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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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互联网金融监管：缺位、越位与正位——聚焦P2P平台爆雷事件

罗培新, 韩强, 彭冰等

2018(10):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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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的推动下，作为金融与科技融合创新之产物的互联网金融迎来爆发式发展。金融科技创新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和观念，改变了传统金融服务的方式和业态，也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互联网金融创新也对传统的金融监管体系提出了重大挑战。在监管相对缺位、滞后的情况下，一些打着互联网金融旗号的违法违规活动时有发生，近期不断爆发的网络借贷平台资金链断裂破产问题，更是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金融科技因其空前的便利性和渗透性，放大了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互联网金融积聚的一些严重问题，不仅影响到金融安全和经济发展，甚至会影响社会和政权稳定。互联网金融虽然有别于传统金融，但本质还是金融，因此其风险防范必定是重中之重。我们在呼吁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同时，也要处理好创新与监管的关系。创新不能无节制、无规则，监管也不应压制、阻碍创新，运动型监管更不可取。总之，监管要回到本位，加强监管的目的是为了防范风险，为了更好地创新。为了探讨我国互联网金融创新与监管之道，《探索与争鸣》编辑部联合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召开了“互联网金融创新与监管”研讨会。本期刊发部分专家的讨论成果以飨读者，同时欢迎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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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国家治理之道

杨光斌, 杨森

2018(10): 29-3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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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４０年来的国家治理之道，可以概括为“坚持方向，包容混合”。所谓坚持方向，就是在世界上自由民主、自由市场的浪潮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包容混合”，是因为２０世纪的世界历史告诉我们，满足一部人需求的理论，哪怕听起来再动听，最终都会崩盘；何况中国人的价值诉求具有治理导向，而治理的体制必然是混合型的。因此，在政治体系、经济体系、文化价值体系上，中国之治都是在坚持方向前提下的包容混合。没有固本，就失去了方向；没有纳新，就谈不上变革。所以二者都是改革开放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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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从行政吸纳到简政放权——法治政府建设的双重逻辑及其转变

郭苏建, 向淼

2018(10): 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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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专业、信息、资源优势、充分权威的行政部门和对政府行为具有监督、调整、优化作用的司法治理，代表着建设法治政府的两种基本力量。然而，在国家治理欠缺制度性分权、政府行为边界模糊的发展型政府背景下，由行政部门单一力量主导的法治容易走向“行政吸纳法治”，而使法治政府建设陷入行政化、封闭化和地方化并遭遇多重结构性矛盾，司法治理也会受到抑制而处于边缘地位。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和试图克服地方主义的司法改革，体现了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从行政吸纳和司法抑制到行政主导和司法治理双重逻辑并重的转变。从行政吸纳到简政放权，通过重构国家与社会以及政府与市场间关系，有助于解决政府职能混杂、权责不清这一法治政府建设的基础性难题；从司法抑制到司法治理，充分发挥司法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和优化作用，能够倒逼法治政府建设。我国法治政府建设进入新阶段，需要推进行政改革和司法治理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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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研究

重思《资本论》中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问题

吴猛

2018(10): 4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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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视野中，马克思关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问题的分析是其阶级理论的基础，而这一分析是对某种经济现象的描述，并且带有历史主义目的论特征。但事实上，从《资本论》的叙述过程来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是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历史性情境。马克思试图通过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把握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和历史趋势。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劳动者所内在包含的无限性维度，在资本主义的危机机制的形成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并将在资本主义的替代机制的形成中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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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影响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风笑天

2018(10): 5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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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育龄夫妇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既有研究所用的变量不同，采用同一变量所得的结果也不一致，现有成果描绘的是一幅杂乱的研究图画。相对可靠的结论是：对于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祖辈支持和家庭收入变量具有正向影响；女性年龄、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变量具有负向影响；一孩性别主要对农村居民具有影响；健康状况没有影响；户口性质的影响只在真正的城乡居民之间存在差别，在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以及在城乡已婚独生子女之间或许并不存在；文化程度与二孩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目前还不能获得相对确切的认识。当下，需要正视研究认知的限度，探寻严谨的治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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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边界与跨界：工作-家庭关系模式的变革

