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卓越”困扰的青年教师：“佛系”教学、“沸系”竞争
编者按 中国高等教育扩招后，大量的年轻学人作为新鲜血液被补充到大学教师队伍，他们被戏称为“青椒”。“青椒”群体学历光鲜，产出惊人，对所在高校的学术成绩贡献十分可观。他们是莘莘学子的职业梦想，是学术世界的明日之星。然而，我们真的了解他们吗？他们为何选择学术道路？有何学术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他们的生存现状如何？如何看待和实践自己的学术发展之路？
关注中国未来学术发展，关注“青椒”群体，《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推出“青教心声”专栏，邀青年学者执笔，诉说“青椒”心声。力求多方位展示“青椒”生活，让更多人深入了解这一群体，为有志走学术道路的青年学子提供参考。
本期专栏继续关注知名研究型大学青年学者的生存现状。下一期起，本专栏将围绕更多类型和不同地区的高校'青椒'群体进行介绍，以求从更加全面的角度关注青年知识群体的个人命运，同时深刻思考中国大学和学术发展的未来。敬请期待！
【本文节选自《学术锦标赛制下的大学青年教师的制度认同与行动选择》第三章第一、三节，有改动，标题为编者所加】
本期访谈简介
访谈对象：李丁、钱乙、孙丙（均为“985”名校Z大青年教师）
访谈主题：Z大学术制度下的行动选择
Z大及其学术制度简介
Z大自创办至今，已有将近90年的历史。创校以来，Z大都一直保持着G省的学术和文化重镇的地位，无论是各种大学排行榜还是来自民间的评价，Z大都堪称G省最好的大学。在国家推行“985”工程的大背景下，Z大通过筹划合并和扩张，成功入选“985”高校。办学规模和硬件资源已经具备较好的基础之后，Z大开始谋划通过学术制度的改革。一方面顺应国家推动学术锦标赛制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希望以此激活人才能量，推进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目标。
2003年后，Z大陆续出台了《Z大教师编制核定、职位设置与职务聘任规程》及一些列配套制度。由于Z大的名气以及国家、G省所提供的巨额经费都足以对优秀人才保持吸引力，因此Z大在学术制度改革中也是底气十足，在奖励和惩罚上“两手都硬”。
在学术惩罚方面：采取两轮淘汰机制，一是在入职环节，大部分的教职都要先经过“师资博士后”的观察和考核，优胜劣汰；二是在学术晋升环节，改职称评审为职务聘任，只有副教授以上岗位才可取得长期聘约，副教授以下岗位在三个聘期到期后“非升即走”。
在学术奖励方面：拉大不同等级学术岗位之间的津贴差距，突显高等级岗位的资源和声望；同时，在推行国家、当地政府和校内的各种人才项目上不遗余力，希望以带有等级性的各类人才项目系统来为青年教师的学术晋升的压力作出补偿。
深度访谈实录
一、赌博
有一段时间媒体纷纷在谈论年轻人是否逃离北上广的时候，李丁的心里也很是挣扎了一轮。在她眼里，Z大就是大学里的北上广——一线高校，学术平台高，但竞争压力巨大，生活节奏快。二线高校则竞争压力小很多，节奏要慢些，但学术平台没那么好。坚守还是逃离，这是一个问题。
她已经在Z大打拼了五年，两年前刚刚通过师资博士后期满考核，算是转正，成为一名在岗教师。竞争是从做博士后就开始的，优胜者可以获得留任的机会。做博士后的两年里，她基本没有任何玩乐的时间，基本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连过年都没有回家探望父母家人。她深知竞争的激烈，她要抓紧一切的时间发表论文、完成课题。
她的紧张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她转正那年，一位博士后的出站报告涉嫌抄袭被原作者举报，该学院学术委员会启动相关程序调查认为抄袭属实，最后以那名已通过考核成为讲师的博士后辞职了事。她觉得学术不端自然是应罪有应得，但也多少有压力过大的因素在其中：
