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对未来世界提供什么样的精神价值

——兼与景海峰教授商榷

吴根友

内容摘要 伴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也因此得到了重估。在重估传统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儒家思想价值的重估也是题中之义。近现代以来，由于传统农业社会的中国不适应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要求，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同步成长的儒家文化及其智慧，虽然有不适应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地方，但其中包含的诸多合理价值，反而可以为人类的自我思考与批判提供一种有历史深度的思想资源与思维面向。景海峰教授提出的“批判的传统主义”就是一个深入的理论尝试。我们不必让儒家文化成为包治现代社会病的万应灵丹，但努力发掘其中有生命力、启发力的思想资源，为当代人类解决自己的时代问题提供间接的经验与智慧，则是一条可行之路。今天，我们努力发掘儒家思想传统中有助于现代人生活的思想资源，对儒家思想表达应有的尊重与爱护，唤醒自己民族的精神传统，则是从文化层面对自己民族魂的重铸与民族精神的再造。

关键词 儒学发展 批判的传统主义 现代化转化 民族精神 仁学 女性思想

作者 吴根友，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 430074）

《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期刊发景海峰教授的《当代儒学发展的形态及趋向》一文，笔者基本上赞同他对当代中国儒学发展前景的预测，也赞同他对一些有关儒学发展的不良思想倾向与主张的批评。他将20世纪以来的儒学变化、发展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与三种形式，即20世纪初期现代性与儒学的对立时期，前中期的现代新儒家的融合会通期，以及近30年来以中国大陆为主的儒学复兴时期，或曰国学热的时期，并对这三种形式的儒学状况及其中蕴含的得失均做了比较中肯的分析。特别是他对“批判的传统主义”的概括与剖析，颇有启发意义。他说：“批判的传统主义相较于成熟的现代主义和中西会通派，可以说尚处在一种意识汇聚的状态之中，还不是那么的清晰和明显，因此在思想主张和学派表征上，还缺乏鲜明而又统一的特征，在当下的儒学实践中，其理解的路径和表述的方式也是各行其是、散乱无序的。……从表面上看，批判的传统主义仍然延续了求援于传统的策略，甚至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复旧感，好像是又回到了传统。但实质上，这一新的思考和相关论域的出现，代表了现代性反思的最为前沿的动向，是建构的传统，而非简单地重回旧的历史。”[1]

景教授本人在文章的结尾处跳出既有的三种思路，对儒学在未来发展的可能趋势提出了自己的基本主张：“儒学的复兴和近代以前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它并不是要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对立起来，更不是要拿儒学作为排拒外来文化的口实。恰恰相反，这样的儒学需要在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上来吸收人类文明的各种优秀成果。特别是在经受了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和深刻洗礼之后，它的开放性、坚韧度、鉴别力和取精用宏的能量，都应该是以往的任何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它也必能担当起任何的考验。同时，这样的一种儒学，并不是仅局限在讲堂之上的喧闹，而完全是基于现实的要求，是和世界变幻的风云、时代发展的脉搏和社会大众的意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儒学形态在当代就不是封闭的，不是孤立主义的，更不能走向各种极端。”[2]

从原则上讲，我认同景教授的基本主张，但对于景文中有些观点也有不太一致的认识。其一，景文没有具体地阐述儒学中哪些具有比较恒久意义的精神与价值可以进行现代性的转化？儒学的复兴与开放，有没有自己固有的精神根基或应当坚持的基本价值？其二，景文对于现代性与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格局分析，仅仅指出了现代性制造这种二元对立的理论误区，忽视了现代性制造二元对立的历史合理性。因为在现代性发育之初，面对强大的传统势力，不如此制造对立，不彰显传统，特别是儒家文化之不足，就无法开拓出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局面。其三，作者对现代新儒家的融合创新成绩的高度肯定，从学术上说是可以成立的，但对于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局限，以及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实际起到的社会作用的不足，似乎缺乏必要的反省。作为一篇回应性的文章，我想集中对儒家文化的一些具体的精神价值及其现代性的转化，尝试着提出一些想法，以作为景教授文章的补充，希望能够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至于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局限，以及现代性文化批评传统及儒家的合理性这两个问题，涉及的问题过于复杂，暂时不在此处加以讨论。

