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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桌会议
  • 圆桌会议
    陈钟
    2017(10):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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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最近,人工智能话题在业内外都引起热烈的讨论。业外表现主要是媒体炒作,业内表现包括出台政府产业规划和推进一级学科建设。发展人工智能是一件好事,但是不能够脱离其计算本质而制造过多的泡沫。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向包含人文社科学者在内的非计算机专业人士说明什么是计算,还是有点困难的,我希望表达三个基本观点。人工智能的本质是计算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现在无论
  • 圆桌会议
    段伟文
    2017(10):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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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控制的危机与控制的革命人类进入现代以来,从社会到生产各个环节都出现了所谓的控制的危机。这一危机是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从手工劳动到现代化工厂劳动的必然结果。为此,人们不得不引入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控制的革命来应对控制的危机。当代历史学家和传播社会学家贝尼格(James Beniger)将现代社会视为一种开放的信息处理与控制系统,在《控制革命:信息社会的技术与经
  • 圆桌会议
    吴冠军
    2017(10):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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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人工智能与第三次世界大战有“现实版钢铁侠”之称的Space X公司创始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最近重申“人工智能威胁论”,声称AI很可能将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带领一百多位人工智能领域专家一起签名,强烈呼吁限制人工智能的开发,尤其是人工智能自主武器的开发。[1]这个呼吁,确实绝非无凭之说。人工智能过去这些年的“指数级”加速度发展,尤其是“阿尔法狗”(AlphaGo)深度自我学习能力
  • 圆桌会议
    熊红凯
    2017(10):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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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人工智能,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起起伏伏。我最早不喜欢神经网络的原因是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即最后输出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今天深度学习卷积神经网络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当时从哲学意义上来讲它是一种革新,所以大家很喜欢,到2005年又开始兴起,起因是说它好像又非常好,把结果推广到一些人类的竞赛上。其实在国际机器学习学术界依然是两派,一部分还是看不起深度学习,今天宣传深度学习更多是工业背景。很多领域都开始尝试深
  • 圆桌会议
    杨力
    2017(10):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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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全球领先、体制独特的美国奇点大学,聚集了一批最前沿科学家和精力过剩的“疯子”,他们只有问题意识,想象力丰富,大胆跨界或许根本没有学科边界,实验室奇思怪想,成果匪夷所思,创造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奇迹。而这所学校的创始人库兹韦尔借助于对人类与技术结合的深刻阐释,更是把大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超过人类的那一时刻称之为“奇点”,并以此为其创办的学校命名。基于社会学的视角,简言之,将大数据对事物治理的
  • 圆桌会议
    江晓原
    2017(10):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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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蒂芬·霍金、比尔·盖茨和伊隆·马斯克等人,近年一直在各种场合呼吁世人警惕人工智能的盲目研发,特别是要警惕军用人工智能的研发,认为这有可能“唤出魔鬼”。马斯克更明确表示,“我们需要十分小心人工智能,它可能比核武器更危险”。在我看来,人类正在玩的最危险的火有两把,即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其中更危险的就是人工智能,但是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 圆桌会议
    王家范
    2017(10):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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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作为一个科技门外汉,一个科技的吃瓜普罗大众,读了最近一些越来越危言耸听的“预言”,在我有限的大脑思维里产生出一个极普通的“形式逻辑”反诘;不可颠破的前提,毕竟是人在创造人工智能。人是主体,他既能创造,也应该能够控制,道义上也有责任控制自己的创造物。所谓“道义的责任”,就是:他所创造的创造物本应该是用来帮助人类的;凡是不利于人类的甚至危害人类的,都不应该创造。违反这些道义基本准则的,就是危害
  • 本刊特稿
  • 本刊特稿
    王飞跃
    2017(10):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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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的技术本质是什么?智能技术是怎样产生的?智能产业对当前社会和未来人类发展的冲击与影响又是什么?智能科学与技术的深入与普及真的会威胁甚至毁灭人类社会吗?不同学科的学者、不同领域的专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不一,有的甚至截然相反。其实,智能科技是时代的趋势,是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具体而言,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催生了人类的智性大觉醒和技术大突破,我们己经开始了从牛顿式“大定律、小数据”之控制时代向默顿式“大数据、小定律”之引导时代转化的第三轴心时期,这就是Alpha Go人机大战所揭示的本质意义。工业及信息技术200年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作为新IT的智能技术必将引发并支撑智能化多赢包容的“正和”全球化浪潮,使人类生活更加美好。新的时代需要新思维、新理念、新体系、新方法、新使命,过度担心人工智能危害社会没有必要,更阻挡不了历史的自然进程。
