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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第5期 
出版日期:2024-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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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5): 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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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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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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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 圆桌会议
    李萍, 贺来, 王淑芹, 谈际尊, 庞俊来, 涛慕思·博格
    2024(5):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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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李萍
    2024(5):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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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贺来
    2024(5):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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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王淑芹
    2024(5):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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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谈际尊
    2024(5):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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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庞俊来
    2024(5):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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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涛慕思·博格
    2024(5): 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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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刊特稿
  • 本刊特稿
    张杰
    2024(5): 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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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需要攻克的关键问题。无论是从显性债务还是隐性债务角度来看,县区级政府皆是债务风险最为集中、最难解决的关键之所在。部分县区级政府财政收支的不平衡,已经成为较难调和的结构性问题。其突出体现在一些县区级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巨大、下辖的有的乡镇财政甚至演变为“吃饭财政”、产业扶持和引导发展资金来源较为缺乏、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缺乏可持续经营项目的收益支撑。对此,亟待从国家整体层面和县区级政府层面深入探索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形成机制、分层结构与解决路径。
  • 本刊特稿
    钟宁桦, 胡林杉
    2024(5): 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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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等方面愈发重要。近年来专项债券期限更长、成本降低,更好满足了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与此同时,部分地区的债务规模较大、融资成本较高,面临较大的偿债压力。从债券、项目、地区层面探究专项债券稳增长成效发现,近期专项债券规模快速扩容,有力助推地区基建投资;传统基建项目在专项债券项目中占比较高,对投资的撬动效应较大,但专项债券投入新基建项目对地区经济的长期正向影响要强于投入前者。从限额配置和募资投向剖析专项债券潜在风险发现,部分地区专项债务限额配置与经济基本面存在一定偏离,专项债券的一些投向也存在收支缺口,这可能加大专项债券未来的偿付压力。为进一步发挥专项债券的政策效能,需要着眼于“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在优化投向结构、增强撬动效应、完善限额管理等方面持续加力。
  •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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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江, 李凤亮, 王廷信, 蒋伏心, 魏鹏举, 杨德才, 王忠, 季中扬, 高维和, 王宇, 郭新茹, 姜照君, 徐海龙, 周锦, 刘爱华
