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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4): 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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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 圆桌会议
    2022(4):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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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新实践。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也是一个重大实践命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民主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我们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方面虽然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但离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一定距离。这就意味着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有鉴于此,继本刊2020年第12期推出“全过程民主”圆桌笔谈后,近期由上海市社联与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联合主办、《探索与争鸣》编辑部承办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讨会在上海召开,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讨论。
    桑玉成教授认为,我们必须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视为一种“进行式”要求和“操作性”命题,按照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和理念,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和实施方案,使我国的政治发展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和理念推动下得到新的进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在政治生活方面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刘世军主任指出,只有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才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凝聚全社会治理合力,更好地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孔繁斌教授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民主自我认同的一次调适和升级,是治理注意力、能量和资源按照合目的性原则重新配置的行动,其本质是国家再构建的实践,其预期目标则体现为国家治理的国家再构建行动。佟德志教授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要求在实践中做到全方位协调、全链条衔接、全覆盖拓展,形成主体合力、程序合力、客体合力。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是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合力的基础。全过程人民民主还必须融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程竹汝教授指出,进一步在实践中夯实人民“四权”即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实现机制,构成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十分关键的和基础性的方面。保证人民“四权”的进一步落实,必须全面贯彻实施宪法,重视前置性权利的作用,深化完整的参与实践。赵勇教授提出,数字化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深度耦合和互嵌,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提供了路径和方式。为此,既要嵌入原有的数字化渠道和方式,也要拓展和延伸出新的数字化渠道和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推动多个渠道和路径的“通”和“联”,最大程度上找到和形成“最大公约数”,形成和凝聚共识。郎友兴教授强调,民主政治需要空间载体,空间载体的拓展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个重要增长点。要积极推进实体空间和网络空间两类空间载体建设,拓展空间载体的多样化,打造和强化已有空间载体的民主元素,加强空间载体的制度化建设。王逸帅副教授以超大城市民意采集与人大立法输出为例,着重探讨超大城市的民意采集难题,认为应整合立法民意采集的多元机制,打造大数据支撑的“共享民意”系统,完善民众立法参与的机制和过程,提升立法者的民意获取和民意回应能力。章羽讲师主张应高度重视民主教育对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意义,有序补上民主知识和民主素养这一课,尤其要关注年轻一代的民主教育。而民主教育与民主实践相辅相成,需要让人民在民主实践中掌握民主知识,提升民主素养。
    ——主持人 杜运泉 杨义成
  • 圆桌会议
    桑玉成
    2022(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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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刘世军
    2022(4):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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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孔繁斌
    2022(4):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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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佟德志
    2022(4):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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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程竹汝
    2022(4):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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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赵勇
    2022(4):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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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郎友兴
