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天佑
王家范
编者按 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于2018年初，开辟“一个人的40年”专栏，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学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心路历程，描绘气象万千的当代中国，对过去中国以总结、对当下中国以启示、对未来中国以期冀。专栏推出以来取得良好反响，不少学界人士应征投稿，本专栏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本期推出华东师范大学王家范教授回忆已故同事谢天佑的文章。
谢天佑（1932—1988），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1958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通史研究班。历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等职。他长期从事于中国古代史研究，思想敏锐、著述广泛，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与中国封建主义批判诸方面尤有建树。先后发表论文百余篇，并著有《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等专著。
作者 王家范,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天佑在我踏进华东师大的次年，刚从“中国通史研究班”脱颖而出，留校进教研室。记得他在我们年级曾试教过二堂课，元明转折时段，讲课富有激情。1959-1960年发表《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若干基本问题的讨论》与《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若干理论问题》两文，在五、六十年代的史学“五朵金花”中初露头角，显示“宏观理论”锋芒，步入新生代行列。党委副书记杨希康在全校大会上表彰他为又红又专的青年教师典范。另外两个样板，一是哲学系的丁祯彦，一是数学系的张奠宙。
1961年9月，我结束不断“运动”中的四年本科阶段，分配至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教研室主任是束世澂先生，被指定为我的业务导师；谢天佑则已任政治副主任。天佑长我6岁，又是我的顶头上司，但没有架子，与他的亲近似乎是缘分，命中注定。我与天佑真正走近，还在4年后。跟着束先生学商周史（系里的培养规划），没“小学”文字底子，古文也读得不多，根本不是攻“商周”的料。好在老先生特别宽厚平恕，估计心里也有数，就随着我敷衍，从不加责备。
到1964年，天佑要我转到教学岗位上，辅助他上本科中国古代史课（每周4学时、二个学期），求之不得，而束先生也无二话，就此转轨，踏上“教师匠”一途。我慢慢把天佑的课接下来，到1968年“海罢”停课，已经整整教完了二个年级的课。天佑正在科研写文章的兴头上，放手让我去干。
我必须感谢这个安排，正是“中国通史”的教学，让我好好补了1957-1961“运动”式本科学习的缺项。我的中国古代史的底子完全靠边看书、边教书才补了回来，奠定了我后来写《中国历史通论》的基础。一直感激天佑对我的提携和帮助，方有今日。
直到1986年，天佑的研究重心都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其间，1978年11月23日-12月2日，由他发起召开的“中国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是“拨乱反正”后，首次史界全国性的同仁学术集会。论战各方齐集，群贤毕至，22省市、140余人出席，可谓盛况空前（住第2、第3学生寝室，睡上下铺，吃河西学生食堂，真有“农代会”的模样）。
今天看来，它既是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一次历史性总结（详参《文汇报》“学林”版1979年1月19日、26日“会议学术综述”上下），又是“回光返照”最后一个高潮的先声。随后，学校批准成立“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室”，成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的办事机构，天佑任主任，着手编辑会刊《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共出四辑），为“后高潮”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学术纪录（直到1988年10月第5届年会上，由我赴山东济南，代表天佑在会上交盘）。
据夫人陈翠姬口述，天佑在1986年4月手订有自选集《泥径鸿爪——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收录代表性论文22篇，意欲甩手收摊，开张新业，惜乎未能梓行，就遽然离世。真被天佑不幸而言中，雪泥鸿爪，过后了无痕迹，出生晚的史学俊秀已经不容易体会这段时期求索背后的心境了。
