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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 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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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 圆桌会议
    2020(10):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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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区域间竞争对于激发地方活力、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带来了“行政区经济”的壁垒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如何打破市场壁垒,促进资源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进而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成为我国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已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确立为国家重大战略。为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必须以破解区域间竞争的负面效应为问题导向,在跨域公共服务、跨域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跨域环境保护等问题上实现区域协同治理。可以说,区域协同治理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应有之义。而且,当前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外部形势错综复杂,为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更需要区域协同治理在其中发挥基础性引领作用。为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共同组织了笔谈,探讨如何实现区域协同治理,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机制保障。
    吴建南教授指出,为积极落实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需要成功的区域协同治理。其中,改革创新至关重要,改革创新的方法论应当发挥指导作用。通过破立并举、上下联动、共享多赢、着眼未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迈向更高质量。唐亚林教授提出,在长三角区域协同治理的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可以提炼出一种新型亚国家治理范式,即国家统一主导下充分发挥各省市相互联合的积极性、实现多层面多主体参与、体现统分结合特点、以网络化区域协同治理为核心的新型区域协同治理范式。王佃利教授认为,公共物品的跨域供给是深化区域协同治理的新动能,这一过程需要政府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作为区域公共物品的主要供给者,政府在城市群区域发展中的应然角色,是维护好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环境、搭建城市群合作的制度框架。陈建军 教授指出,我国区域协同治理面临着行政级别、政策地位和立法体制等方面的困境,未来可行的区域协同治理模式既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权模式,也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模式,而应该走向协商一致、共识决策的共同体治理模式。陈宪教授认为,区域协同治理是一个市场与政府共同作用,并良性互动的过程。其中,区域规划法制(治)化是区域协同治理的指引,市场一体化是区域协同治理的核心,营商环境同质化是区域协同治理的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区域协同治理的价值。锁利铭教授提出,区域协同治理要正视地方“府际竞争”的积极性,其有效实施的关键在于将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统一起来,用协调来使竞争与合作变得更“有序”。这一过程可以被称为“竞争性协同”,即“协调”的设计、“竞争”的动机、“合作”的过程三者融为一体。冉冰副教授认为,区域协同治理需要同时关注权力和信任的相互影响机制,以及权力和信任如何协调合作主体之间的互动。协同治理的参与者可以通过增强权力和信任的共同来源(包括取得权威、掌握资源、获得合法性)、尽可能使用非强制性权力、适时分享权力并采用微小胜利策略,建立起长期的信任关系。
    ——主持人 杜运泉
  • 圆桌会议
    吴建南
    2020(10):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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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唐亚林
    2020(10):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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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王佃利
    2020(10):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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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陈建军
    2020(10):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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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陈宪
    2020(10):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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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锁利铭
    2020(10):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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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冉冰
    2020(10):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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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刊特稿
