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以往我们都是对其高度评价。但从生态环境的视角来考察,工业革命也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环境污染。后经过长期不懈的环境治理,才改变了环境污染的状况。在世界范围内,英国形成了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从工业革命时期的环境污染到今天的生态典范,英国留给了值得人们深思的很多经验和教训。这对正处在工业化的当下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新疆民族分裂活动由来已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先后完成了向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的两次转型，导致所谓“三股势力”的最终形成。承认和区分“三股势力”，制定有针对性的因应对策，对于加强新疆的民族团结和宗教建设，有效遏制分裂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961年朴正熙依靠军事政变确立了自己在韩国的集权统治,他以"民族的民主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行政权力、打击民主势力,着力推进韩国的工业化进程,经济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探究朴正熙政权在韩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以总结其经验和教训。

宋庆龄与基督教的关系错综复杂。她出生于一个典型的基督教家庭，丈夫孙中山又是一个热爱耶稣的人，按理她也应该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她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否认自己信仰基督教，甚至说孙中山也早已脱离基督教，晚年却又承认基督教教义对她的影响甚大。宋庆龄长期生活在浓厚的宗教氛围内，其宗教思想绝不可能突变。

印度和伊朗作为一种文化联合体，对中国上古神话体系的建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结果之一就是老子学说与道家思想的兴起。老子作为印度沙门时代中的“叛教者”之一，很可能是最早抵达印度的楚国学者，并投身于印度沙门运动，回到中国后创立了后世所谓的道家学说。老子也并非一定是单一个体，而可能是一个以李耳为首的，活跃于先秦时代的小型沙门集团。《道德经》即是该团体的集体之作。老子学说的印度原型还表现在它与印度吠陀教义存在诸多类同之处。

剪辫在半殖民中国除了与革命造反相联系，也意味着归顺西方的身体话语，从而成为现代启蒙观念的一部分。鲁迅的启蒙立场与“假洋鬼子”的辫子之间，有着内在的隐秘联络。对于鲁迅来说，“假洋鬼子”称谓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用来指称鲁迅所鄙夷的速成班清国留学生之类的人物，又是民众与守旧人士加在他身上的恶名，需要加以“辩诬”和“正名”。这就造成了鲁迅关于“假洋鬼子”的言说，进入了屈辱与启蒙的吊诡关系，并且决定了《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等作品的启蒙叙事交织着悲哀与愤懑的心绪。

中国企业近年来面临的海外反腐败执法风险日益增大,尤其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适用范围和执法的不断扩张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此需要对该法的适用范围、管辖权、对贿赂行为认定标准和执法趋势等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其对中国的影响,研究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应对之策,以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形象和企业利益。

国内学界通常将文化治理理解为国家主导的多元共治的管理模式。然而，在共治模式之外，还存在着社群自治模式。网络耽美社群通过构建社群共识、开展舆论监督和仲裁、协商道德准则等多种方式来维护社群的良性发展。网络耽美社群的自治模式，不仅揭示了新媒体时代中国社会日益复杂的权力分配格局，也为当代文化治理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另类参考。

媒介就是观看，媒介技术特性不同，人的感知与世界的展示也就相异。从不同路径的媒介技术理论考察，数字革命在中国场景中具有独特的表现及其影响力。大众媒介，犹如定点的众人之“眼”，是一种标准性的“单眼”观看，构成人-世界的诠释性关系；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数字媒介，与人合为一体，一人一机，流动观看，形成“千手观音”的宏伟场面和“复眼观看”的形态，人-世界形成知觉同构。由此，导致二者观看的位置、看到的景象以及观看的方式等都完全不同。以数字技术平台整合一起的“复眼观看”，成为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将对既有学科的知识和研究形成挑战。

