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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第9期 上一期   
本刊特稿
“改革学”刍议
邓伟志 (4)  摘要( 11 )     PDF(1756KB)( 15 )
改革开放40年,有大量成功的经验,也有局部失败的教训,要辩证地分析,其中有很多学问值得研究。今天有必要和可能建立、发展一门系统的“改革学”:改革学包括改革史学、改革法学、改革政治学、改革社会学、改革心理学、改革工作学、比较改革学等。改革学着重探讨改革的八大规律,包括目标守恒律、一改百改律、贫富平衡律、快慢有节律、进出守则律、内外有别律、差异包容律、上下同心律。
城市社会的生态营建及其人文选择
陈忠 (12)  摘要( 32 )     PDF(21684KB)( 26 )
生态问题具有人文性,解决生态问题、营建生态城市,需要自觉的人文视角。人们对城市与生态关系的认识有一个从本能到自觉、从笼统到具体逐渐深化的过程。人文底蕴化、深层机理化、普惠大众化,是生态城市营建的总体趋势。紧凑的生态多样性、开放的生态公共性、感性的生态亲密性,是人地关系紧张语境下生态城市的重要形态选择。营建生态城市需要确立以敬畏为底蕴的城市生命观、以约束为底蕴的城市主体观、以风险共担为底蕴的城市正义观、以区域自觉为特点的城市地理观。
圆桌会议
40年改革的中国之道——方法论的视角
王战, 蔡昉, 赵修义等 (18)  摘要( 20 )     PDF(4330KB)( 27 )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的改革历程说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只有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提升中国人民的民生福祉。回首改革40年之路,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一路跋山涉水,攻坚克难,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站在40年的门槛上,我们也看到,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进入深水区的改革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如何破除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如何保持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能力,如何坚持中道理性的改革道路,既需要改革的勇气,更迫切需要方法论的指导。“苟利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徇俗。”改革虽无定法,但是40年改革的经验和方法依然值得提炼和总结。回到40年改革历史现场,从改革的鲜活实践中反思、总结并在改革哲学的高度,凝练改革方法论,应是纪念改革、推进改革的重要命题。为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策划并邀请国内名家,分别从改革特色辨析、改革哲学、解放思想、倒逼机制、底线思维、中道而行、成熟定型、改革创新等维度撰文,以飨读者。
学术争鸣
实证思维通道下对“祖赋人权”命题的扩展认识——基于方法论的探讨
徐勇 (42)  摘要( 22 )     PDF(1416KB)( 43 )
“祖赋人权”这一命题提出后引起一些不同看法,在相当程度上是思维方法的差异。政治学研究主要有两种思维方法,一是规范, 一是实证。实证思维注重从事实出发,事实先于价值。作为可以进行学术研究的事实,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事实现象。实证思维主张理解先于评价,注重解释。 首先强调“是什么”,存在先于合理;接下来还需要追问“为什么”,即存在的“合理性”。如果第一步是经验实证的话,那么第二步就是逻辑实证。在实证思维看来,历史是一个过程。作为事实对象的“他我”先于作为研究者的“自我”。实证思维注重对历史事实的概括,形成归纳性概念,它与根据理念形成的建构性概念有所不同。
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吗
翟学伟 (49)  摘要( 26 )     PDF(1500KB)( 49 )
社会科学及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已经出现了许多种声音。依据谢宇发表的《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一文中的观点,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现状、趋势,以及其在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及范式本土化的划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辨析,指出社会学本土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社会学如何面向自己的社会进行学理性的探索,而这一探索基于现有的社会学视角、理论和方法尚不能从学理上说清楚中国社会的运行方式。如果社会学本土化能够得以实现,将为地方性知识与扩展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作出自己的贡献。
