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适度法典化理论旨在推动渐进式的环境法典编纂，通过降低体系化标准来实现中国生态环境法典的调整范围与体系的适度。适度法典化实为阶段性的法典编纂策略，但是，“适度”本身具有难以克服的模糊性，它依赖当下的现实条件和法治资源，需要根据环境法发展的具体目标而随时调整策略。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根据立法任务与立法环境的动态变化，来明确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适度”目标。为解决环境法律复杂化难题，提高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效率，现阶段环境法适度法典化理论应秉持“简化约化”理念，传承中华法系简约化的法典编纂传统，在构建“生态环境法典与非法典法”双位阶法源格局的基础上，实现法典规范渊源、法典逻辑体系和法典法律条文的简约。

数字政府在当下的研究热潮中方兴未艾。伴随着解构和重塑科层制的呼声，数字化俨然已成为推动政府效能提升的新动力。然而，无论是在理论思辩还是在治理实践中，科层制均表现出了极强的韧性，使数字政府始终处于来自技术和结构间张力的持续困扰之中，并形成了突围论和协作论两种主流观点。但两种观点对科层制的认知都存在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突出表现在忽视了科层制在国家建构中的基础性作用。对此，基于中国数字政府治理实践，提出数字科层制的数字政府原理论，阐释数字科层“体”“用”关系体系，指出数字科层制具有全新的运行空间、决策模式、结构特征、动力机制和价值导向，是科层制在数字时代下新的衍生形态。要想真正使数字政府发挥治理效能，“依托”而非“突围”或是目前最优的理论和现实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无危机增长”奇迹，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保持长期稳定，金融领域也长期兼顾效率与风险的平衡，金融监管无疑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世界主要国家金融监管模式的历史演进始终伴随着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的动态调整。而金融监管失灵主要源于监管的内部竞争、无法适应金融市场创新、过度行政干预以及监管分散化等因素，各国基于其独特的金融结构与政府理念，在变革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金融监管模式。我国金融监管模式演进的长期诉求在于避免金融风潮的发生和寻求稳定的发展环境，以此为基础，我国逐渐形成独特的“防范性”金融监管模式，这也成为我国经济得以实现“无危机增长”的关键因素。通过金融史视野下的国际比较形成对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模式的新认识，也可为当今中国金融监管模式的调整提供历史镜鉴。

“把自己作为方法”的核心是视过去的“自己”为“他者”，以“自我”为工具，将个人经验问题化。从方法论的角度，“把自己作为方法”呼应了常人方法学的基本主张，更是常人方法学的重要实践路径。与此同时，“把自己作为方法”也需直面常人方法学的不一致性以及“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空间即“附近”的消失问题。从这一点上看，“把自己作为方法”本身也是一种方法，厘清其与常人方法学、以“附近”为方法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反思研究范式转换的意义，进而探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问题。

基于深度学习模型的人工智能系统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却由于不透明性导致了信任问题。计算科学家试图开发解释黑箱模型的工具以缓解这一矛盾。对可解释技术的认识，有助于区分因果解释与事后解释：因果解释要求对模型机制的完全认识，而可解释性技术对黑箱模型的解释并非总是关于模型内部细节的说明，但它是对因果解释无法获得时的补救措施，仍具有启发性的认识论价值。事后解释使用的近似方法是科学模型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建构经验论也为事后解释之于模型机制的认识意义或价值提供了支持。

在全面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检察机关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虽然现有理论讨论对其功能转向的关注有限，但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已显现出“立体化”之趋势。具体而言，检察机关最初是以制发检察建议的方式参与社会治理，覆盖面广泛而专业性欠缺，“扁平化”有余而“立体化”不足。随着公益诉讼、企业合规两个抓手的出现，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逐步呈现出专业性和“立体化”的特征，从以制发检察建议为主的全面治理，转向全面治理与以公益诉讼、企业合规为主的专项治理相结合。为了保证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效果，需要进一步探索检察建议、公益诉讼以及企业合规这三项制度如何更加“立体化”地规范运行。

数字技术所驱动的基层平台治理，正逐渐成为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关节。基层社会的治理平台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更是一种思维方式，还是一种组织结构。根据目的和功能的分类标准，基层数字治理平台可划分为管理型平台、合作型平台和协助型平台三类。面对基层“事多人少”的资源困境和复杂多元的治理需求，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体现为平台化逻辑、数字赋能逻辑，以及风险规避逻辑。然而，基层社会治理的数字化逻辑与法治化逻辑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这表现为价值层面效率至上与公平公正间的张力、技术迭代与立法滞后的矛盾、技术赋能与科层体制的冲突。对此，基层社会治理的平台化需要对技术理性保持高度审慎，探索适当超前和多元的规范供给模式，以及明确平台的法律性质与运行机制。