  • 本刊特稿
    何怀宏
    2017(10): 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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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人与物的界限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但我们还是可以试着区分一下,人当然也是一种自然物,是从自然界里产生的,但作为一种在地球上可以与其他自然物对照的物种,或许还可区分出:自然物—人—人造物。人类在采集狩猎的阶段,只是从现成的自然物获取生存的能量,到种植畜养的农业文明阶段,则开始培育和改变原本纯粹的自然物,直到今天的转基因植物乃至动物,以及将原材料完全改变或合成的新的“人造物”。今天,人们甚至开始考虑改变和转化自己的身体,总有人会不可遏制地探索未来“转基因人”或新的“硅基生物”的可能性。而工业文明以来,整个地球上的生态——气候、大地与海洋等,无不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地球越来越变得“人化”,但是不是也存在着一种“物化”的趋势,乃至于人将来会不会也重新“物化”,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要一次次重新思考“何以为人,人将何为”的问题。
  • 本刊特稿
    成素梅
    2017(10): 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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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世界,关键是我们如何塑造和引领人工智能。我们迫切需要前瞻性地探讨智能化社会可能带来的严峻挑战。从哲学视域来看,这些挑战至少包括十个方面:对传统概念框架的挑战;对传统思维方式的挑战;对传统隐私观的挑战;对传统生命观的挑战;对传统身体观的挑战;对自我概念的挑战;对传统就业观的挑战;对技术观的挑战;对认识论的挑战以及对认识的责任观的挑战。
  • 本刊特稿
    高奇琦
    2017(10): 4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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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深刻革命。毋庸置疑,这场革命将对人类社会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上具有超级权力,而西方其他国家则可能在人工智能时代沦为美国的附庸。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上,美国的优势体现为“三全”和“三互动”。相比而言,中国也拥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其主要体现在拥有庞大而活跃的市场以及高水平的科研队伍等。需要说明的是,美国的霸权地位存在“阿喀琉斯之踵”,即其人工智能观念的思想来源主要是基督教文化为基础的“末世论”与超人文化。这种观念给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注入了某种不确定性。然而,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出的“共生论”和人本文化,却可以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指明新的方向。
  • 学术争鸣
  • 学术争鸣
    顾骏
    2017(10): 5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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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的诞生意味着地球进入“二元智能时代”。以中国传统哲学范畴观之,人工智能近于“体”而非“用”,近于“道”而非“器”,近于“天”而非“人”。人类未必能预见人工智能的终极效应,人工智能并非简单模拟人类智能,它通过“单项能力”的拓展和整合,最终超越人类智能是可能的。人工智能缺乏非理性思维能力未必是弱势,没有自我意识反有可能带来合作优势。人工智能的本质是“无机智能”,数学尤其是算法的独特作用凸显出宇宙智能背后的天道。人工智能发展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但纠结于利益纷争的人类,迟迟无法采取共同行动。无机智能或将按照其固有逻辑发展,最终取代有机智能。
  • 学术争鸣
    徐英瑾
    2017(10): 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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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很多人的估计相反,人工智能与既有武器平台的结合很可能反而会增加未来战争的伦理指数。由于人工智能的运用本身就具有“减少附带伤害”这样的潜在伦理目的,相关技术的提高显然能够使得军事打击变得更为精准,对民众生命与物质财产的伤害也能够被降到最小。同时,机器人战士的大量部署能有效减少军事开支中的人力成本支出,并能弥补因为人类士兵的生理极限而导致的防御空白——这一点在反恐治安战中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战术价值。人工智能的发展还能够全面提升未来战争的“无人化”水准,使得可能爆发的武装冲突所导致的人类士兵的死亡率大大降低,而这一点也就为各国政府更容易开展针对武装冲突的和平斡旋活动。
  • 学术争鸣
    张旭昆
    2017(10): 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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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对计划经济思想源流的梳理可以得出这一结论:计划经济并不可行,也不该行。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固然可以提升计划当局的信息能力,但要借助它重建计划经济来代替市场经济,还是过于乐观。该技术既不能够在重建的计划经济中促使执行单位如实上报对于制定计划非常重要的真实信息;也不能够帮助计划当局对互相冲突的各项具体目标作出最优权衡,以制订出最优计划。从尊重个人自由的角度出发,该技术的发展更不应该重建计划经济,否则它极可能成为有效限制个人选择自由特别是思想和表达自由的信息利器。因此,与其借助于该技术重建计划经济,不如探讨如何借助于它更好地改进和完善现有的市场机制。
  • 时事观察
  • 时事观察
    郑戈
