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张双利

内容摘要  《共产党宣言》写作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矛盾性质凸显之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宣言》的核心内容。《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从历史性批判和原则性批判两个角度展开。历史性批判以资产阶级概念为核心，以资产阶级社会和前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根本差异为核心线索，明确阐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起源、本质特征和内在危机。原则性批判以私有财产的概念为核心，以资产阶级社会在原则上的自相矛盾为核心线索，具体揭示了自由的原则何以在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一现实机制的中介之下必然走向它的反面。正确把握《宣言》对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可以帮助我们走出一些认识误区，促进我们深入理解《宣言》在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方面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共产党宣言  资产阶级  资本主义  历史性批判 原则性批判

作 者  张双利，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重解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15JJD710002)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公开发表。关于《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社会历史背景，其开篇之初有明确交待：“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1]这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公开显露出其内在的矛盾性质，以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秩序为目的的工人运动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在此背景之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成为《宣言》的核心主题。马克思、恩格斯首先要明确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起源、本质特征和矛盾本性，在此基础之上才能进一步说明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前提、基本原则和具体道路。即，为了反驳当时流行的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种种神话，必须首先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概括地说，《宣言》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了对资本主义批判：历史性批判和原则性批判。二者之间的关系相当明确，前者是重点，后者是对前者的重要补充。在《宣言》的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以资产阶级概念为核心，讲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起源、本质特征和内在危机。这一历史性批判的核心要义在于把握住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局限性。在《宣言》的第二章，为了回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批评，马克思、恩格斯以私有财产的概念为核心，以资产阶级社会在原则上的自相矛盾为核心线索，分别讲述了资产阶级社会何以在市民社会、家庭和国家等各个领域都走向自由的原则的反面。这一原则性批判①的核心要义在于说明，在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一现实机制的中介之下，资产阶级社会所声称的自由的原则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本文将依托《共产党宣言》的文本，具体论述《宣言》对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

从市民社会批判到资产阶级社会批判

概要地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之前的思想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1843—1844年是第一阶段，此时马克思的思想重心是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来展开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恩格斯的思想重心则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展开对现代社会的批判。马克思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之间的根本差异以及现代社会的内部矛盾。他主要从政治革命的角度来理解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之间的根本差异、从市民社会的角度来把握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从市民社会的自我瓦解趋势的角度来分析现代社会的局限性。恩格斯关注的核心问题同样也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及其内在矛盾，他试图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把握现代社会的矛盾本性。1844—1848年是第二阶段，此时马克思在恩格斯的影响之下开始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们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道路上开始密切合作。他们已经洞察到内在于私有财产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并明确地界定了阶级概念。从阶级和统治阶级的概念出发，他们开始用自己的资产阶级社会概念取代黑格尔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在这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中，他们分别在资产阶级的概念、资产阶级社会的根本特征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三个方面做出了重要探索。

第一，关于资产阶级的概念，主要是从政治革命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到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马克思首次使用阶级概念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此时马克思主要从政治革命的角度来理解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之间的根本差别，他试图追问政治革命的现实基础和现代社会的历史起源。“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社会的普遍解放。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即整个社会都处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也就是说，例如既有钱又有文化知识，或者可以随意获得它们，这个阶级才能解放整个社会。”[2]这里所说的“一定的阶级”是指带来了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马克思强调它同时具有特殊性和普遍性双重内涵：它是市民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因而具有特殊性；它还带来了普遍的社会解放，因而同时具有超越了特殊性的普遍性。该阶级之所以能够带来对社会的普遍解放，是因为它同时带来了现代国家和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分离和对立：在现代国家中，每个人都是国家成员；在市民社会中，以特权为规定性的等级被取消，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且都有机会成为像资产者一样的有钱、有教养的人。随着对市民社会的进一步考察，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理解发生了重要变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具体考察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之间的关系已经明确认识到，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私有财产关系不仅意味着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它同时还被落实为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支配和占有。也就是说，在私有财产关系的形式之下，实际展开的是人对人的权力关系。以此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提出，必须从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即所有制关系）入手来考察历史。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所有制关系既是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分工关系（不仅是不同类别的职业劳动之间的分工，更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同时也是人对人的权力关系，即，一方对另一方的劳动的支配。在此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再度提出阶级的概念，用阶级关系来界定内在于所有制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并通过分析国家的阶级基础来说明一个特定的阶级何以成为整个社会的统治阶级。他们从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概念出发来把握资产阶级社会，并分别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角度具体考察了资产阶级上升为整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过程。