    2022(4): 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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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王逸帅
    2022(4): 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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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章羽
    2022(4): 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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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刊特稿
  • 本刊特稿
    闫宏秀
    2022(4): 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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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数据科学与数据技术的人类行为所带来的道德责任问题是数据时代必须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数据的智能化、多代理、全球化等特征使得关于道德责任问题的探讨从以人为中心的路径,走向人与技术的复合体,并将道德责任与人类对技术的信任问题关联在一起,由此引发了关于道德责任主体界定的争议。基于数据科学与数据技术的分布式道德责任虽然呈现出了数据时代道德责任的新特征,但尚未能有效诠释数据科学与数据技术的全球化与网络化特征,且不能满足充分释放数据要素潜能的需求。因此,需要从顶层逻辑的视角,构建一种动态的、基于多元代理的结构式道德责任,并与分布式道德责任相融合,共同构筑良好的数字生态环境,助推数据潜能的激活。
  • 本刊特稿
    孙保学, 李伦
    2022(4): 4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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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技术的延展性与会聚性的叠加效应将引发技术的数字会聚革命,筑成数字新基建。新基建将加速信息技术革命在动力阶段的持续推进,也将重塑赛博空间的伦理规范。基于信息实体的权利构建的信息伦理是在为数据和算法赋权,但这可能会陷入数据主义的漩涡,从而压制人的权利。新基建的有序推进需要基于人类核心价值,加强伦理政策的顶层设计,通过减少概念混乱和缩小政策真空,最大限度地弥合技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冲突,给人类带来具有价值丰富性的信息社会。
  • 本刊特稿
    黄种滨, 孟天广
    2022(4): 5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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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类社会迈入风险社会,国家和社会面临的人为或自然原因的灾难日益增加。然而,相似的灾难在不同国家和社会却会带来不同后果。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灾难治理的异质性结果?一般而言,灾难治理的异质性效应受到国家能力、国家社会关系和政府质量的影响。其中,在国家能力维度,国家的汲取能力、强制能力和再分配能力有助于提升国家的灾难治理水平;在国家社会关系维度,社会自治和社会融洽有助于增强整体灾难应对能力和避免极端后果;在政府质量维度,应急管理和信息公开的制度运行对于灾难应对发挥关键作用。基于国家能力和国家社会关系两个维度,可以构建灾难治理异质性效应的类型学分析框架,将灾难治理的政治效应进一步区分为支持增强型、社会弥合型、制度重构型和秩序动荡型。灾难政治学既为灾难研究提供理论视角,也为现实世界中政府与社会有效应对灾难提供理论依据。
  • 论坛
  • 论坛
    2022(4): 6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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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元宇宙”(metaverse)一时声名鹊起,成为产业圈、创投圈和文化圈中炙手可热的话题。这一概念及其所代表的一系列新技术条件下的新秩序、制度、生活方式,为何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又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具有何种意义?为此,《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2期组织刊发了“重识中国与世界·元宇宙专题”,并入选2021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2022年2月10日,又与《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共同主办了“认识元宇宙:文化、社会与人类的未来”学术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就“元宇宙”的哲学基础、道德伦理、媒介实践、社会特征、主体特征等多层面进行了深入交流和反思。现择要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编者按
  • 论坛
    2022(4): 9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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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全球史和微观史的视野深刻地影响了历史学界的选题、研究与写作范式。牛津大学教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一书出版后,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该书跨出民族国家的框架,描写一个中国天主教村庄三个世纪的历史,由此揭示出全球史与微观史在某种意义上的互动。历史学家的时间感、空间感与历史中的个体时空感觉或许有着一定错位,如何摆脱由于后见之明所形成的框架和结构,重新理解和诠释历史中的个体,便成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为了从上述角度深入探讨当代史家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呈现相关领域的前沿研究方向,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邀请葛兆光、沈艾娣、刘永华三位学者,围绕时间与空间、微观史与全球史、文献与田野、仪式与社会等问题进行深度对话。经主办方授权,本刊将对谈精华择要发布,以飨读者。
    ——编者按
  • 学术争鸣
  • 学术争鸣
    桑本谦
    2022(4): 10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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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从法律规范视角本身出发,一审法院认定刘暖曦存在过错并无直接明确的依据,要求被告赔偿在法律上也缺乏说服力。传统的法学概念体系很难精确表达一审判决隐含的微妙法律逻辑。但从道义层面而言,引入“过错冗余”和“有难同当”原则,可以为刘暖曦承担适度赔偿责任找到合理性依据。具体而言,“过错冗余”原则以“矫枉必须过正”的方式降低了过错的认定标准;“有难同当”原则实为一种保险制度,当刘暖曦在和江歌面对共同的危险时,就承担了伙伴关系中的保险义务。