    2024(5): 5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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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9月24日,第三届文化产业学术年会“人文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论坛”在南京召开,来自经济学、管理学、文学、艺术学等领域的众多专家学者围绕“人文经济”这一核心议题,从学理层面和实践层面展开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探讨,为人文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贡献智识。人文与经济,如同双翼,共同助力社会文明的持续进步。人文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融合了人文精神的深邃内涵与经济发展的活力动力,其不仅关乎文化产业的繁荣,更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重要引擎。2023 年第 9 期,本刊曾策划刊发《人文经济学 :高质量发展的人文密码》笔谈。为进一步推动人文经济领域的学术研究与实践创新,本刊特选编论坛专家观点精华,以期激发学界对人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更多关注与思考。
  • 学术争鸣
  • 学术争鸣
    徐勇
    2024(5): 6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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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 40 年代,日本学者基于对中国农村的调查,就中国是否存在村落共同体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持续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当年运用共同体理论对调查作出概括,有其学术价值,但也存在对共同体理论的简单理解和以有限事实作出简单结论的局限性。因此,需要在深化对经典共同体理论认识的基础上,从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及其变迁维度理解共同体理论的丰富性和动态性,包括:共同体概念界定的多维性,共同体形式的多样性;共同体具有动态性,共同体构建的行动性;共同体达成的治理性,共同体实现的目标性。通过 2015 年启动的“深度中国调查”,可以发现中国的村落社会形态及其共同体的形式具有丰富性、进化性和非均衡性的特点。社会分化程度愈低,共同体的自然属性愈高;社会分化程度愈高,共同体的人为构建属性愈强。
  • 学术争鸣
    王晓虹, 邓建国
    2024(5): 7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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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技术渗入整个社会系统重构了各级场域,数字化生存构成人类主要实践方式。陈积银、孙月琴撰文指出数字技术带来现实与虚拟的深度交融,通过“数据喂养”实现对人类的数据监控,为我们理解人类的数字化生存及数字技术对人类行为、生产方式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参考。但需要指出的是,数字权力已超越了“数字生产”和“数字消费”维度,对人类社会展开了全面接管和干预。数字技术孵育了数字超级主体,数字技术的“人格化”特征不断显明。虚拟现实技术放大了知觉体验,“数字超真实”超越了现实真实,孵化了真实的虚拟自我体验。随着人类的精神与身体被不断分离,整个世界将由物质向精神坍缩,“隐藏人格”将频繁涌现,并持续分裂主体意识,“人格失调”或成为数字生存的潜在风险。最终,数字技术将可能从依附于人类的外来“寄生物”变成包裹人类的“吞噬物”,人类则可能从“宿主”沦为依附技术而生存的“寄生虫”。
  • 学术争鸣
    张珣
    2024(5): 8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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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马尔罗批评中存在一种“隐性东方中心化倾向”,其本质是“强制阐释”:其显意识是对抗西方优越论,无意识则是追求将中国树立为西方的对抗性价值中心,忽略中国自身的文化血肉和价值内涵。在一些“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领域,甚至出现从作家本人到国外评论者再到中国评论者的“串谋”,彼此心照不宣地为对方的“强制汉化”做铺垫、行矫饰。通过分析国际马尔罗批评中这一阐释路径的形成原因和运作机制可以发现,“强制汉化”对中国思想文化造成的其实是各种“异化”“蛀空”和“窄化”,重塑文明地位的迫切心理会使“强制意图”盖过“阐释对象”本身。这种对中国文化价值失之偏颇、粗糙的构建,往往会于无形中巩固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强化文化偏见和情绪抵触。相比西方中心化对中国的“失焦”,这种“隐性东方中心化倾向”造成的“过度聚焦”是对中国具体身份信息的另一种遮蔽。
  • 技术与文明
  • 技术与文明
    马亮
    2024(5): 9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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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政府可以降低政府运行成本,提高政府效率和效果,但是数字政府能否改善社会公平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社会公平对公共管理至关重要,而社会公平在数字时代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数字政府对社会公平的影响具有双面性,既可能会促进社会公平,也可能加剧社会不公平。与此同时,社会公平也会塑造数字政府的发展方向和方式,二者存在双向互动关系。建设更具公平性的数字政府,要强化数字政府的包容性。
  • 技术与文明
    张晨颖
    2024(5): 1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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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场激励下,数据商业化利用的深度和范围进一步加大,这一方面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使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不断迭代更新,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扩散。因此,创新发展与风险控制成为数字时代市场监管的重大命题。反垄断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需要回应如何“以技术对技术”,实现智慧监管,提升监管的精准性、及时性和有效性。在技术革命、新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图景下,数字化赋能和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智慧监管提供了技术支撑,但也伴生着新的问题。对此,要以务实、开放的思维认识反垄断智慧监管的新使命和理念变更,客观、理性看待智慧监管的局限性,以积极严谨的态度构建具有可行性和实用性的制度,推动科技与法治的有机融合,真正实现反垄断的智慧监管。