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首先需要有一套兼具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国情的干部选拔方案。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党管干部为核心、秉承尚贤思想与传统、辅之于积极培养的途径等为特色的干部选拔方案。这套干部选拔任用方案在计划经济时期逐渐形成,在改革开放时期进行了调整,并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得到新的发展。决定中国干部选拔方案形成并完善的根本动因,是新中国的政治发展。其中,党管干部是中国特殊国情和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积极培养"干部选拔模式形成于国家治理复杂性基础之上;秉承"尚贤"的原则是培养和选拨中国式好干部的必然要求。中国干部选拔方案给予我们的基本经验是:干部的选任必须适应本国的国情和政治文化传统;干部选拔制度必须与时俱进,与国家政治发展的进程相适应;要以坚定的自信给出中国干部选拔方案,为世界政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及全球政治现代化做出中国贡献。

共产国际本来是以发动世界革命为其基本任务的,但随着苏联一国社会主义的建立成为现实,这一机构便逐步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鉴于共产国际名声不佳和作用下降,二战前,斯大林已经有意将其解散。当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战略反攻的关键时刻,考虑到战时特别是战后与西方同盟关系的发展,斯大林毅然决定立即解散共产国际。这一举措的历史意义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并从战略上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传统。

与其说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实不如说其倡导“个人自由”更准确。在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民主共和”成为思想大潮，形成了中国第一次启蒙，其标志性成果就是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则是第二次启蒙，其主题是倡导“个人自由”，但这种个人自由思潮受到日本式自由主义的极大影响，即个人独立于小共同体，而依附于大共同体。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日本式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启蒙”不仅没有被“救亡”所“压倒”，反而与救亡相得益彰，互相激励，出现“启蒙呼唤个性，个性背叛家庭，背家投入救国，国家吞噬个性”的悖反现象，而这又与一战后的俄国式社会主义一拍即合。

中国阉宦制度绵延数千年。世界上唯有中国历史上的阉奴制演变为阉官制。其生产经历了从“刑余产品”到自主维系的变迁。阉宦群体彻底丧失自我解放的主体性，体现了残害制度与被残害者的共体性。明代的政治社会阉人化决定了中国政制发展的拐点。残阉者的创伤记忆无法以“牺牲”或“受害”诠释，导致阉宦独特的心理结构与行为逻辑，这进一步影响阉人场中的皇权，使中国皇权与世界其他文明圈的君权存在本质差异。

“文化”(culture)一词源于欧洲，在拉丁语和中古英语中，通常表示“耕耘”的意思。到了19世纪初，“文化”的内涵已经出现了很多重大的差别，但这些含义与该词在现代人类学中技术化了的用法相距甚远。到了19世纪中叶，人类学者为了表示人类与其他物种相比独有的特征，最早将“文化”界定为学术性的概念。不过，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在人类学家中从未达成普遍的共识。不仅如此，这个概念在被其他学科引用的过程中，更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定义。

摘要：上海租界经过100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租界文化。租界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形态和特征,这种文化样态对上海市民性格产生深刻的影响。

汪行福教授指出，躺平是复杂的意义场，包含着不同的诉求和含义：首先，躺平意味着闲暇和自由时间，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要求；其次，躺平部分地表达了人们对工业化社会的生产主义、消费主义的不满，表达了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积极愿望；最后，躺平反映了当前社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许纪霖教授认为当下的躺平者有三种不同的形态：虚假的躺平主义者、积极的躺平主义者与消极的躺平主义者。大多数躺平者是“身躺心不平”的消极的躺平主义者，社会应当积极行动，让更多的躺平者重拾信心。朱国华教授将躺平定义为一种心境状态，它意味着甘居下游、对失败的承认和对通行社会游戏规则的放弃。躺平的声音交织着历史的投影、人性的奥秘和现实的挫败，应该采取措施来改善躺平主义滋生的社会条件，并由此尽可能多地消除社会怨气。王金林教授围绕躺平主义是否具有正当性、抵抗性乃至主体性展开讨论。他指出，躺平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正当性；躺平主义实质上只是一种边缘性的生存方式，不仅不具有抵抗性，而且难逃寄生性与依附性；个体在躺平状态中并未自我充实，而是把自我虚无化。成伯清教授呼吁我们应该多在生产组织和分配领域关注青年的状态，借助调节性理想赋予奋斗的个体以价值和意义。在这种理想的引领下，前行即正义，而躺平则不是。吕鹤颖博士指出，刻意减速的躺平并不能为青年代际提供有效的对抗时间加速的思路。躺平青年只是个别青年代际的自我摹写，社会中更多的是“勇敢牛牛不怕困难”所引发的破圈与共鸣。陶东风教授指出，当前网络热词研究普遍存在内涵不清晰、分析抽象化等问题，研究“躺平”等网络流行语及其传达的重要信息，必须纳入社会分析尤其是制度分析框架才能抓住要害。
——主持人　张　蕾　杨义成

