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道学与西方形而上学对有无关系的理解存在分殊，前者理解成以无开端的有，后者只相信以有开端的无。这是基于中西两种不同的甚至是颠倒的文化结构模式，即中国文化所立足的是行为和德行，而西方文化所崇尚的是认知和科学。因此，在知和行的关系上，道学的形而上学本质上是一门“伦理学之后”的实践哲学，它即使涉及一些认识论问题，也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只是为了给人的伦理行为寻求某种宇宙论的“模型”。西方形而上学则把“对思想的思想”看作哲学的最高目的，即超感性的神。这就是宋明理学的“天理”和西方的“理性”的根本区别。所以在言和意的关系上，西方形而上学的理性精神骨子里是一种语言的“逻各斯”精神，它通往上帝的圣言，只能是意在言内，讲究的是逻辑的清晰性；而道学的精神则是意在言外，无论理学或心学，都是如此，将语言的隐喻性发挥到了极致。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已有七十余年的历史，成果丰硕，但也由于历史原因及学科本身的惯性，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如何解决问题、激起学科发展的活力，“历史还原”不失为一种可以选择的突破口。现代文学在民国背景下发生发展，与民国之政治、经济、教育等社会文化诸方面均有密切关联，且留下了民国投影，因而对民国史背景与内涵的历史还原有益于深刻认识文学经典与准确把握文学史脉络。现代文学犹如一个生态系统，在复杂的生态环境中有与之相应的多样化的生态群落，因而有必要做文学多样化生态群落的历史还原：在白话文学坐稳中军帐的同时，文言诗文并未退出文坛，在墓志铭等文体中甚至独擅其美；在新文学势如破竹般突进之时，通俗文学也在与时俱进，且有大量受众；1930年代左翼文学十分活跃，同时民主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也成绩卓著，民族主义文学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也迅速崛起，参与了1930年代的文学建构，卢沟桥事变后更是成为时代的主潮。现代文学确实对传统构成尖锐的挑战，但并非全面而决绝地反传统，五四时期传统文学观的复杂性与现代歌曲对歌诗传统的承传，也需要做文学传统的历史还原。
作为一种人类超越自身有限性的构想，近年来，心智上传逐渐从科幻主题成为受到学界严肃讨论的主题，并且受到公众和产业界的关注，心智上传的具体技术路线已提上了议事日程。然而，心智上传不仅存在诸多要考虑的科技难题，而且存在更根本的哲学上的困境。严肃对待心智上传技术路线的核心是全脑仿真，但这个路线却存在着一个奇怪的悖论：它出于绝对的物质主义，认为心智是物质成分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功能；但它所体现的却是另一种信念，即心智与物质是分离的，或至少是可以分而治之的。也就是说，它实则是一种新的二元论。通过对计算功能主义的评判可以看出，心智过程本身存在不可计算的内容，与心智浑为一体的脑无法通过纯计算的方式解读，脑并不等同于计算机。因此，心智上传，至少基于心智上传的数字永生，在原则上是无法实现的。
根据空间生产理论，以虚拟社会为本质的元宇宙具有空间属性。其中，元宇宙空间犯罪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传统网络犯罪向元宇宙空间的全面迁移。从技术角度看，所有传统网络犯罪都可以在元宇宙中实施；从刑法角度看，传统网络犯罪向元宇宙空间的迁移必然会产生新的异化与刑事风险。二是具有人身依附性特征的传统犯罪向元宇宙空间的延伸。其中，侵害性羞耻心等精神型人身法益的行为可以在元宇宙空间实施，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型和自由型人身法益的行为不能在元宇宙空间实施。三是只能存在于元宇宙空间的新类型犯罪。对元宇宙空间中独立的经济市场秩序以及数字资产权属等法益实施侵害的行为，应归属此类。然而，无论如何，元宇宙仍属“法内之地”，其空间治理不能脱离现实的规则世界，对其犯罪类型的分析是当前刑法研究的着力点。
数据技术是元宇宙各类应用场景运行的逻辑基础，不同场景所蕴含的区别化的权利类型是场景风险的生成源头，所以规制风险的前提是对元宇宙应用场景的权利类型进行准确界定。元宇宙空间权是场景风险的形成基础，也是将数据赋能转化为数据赋权的重要媒介，更是将元宇宙场景事实层面的技术风险转化为规范层面法权确证的类型依据。当下，元宇宙空间权的法权属性仍需商榷，其并非准物权，也并非以数据权为唯一构成要素的权利束，而是以数据权为基础形成的多元权利“类集合”。基于此，可将元宇宙划分为三大类空间权场景：虚拟房地产场景、知识产权场景及金融交易场景。元宇宙场景风险的刑法规制应当在空间权权属特征的类型化视角下，针对性地探究其风险的应对路径。
在中国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转化的现代语境中，离婚率逐步升高，维持婚姻的稳定性从刚性需求演变为弹性选择。新中国经历了三次离婚潮，离婚是多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女性主导性逐渐变强。每次离婚潮都与当时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宏观层面的制度和结构要素改变了旧有的离婚制度，同时形成了依旧残留旧制度痕迹的新的离婚模式。其中，跨越式的现代化之路与传统性别制度的叠加，形塑出不利于“甲女丁男”的婚姻制度，“三低”男性和“三高”“两难”女性被排斥在婚姻市场之外，进而生成“再婚困境”。婚姻家庭研究需要进一步细分不愿再婚和难以再婚群体，辨识性别差异，洞悉经验数据中的理论逻辑。
在低生育率和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消除阻碍生育的制度性因素是大势所趋。非婚生育在当前中国呈现怎样的特征，未来是否会在制度上成为中国生育的主流，国内针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尚付阙如。从世界范围内观察可以发现，非婚生育行为整体上处于增长态势，但在不同国家大致呈现为两种类型。传统婚育制度的瓦解、个人主义的发展和现实的婚育困难是婚育模式变迁的三个重要条件。中国的非婚生育比例虽有所增长，但依然处于较低水平，家庭仍是个体福祉的重要来源。非婚生育比例的增加，同时也反映了青年人群的婚育观念变化和现实婚育困难，非婚生育成为传统婚育模式外的一种过渡性选择。西方国家的前车之鉴值得反思，中国应在人口发展新形势下进一步巩固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通过赋能家庭，增强家庭对个体的吸引力和保护力。
20世纪末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历史化”理念不是泛泛地探讨文学和历史的关系，而是要建立一套文学价值评判的话语体系，以解决20世纪末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学术品质退化问题。很多研究者偏向在历史本体和文学之间寻找某种联系，但所谓“历史化”的“历史”并非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本体视野，而应当是文学的历史经验视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无非是在文学历史经验视野下对现当代文学研究对象进行审视。这种范式的合法性来自文学历史经验所拥有的能超越具体历史阶段的“未来性”基因。故“历史化”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依托文学历史经验“未来性”，“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未来化”。不过要警惕的是，文学历史经验的“未来性”并不是不证自明的现成答案，而是需要不断辨析。所以，“历史化”不是一种对经验的守成，而是在探索基础上和文学研究对象之间进行的对话。
新时代召唤真正的文艺批评，尤其召唤有使命感、有能力、有胆识去“剜烂苹果”的批评家。当下文艺批评现场存在一些人们习焉不察的问题，如阐释的越界、批评家与批评对象关系过近、文风僵化、代际性明显、受市场宰制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文艺批评向着犀利诚实、生气淋漓的方向发展。文学批评界需要正视这一系列问题，不辱批评使命，改进批评作风，精进批评技艺，避免不虞之誉与求全之毁，切实提升批评的有效性和说服力，创造出更具思想及美学价值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