时事观察
符号价值消费的现实基础与感性选择
刘少杰 (58)  摘要( 33 )     PDF(1278KB)( 16 )
物质生活资料由匮乏转变为丰盛,影视文化替代文字文化的统治地位,以及网络社会的大规模崛起,是当代人类社会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化。在这些广泛而深刻变化的基础上,人类的日常消费行为发生了从追求使用价值到注重符号价值的转变。符号价值消费是形象消费,是彰显个体身份、表明社会区分的消费行为,是传统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与方法解释不清楚的选择行为。在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和交往空间都已发生崭新变化的新形势下,深入研究由感性意识活动支配的感性选择,对于进一步理解符号价值消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马云爸爸”:数字时代的英雄崇拜与粉丝加冕——一种传播社会学分析
潘祥辉, 杨鹏 (65)  摘要( 27 )     PDF(2227KB)( 28 )
“马云爸爸”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称谓,是一种新媒体领域的“亲属称谓”泛化现象。“马云爸爸”消解了“爸爸”这一专属称谓在传统文化中的定义和内涵,但其仍具有文化合理性。“马云爸爸”称谓的流行呈现的是一种传统“父权崇拜”和当代“数字英雄崇拜”心理。从技术赋权的角度看,马云的“电商革命”也带了巨大的“性别效应”,女性网民群体与“马云爸爸”称谓的形成具有密切的关联。在中国语境下,“马云爸爸”背后的“道德合法性”在这一称谓的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这种道德合法性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它也离不开马云对自身公共形象的精心维护。作为一种流行文化,这一中国式称谓表征并融合了传统文化、网络文化与当下中国真实的社会心理。
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
人工智能法理困惑的保守主义思考
范忠信 (76)  摘要( 23 )     PDF(1482KB)( 20 )
人工智能发展至今已经引发了一些法理困惑,包括人工智能研发运用的伦理限制、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属性、人工智能致人损害的法律责任归属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试从法律保守主义立场进行初步探讨,这些探讨贯穿了捍卫人类主体性和基本权利、捍卫人类文明基本价值(“人类文明大防”)、防止技术精英滥用人工智能技术威力、防止假借人工智能的公权力滥用等基本理念。关于人工智能的保守主义法理观包括:保守主义的研发利用观、保守主义的法律主体观和保守主义的法律责任观。我们应尽早注意探索人工智能潜在危险的防患之方,加强防范人工智能异化的法律机制建构。
人工智能的学科化:从智能科学到智能社会科学
高奇琦 (84)  摘要( 23 )     PDF(1280KB)( 29 )
智能科学概念的提出,顺应了新时代技术发展的趋势。随着技术逐步向社会渗透,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建立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框架将必不可少。因此,在智能科学进入规划之后,智能社会科学也应相应地步入学科化进程。智能社会科学应由智能政治学、智能社会学、智能法学、智能经济学、智能教育学、智能心理学、智能语言学等二级学科构成。智能社会科学的构建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一方面需要对其进行顶层规划与设计,另一方面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智能社会科学的发展不能仅从学科发展的视野来考察,而要把它看成是中国社会科学界争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努力。由于有关智能社会科学的讨论并未在国际上出现,中国在该领域的创新将成为重要的学科创新,从而可以为中国学术界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提供重要支撑。
数字加密货币的形成机制与风险监管研究
惠志斌 (91)  摘要( 11 )     PDF(1035KB)( 8 )
近年来,以比特币等为代表的数字加密货币受到全球科技界和投资者的追捧,对各国金融体系乃至经济运行产生着革命性影响。本文介绍数字加密货币的概念内涵及其产生背景,进而分析数字加密货币面临的主要风险,以及主要国家对数字加密货币的监管政策,并对全球数字加密货币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文化视野