在农战史研究50-60年代高潮与80年代“后高潮”之间，天佑的学术曾被中断十年。姚棍子用《海罢》兴风作浪，除有钦定的特殊政治目的以外，还负有横扫“反动学术权威”的“使命”。起初天佑仍被当作“自己人”，从朱永嘉那里领受“任务”，回系组建了“革命大批判组”，我是组员。
然而，没多久，朱永嘉发现天佑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原话），书生气十足，错以为还在搞“学术批判”，死抠史料，坚持用史实说话，不懂得“拎辫子”（王知常语，即上纲上线），从政治上置吴晗、翦伯赞等人于死地。大失所望后，索性把他凉在一边。待到师大红卫兵把天佑也划入“反动学术权威”范畴（时称“小牛鬼”），他个人的科研也被迫完全中断。
朱永嘉自诩“史派”，瞧不上“论派”，然而，罗思鼎十年里风起水涌，八面出击，深得上意，恰恰变成了面目可憎的“论派”，正宗史学被蹂躏到不可言状的地步。什么“史派”与“论派”？治史者内心善与恶，人品美与丑，才是天壤之别，荣辱皆由自取。
十年的经历，既是一场人生噩梦，也是灵魂得以洗刷、良知得以清醒的难得良机。天佑在1978-1988短短的最后十年里，身上发生了诸多变化；这些变化，都与对这段时期的反思相关。陈旭麓先生留下《浮想录》，让我们得以了解先生一系列内心独白，而天佑没有。
记得“四人帮”被粉碎前，到市内看内部电影《山本五十六》。走出影院，天佑建议去徐家汇图书馆看望陈先生。我与陈先生此前几乎没有单独接触过，天佑常去二村见先生，无话不说，正如陈先生在《专制主义下的臣民心理》序言中所说的，“（他）从研究班毕业，留历史系任教，我们得以认识，以思虑接近，论学论事，常相过从，历三十年风雨不谕”。
那天，说起“四人帮”迫害周总理，陈先生非常愤慨，突然吟起鲁迅的诗：“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证明两位朋友间晤谈，百无禁忌，相互绝对信任，在那种年代里十分难能可贵。 虽然没有陈先生《浮想录》那样的手记，但天佑写下了不少自称“豆腐干”式的读史札记，倾泻所感所思，可稍补缺憾。
1979年开始，天佑突然文风大变，着实令朋友们惊诧莫明，原来天佑也是个久被八股论文“遮蔽”的散文家。心思很细，文字凝练，笔锋犀利，现实感很强，常带有往昔血污残痕，让人觉得苦涩。1979年开始，天佑突然文风大变，着实令朋友们惊诧莫明，原来天佑也是个久被八股论文“遮蔽”的散文家。心思很细，文字凝练，笔锋犀利，现实感很强，常带有往昔血污残痕，让人觉得苦涩。
那年他写了张汤密告颜异的《“腹诽罪”》：“司马迁对颜异之死很悲愤，他写道：‘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而公卿大夫多谄媚取容矣！’这‘以后’延续得多长，是司马迁怎么也想不到的。”（《民主与法制》1979年第3期）1980年6月为《文汇报》写了《康熙的苦衷》，文末感叹道：“假如那时皇位不是终身，并且准许年老退休，那么，康熙这位开明通达的老皇帝，可能也就没有那个苦衷了！”
11月，他又为《解放日报》写了《“鄙人不知忌讳”》，“像冯唐那样不知忌讳而被无辜杀害者又何其多呢？为什么造成这种状况呢？因为那个时代里，君主就是法，大于法，高于法??????那些不知忌讳的仁人志士，倘若将命运系于所谓‘人主圣明’上，终究是不牢靠的。以古鉴今，亦如是也”。我希望天佑的门生能够把老师的散文札记收集梓印。这是又一种风格的学术，读起来很爽，能吸引更广泛的年轻读者深入理解国史，读史以益智。
有原创性的学者，治学的理路不会一成不变，也不会凭空跳跃。1978年年底召开的“中国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当年论战“在场者”悉数到位，完整温习了一遍50-60年代争论的各种焦点。会上，以“农民战争的性质与作用”为中心，群雄仍各持已见，互不相让，很少见有“自我检讨”，似乎也没有新的话题提出（当年的《学术综述》，我故意留了条小尾巴，恐怕没多少人注意）。
但从事后回看，恰恰“新的变化”正是在此时以及稍后便萌动起来。“春江水暖鸭先知”，以“旁观者”身份与会的陈旭麓先生（他与“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始终没有任何关联），最先敏锐地观察到中国农战史研究应果断抛弃原有“死结”，重辟蹊径，深入到“社会-经济形态”方面追根究底，整合到中国历史“总体研究”之中，才能改变前此各自称雄、内战不息的“农战史状态”。
先生言教兼身教。会议结束，先交出一篇论文：《农民起义与人口问题》（刊载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一辑，1979年1月），农战史界感到耳目一新。先生文章揭示出人口增长与社会矛盾激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即：“人口激增同地主阶级的加紧剥削和农民失去土地成正比；生产力水平低，人口激增与农民的生活水平成反比；人口激增与农民起义的频繁及规模成正比。”这一论述的深刻意义，在于标志着研究重心的转换，以革命为叙述中心向以社会变迁（走向“现代”）为旨趣的研究范式的转换。
而后，先生对天佑、对我都口头上分别表达过这层意思，谆谆劝导我们“改弦易辙”，从“社会-经济史”着手寻求突破，探究古老中国为何难于“走出中世纪”。