“大家都太想得到这个职位了，不可避免就有人超出了自律的界限。基本选择来Z大师资博士后的人都不想离开，但竞争是很残酷的，你PK赢了，就留下来，输掉的就要离开这个舞台，另谋高就。博士后就两年，除了出站报告之外，更关键是拼你发表的成果，所以很多人都把精力投入到发表中去，出站报告反而马虎了。这种怕被淘汰的压力会改变你的心态，我记得出站deadline快到的时候，我还有两篇文章投出去还没有回音，那段时间我几乎每个小时刷一次邮件，盼着早点收到期刊的答复，都快有强迫症了。”
她最终以丰厚的论文成果，获得了宝贵的教职，本以为就可以松口气了，但她发现现在的生活还是安排得盘满钵满，根本停不下来。课虽然不算多，每周给本科生上10节课，但其中有半天的课到遥远的校区上，坐车来回就是一整天。学校没有安排住房，周围房价贵租金高，在离校很远的地方租房，每天坐公交倒地铁，来回路上要花上两个小时，完成教学任务都不愿意回家，“随便搞点吃的”就泡在办公室写论文、查资料和写标书。她发现时间越来越不受自己控制，不时有行政事务和摊派下来的不想上的课程，最苦的是还要完成资深教授领衔的课题报告。
“不干不行，这种活年轻人不干谁干，再说，你不主动多做点贡献，评副教授的时候谁为你说话啊。”
但可怜的是活多钱少，基本工资加课酬，每月到手也就四五千。
“说出去人家都不相信，人家都说你一名校教师，才这点收入，完全不符合对你的身份想象。”
这两年，她开始怀疑自己最初的坚持是不是对的。原来以为，工资再低，生活再苦，但能做自己喜爱的学术，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但她发现即使在这个研究型大学里，享受做学术也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
“现在的环境，别说十年磨一剑了，一年磨一剑都不行。末位淘汰制摆在那里，你恨不得一月磨一剑。大家都知道学问要‘慢工出细活’，可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你只能快出活儿、多出活儿，否则连饭碗都没有。”
当然，她也并不是怕饭碗丢掉，她所学的专业，出去做市场，月薪一两万不是问题，她很多本科、硕士毕业的同学都不止这个数了。然而，这也正是让她纠结的原因：
“要出去我早出去了，现在再出去是很丢人，别人会觉得你混不下去才出去的。”
她决定还是在Z大赌一把，并给自己定下目标——两个聘期内评上副教授。“评上副教授就会好些了”，她这样宽慰自己。如果还评不上，就考虑再谋出路了。曾经有本市的一所二线大学来挖她，并许诺直接聘副教授。她没有答应，Z大毕竟是她最初的梦想，是她心目中的北上广，她不愿意轻易放弃。接下来的时间，她将对这里的副教授岗位发起全力冲击，她至今还没结婚，连男朋友都没谈，“根本没有时间考虑感情的事”。
二、疏离
7：3，当我问到科研和教学的投入比例时，Z大的好多位青年教师都给出了这个比例。这似乎成为了他们支配时间的一个黄金比例，也非常符合网上流传的“高校生存法则”：
“教学上只要使三成力就够了，主要精力还是要放到科研上，和评职称挂钩，这才是安身立命的法宝。很多学校的教学任务都主要由年轻人承担，又要逼着你发论文、拿课题、评职称，还要上够课时量，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上课自然会被最先舍弃。”
钱乙说:
“一般来说达到这个比例都算OK啦，上课只要完成工作量，就没有人愿意再上课了。但这也不代表我们对学生不关心，我们感到起码达到要求了就好。”
另一位青年教师说得更是直接：
“我可以这么讲我没什么心思教学，我们主要就是科研，我教学也主要是为了科研，本科的课我不希望出现教学事故，只要你不出大事情评分不要太差就行了，而且现在很多学生也不愿意学，想教好也不容易，教好了也不增加工分，不被认可。”
借用时下流行语，这种教学方式相当“佛系”。但他们可能没有看到过学生在论坛里的抱怨：
“某些专业老师超级自私，只顾着在外面赚钱、不认真备课、乱打分，学生联名写信向学院投诉，最后还不是不了了之……从此，我就对学院彻底失望了。”“XX院的老师，也烂。我敢说，整个学院10多个老师，我尊重其人品并敬佩其学术成就和学术品格的，大概3-4个。”
学生经常抱怨老师一上完课就走人，师生关系相当疏离。但钱乙认为疏离也不是自己的错，几乎没有老师不愿意好好教学生，实在都是迫于无奈。
“现在教学学生评价也很重要，还有教学一票否决制，得分太低就不能上职称，所以教学也不敢怠慢。我们有时甚至是故意讨好学生，生怕他们打的分太低，但课也确实不想多上，达到基本工作量就好了。”
一起疏离的还有同事关系。孙丙的办公室是一个套房里的一个房间，其他的三个房间分别是同一学院但不同研究方向的三个副教授。