第二，关于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主要是从对市民社会的根本特征的把握到对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根本特征的界定。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发展。第一个阶段是《德法年鉴》时期，此时马克思受到黑格尔的直接影响，从市民社会的角度来理解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根本区别，把握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马克思继续黑格尔的思路，指出在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同时具有两方面规定性：一方面，人与人相互分离和对立，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目的，是“自私自利的个体”[3]；另一方面，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每个人又通过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与他人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同样是在《德法年鉴》时期，恩格斯的思想与马克思相互呼应，恩格斯反对政治经济学的主张，强调现代社会中人们之间的自由交换关系并没有直接的道德意义，它的实际内涵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对立。换言之，此时的恩格斯在对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特征的判断上与马克思基本一致。[4]

第二个阶段是从1844年开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市民社会根本特征的认识上主要有两方面的进展：一是对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私有财产关系的重新理解。前文提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认识到，在私有财产的形式之下实际发生着的是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支配和占有。这一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所有制关系的解析，指出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双重维度：在形式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分离和普遍相连；在内容上，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统治。这就是说，此时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市民社会的认识上已经超越了黑格尔，他们认识到了内在于市民社会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二是对市民社会与现代国家之间关系的重新解析。通过对市民社会内部权力关系的洞察，马克思、恩格斯开始重新思考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他们从内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中的权力关系出发，强调指出现代国家具有明确的阶级基础。即，市民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人对人的支配和剥削关系）要通过国家对社会的统治关系才能得到实现，而国家对社会的统治又被理解为是观念对生活的规定（即观念的统治）。这两个方面的进展合在一起，他们就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特征界定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这是一种发生在私有制关系中的经济统治，但却被表现为观念的统治。

第三，关于现代社会的内部矛盾，主要是从对市民社会的自我瓦解趋势的批判到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矛盾的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之前大概经历了三环节的发展：首先，是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自我瓦解趋势的探讨。马克思在1843—1844年间，在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的直接影响之下，强调市民社会无法自我维系，它必将导致极致的贫富分化和普遍的自我异化，走向自我瓦解。②其次，是恩格斯从供求关系角度对经济危机的讨论。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针对政治经济学家们关于供求关系和市场规律的论述明确指出，供求关系的波动在现实生活中恰恰意味着周期性的商业危机。

针对马尔萨斯关于“过剩人口”的谬论，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商业危机在本质上是生产过剩的危机，正是这种生产过剩的危机才导致了所谓的“过剩人口”现象。最后，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角度对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矛盾的说明。

前文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提出必须从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出发来理解历史。进一步地说，这意味着两个方向上的努力：一是从内在于所有制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出发来理解阶级统治；二是从内在于这一现实关系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交往形式）的矛盾出发来理解历史变革。落实到对资产阶级社会，他们明确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着生产力和交往形式（或所有制关系）之间的根本矛盾。一方面是在发达劳动分工体系中介之下的社会化生产，另一方面是纯粹的私有制。正是由于这一矛盾，资产阶级社会中会产生普遍异化和绝对贫困。普遍异化是指社会化的生产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与每一个个体相互分离，落实到工人身上，它意味着劳动成为不堪忍受的负担；绝对贫困的根源在于，在这种纯粹的私有制之下，工人阶级一方面承受社会的所有重负，另一方面又不参与分享社会化生产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断定，资产阶级社会将由于这一根本矛盾导致共产主义革命。

根据上述三个方面的梳理，我们可以明确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宣言》之前已经同时超越了政治经济学家和黑格尔对私有财产关系的理解，形成了资产阶级的概念，并开始从资产阶级概念出发来把握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起源、本质特征和内在矛盾，展开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批判。

《宣言》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批判

《宣言》的第一章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是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批判的集中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直接从资产阶级概念出发，系统阐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起源、本质特征和内在危机。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起源，《宣言》强调资产阶级同时具有经济的和政治的双重规定性，资产阶级社会是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共同结果。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特征，《宣言》分别从商品化、合理化和全球化三个角度来把握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特征，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思想。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危机，《宣言》断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它具有明确的历史局限性。

（一）资产阶级的历史生成

为了说明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起源，《宣言》考察了资产阶级的历史生成过程。《宣言》直接延续《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路，同时考察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规定性，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资产阶级如何上升为统治阶级的相关论述进行了总结和概括。