从湖北黄梅山村里走出来的贫家子弟谢天佑，始终有着浓重的“农民情结”，密切关注乡村经济的一动一静。这就不难理解他在1959年“反右倾”党内“交心”活动里，妄议“人民公社”在“三面红旗”中可要可不要，受到党内纪律处分。1978年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及其扩散的消息传来，天佑非常激动，说有“天亮了”的感觉；到温州模式冒出，更激发出了一种美好期望，商品经济可以救农村，农民摆脱贫困不是梦。
因此，陈先生的提示，在他不仅没有任何心理障碍，闸门打开，江流倾泻，一发而不可收拾。从1980年起，先后写作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个体农业经济和赋税剥削率》《中国封建社会的再生产与农民历史作用》《略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重评西汉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直到我与他合作的《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结构试析──兼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都是对陈先生指示的研究路向的积极回应。
无论在“高潮”与“后高潮”时期，天佑有关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基本观点没有多大变化，正面肯定为主，也有一些“历史主义”的负面评点。在收尾阶段，1986年第5期《安徽史学》发表的《中国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的研究》，应该是他最后总结性的“定论”。
在文章中，与其他诸家相比，他注意到了“生产斗争”这条线索，主张“阶级斗争是直接动力，生产斗争是根本动力”，两条线并行不悖，为他在80年代发表的诸多从经济角度谈农战史的论文作了注脚。
文章最后总结，又郑重地说：“过去孤立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将它强调到不恰当的高度，这无疑是错误的。但是，因此而厌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忘记它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之一，看不到这个学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它的意义并未完全消逝，这无疑也是错误的。”
在农战史研究会里，我和九生都是跑龙套的角色。掌门人富战斗精神，私下里我们谑称其为“农民领袖”。秦晖因提出“关中无地主”，触犯阶级斗争原理，遭到会长迎头训斥，声色俱厉，就是个教训。
我在课堂上，对学生说过，农民战争最大的历史作用，就是死人。地主、官僚死了许多，但死的人最多的依然是农民。不管怎样，因此发生了战前不可能有的结构改观，人地关系变缓和了，王朝政府精兵简政了。君主独断，死而复生，六道轮回，徘徊不前，农民战争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话，无论如何不会在“农民领袖”面前瞎摆谱的。天佑知道我的意思，在我们的《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结构试析》里用学术的话语委婉地表达了，天佑对此没有异义。
在学术上，天佑喜欢争论，例如与杨善群在兰州激辩朱元璋做皇帝，坚持这是对农民阶级的背叛（杨认为朱是代表农民利益的皇帝），非常执著，但并没有以势压人，还是通过了杨的学位论文。高昭一先生误听了小道消息，说的不符事实。杨是1958年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而不是历史系，与我们并无交集，答辩时都是第一次见面，“同门倾轧排挤”之说无从谈起。同期答辩的葛金芳、秦晖等都可以作证。
“有渐无顿”，学术史变迁路向，有历史性的承续，也有对过往的扬弃。进入80年代，天佑内心世界的活动比较复杂，隐含有多重思绪交织。他舍不得割断农战史情结，但不满意停留于重复研究、无有新开拓的僵局，希望寻找到“转型”的路径。最后，他与孙达人不谋而合，都想到了打开“中国农民问题”这一历史枢纽，以求给旧课题输入新的生命力。
1986年，他对自己思路的转变有过一次总结，说道：“直至今日，中国仍然是农业人口众多的大国。中国农民战争诸问题往往与农民问题胶织在一起，不时召唤到现实生活中来，吸引人们去思考它，研究它。不承认，不理睬，行吗？不行。往往是欲罢不能。我始终相信农民战争史这门学科是有自己的生命力的，是会向前发展的。”（《泥径鸿爪》前言）
在50-60年代党的教育方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指导下，我们这一代人，即使后来从事历史研究，也仍然具有强烈的“为政治服务”的理念，养成了关心天下大事，对时事变动十分敏感的习性。