苏斯洛夫作为苏联意识形态的首脑,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朝。其发迹于斯大林时代,鼎盛于勃列日涅夫时代,是伴随苏共思想体系向僵化、教条、衰变方向演化的主角之一。

日本法西斯作为东方的战争魁首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 其铁蹄所至 , 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 。下面刊发的日军在香 港强征慰安妇、设立慰安所的调查报告, 即是一例。

些国家的历史学家因为对中国史学不了解,致使对史学缺乏全面的认识,后现代主义史学家的理论有局限性的原因之一即在于此。为了推动世界各国的史学家多了解中国史学,克服史学认识的片面性,应尽快将中国二十四史等史书英译,推向世界。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政治仪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先后设 立 9 月 3 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2 月 4 日国家宪法日、12 月 13 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2017 年 10 月 31 日，中共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就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瞻仰上海中共一大 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不忘初心的坚定政治 信念。其实，政治仪式在古今中外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不同时代、不同文明、不同主 体的仪式背后的政治内涵却不尽相同。仪式作为一种象征，标识着权力的运作逻辑和一个国家的兴衰，从中 也可以窥见权力与权利互动的场景。仪式政治广义上可以用以指称一切仪式背后的政治运作或仪式的政治 内涵，狭义上则专指古代将政治完全宗教仪式化的政治形式。当下中国正经历一场大变革，新时代对政治仪式 提出了新需求、新要求。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既要重视仪式的形式，更应关注其背后的政治运作，并直面其面临 的问题与挑战，从而根据新时代的发展，对政治仪式及其仪式政治做出改进与发展。为了从学理层面探讨政治 仪式现象的深层内涵及其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建设路径，近日，《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政 治发展与战略研究所联合召开了“政治仪式与仪式政治”学术沙龙。本期刊发相关讨论的部分成果，以飨读者， 欢迎广大读者作进一步讨论。

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生物界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能者为王等竞争规则,简单地运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早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被宣告破产。然而在我们的现实中,却不时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的抬头。当前,发展和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两大主题。如果没有正确的治理哲学指引,就极其容易走向社会达尔文主义。现实生活中的绩效唯一化、资源倾斜化、分类固化和歧视化、威权常态化、胜者光环化、生存自私化等现象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的具体表现形式。许多带有明显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的治理方略,往往不能将社会引向良善秩序和可持续发展之路,而是越治越乱,原因就在于其背后的治理哲学是错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竞争万能化,是极其有害的,不仅有损于社会公平,而且会人为绑架治理者。更重要的是,它会阻碍社会共识的形成,撕裂中国,不利于人类最基本的共同价值观的成功构建,因此必须给予高度警惕。?