首先是经济的规定性。《宣言》主要提到了最初的城关市民、工场手工业和现代大工业三个环节：在城关市民阶段，我们看到的是封建所有制关系的解体，这些城关市民是逃亡的农奴，不为中世纪封闭的行会所接纳；在工场手工业阶段，新的市场已经逐渐产生，生产成为以满足新市场的需要为目的的生产，劳动分工关系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作坊的内部不断发展起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大批工业中间等级，他们逐渐排挤掉了行会师傅；现代大工业是以世界市场为目的的生产，它是工业革命的结果，带来了一批工业的百万富翁，这批现代资产者不仅代替了工业中间等级，还逐渐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掉了。经由这三环节的发展，现代资产阶级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产业大军的首领。[5]

其次是政治的角度，《宣言》主要提到了资产阶级上升为社会的统治阶级的三个环节：首先，作为最初的城关市民，他们联合为公社，成为武装的、自治的团体，或者是独立的城市共和国，或者是君主国中纳税的第三等级；其次，在工场手工业阶段，随着其经济实力的提升，他们成为在君主国中（无论是等级君主国还是绝对君主国）与贵族相抗衡的势力，是大君主国的真正基础；最后，与现代大工业的兴起相呼应，他们通过政治革命建立了现代的代议制国家，成为整个社会的统治阶级。[6]

《宣言》同时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来讲述资产阶级的历史起源，这不仅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超越了政治革命的理解框架，深入到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的角度来把握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更加重要的是，这种双维度的分析方式还能够帮助我们洞察到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对重要矛盾。一方面是行产业革命的资产阶级，他带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剥削关系；另一方面是行政治革命的资产阶级，他带来的是对每一个人的平等地位的承认。正是由于这双重革命，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支配关系被限定在经济的领域，经济领域的统治关系反过来以政治领域的平等关系为重要前提。资产阶级的经济规定性和政治规定性之间的这一对张力所表达的，恰是内在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张力。

（二）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特征

在介绍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起源之后，《宣言》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特征进行了明确界定。与马克思、恩格斯先前的思想相比较，《宣言》的认识显然更进了一步，它分别从商品化、合理化和全球化③三个方面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阐发，达到了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思想。

首先是商品化。关于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宣言》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的统治带来了对社会关系的商品化。“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计算的冰水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7]简要地说，这里至少包含着三个层次的内涵：其一是解放，是把人从封建的、宗法的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它一方面意味着把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解放为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把生长在土地上的人们与土地相分离，成为孤立的、无所凭靠的个体。其二是以商品交换的方式重新安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成为以货币为中介的纯粹的交换关系。马克思在这里强调指出，此种商品化的趋势没有任何内在限度，它将逐渐吞噬掉生活中的所有其他内容，成为生活中的唯一原则。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把人本身做成商品，把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实现为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和剥削关系。这里的关键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交往关系被实现为自由交换关系，而在自由交换的形式之下，发生着的实际内容是人对人的支配。这三个层次合在一起，可以说商品化的关键不仅在于以商品形式为中介展开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关系，更在于借助于商品的形式来实现人对人的经济统治。

其次是合理化。《宣言》明确指出，以商品化为前提，由资本（资本家）所主导的生产还将不断地进行合理化。“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8]这段文字直接回答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何以会带来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在商品化的前提之下，资本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的，资本与资本之间的竞争使得资本不断地借助科学和技术来实现对生产工具的革命。这是一个资本与技术合谋不断实现生产力革命的过程，它带来的结果是对产业的不断更新、对人的劳动的日益合理化。落实到劳动者身上，它意味着人的劳动日益失去有机的性质，彻底与劳动者相分离，成为被机器所规定的劳动。落实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它一方面使社会中的人们日益分化为资产者和无产者，传统社会中的各种等级、各种固定的伦理机制都消失殆尽；另一方面，它同时也使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很难再形成具有伦理性质的新型共同体（如同业公会）。概括起来，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资本和技术的合谋为特征，它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使人的劳动陷入机械化和抽象化，并实现了资本对整个社会的全面统治。

最后是全球化。《宣言》进一步指出，资本在不断追逐利润的过程中，不仅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带来了资本对社会的全面统治，而且还会进一步带来资本对整个世界的全面统治。《宣言》主要从两个角度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特征进行了分析。