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后，天佑对国内经济趋势的诸多变化极度关注。80年代下半叶，天佑变得非常急切，一连写了《商品与道德》、《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两个阶段》、《商品的断想》、《商品发展引起的阵痛》等时论性短文。到1987年12月，在《解放日报》“新论”（内刊）上将自己的见解凝聚为“德、赛、康三先生应该同行”。
他对自己的见解充满自信，说道：“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则有资本主义的民主；有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则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商品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序，民主也发展到什么程度??????哪里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哪里民主空气比较浓；哪里商品经济不发达，哪里民主空气比较稀薄。放眼看辐员广大的中国，不正是这样吗？”（《解放日报》“新论”第143期）
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要到进入90年代，政经两界方慢慢发声，到邓公“南巡讲话”形成为中央统一意旨。天佑未及见到，但他的“康先生（Commodite Economy”呼喊，比形势超前了几步。虽然从经济学的角度，天佑的说法不够专业，也还没触到根本点子上（经济体制）。说到这里，就需要对天佑的传世代表作《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与以上心思的关联做点交代。
天佑是个勤于独立思考的人，执著倔强，多个场合宣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每有发言，逻辑性强，务去陈言滥调，直言无忌，不知者以为是傲岸，好出人头地。从1978到遽然离世才十年，长长短短写了大约五、六十篇文章，思绪如泉涌，一时喷突而出。除了从“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两条线结合深化开发农战史研究外，读史札记、经济时评以及为《内刊》《新论》写的国内政治问题新见，构成三大版块，现实感都很强。
其中，1986年7月26日给《解放日报》“新论?未定文稿”写的题为《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影响最大，很快被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选中，予以全文转载（9月30日第666期）。在“编者按”和继后感谢作者的信中，都肯定了该文有助于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现实意义，说“史学文章引起党政部门和干部的重视，目前还不多见，而你的大作即为一例。特此祝贺”。
对此事，天佑极度兴奋，看得很重，遂决心在陆续写成的散篇基础上，重起炉灶，提升为批判君主专制主义系统性的史学论著。于是就有了三易“提纲”，吉林文史出版社的急迫约稿，于是就有“才未尽也呕心死”的悲剧结局??????留下的仅是半部谢氏“论语”（原提纲40节，仅完成20节）。
一方面热烈欢呼商品经济“复活”，亲赴温州现场考察，写下《神奇的纽扣》、《温州农民确实富了》等短文（1987年秋），且歌且呼；一方面却不断撰文揭露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笔笔带血，隐有忧虑。不相干的两类写作，内在应该有一种关联贯通。据我观察，越到最后，揣摩天佑内心世界，一种不祥的忧虑隐隐滋生，变得凝重：上层建筑假若没有同步的变革，经济基础的变革是“不牢靠”的。他一再指出专制主义在中国有数千年传统，根基深厚，“官场上盛行讲假话、讲违心话之风，实质上是畏惧专制独裁的心理状态的表现”。
1986年《理论内参》“理论观点”刊登了他的《学术领域不宜提反“自由主义”》，直言其忧：“若是在学术领域中，来一个反对自由主义，或开展一个反自由主义的运动，岂不是又将这令人向往、令人振奋的自由收回去了吗？哪里还谈得上学术无禁区呢！从逻辑上就是对学术研究无禁区的否定，或者说所谓无禁区是名不副实的。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需要重新考虑。”（《理论内参》第七期）
最后的十年，天佑的写作近乎疯狂，日以继夜，动笔不辄，不像过去那样从容淡定，似有“时不待我”的急迫感。说实话，当时我并不理解，或许因为热衷补习外国人的“新论”，我的注意力在彼不在此。天佑心里有一个宏愿，对家人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都有了，而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还没有。我要写一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学》”“我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我的时间太少了！我能把我要写的书都写完，我活得就够本了。”?????
