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世纪步入第三个十年，我们见证了科技革命的狂飙突进，人工智能、数字媒体、元宇宙等前沿技术日新月异。它们不仅将梦境化为真实，也令现实跨入虚拟，虚实边际渐趋消融，古老的“虚实相生”的寓言由此重焕生机。以往，虚构根植于现实又映照现实，文学创作遵循着“源于生活，归于生活”的现实主义轨迹 ；当下，虚实交织、彼此依存，“虚拟现实”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现实，快速占领着人们的生活与思维。面对技术时代现实与虚拟的缠绕与互动，“事实”成为连接两界的纽带。它既是客观存在的证明，是我们实事求是、尊重常识、捍卫真理的基础，也是人类实践与创造的痕迹，蕴含着人类探索、模拟乃至创生新现实的深刻意涵 ；它不仅是名词意义上的，更包含动词意味，其双重含义或可揭示现实主义与虚拟现实并非水火不容、二元对立，而是相互渗透、彼此影响的共生关系，两者统一于人及其在世界中的行动与实践。基于上述思考，《探索与争鸣》编辑部联合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南开大学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心、苏州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在哈尔滨共同主办“事实 ：从现实主义到虚拟现实”学术研讨会，在传统与当下的对视中重新思考虚与实、现实与现实主义等相关问题。本次圆桌也是继“讲理”“意义”“味道”“言情”之后，《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策划的“回到日常，回归常识”系列的第五次主题讨论。
蒋述卓教授指出，当下文艺创作中已出现大量虚拟现实与现实相融的叙事形态，面对这一文艺新现实，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评论须予以回应，并作适当转型。蒋承勇教授从 19、20 世纪西方文艺发展的历史脉络出发，指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并非全然对立，一种“求真”精神贯穿其中，“实”与“虚”构成其双重面向。周志强教授以虚拟现实游戏为例，认为虚拟现实的关键并不在于其逼真的场景和形象，而在于它对“现实如是”的维护性机制，即它是对“模仿”现实的“模拟”，其“现实”指向一种“对空空荡荡的知晓”。张艳梅教授认为，数字技术变革下，多模态的信息相互作用，通过塑造人类对现实的认知与体验而重新厘定事实和真实，并通过跨媒介协作、感官沉浸与交互，不断打破现实主义的传统边界，引发人类认知革新与相应的伦理挑战。曾军教授从媒介文艺史角度出发，指出虚拟不是对现实的模仿，其自身开始现实化，成为“第二现实”，虚拟与现实之间也进一步呈现为多重复杂关系，具体可提炼为六个阶段 / 形态。蓝江教授基于后真相视角指出 , 从古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到当下的虚拟现实，人类认知始终被中介性的力量所笼罩，因此有必要承认中介的必然性，并保持主体在不同意义场追问真实的勇气。韩伟教授认为，数智背景下，文学现场正在经历语言、形象、情感、想象的多维变革，面对虚拟文学或更广义的虚拟现场，文学研究的虚拟转型也蓄势待发。
司法裁判如何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与裁判说理密切相关。将法律效果统一于社会效果的传统模式，在理论上不具备合法性，在实践上不具合理性，仅是将法律作为一种“包装术”；只有将社会效果统一于法律效果，才是正确的统一模式。在规则构建上，应通过体系归置与体系检验，将社会效果转化为刑法体系内的法律效果。体系归置是从社会效果到大前提的过程，属于法律发现，它让社会效果进入刑法体系，其法理依据在于社会效果与个案正义的关联；体系检验则是从大前提到法律效果的过程，属于法律适用，它让社会效果转化为法律效果，其法理依据在于罪刑法定与个案正义的统一性。在具体适用上，应通过法教义学的方法来开展上述步骤，法教义学不是简单地比对涵摄，也不是概念堆砌式的伪教义学，而是按体系思维进行论证说理。法教义学化并非易事，却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正确途径。
在平台资本主义框架下，公共领域的行动者和行动逻辑发生了变化。首先，在大众媒体的去中介化和数字媒体的再中介化过程中，平台公司成为“无需担责”的中介，而大众媒体时代的读者、听众成了看似平等的作者和实际意义上的数字劳工。这体现了“平等的狡计”。其次，数字平台遵循基于“算法理性”的数据行为主义，使得以语言为媒介的沟通理性遭到侵蚀，不仅造成了人的“去人化”，更导向了“公司统治”。这体现了“理性的狡计”。数字时代“平等和理性的双重狡计”，使得数字公共领域面临结构性失能。因此，重塑数字公共领域，需同时跳出“平等和理性的双重狡计”：一方面发展公共服务数字媒体，实现由数字劳工向公民的回归；另一方面培养“新”公民，实现由算法理性向沟通理性的回归。
生态范式转换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新趋势。在精度与效率的审度权衡中，“红色人工智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占据范式主导，多数智能系统以精度与速度为首要准则，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全生命周期中的巨大生态成本。着眼于对准确性的无休止追求及对生态足迹的现实性考察，重视效率且蕴有强大生态潜力的“绿色人工智能”应运而生。人工智能的生态范式转换就是推动“红色人工智能”跃迁至“绿色人工智能”。这一转换既包含环境可持续性、生态正义和生态自由的理论议题，同时存在资本陷阱、政策滞后、技术缺陷和价值迷思的实践困境。对此，需要从研发、监管、应用各环节探索改革方案，以推进人工智能的生态范式转换。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经历了从“求解放”到“搞建设”到“讲文化”的不断飞跃。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互契合、彼此成就的论断出发，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面向延伸到“第二个结合”的研究中，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和文化概念，让文化成为“物感—互联—意义”三位一体的“习惯丛”，发挥链条作用，居中调节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可以为中华文明建设提供可持续的文化力量。