其一，是从资本与国家和世界市场之间关系的角度。《宣言》首先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以世界市场为导向的生产，它必然导致各民族之间闭关自守状态的结束，带来民族工业的消亡。“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替代了。”[9]很显然，《宣言》在这里所讲述的新工业是在世界市场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工业，其原料来自于世界市场，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在全球化过程已充分展开的今天，我们知道它的全球化特征还可以更进一步：其生产者可以来自全球市场，生产地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与此同时，《宣言》又强调指出，以世界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带来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10]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带来了全球化的产业，导致了民族产业的消亡，另一方面又需要统一的民族国家作为它的前提和保障。换言之，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国家的消亡，刚好相反，国家作为一个最重要的机制在支撑着资本的全球化。在全球化充分发展的今天，这一特征显得更加重要。尽管全球化带来了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在这过程中产生了一些跨国家的多边机制，但主权国家依然是资本所凭靠的最重要机制。

其二，是从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角度。《宣言》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扩张将带来资本对整个世界的普遍统治。“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1]这段文字表明，资本主义的扩张绝对不会停留于主权国家的范围之内，它会用竞争和战争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纳入到资本主义的体系之内，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唯一的生产方式，使世界成为资本主义的世界。那么，在这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将是怎样的？“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2]这段文字表明，虽然只有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但在这个世界中却有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国家间关系。对于各资产阶级民族来说，国家与国家之间将是主权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对于东方世界中的那些农民的民族来说，它们与西方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关系则是从属关系，更进一步说，就是被掠夺和被剥削的关系。

至此，《宣言》就同时从商品化、合理化和全球化三个角度勾勒出了一个完备的资本主义的体系。商品化的要害在于，在商品交换的形式之下所展开的是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经济统治关系；合理化的要害在于资本通过与技术的合谋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规定；全球化的要害在于资本在国家的支撑之下，实现了对整个世界的全面统治，并带来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剥削关系。三条线索合在一起，《宣言》刻画出了一个行将吞噬一切的资本主义体系：以商品形式为中介，资本开始展开对人的世界和物的世界的全面掌控；借助于技术理性，资本开启了一个对社会生活进行无限合理化的进步过程，从而把传统社会的一切因素都消灭干净；凭靠着民族国家的机制，资本不仅全面掌控社会生活，而且必将把整个世界都拖拽进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

（三）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危机

这个看似完备的资本主义体系是否会带来历史的终结？《宣言》明确断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必然陷入不可克服的危机，资产阶级社会具有历史局限性。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宣言》同时从危机的根源、危机的具体性质和危机的必然结果等三个层次对它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之上，《宣言》明确提出了关于从资产阶级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过渡的思想。

首先，是危机的根源。《宣言》直接继续《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路，强调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根本矛盾是导致资本主义商业危机的根源。“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13]关于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这段文字明确揭示出了它的两方面规定性：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将直接带来对生产力的极大解放。换言之，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借助于普遍的商品化、不断的合理化和无限度的全球化把人的资源和物的资源都充分调动起来，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形象地说，就是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用法术呼唤出了强大的魔鬼。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又注定无法使这种强大的社会生产力被人的社会所吸收和容纳。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不仅是纯粹的私人所有制，而且还必然排除掉了社会中大多数人（无产者）对社会财富的分享。这种所有制关系使得巨大的社会财富无法反过来成就社会，因此就会不断出现“生产过剩”的现象。

其次，是危机的具体性质。《宣言》明确指出，这种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根本矛盾的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14]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曾明确从生产过剩的角度来理解商业危机，《宣言》的认识显然更进了一步。《宣言》强调指出，导致生产过剩危机的必然原因不仅是供求关系的波动，它在根本上是由于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太过狭窄，它使得社会财富不能反过来成就社会。