仁学思想及其现代的精神意义

由孔子着重强调并给出多方面阐述的仁学思想，是儒家思想的灵魂，经过后孔子时代诸儒的不断阐述，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深厚的、主流的精神传统。这一精神传统应当成为当代民族魂的核心内涵。作为一种活的精神传统，它上承西周以来逐渐明朗的古典人文主义精神，如古公亶父不为争夺土地而轻易发动战争去牺牲百姓的生命，政治上提出“以德配天”的思想主张，在承认天命的前提下肯定人在政治生活中的能动性，《尚书·洪范》篇将神权政治观念巧妙地转化为民意政治观念：“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以及《五子歌》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等；下开春秋以降，直至近现代的中华新人文传统，确立了人在天地与社会之中的类价值，如“仁者爱人”“有教无类”。经过孟子、荀子的发展，反对为争夺天下而伤及任何一个无辜的生命，因而包含着尊重个体生命的现代性思想萌芽。这一尊重人的生命的思想经过现代的再诠释，可以与现代人权观念相沟通，至少是不矛盾的。而“为仁由己”的实践哲学命题，确立了人在道德实践与个人的德性修养过程中的个体主体性与能动性。儒家思想传统中尊重人的类主体性的思想，经过陆九渊、王阳明等心学思想家们的发展，再经过泰州学派王艮、李贽、王夫之、谭嗣同等人的再转化，逐渐成为中国内发原生的尊重自我的现代性思想根芽。如李贽提出的“童心”说，“各从所好，各骋所长”的个性主义与早期自由主义的思想，王夫之在道德实践领域里反对“无我”的观念，提出“有我之非私”尊重个体自我的新思想，以及谭嗣同要求冲决旧社会的纲常之罗网等，构成了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内在思想传统，成为中国人能够在1840年后接收西方现代文明的文化土壤。

仁学内在包含的“仁政”思想，是传统中国民本思想的精神与灵魂。孔子“为政以德”的德政思想，即是孟子、荀子的仁政思想。德政与仁政，都反对通过杀戮的武力恐怖手段来让人民服从政治的领导，主张先富民而后教民。德政与仁政的外在制度化形式即是礼制、礼治与礼教。孔子批评季康子试图以“杀无道而就有道”的恐怖政治手段，要求统治者自身率先垂范，正其身而让人民自动的归化。孟子反对统治者“率兽食人”，反对统治者为争夺城池、土地而杀人盈城、盈野。荀子虽然不反对合乎王道要求的征伐与战争，但主要还是主张通过仁、义等道德政治的效果而威动天下，感化天下，以使王道的教化远播四方。早期儒家的仁政思想，经过汉唐宋元等历代儒家政治家、思想家的不断发展，到明末清初的特殊历史时期，发展出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早期启蒙的民主政治理想，对2000多年的专制政治私有本质给予了无情的揭露，提出了“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君臣共治而群分”的早期平等的政治思想观念。王夫之提出“生民之生命，高于一姓之兴亡”的新民本思想，顾炎武区分了“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把传统政治生活中的一姓王朝与天下人所拥有共同文明生活方式区分开来，进而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新政治理想。特别是这一时期进步思想家们共同复活先秦的“公天下”的政治理想，提出了“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得一姓而私也”。以“公天下”的命题形式表达了对民主政治理想的诉求。这些均体现了“仁政”理想的巨大的可诠释空间。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儒家的仁学思想体系里虽然没有明确的重视个体价值的现代性思想，没有尊重女性的现代女性观，但与尊重个体、尊重女性的现代性思想并不矛盾。“有教无类”“学贵自得”等教育哲学思想中，都包含着尊重所有人、包括女性的思想，也有着朝向尊重个体的思想倾向解释的可能向度。实际上，晚明以降的早期启蒙思想，就是从阳明心学逐步发展出了具有现代性性质的思想观念。只是由于旧的传统势力过于强大，再加上以清代明的巨大“历史回流”（萧萐父），这些早期启蒙思想没有获得适宜的社会与政治土壤，未能由思想的火花发展出一条巨大的火流，在清代前中期的一百多年里处在蛰伏状态，但也没有完全中断。因此，儒家的仁学思想其实包含着与现代性思想可沟通的性质，至少不与现代性思想与价值观相矛盾、相冲突。这也恰是儒家仁学思想的内在生命力之体现。