    2017(10): 7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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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科学技术领域的新现象,它正在迅速改变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社会交往模式和政治-法律结构。起源于农业社会(无论是古罗马还是亨利二世时代的英国)的“现代”法律体系,能否成功应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能否在人工智能时代继续维持秩序与变革、守护与创新、价值与事实之间的动态平衡,这是今天的法律人所必须面对的紧迫问题。
  • 时事观察
    黄京平
    2017(10): 8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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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应用,必须有明确的禁区。以政策性调控措施明确禁区范围,是相对妥当的做法。受刑事司法规律的制约,案例规则及其调整,以及包含政策指引、改革试验和地方规范在内的非正式制度,是刑事司法智能系统的核心禁区。智能型标准化,是案件质量分散保障机制的重要手段,但涉及刑事实体法的适用,智能辅助办案系统须满足相对性、可靠性、适度性、独立性和可控性的要求。
  • 时事观察
    白建军
    2017(10): 9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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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预测是基于法律规定及大量以往案件信息与法律后果之间关系的科学分析,对未决案件法律后果的一种或然性推测。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加入,使真正意义上的裁判预测成为可能。但是,法律上的裁判预测毕竟有其特殊性。真正让人担心的并非人工智能取代律师、法官的职业。目前绝大多数法律大数据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是公开的裁判文书,而对案件处理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未必都写进判决书。即使实现了海量案例的大海捞针,裁判文书中有些有效信息还是没得到充分利用,部分法律大数据研究仍难免小样本思维的危险。据此,大数据、人工智能与法律合作的科学基础以及裁判预测的根据,应是各种意义上法律信息、司法规律、司法人员集体经验的深度实证分析。
  • 时事观察
    潘庸鲁
    2017(10): 1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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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数据法院、智慧法院”成为新一轮技术革命在法院落实的最好注脚。部分法院尝试开发了人工智能办案系统,在公检法共享办案平台上初步实现了证据标准和证据规则统一、单一证据合法性校验、证据链逻辑性判断和比对、类案推送、量刑参考和文书自动生成等方面的智能化。虽然人工智能具有防范冤假错案、提高司法效率、预防司法腐败的显著客观作用和价值,但对人工智能需有清醒认识,它不可能取代或代替法官办案。这源于人工智能本身作用的有限性,法官审判工作的系统性、职业性和经验性等因素,因而人工智能在法院的定位只能也必须是法官办案辅助工具。
  • 时事观察
    何云峰
    2017(10): 10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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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的出现一开始的时候,主要是人类为了弥补自身劳动能力的不足。因此也可以说,人类创造人工智能的目的就是要替代人类去完成某些人类自己无法完成的事情,或者是为了减轻人的劳动负担,抑或是为了提高劳动的效率。这样的替代挑战了人们的劳动权利,但带来的却是人的劳动解放和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机会,并推动人类劳动向真正的自由劳动复归。
  • 时事观察
    赵牧
    2017(10):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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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爱机器人是人工智能在性玩偶方面的应用,最近几年大众媒介对于它的讨论激发了无数的想象力,并对于它的研发和上市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热情,但这中间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更多是一种文本性态度。然而这些讨论、想象、关注及相应的文本性态度却充分显现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和现代消费社会的性欲望的双重焦虑。这种焦虑已经内化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在众多的科幻文学作品中有着充分的体现。依据对诸多小说、电影文本的分析,两个角度应予重点讨论:其一是将性爱机器人放置在人形偶像的历史脉络与考古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诠释中,揭示其多重的拜物的品格;其二是大众媒介对于性爱机器人的宣传和文学艺术面对它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时所表现出的悖论,这一悖论充分地体现在人们对于它主奴关系的含混态度中。所谓的“日常生活焦虑”一方面表现于对人工智能的前景的忧思,另一方面则是“去中心化的性”对于传统的性观念造成的冲击。
  • 时事观察
    黄鸣奋
    2017(10): 11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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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已知的2000多部科幻电影绝大多数是由西方国家出品的。国外科幻电影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曲折地反映了中国近世以来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秩序的过程。就角色而言,通过参与超越国籍的活动、卷入涉及海外的纷争、获得跨境移民的身份等途径,中国人在国外科幻电影中逐渐朝世界公民转变;就场景而言,通过由中国风景映衬具有跨文化影响的事件、中国物产成为具有跨文化意义的对象、中国事理衍生具备跨文化内涵的细节,中国元素在国外科幻电影中朝世界奇观组成部分转变;就态势而言,从中国对世界构成威胁、中国寓有世界的希望到中国加入世界性斗争,中国立场在国外科幻电影中日益和世界格局彼此协调,由冲突、调适走向趋同。透过国外科幻电影的上述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痕迹与历程。
  • 时事观察
    瞿旭彤
