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三一运动如镜子般互相映照。从全球化历史中的“同时性”的视角出发，可重新定位两者在世界史上的意义。在关注“五四”与“三一”的同时性时，也应注重对两者的个别性进行比较，从“连动的东亚”视角重新审视这两个事件。随着纷纷被卷入世界体系，帝国日本、半殖民地中国、殖民地韩国这三者在世界体系的等级结构中处于各自不同的地位。关注分处不同地位却又相互作用的东亚的状况，是为了透视（半）殖民地现代的复杂性，从中找出超克现代的契机，也意味着同时进行“现代适应与现代超克”的“双重课题论”的有效性。这两个事件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在社会历史的变化中被不断重新诠释，如何（再）记忆两者不只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现在正是需要探索重新解读两者方法的转折点。可以尝试将两者分别称为“五四革命”与“三一革命”来挑战这个课题。“五四”与“三一”中出现的民众集结样貌，为以革命来概括理解这两个事件的历史意义提供了根据。“五四”与“三一”虽然是两个国家国别史的一部分，但同时也与东亚区域史、全球史相互作用。
“五四” 期间，在舆论界影响极大的陈独秀对于国家问题进行了许多思考。之前他目睹民初政治乱象，产生许多悲观论调。但他却忽视了民初政治的主要参与者皆为士绅，彼辈并不能代表全体国人。《新青年》创办后，随着更为深入地了解现实，陈独秀发现资本主义式的国家并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特别是巴黎和会显现了近代列强真实的政治行为逻辑。与此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给予他一个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真实状况的理论基础，让他能够从广大平民的角度出发，思考“新的政治”。陈氏思想轨迹的变迁，具体而微地呈现出“五四” 前后中国思想界之特征。
陶然亭曾是宣南人文胜迹，伴随宣南士乡沦为市井城南，陶然亭也日渐衰败；而在“五四” 新气象的感召下，其面目又有了新变化。以 1920 年代陶然亭风景的现代性转型为视角，可管窥“五四” 之后北京多元的政治与文化生态。从京师遗老的雅集，到“五四” 时期政治社团的集会，再到高君宇与石评梅的情事，陶然亭在见证士大夫雅集传统式微的同时，也促成了新青年、新女性的革命与恋爱。陶然亭的转型折射了五四“新人”对于新的政治、文学、社交方式和情感模式的想象，遗老对旧时代的凭吊和青年对新时代的憧憬在此相映成趣。
流动社会中底层劳动者的日常呈现为一种过渡状态，即“过渡日常”。它是指处在现代流动社会中的劳动者因各种原因从家乡来到异地谋生，但得不到在异地扎根的成员资格，在这种困境下劳动者表现出一种临时性和过渡性的生产与生活状态。从日常生产与日常生活两个面向以及“过渡经济”心态来理解劳动者在具体过渡时空中的实践行动、情感体验与意义表达，结合“总”与“分”两种视野来理解劳动者的“过日子”，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转型社会中底层劳动者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