  • 本刊特稿
    黄力之
    2020(10): 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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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自信”是一个改变世界文化格局的宏大命题。国内已有的研究中,存在历史逻辑阙如的倾向。历史逻辑首先要指认文化自信的历史平台。21世纪中国文化自信的历史平台是中国的崛起,完全不同于19世纪之前的虚幻性“文化自信”,这是真实意义上的文化自信。历史逻辑还指认出,中国“文化自信”是一个历史过程。鸦片战争击溃了中国文化自信的盲目性,中国文化逐渐进入颓势。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文化从自省走向自信,在拯救国家的过程中拯救了文化自身。当下中国“文化自信”必须正确对待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在拒绝完全西化的同时继续吸收西方文明的先进因素;二是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继续批判其消极面,以构建出能够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化自信。
  • 本刊特稿
    徐勇, 张慧慧
    2020(10): 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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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的中国遭遇和面临两次“未有之大变局”。以“关系中的国家”作为分析视角,可以揭示“未有之大变局”产生和应对的机理。19世纪,中国作为地域性国家进入“世界历史”进程之中,建立起与世界的关系,而长期存续的历史关系则是基点,由此形成世界的中国与历史的中国的交汇和叠加。在单向的全球化和世界竞争体系下,中国被卷入全球化进程中,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由于历史关系的巨大惯性,中国最初在大变局中处于消极应对状态。作为世界的中国,又力图在大变局中寻求变革,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单向全球化正在被重新塑造。在这一过程中,历史的中国并非只是消极因素。
  • 学术争鸣
  • 学术争鸣
    尚杰
    2020(10): 5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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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哲学以观念或者概念作为思想形式去制定理想目标和思想表格。它的模式是数学与数量的,暗含着“已经知道”,它是一种变换模样的先验论模式。这种模式的各种思想衍生品隐藏极深,已经成为时下国内很多学者自觉或不自觉的思想框架,以致严重束缚了自由的想象力。这也是中国难以出现真正思想家的重要原因。宏观哲学的衰落,是由于现代欧洲哲学问题趋向微观化。它不从“已经知道”出发,而是探讨“知道”的缘起,解构思维形式,诉诸思想的当下场景,将时间问题空间化,填充了物质内容,以差异消解统一,日常用语成为微观哲学的新词源,返回原样的生活与思想世界的细节与事件,使未来哲学走向更加自由与开放。
  • 学术争鸣
    李宏图
    2020(10): 6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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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马君武和严复翻译约翰·密尔《论自由》一书的考察可以发现,从文本解读和阐释的意义上讲,两位译者都将密尔的思想从“社会”转向“政治”的维度来进行讨论,将密尔的思想主题转移到另外一个指向。这既不符合密尔《论自由》文本中的思想,也不符合思想史这一“历史性”的阐释。实现对文本的阐释,特别是“历史性”的阐释,需要符合历史学的规范性。阐释者对文本意义的阐释和理论性的构建,需要建立在包括文本在内的丰富的历史资料基础之上,并在历史的语境中展开。从历史维度出发,建立规范性的阐释,有助于目前的“思想史”研究真正实现对思想家和其文本的“历史性”研究,为阐释学的理论建构提供学术资源。
  • 学术争鸣
    王利红
    2020(10): 6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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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漫主义阐释学是一个事后的概念,但其本身是历史性的存在。浪漫主义阐释学的方法论缘起于语文学,由施莱尔马赫发端;其认识论建基于批判哲学,经由狄尔泰转向;其存在论植根于历史学,由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完成。浪漫主义阐释学体现了浪漫主义的反动、历史学的反思与阐释学的反身性。反思(文本)、理解(生命)和领会(存在)构成了浪漫主义阐释学的实践逻辑。正是在此基础上,浪漫主义阐释学实现了方法论、认识论与存在论的统一。
  • 政治与文明
  • 政治与文明
    刘瑜
    2020(10): 7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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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廷顿所命名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展开至今已近半个世纪。近半个世纪后,这波浪潮走了多远?在卷入其中的国家中,有多少走向了民主稳固,有多少走向了民主困境?在多大程度上出现了民主衰退?又在何种意义上呈现了政体韧性?在Polity IV、Freedom House、World Value Survey等数据库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后可以发现,大约一半左右的第三波案例走向了民主的阶段性稳固(在人口大国中,则为1/3),有近2/5经受了不同意义上的民主挫败(在人口大国中,则为一半左右)。就“民主衰退”现象而言,在新兴民主中,它主要不是体现在政体数量的变化上,而是体现在民主的质量退化上,即政治自由度的显著下降和“中间政体陷阱”的出现。但是,从民主观念的深入程度和历史参照系下的“民主沉淀度”而言,新兴民主又展现出相当的政体韧性。研究显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结果多样而复杂,很难以完全的乐观或悲观判断去概括。
  • 政治与文明
    雷瑞鹏, 邱仁宗
    2020(10): 9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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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之一,在某些情境下自由不得不与人类其他基本价值相权衡。因为自由的价值不在自由本身,而在于我们利用自由从事何种活动。自由不仅意味着他人无权进行得不到辩护的干预,也意味着他人和社会理应提供个人实现自由的条件。而公共卫生中群体健康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张力,既包括两者之间的一致性,也包括两者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在某些情境下,个人的自由有必要让位于群体健康,但在公共卫生工作中限制个人自由必须满足一定的可辩护的条件,即有效性、相称性、必要性、侵犯最少和透明性。
