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被视作现代社会构建及其运行的核心要素，相对于知识社会学、知识经济学而言，知识政治学的发展相对缓慢：一方面缺少具有学科自觉的纲领性议程，理论脉络零散而缺乏基本共识；另一方面讨论层次偏重于实践性方案，未能对丰富的知识现象形成政治逻辑层面的总结。国家治理既要对不同主体的知识类型进行整体性考虑，又要根据不同知识类型的异质性特征设计针对性调用方式。根据调用目的与情境的不同，国家治理的知识调用逻辑可以分为合法性逻辑、适应性逻辑、确定性逻辑与回应性逻辑，这四种逻辑在优化治理过程与方式、提升治理目标与效果的治理需求中有差异性体现。知识政治学需要明确知识在治理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尤其需要把握数字时代知识政治丰富的研究机遇，为解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万物皆媒”驱动数字基础设施孵化泛在的人－技共生环境，数字技术强势干预人伦日用，使有关智慧存废的超人类主义勃兴，其代表思潮认定与数字技术彻底共生的数字原住民/移民会进化为智慧递增的种族，余者因失“智”而沦为“数字难民”。该论断因循西方心理与认知科学的智慧属性论，杂糅社会达标主义、技术决定论，罔顾数字难民的复杂成因。据此，回归源自中国语境的智慧过程论或是一种反思路径。数字难民是与数字技术共生但未把现实挑战转化成智慧过程的人，与之相反则是不同程度的“数智者”。以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这例人－技共生环境中的典型挑战为背景，筛选郑州三个住区展开比较，发现人－技专性拟互利共生使人长期陷入替代性适应进而坐失智慧过程；处于人－技中性共生的人凭借单位隐形在场落实类智慧过程，较大程度彰显“数智者”特征；人－技兼性互利共生使人凭借补偿性演化落实智慧过程，充分彰显“数智者”特征。不同程度的“数智者”存在共性，即建成比任何基础设施更具基础性的情感基础设施，它们与中国传统的道德情感“仁爱”接合，摄智归仁，由此扬弃技术的家长制权威，实现“数智”转向。

数字平台因具有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市场参与者的双重身份，在实际运营中可能会给予自营的产品或服务相比于其平台内或依赖其平台的经营者更加优惠的待遇，从而对竞争效果产生损害，减损消费者福利。对于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目前学界和实务界在规制模式、分析路径等方面并未达成一致。基于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内在成因和外在表现，数字平台的自我优待行为更应被视为一种独立的滥用行为来规制。考虑到自我优待行为通常具有一定的经济效果，在对其进行反垄断法分析时，应从行为规制的角度出发，结合个案情况，对平台自我优待行为本身进行综合评估和考量。

村治与乡政之间的关系是基层治理及其法治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命题。通过建构“草根—科层”二元框架发现，村民委员会的科层性只可能在拟制的意义上成立，因为它本质上是由村民委员会主导者的身份转换诉求、政治权力欲望与乡镇政府的情感控制策略共同促成的假想科层关系。借助新制度主义的“组织场域”理论解读，村民委员会主导者试图在乡村基层治理的“组织场域”中，诉诸三重秩序资源的再生产，而将假想科层关系制度化。但由于“村治”与“乡政”的分离格局具有难以突破的规范和价值理由，这种努力往往难以实现。化解这种假想科层关系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题中之义，但受其“后坐力”影响，法治化的相关制度安排会导致村治与乡政展开资源拉锯战，村治与乡政的关系状态会随之走入另一种格局。但就像将“假想”制度化的期待无法实现一样，这一法治悖论也无法成为扭转基层法治化进程的阻碍事由。

在接受了充分的惩罚与再社会化后，烙印群体尽管已经摆脱了越轨者的特质，却依旧难以被社会公众认可与接纳，由此触发的社会风险以不同的形态影响着社会稳定。作为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特殊群体，烙印群体究竟是如何生成的，学界和政府又该如何认识与化解烙印群体的社会融入困境及社会风险？一般而言，烙印群体经历了以微弱的情感依附、强烈的社会歧视、消极的自我认知为基础的烙印化过程，本应针对越轨行为的羞耻被不合理地延伸到了人性之上。这种过度羞耻使烙印群体在经济、文化、行为与身份四个维度深陷社会融入困境，并以渐变的对抗状态制造了社会风险。因此，破解其社会融入困境的关键在于重塑羞耻的影响，包括升级烙印群体、增强其面对过度羞耻的抗逆力，以及柔化社会环境、削弱其生成过度羞耻的内推力。

感觉替代使用一种特定的感官通道提供通常由另一感官通道收集的环境信息。首先，感觉替代的实现突破了传统基于感官的模态分类法，提出了更灵活的标准来个体化感觉；其次，当代反神经中心主义的方法论、超越功能的感觉观、生成主义的认知思潮从各个维度挑战了以神经还原为底层逻辑的替代技术；最后，当前的感觉替代在技术上依赖于大脑神经可塑性的基本原理，在概念上受制于以神经生物学为主导的个体化标准的影响，在本体上表现出“神经可塑主体”的神话。因此，反思并超克这一技术的限度，进而在大脑-身体-环境-演化-社会的交互网络中重新发现感觉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