病逝前一段时间，系里开会，他手里都拿着书，或沉思，或看书，反常地不再发言，旁若无人。犹记得“中风”前几天，系里开会，他手里拿的是王曾瑜的《岳飞新传》。我好奇问道：“怎么想到读王曾瑜的书啦？”他笑笑。现在才知道，他是在为第21章准备材料、酝酿思路，不料戛然而止。《岳飞传》和手稿残篇还摆在书桌上。
4月24日傍晚，到礼堂看电影。《红高粱》散场，大女儿回来说谢伯伯坐在她身边（教研室每人一票）。话音刚落，那头电话响起，他夫人让我赶快过去。到谢家，见他坐在书桌前藤椅上，神智仍非常清醒，低声说：“老王，我半边身子没知觉了！”我们都料不到，他自己更没有想到，神情露出丝丝不易被觉察的悲哀，我心里想：他或许已经准备好下半辈子可怜兮兮地坐在轮椅上写书，继续写完他要写的所有的书??????
追悼会上，前排左起为苏渊雷、戴家祥、陈旭麓、沈起炜等先生
1988，我连续遭受天佑和陈先生遽然去世的巨大打击，参加了两次撕心裂肺的追悼会，其间只隔了半年多时间，心理和生理濒临崩溃边缘，形容憔悴，亲近的朋友怕我支撑不住。50岁的我，第一次尝试参透生死。到2011年，老伴弃我而去，精神上坚强得多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岁上，真正彻悟到了必须接受“总有一死”的无上真理，谁都不可能例外。
生也有涯，知也无涯。80年代初，我与天佑一样，热切期盼“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能够终结千年“颠沛往复”的苦境，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开新局，洋溢着对未来的乐观期待。然而，相对无边无际的历史长途，人生太过短促。穿透历史奥秘，寻找“长生不死药”以医治人类所有病症，最多只是个美好的奢愿；旧病有了良药，《本草纲目》不见的各种怪病又出来继续折磨人。四年之后，拿起《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重读，现实的场景在心头浊浪翻滚，心境忽然变得与以前大不相同，前此跳过的灰色语句格外剌眼：
“没有人知道将来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思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的情绪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此文以《哀悼韦伯的精神分裂》为题，发表于1992年第1期《探索与争鸣》。
至于今日，我们又明白了许多，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仍需要重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尚在书写中，历史不会停步，学问殆无止境??????什么是健康的市场经济？什么是变态的、畸形的市场经济？只有在历史不断展开中才会慢慢露出它们的真容，为我们展开新的认知世界，不断提高鉴别和预判方向的智商。天佑的学术追求已经留于汗青，“讲真话，不讲假话”的求是精神长存，同时也再次证明学问家唯有透过社会前进的曲折历程，才能不断改善自己的认知，拷问世界也拷问自己。书是永远写不完的。如果天佑在世，我想，他也会这样看的。
写于2018年清明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