至于仁学思想中所包含的尊生、生生不息等思想观念，还可以与现代的环境保护主义相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神圣与世俗辩证和谐的思想，均具有有益于现代人精神生活的可诠释空间。而在“易哲学”中所包含的“忧患意识”，革故鼎新、日新不已的改革意识与求新意识，都可以经过现代的创造性转化而构成中华民族的民族魂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精神传统都应当是儒家仁学具有永久魅力的地方，也是儒学可以用传统文化的姿态批评现代性之不足的内在合理性之处。

忠恕之道以及五伦思想的现代转化之可能

除了以上所阐述的儒家仁学思想传统之外，儒家的道德哲学与伦理学思想，经过现代的诠释，也可以成为现代人的道德观念与伦理法则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最有现代转化可能性的就是忠恕原则与五伦思想。与基督教文化传统里的“己所欲，施于人”的积极伦理原则不同，儒家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原则，看似是一种消极伦理原则，但其所产生的结果却是积极的。从个人与个人相处的人际交往伦理来看，这一忠恕原则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强人所难的恶的结果。在人际交往的领域里可以培养出一种宽容的氛围，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可以产生精神的共振；在民族、国家的政治交往领域，可以避免强权政治所奉行的干涉主义的恶果。这种忠恕原则不仅不与现代西方社会所倡导的自由、自主原则相冲突，恰恰能在国际政治伦理层面给每个民族主体、主权国家以最大的自由选择的权利与空间，因而也能最大限度地尊重每个民族国家的自主性。现代中国政府所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国际政治原则中，“不干涉别国内政”一条，可以看作是古老的儒家忠恕原则在国际政治关系中的合理延伸，也可以说是忠恕原则在当代中国的活化。

与“三纲”单向度的强制性、压迫性的伦理原则不同，五伦是一组带有对等性与协调性的伦理原则，而且具有超越具体制度的普适性。“仁”作为一种伦理原则，可以成为人与人交往的底线伦理，是人把所有的人都当作同类来看待的一种基础性伦理原则。此一原则所具有的普遍性，与基督宗教传统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抽象原则具有同等的效应。但它是以世俗的道德、伦理原则的面貌出现的，是哲学的而非宗教的，具有当代中国哲学家张世英所说的“横向超越”的超越性，即以经验世界重重无尽的广泛适应，把在场的与不在场的都统一到这一原则之下，而不必造成一个人神超绝的鸿沟。

“义”作为一种抽象的适宜、恰当的伦理原则，在任何时代都有合理性。当传统儒家提倡的“义”与专制等级社会的具体内容脱钩之后，“义”作为一种抽象的伦理原则，即是一种义务与责任。如普通公民之间的义，就是陌生人之间必要的帮助与关怀，即是“义”。而夫妻、父子、师生之间的“义”，则表现为更具体的义务与责任。现代中国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义”之伦，处在一种变化的、不确定的关系之中，引发了很多的矛盾，也容易导致人们举止、行为的失当。如何基于传统“义”之伦的合理内容，重建当代中国人的交往之“义”，十分必要而且紧迫。

与“义”之伦相似，“礼”一旦与传统社会专制等级制度脱离之后，作为生活中人与人相处的规范，是一种必要的约束。然而，“礼”在当代中国社会严重缺失。很多场合都缺乏必要的礼仪的庄重感，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缺乏必要的礼节。现代社会的文明状态在当代的中国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器物的进步，而在人际交往的层面反而不容易看到。尤其是在我们小学、中学、大学开学与毕业场合的典礼与礼仪，可谓五花八门，与现代教育所追求的精神方向没有多少直接的联系。

“智”作为一种教育的追求目标而不是作为一种伦理要求，在当代中国社会表现为一种过度智力化的倾向，而作为一种明智、审慎的生活态度，一种人与人交往的明智与智慧的要求，反而没多少表现。明智、审慎而健全的生活态度，尤其表现在公共的社会生活空间。当代中国社会，计算理性十分发达，但很多人的智德很难说有多少实质性的进步。

“信”是当代中国社会最为匮乏的道德与伦理资源，小到公民之间的为人处世的诚信，中到各种考试场合的诚信，大到公司的产品、服务质量对于消费者的诚信，都是亟待提高的普遍的伦理要求。建立诚信社会是当前中国最为强烈的呼声之一。

因此，如何将传统的五伦思想资源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活内容结合起来，同时根据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实际，发展出六伦或七伦，如上级与下级、夫妻、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师生或师徒、朋友、国民与外国人等的人伦关系，建立适合时代要求的新道德、新人伦，是一件颇为急迫的时代任务。而儒家的五伦思想资源恰恰可以作为本民族的思想资源加以继承、转化，以适应现代社会人们交往的需要。