最后，是危机的必然结果。概括地说，《宣言》一共提到了危机导致的三个方面的结果。第一个直接结果是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宣言》强调指出，生产过剩危机虽然是生产力反抗生产关系的结果，但它绝对无法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范围之内带来新的生产方式。在这一点上，资产阶级社会与之前的封建社会存在着本质差别。在封建社会内部所产生出来的那些新的生产力要素可以逐渐带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先行实现社会革命。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绝对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被解决。由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所带来的巨大的生产力只能在一次次的危机中被直接消灭，它无法自动带来对社会关系的改变。《宣言》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解放道路不再可能是先有社会革命，再有政治革命，而只能是先有政治革命，再有社会革命。第二个直接结果是大量过剩人口的产生。“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15]这段文字表明，生产过剩的危机不仅使大量的生产力被直接破坏，更使大量的生产者被彻底甩出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之外。这些曾经用自己的劳动支撑着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现在又被彻底甩出体系的无产者的实际存在，为工人上升为无产阶级提供了最直接的现实前提。最重要的可能结果是无产阶级革命。关于危机与革命之间的关系，《宣言》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危机，危机会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客观前提条件，但危机不会自动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在这个意义上，以彻底变革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为目的的无产阶级革命只是危机必然导致的一个可能结果。也就是说，《宣言》就资本主义的发展远景为读者勾勒出了一个两元的画面：或者是从危机到危机，循环往复，以致无穷；或者是在危机的背景之下，参与反抗的工人们完成了从工人向无产阶级的跨越，无产阶级将带来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彻底变革。

这里的关键是工人上升为无产阶级，《宣言》第一章的下半部分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简要地说，《宣言》主要分三个层次直接讲述了工人何以上升为无产阶级。首先，工人不是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人只是被规定、被剥削的对象，他们之间是残酷的自我竞争的关系。其次，工人上升为无产阶级的最重要中介是阶级斗争。斗争主要在三个层次上展开：一是工人反对生产工具的斗争，它表达的是工人对外部的合理化的生活的直接反对；二是工人利用资产阶级社会提供的平等的政治权利，逐渐参与社会上的政治斗争。这种政治斗争虽然只是以资产阶级为领导的斗争，但它却是工人们理解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权利，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联合。三是，工人在危机的条件之下所展开的以变革资本主义体系本身为目的的斗争。工人之上升为无产阶级意味着工人彻底超越了相互竞争的状态，达到无产阶级革命所要求的普遍性。以上述这三个层次的论述为根据，我们就能够理解，《宣言》所说的从资产阶级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16]决不是由资本主义社会所自动带来的过渡，它只能是由共产党所领导的阶级斗争所带来的过渡。这是一种必须由我们的自觉的阶级斗争参与其中才能被实现的必然性，因而是一种不被事先保证的必然性。

《宣言》对资本主义的原则性批判

与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批判相呼应，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的第二章中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原则性批判。该原则性的批判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揭示出内在于私有财产制度的自我否定的逻辑——私有财产制度声称以自由的原则为根据，但它所导致的却是人对人的剥削和奴役；另一方面，是具体说明私有财产关系对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统治——它不仅在市民社会中带来了权力关系，而且还同时规定着家庭和国家。以此批判为基础，《宣言》在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根本判断上得出了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正相对立的结论：声称以自由为原则的现代社会走向了自由的反面，带来了资本对人的全面统治和人对人的剥削与奴役。

首先，是对私有财产制度的自我否定逻辑的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家声称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私有财产制度以自由为原则，这在理论上主要有两种表达形态：一种以政治经济学为代表，强调私有财产源自于个人的自由劳动；一种以黑格尔的法哲学为代表，强调私有财产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定在，私有财产制度是对每一个平等的人格地位的客观保障。针对前一种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中介之下，私有财产的实际内涵只是资本。“难道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者创造出财产来吗？没有的事，这种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是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新的雇佣劳动来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殖的财产。”[17]这段文字说明，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中私有财产以被垄断在资本家手里的资本的形式存在，它来源于工人的雇佣劳动，而且还将带来对工人的进一步的雇佣和剥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劳动者无产为前提，在此前提之下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被实现为资本对于工人的雇佣劳动的剥削。因此，私有财产在这里不是个人的自主劳动的结果，而是工人社会化的劳动的结果，是一种社会力量。资本家借助于对这种社会力量的垄断，进一步实现对工人的统治。

针对后一种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绝不是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客观保障，它只能导致资本对人的全面统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而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种关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说对了。的确，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18]这段文字有两层内涵，一是私有财产制度必然导致资本对人的统治；二是资产者可以通过占有资本而分享对社会的统治。前者很容易理解，《宣言》在第一章中已经指出，资本将在私有财产关系的支撑之下推进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实施对人的劳动的合理化，达到对人的全面统治。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最终带来的是资本主义体系对人的掌控，任何人都没有个体性。后者是指，资本对人的全面统治被具体实现为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支配。也就是说，资本家的个体性根本不是人的自由个体性，而是对资本的权力的具体实现。这样，《宣言》就分别从私有财产的来源和结果两个角度指出，私有财产制度实际上正是自由的反面。