  • 技术与文明
    孟雁北, 王明泽
    2024(5): 11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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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垄断立法对垄断行为进行的类型化选择,产生了纵向限制中纵向非价格垄断协议条款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条款规制竞合的可能性。由于纵向非价格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违法构成要件与分析框架不同,选择不同的规制路径会影响纵向限制行为违法与否的认定结果,也会在确定被处罚主体时呈现差异性。因此,当我国《反垄断法》实施中出现两者的规制竞合时,为了准确选择对纵向限制行为的规制路径,建议以合意为规制选择的判断标准,构成合意的原则上以纵向非价格垄断协议规制,不构成合意的原则上选择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在认定纵向限制行为是否存在合意时,可按照是否构成形式合意或实质合意来判断,以此回应我国反垄断执法与司法中一直存在的如何破解纵向非价格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竞合的困惑,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活我国《反垄断法》中一直沉睡的纵向非价格垄断协议条款。
  • 技术与文明
    郭江兰
    2024(5): 12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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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现象正受到高度关注,反垄断执法活动在实践中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当反垄断成为热门话题时,反垄断法似乎成为治理平台问题的唯一机制,但其也被污名化为高频出击的“大棒”,导致平台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影响。考虑到平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反垄断法,为提振平台经济发展信心,我国有必要强调反垄断法的激励属性,以推动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法应保持适度化的适用姿态,凡是能够通过其他方式解决的平台垄断问题,反垄断法不一定要介入,而应鼓励通过反垄断合规、预警调查、行政约谈等事前手段予以防范。另一方面,反垄断法适用必不可少时,也应在垄断行为的违法性认定上,充分考虑反垄断法中的豁免制度、宽大处理制度、承诺制度、正当理由抗辩制度等的适用。
  • 思想与文明
  • 思想与文明
    肖士英
    2024(5): 13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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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意识形态内在结构是由原生性起点性构成环节、继起性中间性构成环节和完成性终点性构成环节,通过递进性贯通融合所形成的有机整体结构。其起点性构成环节显现为作为历史前提的人及生产力得以存在发展对历史的强制性规范性要求;其中间性构成环节显现为主体形态、精神观念形态、实践形态三个环节;其终点性构成环节显现为规范化实然历史形态的构成环节。由这些环节融合而生成的主流意识形态内在结构,使得主流意识形态以稳定的结构形式和演替性的结构内容,周期性地存在发展着,从而把主流意识形态有效建设框架限定为一个特定格局:以历史得以可能的内在要求为建设根据,以培育能有效满足上述要求的合格主体,形成满足上述要求的科学精神观念,创造能有效满足上述要求的客观机制为有效建设任务,以现实地满足上述要求、引领主流意识形态适时进入新生命周期为建设目标。
  • 思想与文明
    李新宽
    2024(5): 14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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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文明文化基因的形成和塑造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11—14 世纪是西方文化基因的雏形阶段,文艺复兴时期是西方文化基因的发展阶段,这两个历史阶段都属于文化借用期。西方人大规模借用古希腊的文化概念、文化意象,借用古罗马和拜占庭的法律术语甚至法律体系,借用东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技术文化,通过挪用、吸收、改造和重组这些文化因素,再结合不断演化和再创造的日耳曼传统文化因素,塑造出理性主义、基督教和个人主义三大文化基因。近代早期是西方文化基因的成熟阶段,也是西方文明的文化创造阶段,这一时期西方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
  • 思想与文明
    刘晗
    2024(5): 16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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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对于美国整体制度的了解较少。随着来华传教士的不断介绍,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开眼看世界”的士大夫对于外国史地情况的关注,中国人开始形成自己对美国制度的理解传统。从魏源、林则徐再到梁廷枏和徐继畬,秉承儒家思想的士大夫以中国传统观念和概念体系来理解美国制度,尤其关注美国的总统制、联邦制和分权结构,并将其与中国传统中的“三代”之治联系。此外,美国反抗英国的历史也对这些为鸦片战争战败所触动的士大夫产生了较强的吸引力。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当时中国人对于“米利坚”不无美化的制度想象。这一过程既为理解近代中国对西方制度认知的演变提供了宝贵史料与视角,也为当代比较宪法学和区域国别学研究提供了教训和启示,提示研究者在传承传统的同时,应始终保持对文明主体性和知识自主性的清醒与追求。
  • 英文摘要
  • 英文摘要
    2024(5): 17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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