  • 城市
  • 城市
    姚尚建
    2020(10): 1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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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化意味着城乡关系、空间结构与民众公共生活的重组,中世纪之后,个体权利崛起并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全球化拓宽了国家与城市、城市与乡村关系的理解,借助资本的流动,人口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进入城市的权利”,并借助“权利走廊”这一制度外通道,全球城市网络结成了权利的纽带。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越过现有的户籍甚至国籍的限制,以两种形式实现城市的权利:一是进入全球城市的地理空间;二是进入全球城市的连接网络。至今仍在蔓延的新冠疫情证明了人类生活的共同困境,但这种困境是全球化被强行中止的沮丧,是通过“权利走廊”进入全球城市体系进程戛然而止的迷茫。星罗棋布的城市个体、密布于全球资本网络的地方单位,正在深刻消解权利差距和城乡差别。随着这些差距的逐渐消失,全球城市的“权利走廊”终将失去其权利启蒙与动员的作用,而这恰恰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真正起点。
  • 城市
    高帆
    2020(10): 1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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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关系转变是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直面的重大主题,而新冠肺炎疫情为人们重新审视中国城乡关系问题提供了“契机”。疫情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冲击”和“转型”双重影响。在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的视角下,城乡关系演变通常表现为农业小部门化、农民非农化、农村城市化三大趋势。疫情对我国城乡关系产生了产品供给、要素流动、就业结构、消费抑制、财政资源配置等多重效应,这些效应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农业的产业性质、农民的就业选择以及农村的社会功能,即推动人们从经济和社会等多重维度理解农业农村,从效率和均衡等多个视角理解城乡关系,从三大趋势隐含假设与中国实践的比对理解城乡关系演变的本土特征。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的“下一站”应走向协同型融合,这种融合内含了产业分布、要素流向、主体特征、空间格局、公共产品配置等方面,而政府和市场的相互嵌入和增强则为协同型融合提供了制度基石。
  • 城市
    李麟学, 蒋原伦
    2020(10): 12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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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的空间观念并非一成不变。从先民们朴素、自然的空间观,到宇宙大化的皇家空间观,再到回归山水田园的人造自然空间观,又进入尺度宏阔、立体简约的现代建筑观念……人们在建筑实践中体悟和认识到了空间的多样性和无限性,同时也在诗词歌赋中接受万物峥嵘的自然观和空间观。中国的诗学视野中蕴含着丰富的空间文化,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各类建筑空间的理解。中国古代林林总总的各类建筑中,最有诗学意味的就是园林建筑,其中的上品犹如诗的境界。而中国当代都市建筑中“绿色设计”的理念既来自对后现代建筑的反拨,也来自古代园林建筑文化的承传。
  • 思想与文明
  • 思想与文明
    秦林芳
    2020(10): 13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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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区后期文学中的国民性批判,主要通过揭露落后农民的等级意识、迷信观念、守旧思想、自私心理和看客心态等精神痼疾展开。开展对国民性的批判,是这一时期解放区作家自觉追求、有意作为的结果。它继承和弘扬了“五四”启蒙传统,也响应和贯彻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提出的“教育人民”的要求,表现出了以“我们所写的东西”使他们“去掉落后的东西”的努力。这一批判在思想领域展开,固然具有“启蒙”的思想价值;同时,又以其对“救亡”的促进作用,取得了超越思想领域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价值。
  • 思想与文明
    贺昌盛, 蒋满凤
    2020(10): 14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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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是人类的“心灵”呈现出来的其所感知的“世界”的样态,“小说”的书写则是对于现代世界的一种特定的“心灵赋形”活动。现代“小说”在时间维度上主要呈现为三种特定的“形式”:即“意愿-摩擦-期望”式的日常生活史、精神的“堕落-上扬”式的个体成长史,以及“个体-家国”式的民族国家史。中国的现代性还处于推进过程之中,汉语现代小说的“时间形式”意识尚未达到完全“自觉”的程度,在“心灵-世界-形式”的一般结构模型中,现代中国文学自身的“创造性”活力仍然有待更深层面的激发。
  • 青年论坛
  • 青年论坛
    雷望红
    2020(10): 148-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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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城乡家庭的母职形象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倾向,城市母亲更加倾向于扮演“虎妈”角色,农村母亲则更加倾向于扮演“猫妈”角色。城乡母亲的角色差异主要源于城乡家庭资源动员能力和教育竞争环境的综合影响:城市家庭的教育资源动员能力和家庭教育竞争压力,使得城市母亲在投入与压力中形塑了“虎妈”形象;农村家庭处于教育资源匮乏和家庭教育去竞争化的境地,农村母亲在亏欠与无奈中形塑了“猫妈”形象。城乡母职形象的差异化表达所映射的是城乡家庭教养制度的分化与变迁,城市家庭教养制度从民主型走向压力型,而农村家庭教养制度从专制型走向松散型。一方面家庭成为分化社会和分化教育的最大力量;另一方面城乡父母共同承载着教育发展的焦虑,反映出我国教育制度异化的总体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