“我们一个月起码有25、6天都呆在这里，但除了来的时候碰见或吃饭时间遇到打个招呼之外，我们几乎从不串门。大家要么去各自的实验室，要么埋头鼓捣自己的东西，似乎都觉得交流特浪费时间。现在都提什么协同创新，我们同一个学院的都这样，跨学科跨校合作就更难了，我们这个制度环境是不鼓励合作的。”
即使是同一团队的年轻同事，大家都在暗暗地斗，彼此也藏着掖着，因为大家都明白，晋升名额如此有限，彼此之间是合作伙伴更是竞争对手。
“我们这团队里就有三个博士。一到了正儿八经去申请项目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三兄弟在内斗，尤其是省里的项目，做得最好的都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大家都要去申请，大家都不愿意排名在后面当副手。大家都需要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竞争对手 ，真正竞争对手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领域的这些兄弟。”
三、透支
大学里曾流传一句话，大意是只需夜晚11、12点的时候在学校的各栋实验楼走一圈，看下还有多少实验室亮着灯，就大致可以推测一所大学的科研水平。我也在夜晚这个时间段观察过Z大一些理科大楼，发现确实不少房间都还亮着灯。
我也在清晨六七点的时候观察过Z大一些学院大楼，发现部分学院楼下停着很多汽车和自行车。因为这些大楼无论离住所还是学生宿舍都较远，若非夜晚通宵加班是不应该有那么多车停放的。保安证实了推测——这些学院的不少教师和学生都是通宵作业的，当然基本都是理工科的学院。
如格雷夫所言，行为性信念将激励人们采取或不采取某一特定行为，如人们开车都靠右行驶就是因为相信别人都会靠右行驶，因此自己的最佳选择也是如此。在内部学术锦标赛运行有力的Z大，基本每个人都会相信其他人也会拼命竞争，因此自己丝毫不敢怠慢，也选择类似的行为。对于处于底层的青年教师，更是要卯足劲往上爬，甚至常常透支自己。
孙丙也是经常通宵作战者中的一员，他笑言从美国回来后，时差一直没倒过来，都是习惯夜间作业。但他已经为这种学术方式付出代价，三十多岁的人，头发已经掉成地中海了，体检的指标更是一年不如一年。
在Z大像他这样的情况并不少，有些甚至更严重，据报载：Z大附属医院的一位医生说，每年的例行体检中，都会发现3-5名恶性肿瘤患者，而且年龄都并不大，很多都是40来岁。科研气氛越浓，教师们的竞争压力越大，很多人是在不要命地干活。
另外，心理问题也开始趋于严重，Z大校医院有个心理门诊，据了解每天来咨询的师生一般都在十人左右，不少都是年轻教师。竞争的压力令他们不得不选择透支自己：
“压力蛮大，副教授所面临的是职称晋升和学术认可的压力，讲师的压力则是能否保住工作岗位的压力，这些压力都主要来自于科研，促使你不断地要做出成果来，而且要比较快地生产出学校制度认可的高级别的成果，得按指挥棒来。另外还面临着教学上的压力，青年教师刚刚上岗，教学上需要适应期，但学校不会等你慢慢成长，社会也不会等你慢慢成长，需要你马上把书教好，不管你科研压力多大。”
正要雄心勃勃冲击副教授的李丁不免黯然。她觉得现在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往前赶路，每个人贡献的成果都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级”，但是：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事实上这种竞争的压力只能让每一位青年教师都在为SCI、EI或SSCI奔波而已，很难静下心来搞研究。我现在开始发现我们这个行当居然也是要吃青春饭的，每个人都在透支自己，我不知道自己在这种状态下还能干几年，或者几年之后我是否对这个还有兴趣。”
访谈小结