数字时代极大地丰富了裁判说理的依据和素材，但在便捷司法裁判的同时，也改变了裁判的方式和手段。裁判过程的性质决定了决断无可避免，但是这种决断又必须经过正当化和说理。对应到数字时代，就是司法程序的设计和数据的应用需要符合人们对司法本质的要求和理解。这背后反映的是对法的概念观，以及应对司法疑难案件时法典化和判例法两种进路的选择。实际上，寄希望于设计者对所有法律问题悉数预测难度较大，因此就要依靠裁判者的权衡这一判例法进路，这就是司法必须能动的背后机理。“数字化一切”的潮流对司法的影响，从形式意义上是赋能的，但在实质意义上却是解构的。探索司法中能动说理的可能与限度，有赖重新定位法官的角色，锚定能动说理的目标与价值，通过界定法官在个案裁判中的职权和明确对个案正义的追求目标，探寻可以作为个别化裁判的考量因素。

短视频平台通过全新的回报逻辑、构建未来奖励想象的投资话语和基于意义感的精神化叙事方式来引导创作者进行时间和金钱的主动投入，通过流量化的单一评价标准实现对创作者劳动结果与价值回报的分化，通过全景监视与流量控制的信息权力行使实现对创作者的双重规训。希望劳动这一概念是对短视频平台实现劳动同意达成、劳动结果分化和劳动过程持续的概括，是基于流量分配权力所形成的对劳动者创作行为和创作内容的规训，也是短视频平台之于其他平台劳动控制的独特机制。

随着疾病谱的显著变化，大病照护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家庭照护供给的短缺和公共照护供给的迟滞共同催生了市场化照护服务，护工逐渐成为大病患者住院照护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身体照护是护工的基本职责，但情感劳动也是其照护工作中的重要内容。通过对上海市多家医院的田野调查可以发现，在大病照护过程中存在苛刻与包容、即时与长时、有缘与无缘等多重情境，护工会根据不同情境选择性地进行工具型、交往型、代入型三种不同层次的情感劳动，从而创造出市场化照护关系的差序格局。护工情感劳动的层次性和动态性为健全大病照护服务体系提供了新思路。

“深入生活”是当代文学现实主义创作论的重要概念。1940—1970年代文学“深入生活”的要求旨在克服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的阶级隔阂和趣味差异对文艺的政治效用的妨碍，其思想框架是“文艺－政治”；新时期文学对“深入生活”进行去政治化改造，目标是重塑作家主体性，思想框架是“主体－对象”；近年创作实践对“深入生活”发生于内在需求，旨在把握变动的当下现实，但受制于“自我－他者”思想框架，作品往往呈现出以“深入自我”的方式“深入生活”的悖论结构。不同时期对“深入生活”的理解既有差异，又有联系和对话，反思其思想框架，有助于把握“深入生活”的历史性和复杂性，也有助于建立一个理解当代文学、文化、思想的独特视角。

亲缘、国家、种族等将人类划分成了不同群体，使行动者往往只维护自身和群体成员的利益与道德形象，践行着有限度的道德准则。然而，作为理想社会的基石，“黄金法则”要求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强调突破边界的道德力量。以黄金法则求同存异的一致性要求为起点，道德心理学提供了当下实现黄金法则的可能路径。但相关实验结果表明，有限的认知资源与情感直觉的驱动，对人们的道德判断与行为构成威胁，并与自我控制和理性推理的约束力量形成对抗，构成黄金法则的日常危机。而通过打破自我中心主义的道德教育，拓展社会群体边界的道德认同，塑造超越族群身份的认同方案，人们有望走出实验室，更为自主地构建广阔的道德关怀圈，推动公正而平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数字化生存所引出的社会生存状态曾引发热议。而今，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当代社会的生存状态更倾向于数字时代的“自动化生存”。自动化生存是一种隐喻，指的是人类的生存方式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趋向自动化，包含了“自动化生产”“自动化生活”“自动化认知”“自动化行动”等不同向度。反思自动化生存的缘由和必然性，可以从对人的匮乏本质的有效补偿、对机器自动作用的内在迷恋和对环境稳定性的本能需求这三个方面溯源。自动化生存的境遇带来了新的挑战，尤其是对人的自主性的消解。自动化所追求的正是对非同一性和不确定性的消除，而这恰恰是自主性的关键。被自动化的“自主性”引发了一系列关于人的生存危机，需要一种新的理解框架来反思人工智能时代人的生存境况。

欧洲民族国家的集体认同是一个难题：它们往往在作为民族国家的坚守、对共同政治文化的接受，还有作为“欧洲人”的共同身份这三种立场之间摇摆不定。在欧洲逐步迈向“超国家”共同体的今天，德国的集体认同对于认识欧洲民族国家与欧洲国家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它深刻影响着德国国内的稳定和团结，主导着其外交和安全政策走向，也构筑着德国未来发展的愿景。二战以后，德国以逐步削弱“德国性”、接近“西方”的方式获得国家集体认同。这就是代表德国民族主义的“主导文化”以及代表政治文化的“宪法爱国主义”的争端之所在。而这一对矛盾，在欧洲层面可以得到疏解和升华。欧洲文化价值共同体与欧洲宪法爱国主义合一的愿景，可以成为德国乃至其他欧洲国家集体认同构建的最高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