    2017(10): 127-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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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宗教改革研究的主流研究范式,正在从强调“断裂”转向强调“延续”,即从强调中世纪与宗教改革之间的断裂,转而强调中世纪(特别是晚期)与宗教改革之间的延续。借助前人对历史事实、历史解释和历史政治的三重划分来理解这一主流研究范式的转变,回顾前四次宗教改革百周年纪念和2017年500周年纪念的主要基调,并且对中国当下的文化与思想处境进行初步思考可以明确:对历史事件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于历史的说明,应该走向历史的解释,而这样的解释往往由于历史事件的多层面和多维度,以及研究者自身角度、立场和态度的不同而各有不同。其中,对于历史的政治解释只是诸多历史解释中的一种,并不能先天地成为唯一正确的或独一主导的历史解释;它应当接受其他解释的竞争与挑战,不仅要经得起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研究的批判,而且要尽可能成为真正有文化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历史解释。
  • 史海钩沉
  • 史海钩沉
    崇明
    2017(10): 13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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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改革在现代性的发生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它促进了现代政治的兴起。宗教改革首先造成的是天主教会的精神和政治权威的危机,这一危机以及新教教会的兴起也相应地对欧洲各国的政治权威构成了挑战。路德和加尔文对政治权威的正当性予以充分肯定,但同时指出了其限度,而他们的政治论述提升了政治的意义。宗教改革对天主教会的削弱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发端,加尔文主义的圣约论则为一种个体化、理性化、抽象化的国家秩序和治理方式的形成奠定了精神和伦理基础。当然,宗教改革自身并未提出充分的政治理论,来克服它造成的持续性的宗教和政治权威的危机,这最终迫使西方在新的理论基础特别是社会契约论上重新奠定政治权威,引发了自由主义的兴起。但应当看到的是,基督新教的圣约观念和基督教的政治文化,为社会契约论提供了道德和民情基础,使得现代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了与基督教的某种相互制约和均衡。
  • 青年论坛
  • 青年论坛
    王衡
    2017(10): 14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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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在当今世界呈现出价值流行度与概念清晰度之间的不对称。尽管几乎人人都在谈论民主,公众的民主观念却大相径庭,不仅在宏观层面存在显著的时代差异、国别差异,而且在微观层面呈现出基于个体的异质性。在传统的“程序-实质”二分法看来,中国人普遍秉持“实质型”民主观念,然而对全国代表性数据的探索性潜在类别分析表明:转型期中国公众的民主观念包括“实质型”“偏实质复合型”“偏程序复合型”和“无内容型”四种基本类型;中国公众对民主内容的理解是多维的,既包括社会平等、治理绩效等实质诉求,也包括政治自由、政治权利、竞争性选举等程序诉求。“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在公众的认知中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相伴共生。这种“复合型”民主观念在转型期中国占据主导地位,并构成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民意基础和心理支撑。作为对民主广义内涵的理论回归和对“转型中国”复杂性的客观反映,复合型民主观念预示着我国未来的民主政治发展必须立足民意,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统筹民主的“程序”维度与“实质”维度。
  • 青年论坛
    杜春林
    2017(10): 149-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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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行政发包所包含的财权与事权为切入点,可以观察政权在不同发展阶段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据此构建行政发包制与政权兴衰的分析框架;并探明西汉政权发展的主要历史事件与行政发包制理论之间的契合之处,以阐释西汉政权发展的脉络与兴衰历程。从中,中国历代治乱循环的一般逻辑也得以显现:2000多年的行政发包历程实际上是行政发包制不断完善的过程,行政发包制中所包含的集权与分权的概念就像钟摆一样在不停的摇晃,但摆动的幅度越来越小——这表明行政发包制所隐含的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关系逐渐走向平衡。信息技术、民主化的发展以及央地之间权力分配的日趋合理,使行政发包制对现代社会政权兴衰的影响越来越小;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关于行政发包所关注的焦点,可能更多地偏向社会服务而非权力划分。
  • 文化视野
  • 文化视野
    李小玲
    2017(10): 155-159,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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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文学作为学科名词,因其指涉范围的局限已难以适应当下作为日常生活空间的指称,已渐为西方学人所抛弃。复活和更新白话文学作为民间文学这一外来词所指涉的中国文学活动空间,既是作一种史实的还原,也试图复活传统概念的潜在意蕴,由此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学学术话语。白话和白话文学概念内蕴的对于民间文学作为“生活活态性”、“复调性”、“日常生活审美性”的界定思考,突破了一度被窄化的民间文学仅作为下层民间话语表达的藩篱,进而将日常生活审美纳入到民间文学的研究范畴,实现了传统与当下的合理对接。这一更新让中国民间文学传统得以接续和发扬,理论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 文化视野
    龚海燕
    2017(10): 16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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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有了机器印刷出版以及新兴出版产业的支撑,20世纪的文化记忆,基本上是在写作-出版的产业链上积淀累进。从记忆的研究视角来思考现代出版对于20世纪中国文化记忆的影响,商务印书馆可以作为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研究个案来加以展现。商务印书馆本身,不仅生产文化记忆,也创造了诸多文化记忆的形式。如何将变动的个体经验汇入到集体记忆之中,为集体记忆注入新鲜血液,这是文化记忆研究要回答的问题。商务印书馆正是以打造新的集体记忆的方式来推进了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