2013年，G省下发了《G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关于加强高校“四重”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和《G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扩大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促进高校加快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两份政策性文件。对5年内G省高等教育作出了具体规划，其中明确提出，“到2018年，G省高校在体制机制创新与改革方面有重大突破；在重点学科、重点人才、重点平台、重大科研项目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有1至2所高校综合实力排名进入全国前5名，有4-6所高校综合实力排名进入全国同类院校前5名，高等教育综合实力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大家都心知肚明，全国前5的“军令状”，显然是给Z大立的。媒体甚至马上做出解读，Z大若要实现排名提升的目标，需要在综合实力上超越一批传统名校。以Z大目前的软、硬件和学科整体实力，似乎是个相当艰巨的任务。
听到这个消息，赵甲心头的凉意不禁更浓了，以后再想不写文章只读书，似乎更不可能了。科塞曾经一再强调大学对学术自由的庇护作用——“从一开始，这种对理想学问的探求就把大学看作是惟一能找到(即使是勉强被接受)的庇护所，由此使贯穿数代学者不间断的知识事业能够取得一个立足之地，这对知识进步是绝对必要的。”
以前的Z大，还有着一些精神贵族式的傲气，但现在已经不可能成为这样的“庇护所”了。G省每年投入了巨额经费，Z大不作出积极回应，似乎是不应该的事。现在的Z大，已经不仅是教师和学生们的了，而是与多方利益捆绑在一起的Z大了。
哈瑞·刘易斯（Harry R．Lewis）在《失去灵魂的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一书中表达了对这所顶尖大学的担忧：哈佛古老的通识教育理想已经有名无实，在卓越主义和市场名利的诱导下，哈佛教育已不再致力于解放人的思想和精神，其师生为职称升迁和就业市场而不断追求卓越，但却找不到责任感、价值观的灵魂。这位哈佛学院的前院长对哈佛教育的批评无疑是尖锐的，显然在现今中国研究型大学的情况不会比之更为乐观，除却市场名利之外还有行政指令的压力。
曾任南京大学副校长的董健在《失魂的大学》中便如此剖析中国大学“失魂”的原因：“中国大学的失魂并非市场经济造成的，而是中国特有的教育管理体制破坏教育规律的结果。这一管理体制的根基正是建立在计划经济时代僵化的官僚作风与市场经济时代市侩式实用主义的结合上。”此言虽不免尖锐，但却确实反映了我国大学所面临的各种冲击——以市场效率之名而行计划控制之实的各种“项目制”带来的利益博弈，可谓“‘计划’之旧患未除，又添‘市场’之新病”。
因此，在此情境下的中国研究型大学的青年教师，尽管说“失去灵魂”不免言之过重，但他们的灵魂确实已被“卓越”所困扰。在以“卓越”之名的学术竞赛中，他们“难免沦为学术产品的生产者，成为被评估和被支配的分散个体”。在淘汰机制和高强度的竞争中，他们似乎有些自顾不暇，于是要么“读书只为稻粱谋”，要么“躲进小楼成一统”，在狭窄的专业领域里寒江独钓，培养人才的使命和承担社会责任则常常会被选择性放弃。
他们有些人也会自我安慰：“现在的学生的目的性都很强，没有几个愿意跟着你好好做学术的，你愿意花时间他还未必愿意。”事实也似乎如此，如今在Z大老校区的校园里，到处贴满了GRE、公务员考试的小广告，在图书馆和课室苦读的学子，也多是包围在英语和考研书籍当中。
这些以高分考入这所南方名校的年轻人们，是卓越主义的胜利者，他们已习惯了种种过关考试和竞赛比拼，他们还将在这条无止境的竞争道路上成长。他们拿着漂亮的成绩单，在各种带有利益的项目选拔中处心积虑，在各种社团活动当中比拼角力，他们越来越成为钱理群所说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他们其中的有些人，会走上学术道路，甚至会成为母校的教师，如果制度没有大的改变，他们将复制这种生活，继续竞赛，并继续保持这所学校的卓越之名。然而，正如比尔·雷丁斯（Bill Readings）在《废墟中的大学》中所言，“卓越”（excellence）只是一个空洞概念而已。也正是这个空洞的概念，使得象牙塔的基座正一寸一寸地开始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