诉源治理从地方实践上升为国家治理层面的制度安排，其所聚焦的不仅是减少法院的诉讼量，更是要构建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化解机制，进而推动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升级。在司法智能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诉源治理作为法院推动社会治理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面向，一方面，应明确法院在诉源治理中的职能定位，加强多元解纷主体的联调机制建设，进而回应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需求，实现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专业化；另一方面，要以数字时代的智能技术为依托，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的智能预防和化解机制，以数字技术助力社会治理的智能化转型。

现实的技术创新过程是一个链条，技能工人与新技术的融合程度是影响技术应用效果的关键变量。在技术创新进程中，技能工人正向支撑作用的发挥是需要一定社会条件的。回溯近代中国印刷技术创新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技术创新衍生的技术红利惠及掌握新技能的印刷工人，激励他们拥抱和参与技术创新。但新技术也改变了原有生产体系中的技能结构，引发工作岗位变动和劳动过程重组。对个人技能失效的担忧以及对新技术应用后果不确定性的焦虑，又促使他们选择反向的抗争行动。如何通过非市场性制度安排推进技术创新与技能工人之间的相容，是未来中国产业升级需要正视的重要问题。

以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为时间节点的四轮全国调查和八轮江苏调查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大众的伦理道德发展呈现从“多元多样多变”到二元聚集，再到核心价值观引领，进而文化共识生成，并最终达到文化基因认同的从“多”向“一”积累集聚的精神史轨迹。这一过程反映了“中国伦理精神现代建构”的伦理道德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文化脉络，其中，“伦理”“精神”“建构”是三大关键词。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遵循伦理型文化规律，“国家”文明、“有伦理，不宗教”是两大最基本的伦理型文化规律。

为了解决大变局时代的语文明危机，探索文明转换的可能性，需要对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进行一定程度的革新。为此，“共生人文学”将发挥重要作用。“共生人文学”旨在培养“美好的人”，即认识到自己本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活着”的主体，并努力坚持使自己的感知完全苏醒的人，通过营造充满活力的个人的美好，进而创造“美好的世界”。在走向另一种普遍文明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孜孜不倦地重新激活过去积累的思维和实践经验。在各自的场域中同时改变自己以及社会现实的学习方法，乃是共生人文学的核心。而东亚历史为共生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如果想探索一条确保东亚安全、超越大国竞争、实现世界和平的道路，就不能不考虑世界层面的人文学内涵，即超越国界的普遍人文精神或人文价值对人类的启发作用。

价值极化是分析欧美民主与身份政治内在关联的重要视角，它既呈现了当代欧美身份政治的重要特质，也揭示了当代欧美民主价值的秩序裂变：身份政治破坏了自由统摄平等的价值序列，以族群身份捆缚政治自由，在阶层经济不平等和族裔文化不平等的反向逼迫中不加克制地扩展平等自由的权利边界，使平等自由沦落为实质平等和多元文化的话语装置。平等对自由由从属到僭越是身份政治价值极化的本质，政治自由的价值破限与社会平等的价值越界是欧美民主价值裂变的核心。就身份政治的价值极化而言，全球化引发的经济不平等与文化焦虑、后现代价值变迁与政治转型、国家极化与政治衰败等导致的社会撕裂是其外源机制；自由主义的权利悖论、浪漫主义的权利建构与激进主义的权利动员等对冲的民主政治则是其内生根源。身份政治的价值极化引发了一场深刻的自由民主危机：它以赋予人们更多话语权的形式展示了自由民主的“强盛”，实则构筑了一个深陷族群权利冲突却无力实现权力制约的“弱社会”。身份政治的价值极化对其他国家也具有警示意义，应对价值变革引发的秩序动荡，需要从社会建设和国家能力两个方面同时推进。

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提出过一个极富方法论创见的命题——“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在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之外，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发挥作用。从“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中转化出“近乎平均值的文学理解”，并非为了提出一个新概念，而是充分重视思想史研究所提供的方法论启示。“近乎平均值的文学理解”可以指普通读者的文学理解，也可以指一个时代中较为主流的文学风气。这进一步提示我们区分文学的读法——“批评的读法”与“研究的读法”的必要性及其不同的意义与价值。

1980 年代，基层文艺刊物无论从刊名还是发刊词都惯于使用以春天为核心意象的“季节的修辞”，它源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并逐渐凝结为一种与社会主义文艺及其历史变迁互相指涉的修辞格式，包含了基层文艺工作者理解 1980 年代整体性历史进程的参考框架。基层文艺刊物对 1980 年代的想象经历了从“黄金时代”到“末班车”的转变，在此过程中，文学基层与上层存在不同程度的同步和差异，尤其体现在对时代氛围、文学潮流和思想运动的感知和理解上。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或许需要将视野放大到基层，采取跨学科的综合视野，建构关于 1980 年代的立体性认识，并树立一种界限意识，更准确地厘清 1980 年代文学潮流与思想运动的下沉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