其次，是对私有财产条件下的家庭和国家的进一步批判。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明确指出，现代伦理生活是自由的理念的实现。现代伦理生活必然地分为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个领域：家庭以直接的、未经反思中介的普遍性概念为根据，市民社会以内在于普遍性概念中的特殊性环节为根据，国家以具体的普遍性（即经过反思中介的普遍性）概念为根据。家庭是直接的伦理共同体，以爱为原则，在家庭中人们相互之间是家庭成员的关系；市民社会是充分承认每个人的独立性，以特殊性为原则，在市民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是既相互分离又外在地普遍相连的关系；国家是理性的共同体，以普遍性为原则，在国家中人们相互之间是平等成员的关系。只有当这三个领域同时共在，结构性地相互关联，自由的原则才能得到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则直接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中根本没有黑格尔意义上的家庭和国家。

我们先来看对家庭的批判。《宣言》断定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没有家庭，这同时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从无产者的方面看，是指无产者由于没有财产根本就无法组建家庭。无产者的家庭状况被概括为“被迫独居”（指男性无产者）和“公开卖淫”（指女性无产者）。这一现实状况反过来说明实际存在着的资产者的家庭一定只是以私有财产为原则的。从资产者的方面看，是指其家庭以私有财产为原则，在家庭成员关系的形式之下，实际展开的是丈夫对妻子的占有和支配关系。“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19]这段文字表明，在私有财产关系的支撑之下，在家庭中所展开的丈夫对妻子的权力关系堪比在社会中所展开的资产者对雇佣劳动者的权力关系。在那里，雇佣劳动者被当作是资本的增值的工具；在这里妻子被当作是单纯的生产工具。

我们再来看对民族国家的批判。《宣言》明确指出，“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20]。这一论断也同时具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资产阶级是有祖国的，因为资产阶级对内要借助民族国家来实现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对外要借助民族国家来实现对落后民族的剥削、对其他资产阶级民族的竞争。在这个意义上，实际存在着的各民族国家在根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另一方面，工人是没有祖国的，因为各民族国家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而工人没有任何私有财产。把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实际存在着的只以民族国家的面目出现的资产阶级国家，它所带来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自由关系，而是资产阶级对无产者阶级的统治和资产阶级民族对落后民族的统治。

至此，《宣言》大致完成了对于资本主义的原则性批判。从方法的角度看，马克思、恩格斯在原则性批判中所使用的正是黑格尔所反复强调的自我否定的逻辑：通过直接反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种种错误攻击，马克思、恩格斯有力指出，资产阶级一方面自称以自由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把该自由原则落实为私有财产关系，这种资本主义式的私有财产关系最终带来的却只是资本对人的统治和人对人的奴役。

本文之所以特别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第二章中所展开的这个原则性批判，是因为其意义不仅在于反驳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关于共产主义的各种错误观念，更在于对历史性批判的进一步深化。简要地说，它至少可以从两个方向上进一步加强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批判的力量。其一，是进一步强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批判中所提到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思想。在历史性批判中，为了界定资产阶级社会和前资产阶级社会的根本差异，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商品化、合理化和全球化的角度论述了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思想。在原则性批判中，他们则进一步从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再度确认了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思想。以私有财产关系为中介，资本不仅统治着市民社会，而且还吞噬了家庭和国家。其二，是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批判中所提到的资产阶级社会内在危机的思想。在历史性批判中，为了说明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与私有制关系的内在矛盾出发，指出资产阶级社会必然陷入以生产过剩为主要特征的商业危机。在原则性批判中，他们进一步指出，由于资产阶级社会一方面声称以自由为原则，另一方面又必然会带来对人的自由个性的取消，资产阶级社会还必然会陷入意义危机。无论是由生产力和所有制关系的矛盾所导致的商业危机，还是由自由和奴役之间的对立所导致的意义危机，它们所表达的都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否定的逻辑。

结论

正确把握《宣言》对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对于我们理解《宣言》在当代世界的现实意义相当重要。它可以帮助我们走出一些重要的认识误区，深入理解《宣言》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在这里我们只简单提一下《宣言》与其时代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角度来看，《宣言》的直接时代背景是处于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历经170周年的发展，资本主义已经先后经历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有组织的资本主义（organizedcapitalism）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三个重要发展阶段。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每一次转型，都会有学者提出《宣言》已被资本主义的转型所超越、已彻底失去了现实解释力。这方面的最典型代表是韦伯。换言之，这种观念强调《宣言》只属于产生了它的那个时代，它无法回应我们当前这个时代的重要主题。我们如果正确把握了《宣言》对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就会认识到《宣言》所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和前资产阶级社会之间根本差异的界定，它绝对不会简单地因为资本主义的阶段性转型而失效。