杨菊华

2018(10): 6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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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家庭能否平衡及如何平衡的问题是新时代的重要议题。从边界与跨界的视角出发，通过工作与家庭的双向渗溢关系的探究，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联机制和关联模式可以概括为各自安好型、彼此增益型、相互对抗型、双向模糊型、舍家从业型、弃业从家型。空间的不共域性、时间的不共时性和心理的不共情性，带来工作-家庭的边界效应及领域张力，加上日益提升且过度的职场要求和家庭责任，加剧了角色之间的不兼容性；而“必须性期待”使得女性更难平衡二者关系。因此，必须尽快大力推行家庭友好政策和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倡导自然育儿模式，缓解育儿焦虑，推动工作与家庭关系趋向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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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新双层锦标赛：重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唐雪梅, 黎德福

2018(10): 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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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需要基于自主的原发的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促进创新必须同时激发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充分竞争。双层锦标赛模型包括中央政府主持的地方政府之间的锦标赛和地方政府主持的辖区内企业的锦标赛，能够较好地发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微观企业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围绕“增长速度”进行的双层锦标赛，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动力。当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应该重构双层锦标赛，由围绕“增长速度”向围绕“发展质量”竞争转变。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双层锦标赛的激励作用，过去隐性的双层锦标赛应转向公开的双层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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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

儒家怎么看待数据隐私问题——兼论“数据化儒家”的可能性

徐英瑾

2018(10): 8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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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重新解读儒家复古思想的经济学意蕴，儒家学说背后的经济学动机就可以被重构如下：儒家对于“礼治”相对于“法治”而言的优先性的强调，其实是为了方便宗族经济的主导者将与特定经济与社会活动相关的数据管理权尽量锁定在宗族层面上，由此实现以“小政府加大社会”为结构特点的“周政”。而与之对应的“秦政模式”，则试图通过乡土经济运行数据的全面透明化而建立起古典时代的“大数据管理模式”，并由此通过全能性政府的构建来尽量压缩社会的自我治理机能。因此，与一些现代自由主义者对于儒家“压抑私营经济主体之自主权”的指控相反，古典儒家恰恰是通过某些复杂的“费边战术”来为宗族层面上的“数据隐私权”提供特定的保护措施。虽然很难说儒家的这一数据隐私保护措施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始终是正面的，但是面对当代世界的个体隐私权全面受到大数据技术威胁，基于宗族意识的儒家隐私观，在经历了对于“宗族”概念的现代化解释之后，或许能够有力地补充基于个体的西方自由主义隐私观。而小数据技术与家用机器人技术的结合，以及对于区块链技术的合理运用，则可能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为上述儒式信息观的复兴提供切实的技术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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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

数据智能的算法权力及其边界校勘

段伟文

2018(10): 9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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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应用中，数据智能及其算法对人的行为与社会生活的调节作用日益广泛和深远。它们既带来了算法时代与智能化社会的愿景，也导致了诸多对人的行为与生活的不当干预，甚至被称为“数学杀伤性武器”。但人们真正应该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使数据和算法成为人的技术伴侣，探寻通过主体的自我治理之道构建算法时代的生活策略。为此，一方面应把握基于世界数据化框架的世界制造的历史脉络；另一方面应厘清算法权力内在的政治型构。在此基础上，通过基于主体的能动性的缠斗，可以同时实现主体的自我治理及其对算法权力边界的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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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