今夏 ,据悉投资一个多亿、拍摄时间长达 3年之久 ,多种场景为中国电视剧之最的《太平天国》电视连续剧 ,在黄金时间播出。但结果令人失望 ,收视率与观众反映均不如人意。作为一部历史剧 ,为何会出现这一反差 ?我刊特邀近日已出版了《太平天国十四年》、《太平天国文化大观》等专著的太平天国史专家盛巽昌先生 ,以史学的眼界来评议《太平天国》一剧 ……

摘要：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临时中央"进攻路线"的影响,初到中央苏区的周恩来与毛泽东在战略上发生分歧;1932年7月,周恩来随红军行动后,在具体的作战行动上又能从实际出发,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在敌情变化不断、苏区中央局成员前方成员之间出现分歧、前方成员与后方成员出现重大争论的背景下,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以宁都会议起源为视角,恶化或淡化周、毛矛盾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明清时期,孔氏南宗秉承深厚的家族传统,积极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南孔士人出任各地学官,创办和主持书院,革新族学,效果显著。不仅推动了浙西南尊师重教社会风气的形成和教育兴盛,而且在发展文化和传播儒学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南孔文化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不仅是浙西南地区区域文化思想的载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传统儒家思想在南方地区的发展演变。

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执政的共产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中流砥柱,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共是苏联这座大厦的“承重结构”。苏联剧变是历史合力的结果,在关于苏联剧变的众多因素中,苏共的强弱、兴衰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有必要认真加以研究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也是文化的直接载体。儒、道、佛三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资源。儒家提倡"敬",道家提倡"静",佛家则提倡"净"。儒家强调"敬","敬"突出的是恭敬的态度、认真的作风和虔诚的精神;道家强调"静","静"突出的是保守自我,是不为外在事物所左右、所束缚;佛家强调"净","净"突出的是内在精神的自在、清明与空灵。儒、道、佛三家,其所突出的具体因素虽然有所不同,但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就心性论而言之,不管是儒家,是道家,还是佛家,都强调本体—境界—功夫的一致与贯通,都强调融功夫于境界,融境界于功夫。

丧、积极废人等当代青年的自我犬儒化倾向，是电子犬儒主体的新痛快文化。这是一种通过刺痛、主动确认无能与失败，来宣泄情绪、抚慰脆弱的新快感模式。它既非伯明翰文化研究对亚文化仪式性抵抗的阐释，也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笼统代际差异与世代意识的表现。丧文化的抵抗式和解、废人们的犬儒式批判，是青年主体适应政治经济变动的自我调适新手段。这一新趋势既是全球范围内“岌岌可危阶级”的文化表征，又将一种批判性表述置换为刺痛的快感享乐。　

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左”倾错误,都是某种左倾思潮所支配的政治实践。权威崇拜、恐惧资本主义、思维僵硬狭隘和行为愚昧是历次左倾思潮的共同特征。这与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性格完全一致。党内的左倾思潮,本质上就是小资产阶级意识的集中爆发,其根源,就是党处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浸透了小生产者意识的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党内左倾思潮的重要思想根源。 

西方民主本身的民粹化，包括民主制度、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的民粹化。民主内含着民粹主义的基因，即平等主义与个体主义，因而具有向民粹发展的内在趋向。平等主义和个体主义是民主成长的强大动力，它使民主走向繁荣，焕发出活力；但如果它们走向极端，也会驱动民主滑向民粹主义。平等主义由有限平等发展为泛化的极端的平等，形成越平等越好的原则；个体主义突破各种限制走向放纵的个体主义，形成越自由越好的原则；民主由精英民主走向大众民主并进而滑向民粹民主，形成越民主越好的原则。这是民粹主义的三原则。从长过程来看，滑向这三个原则是民主的大趋势。民主的民粹化，导致西方古代民主的两次衰落。现代西方民主从中世纪起源，经历了从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的发展。上个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是一个分水岭。当代西方民主受上述三原则的影响，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民粹化了，并仍然在朝这个方向继续发展。

