时，“北钱南王”就会呈现出非对称性，主要体现在投入时间、产出成果和著书动机三个方面。要从历史 - 逻辑层面坐实“北钱南王”在学术史框架的“非对称”，需要通过“思潮史－学术史”框架里的专业复盘。

近年来，学界围绕地方性写作展开广泛探讨，从创作样态到理论命名，试图建构一种解释地方经验、地方意识和地方审美的系统性话语。然而，对地方性写作的理解需要超越当下视野，回到历史深处探寻其文化根源。“闯关东文学”作为地方性写作的典范，蕴含着独特的历史叙事机制、审美建构模式和文化记忆功能：通过对移民史的选择性提炼和创造性转化，实现从个体经验到集体记忆的升华；以“反常态－象征化”“在场性－超越性”“边缘化－主体化”为审美模式，形成独特的地方审美形态；在文化记忆层面，以互动性重构为基础，不仅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更凝练出以开拓进取、包容共生为核心的“闯关东精神”。这表明，地方性写作的意义在于通过对话与融合开启文化创新的可能，其普遍价值正是建立在对地方特殊性的深度挖掘之上。

养老观念包含着人们对于国家、社会与个体关系的认知。近代英国的养老责任个人化观念与对老年贫困的污名化加剧了养老危机。在新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影响下，1908 年英国依据普遍权利和免费原则实行养老金立法。全民免费养老金制度体现了养老观念的重大变革：一是明确社会应对老年贫困现象负有责任，国家有义务为全体国民提供养老保障；二是承认获取养老福利是国民的普遍权利，改变了道德规训和污名化趋向；三是确认养老金不以财产权利为领取前提，也不构成对个人财产权的扩展。养老观念的变革提供了对国家职能与财产权的新理解，依托个人财产和交换的养老话语逐步让位于国民权利话语，对 20 世纪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福利国家建设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