大数据时代的关系赋权与社会公正

赵丽涛

2018(10): 1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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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数据是信息时代的基础资源，它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从小数据到大数据的时代转变，不仅是数据量的激增，更是数据背后主体关系的质变。爆发式增长的数据量在相关性耦合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激活了个体及其关系资源网络，形成新的权力关系。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公正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数据垄断及其数据质量瑕疵而导致相关关系错位，从而使得数据资源公共性价值弱化。以大数据中的良性关系赋权促进社会公正，应该从制度设计、资本价值规约以及关系赋权的纠偏与维护功能三方面予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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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

民生建设的两翼：灾害治理与社会保障

张乐, 童星

2018(10): 10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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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治理与社会保障作为民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同源同理，相辅相成。从静态结构上看，二者存在着“刺激-反应”式的被动关系、“预警-保险”式的主动关系和“普惠-福利”式的调节关系三种逻辑关联。从动态过程上看，基础性的社会保障部分地弥补了社会脆弱性“短板”，而充足的社会保障供给则会极大地提高社会抵御灾害时的韧性，增强灾后的恢复力和重构能力。未来，社会保障与灾害治理必将在民生建设的统摄下，共同承担起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实现社会共享发展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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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

健康老龄化还是病痛老龄化——健康中国战略视角下老年人口的慢性病问题

夏翠翠, 李建新

2018(10): 11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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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战略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健康转变以及人口老龄化是最重要的挑战之一。我国正处于健康转变的第三阶段，即退化和人为疾病期，慢性病成为这一时期威胁人们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进一步加速了慢性病的蔓延。当前我国老年人口超过半数患有慢性病，面临新旧健康危险因素并存、健康底子薄弱、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老年人口“活得长”了，但并没有实现“活得好”的目标，面临着病痛老龄化的境况。应对这一现状，需加快发展精准医疗；将健康关口前移到婴儿及胎儿期，健全全生命周期护理体系；推动医疗卫生体制和医疗资源公平化，发展老年产业和大健康产业；建立起个人、社会、政府的多元责任体系和健康管理模式，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挑战，推动健康中国战略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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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作为时间概念的城市：记忆与乌托邦的两个维度

赵静蓉

2018(10): 12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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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城市视为一个时间概念而非空间概念来探究，是基于流动的城市文化。城市不是固定静止的客观物，而是一个始终在发生、在流变的过程。作为时间概念的城市有两个重要的维度：其一是记忆的维度，它体现了城市形成的过程，关乎城市的历史和传统，是差异建构和城市主观性形成的过程；其二是乌托邦的维度，它指向对城市未来的完美设想，是城市共同体确立的基础，也是构建城市伦理的前提条件。而作为“现时”和“当下”的“瞬间”,只是一个理论意义上的、在介入现实时可被作为分析视角或者观察方法的概念。城市研究不应当局限于把城市在地化，而应将城市过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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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时空之流：移动新媒体的城市尺度

谢静

2018(10): 128-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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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新闻信息的移动客户端、移动社交应用等新媒体可视为时空机器，媒体形态变化构造的城市时空体验可从三个层面探讨：在宏观层面，信息流生产出整体的流动时空体；在微观层面，叙事流展示了多样化的时间与空间形态，构造出拼图式的场景汇聚；在不可见的中观层面（中间时空），则是由个体的体验合成共在时空的体验。移动新媒体构建的上述三个层面的城市时空彼此相关却不完全统一，为流动城市设定了新的时空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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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如何认识建国初期的政治生态

杜运泉

2018(10): 136-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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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中共干部队伍中出现了比较普遍的“三害”现象。虽然中共中央及时发动“三反”运动，通过疾风骤雨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迅速改变了局面，赢得了民心，巩固了执政地位；但以运动式治理的方式来改进政治生态，只能治标，但不治本。建国初期“三害”现象主要发生在某些领域、某些群体中，不能代表干部队伍的全部。不能过于夸大其严重性，以此判断整个政治生态已恶化。考察政治生态的整体状况，首先要建立政治生态分析的科学框架。建国初期的政治生态，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团结包容、生动活泼、积极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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