君子人格及其与现代公民的关系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宜的社会形态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要求所有成员应有公民意识。这一点从原则上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正如党中央正确地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一样，在公民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公民的君子人格培养也是必不可少的。儒家提倡的君子人格，虽然不能作为一种普遍要求来衡量社会全体成员，但可以作为一种理想性的目标引导全体公民向着这一富有精神内涵的人格理想去努力。当君子人格理想与现代人的个性独立结合起来，我们追求的个性化的现代个人才是可欲的，也才可能是可爱的。那种为立异而立异、甚至违背人性底线的个性化，是需要受到质疑与抵制的（尽管我们不能禁止这种个性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社会里，每个人要成为知法、守法的公民，这是对于人的基本要求。儒家的君子人格在此基础上对公民提出一个相对较高的道德要求。对于每个公民而言，成为君子不是必要的条件，而是一种可欲的、可选择的理想性的人格要求。这一要求与我们要建立“文明”“和谐”的社会整体价值目标相关。法治社会要求每个社会成员成为合格的公民，这是我们社会的基本文明标准。而在此基础上，儒家传统提倡的君子人格理想，则是在合格公民的基础上提出的更高的理想性标准。而这种理想性的标准对于现代社会里绝大多数已经解决基本物质生存问题的人而言，也是一种内在的精神要求，因为君子人格与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精神方面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就《论语》中提到的“君子”人格而言，这一类型的人至少具有如下三个特征：第一，具有独立思考精神，但同时又具有宽容精神，即“君子和而不同”。第二，具有好学乐学、知行合一、不刻意要求别人理解，也不怕被别人误解的襟怀坦荡的精神品质，即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人不知而不愠”等特点。第三，君子关怀自己德性的养成，而不一定眷恋故土。心中所想是如何遵守法律，而不是一味的贪图利益，即孔子讲的“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这一人格特点对于今天利益至上的现实社会而言，尤其具有校正的意义。

儒家女性思想的转换与现代意义

在现代文明出现之前，世界各大文明传统里都或多或少存在歧视、贬低，甚至侮辱女性的思想与言论，传统儒家也不例外。像“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夫为妻纲，要求婚前婚后的女性单方面持守贞节的节烈观，在传统社会都曾经制造出无数的人间悲剧。这是我们今天要加以摒弃的儒家思想传统中不合时宜的内容。但儒家某些间接和直接关系到女性的思想与行为，则是值得加以现代转换的精神传统与价值。上文提到的“仁者爱人”“有教无类”的古典平等精神，就内在地包含着尊重女性的思想，至少从这些思想命题里可以合理地引申出尊重女性的思想观念。

在天尊地卑、阳尊阴卑的思想传统里，男权社会的确曾经构建了一整套压抑、压迫女性的思想体系。但儒家思想传统里也有“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阴阳平衡思想，而这是儒家精神传统里更富有解释力的思想原则。这一思想原则为女性的解放，女性在天地、社会之间拥有与男性一样重要地位的理论与现实的诉求，提供了一个比较有解释力的哲学依据。此处我们仅引用明代思想家李贽的一些论述，就可以看出这一思想原则有利于女性解放的地方。李贽有选择地吸取传统儒家经典《易传》的说法，将夫妇看作是人伦之始，并进而将夫妇平等的新思想奠定在古老的自然哲学基础上，从传统中开出了新的思想观念。在《初潭集·夫妇篇总论》一文中（在《焚书》中改为《夫妇论》），李贽说道：“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兄弟，有兄弟然后有上下。夫妇正，然后万事万物无不出于正矣。”他在批评为君主专制政治、伦理提供理论根据的“理一本说”时说道，万物皆生于两，“天地，一夫妇也，是故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然则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明矣。而又谓‘一能生二，理能生气，太极能生两仪’，不亦惑欤！夫厥初生人，惟是阴阳二气，男女二命耳。初无所谓一与理也，而何太极之有？”所以，从社会哲学的层面看，李贽称：“故吾究物始，而但见夫妇之为造端也。是故但言夫妇二者而已，更不言一，亦不言理。”可以这样说，在传统哲学的范围内，论证男女价值平等的思想基本上没有超过李贽的理论水平。即使是20世纪初期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其哲学理论水平亦未达到李贽的高度。在李贽之前，吕坤为解放女性做了不小的努力，其《闺范》一书中，有很多同情女性、为女性在历史上所受的诟病进行清污的内容。李贽之后，清代有袁枚、俞正燮等思想家继续为女性的解放发表新的思想观念。清代的章学诚虽然不能算是一个为妇女解放摇旗呐喊的人，但他特别重视对于女性的知识教育，实际上反对并挑战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旧观念。

