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主要得益于4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物质基础。然而从更高的要求和标准来看，中国在文化软实力尤其是国际话语权方面仍有较大不足。不仅西方世界对中国有误解、曲解，而且许多中国人自己也习惯了套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接受了西方对中国的误读。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崛起，更重要的应是文明的复兴。而文明复兴的核心要素之一，当是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形成。富起来的中国只有构建出具有解释力和说服力的知识体系，才能掌握国际话语权，才能使自己的文化软实力与经济硬实力相称，才能真正地全面地强起来。今日中国已经具备了构建自己知识体系的物质基础和理论需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为中国构建知识体系提供了历史机遇，接下来需要的是构建中国知识体系的理论自觉、理论自信和学术努力。为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组织了相关笔谈，探讨构建中国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发展规律、突破方向等问题，力求为中国知识体系重建和中华文明复兴提供学者的一些思考和智慧。
解超教授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具有三重意义：一是解决当前中国理论落后于实践的问题；二是加强中国软实力建设的必由之路；三是加强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的需要。郝宇青教授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基本上都是在西方文明的框架下来检视自己、认识自己，甚至指导自己的社会政治实践。但是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在很多方面已经超出了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哲学社会科学结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提出了构建中国知识体系的历史任务。刘京希教授主张，构建中国知识体系应立足于全球视野，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抱持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统一的包容姿态，在特殊性文化形态之中，去寻求、发现、凝炼与升华具有普遍性、共通性的思想与知识成果。虞崇胜教授认为，知识体系是人类在不断适应事物发展规律中逐步形成的，我们应该做的或者说能够做的，是给知识生长提供适宜的环境，让知识在其中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茁壮成长。唐亚林教授认为，知识体系最终能否获得充足而成熟的自主性，一方面要看是否形成了主体性的知识原理与原创性的知识范式，另一方面要看是否形成了由人、组织、制度与治理四大要素共同构筑的知识体系应用场景和运作框架。蒲国良教授指出，我们所要构建的知识体系应该是“中国的”“当代的”“开放的”和“建设性的”，在知识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应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教训。杨龙芳教授从宏观层面将知识体系分解为知识资源化、知识科学化、知识民主化、知识制度化和知识时代化五个问题，从中解析出意义、胆识、学识、常识和智识五个结构元素，勾画出资源、文品、学风、信念和信心五个生长机制。瞿骏教授以历史学为例，认为中国知识体系建设须在“重识”世界与“发现”自己的交错互动中，承认文明多样性对于人类世界的意义，然后认真切实地去学习、认知中国文明和中华文化的“独特”。付长珍教授指出，当代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建构，不仅需要熔铸古今、会通中西，更需要在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下，面向生活世界，推进伦理学的知识创新和伦理学研究范式的新开拓，具体呈现为批判、会通和创新三个环节。
——主持人 叶祝弟 杜运泉 孙冠豪
作为一个延绵数千年的文明大国，中国拥有厚重的史学传统。今天，技术革命和社会变迁带来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根本变化，自精英而大众、自业余而专业等各种可能性大量出现，历史传播领域的内容空前丰富。然而，这同时也可能导致大众历史认知的片面与混乱，历史知识的公共传播同以教科书为代表的传统历史教育构成了竞争姿态。而大众历史文化和历史教育，向来是形成社会共识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环节，事关国家和社会安定团结，意义重大。对此，历史学界需要从长时段和全球视野出发，系统回应媒介变革等新现象、新问题，提供合适的概念和手段，引导公众的历史想象和历史认知，从而为凝聚文化认同贡献力量。为此，2020年7月，《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举办
“大众历史文化变革的新挑战：当代历史学何以凝聚文化认同感”圆桌会议，邀请知名专家围绕“公共史学、历史教育与文化认同”这一话题进行研讨。
葛剑雄教授认为，当前表面的“历史热”背后，存在一种史学民粹化的倾向，即民间的非专业人士通过争夺历史的解释权，为特定的商业利益或政治目的服务；对此，专业学者应坚持历史学本身的价值观和科学性，做好引领工作，充分发挥历史学的教育职能。李红岩研究员认为，历史学的专业圈之外正在自发生成公共史学的新场域，但它不是削弱而是强化了专业历史学的基础性作用。要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历史教育，要高水平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积极而科学地回应各种挑战。陈恒教授指出，要正视历史知识在人类知识中地位下降的趋势。当前历史著述的表述越来越蕴涵着某种价值取向，形形色色的世界史都有其价值寄托。我们需要培养出具有世界眼光，能够构建历史解释体系、成为世界历史学术支柱的历史学家。马敏教授指出，加强青少年历史教育，关键应重视历史教科书和课堂历史教学的主阵地、主渠道，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提升历史课程的质量，尤其要重视历史观和价值观教育，将“以史育人”“以文化人”“立德树人”落在实处。李宏图教授认为，历史教育应该基于面向全球的视角，打破自我与他者、国家和区域化、区域化和全球化相对立的思维方式，立足全球化时代的“文明标准”，从而实现历史教育的有效性和前瞻性，建立面向未来的全球性文化认同。孟钟捷教授认为，当代公众历史教育在主体界定、客体范围、传授内容、媒介选择、效果衡量等方面都呈现了新的特征。对此，应该形成一种从专业学者、“历史人”到历史爱好者再到普通人的金字塔型结构，进而营造健康发展的公共历史文化和公众历史教育全方位推进机制。王锐副教授指出，互联网最新发展背景下的历史知识平台和传播途径，呈现了当代中国青年的新历史观。这种新历史观从当代现实感出发，重新思考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史。尽管存在认识稚嫩和跟风“造梗”等问题，这仍然为青年一代走向“政治成熟”提供了契机。
——主持人 叶祝弟 杨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