  • 学术争鸣
    金可可, 谈天
    2022(4): 11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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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江歌案”中,被告因与受害人结成危险共同体及引入危险的在先行为,负有保护被害人法益的若干行为义务,其对义务的违反具有违法性与过错。在因果关系判定上,可适当放宽要求,采用“若无则不的高度概率”标准。在赔偿层面,被告仅负部分赔偿责任,依据是安全保障义务规则的类推适用;法政策上,尚可考虑其负连带责任的可能性;被告事后对原告有不当言论,宜另行评价;“江歌案”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有进一步提高空间。除过错侵权规则外,原告还可依见义勇为/无因管理规则请求补偿损失,此时,应回归无因管理规则探寻可补偿损失的标准。
  • 学术争鸣
    宗爱东
    2022(4): 12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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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评价对于教育实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育“内卷化”带来的无序和非理性竞争很大程度是由于教育评价未能发挥应有作用所导致的。教育评价的症结主要表现为目标上合格性评价与选拔性评价的结构失调、内容上整体评价与要素评价互不交融、技术方法上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交错缠绕。这些症结出现的深层次原因应该从文化视角、教育治理水平与技术手段运用等维度寻找答案。探索教育评价的改进路径,应树立正确的评价价值导向、建立现代教育评价治理体系、加快推进教育评价数字化转型。
  • 社会与文明
  • 社会与文明
    邢占军, 张丹婷
    2022(4): 13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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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学术界对相对贫困的内涵、识别和治理策略的探讨存在着一定分歧,大致形成了高线和底线两条研究路径。厘清相对贫困的“二重相对性”是解决分歧的关键。借助“二重相对性”这一整体性概念,能够识别出相对贫困治理与我国当前主要社会矛盾化解之间的内在耦合性,厘清相对贫困治理与绝对贫困治理、共同富裕实现之间的逻辑关联。在此基础上,可以建构增能型治理、赋权型治理、兜底型治理和衔接型治理的四维治理模式,形成以脱贫攻坚为起点、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分层衔接的长效治理机制。
  • 社会与文明
    严飞
    2022(4): 14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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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是每个人身边日常生活的场所,又是社会群体产生互动和交集的情感空间,蕴含着人们各种交往、交流的网络纽带,并在意义层面形成人和人之间的联结。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容易重复性地陷入日复一日的轨迹里,过着一种熟悉的生活,反而忽略掉以“附近”为方法的可能性。“附近”是居于以“自己”为方法和常人方法学之间的一种方法,能够很好地解决质性研究中研究者本身的进入和身份的存在对被研究者的行为和观念造成的潜在影响。明确“附近”的社会性、情感性,并将其作为“行动真正发生之处”的一个自发性田野,通过抒情、深描等技巧观察和研究日常生活的细节和社会情境中的多维关系,日常叙事中便展现出“附近”的每一副鲜活具象的面孔,以及人们相互交错的关系性联结。重视“附近”的方法论意义,鼓励更多的研究者注意到自己所嵌入的身边的“附近”,重识我们的世界,才可能激荡出更多的社会科学研究与实践空间。
  • 社会与文明
    董丽云, 邓玮
    2022(4): 15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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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患关系既被医疗制度正式地构建,也被包括医学在内的现代技术深刻地形塑。从自主神经紊乱病症患者Z姐就诊中的医患互动与健康日常可见,现代技术语境下的医患关系凸显麦当劳化的“标准医生”与网络自诊化的“百度病患”之对垒,即技术的“分割效应”使得临床实践标准化下的医生与多元信息裹挟下的病患之间不断产生矛盾与冲突。医患关系演化的逻辑部分在于,现代性技术发展导致医生作为疾病健康立法者的退场及社会公众的健康确定性期待,驱使医患关系由“神-人”关系渐变为“机-人”关系。未来的图景可能需要诉诸医生积极阐释者角色的转向、病患医学知识信念的重塑,以及医患主体性回归的“阐释-交往医患关系模式”,以扭转“机-人”式医患互动,缓解医患“交往困境”,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 思想与文明
  • 思想与文明
    方长安
    2022(4): 16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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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诗内在的“自由”属性及其口语化、散文化之合法化进程,使得新诗发展内部始终蕴藏着一股消解写作难度、偏离诗性的力量,不断构建“难度诗学”以匡正没有难度的新诗写作,成为新诗演变史的突出特征与历史宿命。当前,重建新诗写作“难度诗学”的使命,主要应由具有理论创造力的诗人承担,重构的目的与根本原则是诗性创造,可遵循五大基本思路与具体原则:创造性转化古典诗学资源;批判性借鉴近百年来新诗“难度诗学”建构经验;弄清新诗写作的当下境遇和诗意生成的新语境、新机制;探索新时代中国人诗意栖居于汉语的新方式;落地于诗人的诗歌创作实践与理论思辨。重构“难度诗学”既是一种自觉意识,也是一种理论实践行为,我们应充分认识到重建的历史价值及其诗学限度。
  • 思想与文明
    李磊
    2022(4): 168-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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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叙事面临着话语更新的需求。国外学者从内亚史观、东北亚海域史观、民族交际空间史观出发的东北史叙事,对中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论构成了挑战。事实上,传统中国的区域历史发展是普遍政治秩序与地方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战国、秦汉、魏晋的郡县体制塑造了东北的政治地理格局,为新兴政权提供了制度样板,同时为处于前国家阶段的诸族群提供了建立政权的文化资源与政治思想。隋唐以后,东北区域的体制化出现了类郡县化(明代都司、卫所)、属国化(渤海)、敌国化(高句丽)、王朝化(辽、金、清)等多元路径,但这些路径只是在普遍政治秩序中寻求位置变化,而不改变秩序模式本身。东北与西北、中原等各个地域之间具有联动关系,影响到中国历史运动的整体进程。因而,从区域发展的角度阐释传统中国的普遍政治秩序及其作用机制,是重构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叙事的一条可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