“男女有别”的思想如果与等级制度里男尊女卑的思想脱钩，在现代社会里就会具有较大解释空间。现代体育运动与竞赛活动中，绝大多数项目都是分男女组的，可以看作是“男女有别”观念的实践。尊重男女在生理、心理与体力上的不同，在社会制度设计层面先行安排一些有利于保护女性的制度性措施，就可以更加全面、充分地落实男女平等的政治理念与道德诉求。比如说，现在及可见的50年内，青年女性在婚后要承担繁衍人类的生育任务，如何在全社会的就业岗位的设置方面不让青年女性因为生育问题而遭受潜在的歧视，与男性青年有实际上同等的就业竞争力，就是遵循“男女有别”的生理差别，努力推动男女平等的思想观念进一步落实到制度层面的努力方向。北欧社会一些国家如挪威、瑞典让已婚男性也分担哺婴儿喂养任务，并有与女性相等的假期，实际上就是通过较为合理的人为制度设计化解因“男女有别”的差异可能导致不利于女性就业竞争的现象。如在就业岗位的指标方面，某些单位或公司招收一名女性工作者，可以给一个半或两个岗位指标，而招收一个男性工作人员，只给一个指标，则青年女性因生育问题而导致的就业压力就会大大地缓解。而民营公司因为雇佣女性员工在税收或贷款政策方面获得适当优惠，则可以促进民营公司在利润驱动的机制下积极为女性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因此，“男女有别”的命题一旦摆脱了传统的男尊女卑的制度与文化传统的习惯思维，在今天就会变成极富解释力，且有利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在汉以后的思想传统里，尽管有《女诫》《女四书》《女论语》之类严重限制女性心智的作品，但不可忽视的是，由儒家学者发明的《列女传》的史学传统，对于保存女性的活动史与精神史，亦具有较大的历史意义。《列女传》之类的著作，内容不及正史丰富、系统，而在一系列的正史著作里，作为政治附庸的后与妃之类的女性史，也深深地打上了男权世界价值观的烙印，但剥离这些男权历史的偏见之后，中国传统社会有关女性的生活史与精神史，还是极其丰富的，而且这也是应当继承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今中国社会，应当发掘属于自己时代的巾帼史。

晚明以降的解放女性的思想家，多半都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儒者，除了思想家的群体之外，一些文学家也加入到解放女性的思想行列，像通俗小说家冯梦龙编辑的“三言”，凌蒙初编辑的“二拍”，还有小说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李汝珍的《镜花缘》等一系列作品，其中都包含着一些值得肯定的解放女性的思想观念。从李贽到谭嗣同这一系列的解放女性的思想家，充当了中国传统社会里的思想先锋。

伴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也因此得到了重新的估价。在重估传统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儒家思想价值的重估也是题中之意。近现代以来，由于传统农业社会的中国不适应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要求，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世界范围的现代工商业文明经过四百余年的发展，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人性解放的红利之时，也给人类与自然带来了新的严峻挑战。可以说，现代文化业已进入了一个“历史自我批判的时期”，后现代文化的兴起，就是对现代文化的一次全面的但不够深刻的批判。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同步成长的儒家文化及其智慧，虽然有不适应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地方，但其中包含的诸多合理价值，反而可以为人类的自我思考与批判提供一种有历史深度的思想资源与思维面向。我们不必让儒家文化成为包治现代社会病的万应灵丹，但努力发掘其中有生命力、有启发力的思想资源，为当代人类解决自己的时代问题提供间接的经验与智慧。剔除儒家文化中不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过时内容，是对儒家文化的一种拯救，这是上个世纪大多数中国先进人士所做的工作。今天，我们努力发掘儒家思想传统中有助于现代人生活的思想资源，对儒家思想表达应有的尊重与爱护，唤醒自己民族的精神传统，则是从文化层面对自己民族魂的重铸与民族精神的再造。

参考文献：

[1][2]景海峰.当代儒学发展的形态及趋向.探索与争鸣，20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