在目前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阶段，《宣言》的资本主义批判至少在三个方面与当代资本主义密切相关。首先，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正是对《宣言》在历史性批判中所提到的关于资本主义体系思想的最好确证。只是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一方面有对商品化、合理化和全球化逻辑的彻底展开，另一方面又同时有多种生产方式和多种剥削方式在一个资本主义体系中共存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如何从《宣言》提出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思想出发，深入理解全球资本主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其次，2008年以来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再度表明，由于生产力和资本主义所有制之间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必然会陷入生产过剩性质的危机，且危机必然致使大量的“过剩人口”产生。只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过剩人口”的规定性更加复杂，至少有三重意义上的“过剩人口”：在发达国家有由于资本的全球化所导致的失业人口、在发展中国家有大量的由于产业转型所导致的失业人群、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有大量的既失去了土地又无法成为资本所要求的劳动者的双重意义上的“过剩”人口。怎样从《宣言》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出发，进一步阐述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复杂内涵和多重规定性是《宣言》提交给我们的又一个重要课题。再次，自二战结束以来直到现在，西方的政治思想家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通过现代民主政治来限定资本的现实道路。自2008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之后，这条道路遇到了极端严重的挑战，面对着危机和在危机背景之下所兴起的各种保守主义的力量，民主政治显得空前虚弱，极易被绑架。与此同时，伴随着个体自由主义思想在社会上的普遍流行，家庭似乎也日显虚弱，在欧洲一些发达国家更好像是出现了家庭解体的趋势。所有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宣言》对资本主义的原则性批判的确证。怎样从《宣言》的原则性批判出发，理解现代民主政治和现代家庭的内在困境是我们必须回应的又一个重要课题。

所有这些都一再表明，《宣言》不仅属于产生了它的那个时代，它也同样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今年正值《宣言》公开发表170周年，怎样从全球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趋势出发，重解《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必须认真回应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注释 

①在这里之所以用“原则性批判”来界定《宣言》第二章所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因为其论述方式刚好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正相对立。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从自由的原则出发来论述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各领域之间的内在关系、各领域中使自由的原则得到实现的具体机制。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从自由的原则出发，分别考察在市民社会、家庭和国家等各领域自由的原则怎样被转变为它的反面。如果说黑格尔的法哲学是从自由的原则出发对现代生活的概念性重构或原则性重构，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则是从自由的原则出发展开对现代资本主义生活的原则性批判。 

②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市民社会无法自我维系，如果没有国家对于它的统摄和干预，市民社会将由于自身的逻辑（特殊性和外在普遍性的原则）导致极致的贫富分化，走向解体。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这一思想进行了进一步发挥，在《论犹太人问题》的上篇，他强调指出实际存在的现代国家只是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抽象国家，它无法维系其相对于市 民社会的超越地位，必然沦为市民社会的手段。在 此前提之下，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市民社会必然导致 绝对贫困和自我异化。在《论犹太人问题》的下篇， 他以美国社会为背景说明市民社会必然导致人的普 遍的自我异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 他再次以德国社会为背景说明市民社会中的工业化进程必然导致绝对贫困现象。 

③《宣言》并没有直接使用商品化、合理化和全球化这三个概念来界定资产阶级社会的根本特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商品拜物教思想之后，“商品化”的概念才被学界广泛使用，用来界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在卢卡奇用韦伯的“合理化”思想来阐释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思想之后，“合理化”的概念才逐渐被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广泛接受，用以说明资本主义体系的特征。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上个世纪末充分发展起来之后，“全球化”的概念才开始广泛流行，主要指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普遍扩张。由于这三个概念在内涵上分别与《宣言》在三个层次上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特征的界定相一致，本文借用它们来概括《宣言》关于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特征的思想。 

 

 

参考文献

[1][5][6][7][8][9][10][11][12][13][14][15][16][17][18] 

[19][20]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9、401-402、402、402-403、403、404、405、404、405、405-406、406、412、412-413、414-415、416、418、419. 

[2]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10. 

[3]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73-194. 

[4]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22-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