审美现代性还是现代感应性——写在《西方的丑学》出版30年之后
刘东 (96)  摘要( 12 )     PDF(1984KB)( 20 )
有关“审美现代性”的提法犯了双重的理解错误。首先,“审美”一词,悄然抹去了在西方的“现代感应性”中那种最为特异也最能让国人感到惊讶的要点。而这样一来,这种说法也就在无中生有地沿用起“美”或“审美”的说法,掩盖或抹去了那种畸变心理应有的生隔,使得国人无从由此警觉。其次,“现代性”一词,既是在偷运“时段化”概念,而把空间的并置偷换成了时间的先后,更属于暗中的或不自觉的“欧洲中心论”。这两个词汇再被并到一起,拼凑成了汉语中的“审美现代性”,就把在西方语言中往往具有贬义的“现代性”一词,毫无根据地用“审美”的面纱给包裹起来,从而朦胧地增加了它的可接受性,也无端地添加了语义与理解的混乱。
都市化语境下的审美需要、审美剥夺和审美权利
徐碧辉 (106)  摘要( 12 )     PDF(1889KB)( 12 )
审美是人的一种基本的生物性-社会历史性的心理需要和心理能力。这种需要来源于自然本身,是自然界里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它一开始就被打上了文化和社会的烙印,被纳入社会文化建构甚至制度安排。审美活动开始就是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审美需要一旦被规定和制约,就很有可能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审美压抑、审美扭曲、审美剥夺和审美伤害等“负审美”现象。正因如此,在都市化生存成为普遍性生存模式的前提下,审美权利成为一个被提上日程的重要问题。审美权利的实现有两条途径,作为个体审美权利的审美教育和作为群体审美权利的环境美化。
儒家何以无“绝对恶”与“根本恶”——中西比较伦理的“消极情性”视角
刘悦笛 (116)  摘要( 27 )     PDF(1369KB)( 11 )
儒家为何无有“绝对恶”与“根本恶”?以中西比较伦理的“消极情性”为视角,对于中西方论“恶”进行哲学比较,将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绝对恶”的出场,证明西方思想有将恶加以“本体化”的倾向,而中国从来没有如此的思想取向。荀子所论之恶,并不是与善绝然相对之恶,善恶几成对称之关联的“二元论”在早期中国思想中并不存在,由奥古斯丁的“恶乃善之匮乏”之观念也不能来返观荀子。荀子从“消极情感”出发,认定情为先欲所困,后又下拉了性,由此以“欲-情”之恶推导出“性恶”,但“心善”却“化”性而勉于善。按照康德的“根本恶”观念,善恶的依据并不来自“意志”,而在于“意力”的自由选择,“自由意志”却只能向善。比照而言,孔子的“我欲仁”之欲更接近于“意力”,孟子的“可欲之谓善”之欲则更切近于“意志”。就思维方式而言,西方探究“恶”之本源与中国的“向善”而生,分别来自于西方“两个世界”观与中国“一个世界”观。由中国看西方伦理的缺憾为:第一,西方持善恶绝对对立的“二元论”;第二,西方的恶被本体论化了,成为人性之根。中国思想向阳而西方思想背阴,却把握到了全球人性的一体两面:善的谱系较之恶更为丰富,善有深度而恶则没有,尽管恶自有其广度。
儒教的国教化和窄化——康有为的“逆宗教改革”与梁启超的批判
李华伟 (124)  摘要( 17 )     PDF(1498KB)( 17 )
因传教士兜售的虚构的“教强国强”理论,康有为走上了孔教改革之路,但其方向与路德的宗教改革路径恰恰相反,可以称之为“逆宗教改革”。康有为前期所倡导的孔教改革得到梁启超的大力支持,然而,自1902年梁启超批判保教说以来,“流质易变”的梁启超终生坚持孔教非宗教的观点。康有为的保教和梁启超的批判,反映了二人对宗教与民族国家关系模式的不同认知。而对宗教和民族国家关系模式的不同认知,决定了两人孔教改革路径的天壤之别。康有为的宗教改革,无论前期还是后期,都没有贯通天道与人伦,作为神灵的天与孔子并不能呼应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需求。这一问题,当年的康有为未能解决,而今日的新儒家和儒教支持者也未能解决。梁启超将儒教狭窄化为“哲学”和“思想”的改革版本无疑需要反思,康有为将儒教国教化的路径更值得警惕。
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
词与物:语言的乡愁
黄敏 (132)  摘要( 33 )     PDF(2006KB)( 20 )
人从语言中体验到一种乡愁,是人之存在对“场所性”或“家园感”的需要。家园感首先来自母语、方言本身的异质性,在群体无意识中带有可辨识、依托和存续的地方特质;其次来自不同语境下词与物的关系建构:词的上升导致词与物的断裂,提供的是一种将人类经验整体化、抽象化的乡愁;词的下降带来词与词的断裂,在沉默中绽露出内在化、个体化的乡愁;而在日常语言中,词建立了一种与“生活形式”同构的及物性,由于其口语的、地方的、民间的特征,乡愁叙事得以借助日常语言安顿人的情感、记忆与认同。语词的上升与下降在更深层的心理机制上对应着隐喻与转喻的两极,使得乡愁叙事能够创造出一个“记忆之场”来整合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在当下文化建设的乡愁语境中,读与写的双重实践把这个记忆之场改造为可居住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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