人工智能与中国传统和合哲学理论思维有何关联、契合？智能是中国自古以来传统 文化的话语，并非是外来话语。它主要是指主体人的智慧、聪明与实践客体的才能、能力。它体 现为思维灵感、灵魂理念与才能、能力，思想概念与实在存在、主体认识能力与客体认知对象等关 系。由内在性的智慧、思维、理念、知识、计谋、谋略，通过能士、能吏、能臣等才俊，发挥其能量，构 成智能价值体系。智能相应形式多元、多择，它遍及哲学道理、自然事物、天人相应、阴阳相动、政 治刑罚等，它包括自然生态、社会活动、人伦道德、治国理政、万事万物、观念思维等智能相应的融 突和合。它既是人类普遍规则，也是创新世界的价值系统。人工智能的大智能时代，何处不智 能，何处不相应？中国和合哲学思维中智能相应在爱智者的开放包容、致广大的宏伟胸襟中，主 张“天地万物本吾一体”。中华民族智能相应的新理念、新思维，不仅为人工智能更快、更好、更美 的发展作出完善的决策，而且为智能创造的新价值境域、新理想境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天 下的新时代、新世界奠定坚实的基础。

慈禧在中国近代史上虽以卖国主义的面目遭后人诟病,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她在中法战争中支持"黑旗军"援越抗法,并采取了调换中枢,以战促和等手段,终于使法国侵略者签订了鸦片战争以来损害最小的《中法天津条约》。

“中层（碎片）理论”是波德维尔和卡罗尔在《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中的理论追求。波德维尔对中国电影诗学的研究可以作为透视其“中层理论”的一面镜子。他从中国香港大众电影中提取出“动作美学”，并以此为“娱乐的艺术”正名；他还分析了侯孝贤在克服电影制作的各种外部限制因素过程中，是如何将不得已采取的拍摄“技艺”转化为“诗性”“抒情性”以及关注日常的现实主义风格的“美学上的优势”。不过，波德维尔毕竟是以西方“鬼佬”视角来审视中国电影的，加上他与“宏大理论”的有意对抗，导致他的中国电影诗学分析存在较大的局限。

从对形成、确立苏联意识形态管理模式所起的作用看,苏斯洛夫和日丹诺夫两人之影响,不能仅从他们控制意识形态时间的长短来衡量。日丹诺夫在30年代审查苏联史教科书中,是听命于斯大林的首席检察官和拍板定谳者;在决策、发动30年代"大清洗"当中,是斯大林仅有的参与最重要决策的助手之一;他还是确立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主要理论家,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论"的首倡者,战后意识形态大批判运动的最高层指挥官。苏斯洛夫比之于日丹诺夫,属于后来者。对于苏联意识形态模式和文化管理体制来说,日丹诺夫亲自协助斯大林,是属于创制者之列的人,而苏斯洛夫只是后来的模仿者和追随者。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乡村建设运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失败了,但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回首那段历史依然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如知识分子的深度参与能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本,并为自身成长创造广阔的社会空间;各级政府通过强大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几亿农民尤其是选择留在土地上的农民的智慧和劳动是新农村建设最重要的力量来源;农村基层组织是推动科学发展、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领导核心等。

世界上已知的2000多部科幻电影绝大多数是由西方国家出品的。国外科幻电影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曲折地反映了中国近世以来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秩序的过程。就角色而言,通过参与超越国籍的活动、卷入涉及海外的纷争、获得跨境移民的身份等途径,中国人在国外科幻电影中逐渐朝世界公民转变;就场景而言,通过由中国风景映衬具有跨文化影响的事件、中国物产成为具有跨文化意义的对象、中国事理衍生具备跨文化内涵的细节,中国元素在国外科幻电影中朝世界奇观组成部分转变;就态势而言,从中国对世界构成威胁、中国寓有世界的希望到中国加入世界性斗争,中国立场在国外科幻电影中日益和世界格局彼此协调,由冲突、调适走向趋同。透过国外科幻电影的上述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痕迹与历程。

在19世纪清王朝日薄西山之际,英国侵略者先后通过《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3个不平等条约,强割强租了包括香港岛、南九龙半岛和“新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