在此意义上，“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可谓名副其实。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历史之谜”进行了典范阐释，其所揭示的矛盾关系与内在精神实质具有普遍性意义。人类史本质上是文明史，历史之谜所揭示的矛盾与斗争关系，恰恰构成一种本质性的文明分析范式——历史之谜本质上也是文明之谜。对历史之谜自觉与不自觉的解答事实上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形态。当代人类文明的困境不过是历史之谜的当代侧显。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大道，也是破解当代人类文明困境的成功探索，是历史之谜的当代解答。在解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课题过程中，自觉激活和创造性运用马克思历史之谜的思想，不仅可以为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重要的学理、道理、哲理支撑，而且能为我们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明实践提供总体性启发。
“优秀者悖论”是古代政治思想中存在的普遍难题。它设定了一个人绝对优秀的地位和相应的等级政治制度的安排，但是这却和一个人在现实中的种种局限性相冲突。韩愈的《应科目时与人书》体现了这一悖论，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家论证”也体现了这一悖论。现代政治思想解决这一悖论的办法是不将政治制度的安排建立在关于“优秀者”的设定上，而是建立在每一个人的能力大体平等的设定上，由此需要彼此尊重、彼此限制个体自身的权利。霍布斯的《利维坦》对现代政治架构的设计正是基于这一基本思想。面对古代政治制度由其内在的“优秀者悖论”所遗留的理论难题和现实困境，现代政治思想家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并基于这一平等来设置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
民粹主义浪潮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周期性结构危机的当代体现。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支撑其社会运转的财富不仅来自国内，也来自对边缘、半边缘地区的汲取，后者是通过世界体系实现的。世界体系的自身演进呈现周期性特征，在体系扩张时期，中心国家通过汲取其他国家源源不断的财富以实现本国的资源再分配。因此尽管资本无限积累的倾向塑造了极不平等的社会，但不断增加的福利供给往往会使普通民众忽视这些问题。而到了体系的收缩阶段，中心地区无法像之前那样汲取世界财富以支撑国内治理，各类社会矛盾便显现出来，民众日益上升的“相对剥夺感”成为政治家实施动员的基础，继而产生了以民粹主义为代表的各类“反向运动”。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揭示乡土中国、中国社会、中国文明之深层结构的重要概念。在方法论层面，差序格局具有重要的世界文明与文明批评史意义。差序格局是一种弹性的同心圆格局，其内涵的存在主义、长期主义、语境主义原则及弹性智慧，深刻影响了传统中国社会，也深刻形塑着当代城市中国。差序格局以中国方式有效、辩证、智慧地处理了个体与整体、传承与更新、短期与长期、边界与语境等关系。差序格局可能是中国文明长期延绵、韧性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当代城市中国在空间形制、秩序生态、社会关系等方面具有深刻的差序格局特点。在市场化、全球化、城市化等新时代语境下，差序格局也需要探索新的实现方式。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差序格局有可能呈现负面效应。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科技与人文、规则与流程的弹性关系，对于推进差序格局的时代更新和城市中国的未来建构具有重大意义。
文学范式在人文城市建构中的征用，体现为将城市“文本化”的策略。“文本化”是文学跨学科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城市与文学研究的范式融合，使我们不仅关注“文学中的城市”，而且将城市本身作为文本予以解读和表达。人文城市建构要求我们深入挖掘城市的文化内涵，对城市的空间深度、时间深度、知觉深度、社会深度和文化深度等维度的解读，是人文城市建构的重要路径。但是，这些有待深层解读的维度并非天然统一、毫无冲突。在城市表达中，人们通常追求城市精神、形象、风格的总体性。城市作为“想象的共同体”，与其自身的多维性、复杂性存在一定矛盾，且这些矛盾常被遮蔽，需要我们正视并辩证看待。人文城市建构不能闭门造车，城市文化的提升需要通过互鉴实现。互鉴是彼此镜像的多重折射，体现出深刻的主体间性。它不仅包含在他者眼中的自我反观和自我发现，还蕴含着对他者眼光的理解和想象。城市互鉴离不开对城市自我和城市他者的双向深层解读，以及对彼此表达的批判性反思，这对当今人文城市建构颇具启迪意义。
近年来，新污染物引发的生态损害与人体健康损害逐步成为现代环境风险发生的重要场域。然而，由于新污染物具有隐蔽性、持久性、危害性、不易治理、广泛性五大特征，使得其与环境治理的广泛“链接”与“交叉”不可避免。因新污染物治理存在立法内部逻辑失恰、环境监管执法职权不明的争议，导致相关部门对新污染治理的思维也有所不同，环境时刻由此到来。从本质属性来看，新污染物引致的生态损害和人体健康损害应当从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的互动等方面予以规制。具体而言，新污染物治理的法治进路应当以制定专门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条例”为前提，通过环境政策“先试先行”的特性，对新污染物的治理指明方向，等时机成熟后，通过政策法律化的方式，适时反哺环境法律；而新污染物立法的体系融贯，应当采取“入典”的方式，实现立法的体系性与其他污染防治法的协调融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