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思想解放推进有原则高度的实践

内容摘要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的思想。尽管马克思思想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诉诸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这一思想原则却贯穿始终。今天重温马克思这一思想有着特殊的意义和重要启示，那就是我们的实践必须“讲原则”，注意有原则高度：中国的现实本身仍然应当力求趋向思想；我们必须贯彻和实现思想理论的彻底性；尽快弥补现代化的“短板”；在更高层次上进一步解放思想。

关键词  马克思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共产主义思想解放

作者  沈湘平，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100875）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化发展基础理论研究”（17ZDA07）

  马克思明确提出“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这一说法，最早见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该文中，马克思在确认德国历史严重落后于思想、“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al pari]的德国历史”后，认为对德国思辨的法哲学、政治意识形式进行彻底批判和坚决反抗不能仅仅停留于思想意识本身，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诉诸实践。紧接着，马克思提出了这样一个设问——“试问：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à la hauteurdes principes]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正是在对这个问题的自问自答中，马克思说出了那段如今广为引用的名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

  毋庸讳言，马克思当时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其实践观还带着黑格尔的痕迹，某些思路也得益于赫斯的启发。然而，在今天看来，正是这种思想已经转变却并未彻底定型，依然很哲学而不够实证的过渡性、暧昧性，恰恰保留了特有的丰富性、全面性和启发性，蕴含着后来思想展开的全息种子，对马克思成熟时期思想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也只有回溯到这里才能找到一些致思理路的前提性说明。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承认，虽然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并不是对立的关系，但其思想一定是发展着的，越来越趋向于成熟、定型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从事理论工作或曰科学研究的一些深层原则却是始终如一的，变化的只是这些原则指导研究之后的结果，当然这些结果比那些具体结论更为抽象，本身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3]。确实，确定思想的本质和特征的不是思想的素材，而是思想的方式。人们对马克思关于“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的思想，以往只是将它看成不太成熟的思想，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而在笔者看来，这个思想内蕴着世界观、价值论与方法论的统一，是我们理解马克思思想及其致思方法的一把重要钥匙，对我们今天依然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

  分析上述马克思关于“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的论述，我们可以直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1）实践是有高下层次之分的，马克思突出和倡导的是有原则高度的实践；（2）有原则高度的实践本质上是一种革命，是对现存世界的批判与变革；（3）这个原则高度具有彻底性、理想性，是现存世界包括现代国家都未曾真正实现、只有“最近的将来”才能达到的高度；（4）这个原则高度说到底乃是人的高度，以“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4]；（5）这个原则高度或高度的原则并非是思辨的逻辑推演或应该确立的状态，它具有现实的必然性，是现代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现实；（6）这个原则是从对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的批判与革命中得到的，是对落后于“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的国家的现实的否定之否定；（7）对于落后国家而言，实现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第二步是提高到现代各国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高度。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作为德国人和无产阶级解放的最高原则，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直接以共产主义的规定呈现出来：“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5]也就是说，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说到底就是共产主义运动，是消灭现存世界的现实运动。最终，马克思完成了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历史唯物主义改造：“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取代资产阶级的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 资本论》更是明确指出，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7]。实现这样原则的社会形式的现实运动就是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可见，尽管有着从人道主义、哲学共产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但马克思基于人的角度强调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的思想始终没有改变。

  人们都熟知恩格斯的一个观点：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但是，作为马克思思想的原则正是马克思思想的规定性所在，这些原则指导下的实践才称得上马克思主义运动。当马克思说他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时，重要的一点就在于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根本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要求的原则高度。我们今天纪念马克思，决不是因为害怕他被人遗忘，而是因为我们是其所开辟的有原则高度的实践事业的继承人。在当代，马克思意义上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取得了重要进展但远未完成甚至遇到诸多困难，但我们依然处于马克思的思想所划定的时代，他的思想对于解决这个时代的问题依然具有根本性的启发。

  中国共产党在论及中国近代史时常有如下类似表述：1840 年以来，为了救亡图存，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抗争，但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还是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无论成功与失败，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和民族的悲惨命运，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先进的理论和先进的社会力量，只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从此才真正开启了现代历史。这一看上去有些决定论、目的论性质的叙事却确实有其历史的足够证据，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发展所造就的历史事实胜于任何话语雄辩。其实，这种叙事的另一种逻辑表达就是，其他政治力量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的诉求没有达到真正的原则高度，亦未能推进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而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就在于站在时代最前沿，把握了原则的制高点，推进了有原则高度的实践。中国自古是一个比较世俗的国家，有过“有原则高度”的实践，那主要是以儒家礼教为代表的伦社会实践。但是，在现代化的今天，传统儒家的伦理社会实践已经总体上失去了土壤，与道家、佛家思想等一起更多地变成一种纯粹的内圣心性之学，而不再是一种真实的外王之道。一百年前的文化论争可视为有关中国向何处去的有原则高度的辩论，其结果也意味着“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的现代性转变。我们很庆幸，在一百年前中国现代化真正发轫的时候遇到了马克思主义，使我们有了进行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的可能。

   今天，在马克思诞生200 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 周年、中国改革开放40 周年之际，中国已经进入自己描述的“强起来”的阶段，虽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需要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但是，从历史的高度看，可谓是一步之遥——“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8]。当此之时，再思马克思关于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的思想，有着重要意义和理论启示。

第一，中国的现实本身仍然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毋庸讳言，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理性思维相对欠缺的国家，在以理性化为本质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在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方面贡献较少。然而，与世界上众多国家相比，我们今天在现代化发展及治国理政的思想理论有效性方面并不逊色，甚至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最重视思想理论建设、思想理论最丰富的政党。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归根结底，都拜马克思所赐。正像古代民族在想象中、在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19 世纪上半叶的德国人在思想中、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一样，中国人在当代的政治思想中一定程度上先行到过未来；当我们在实践上还在努力成为当代历史的同时代人时，我们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理想、政治哲学却构成了对当代历史的批判——这些恰恰是因为马克思。严格地研究马克思思想特别是其政治哲学思想，我们恰恰接触到了当代的问题之所在以及那些问题的中心与实质。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马克思关于有原则高度实践即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思想的帮助与启发，中国获得了站到人类思想制高点的可能，中国共产党也因之成为当今世界最具理论“使命”的政党，甚至在某些方面成为当今世界的“理论良心”。

   然而，我们也必须正视事情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是作为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如果说早期的教条主义、左倾思想一定有什么合理性的话，那么就在于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原理指导下的实践应该是有原则高度的实践。他们的问题在于原则性有余而灵活性不足，甚至没有灵活性。当然，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情怀本身就与“没有祖国”的马克思主义发生了错位——思想的要求和现实的要求不一致，救亡的紧迫性使世俗的合理性最终战胜历史的合理性，理论对实际的范导最终走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滥觞。从范导到结合，尽管存在一定的落差，但马克思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的理想性不曾改变，尽管有时是以一种低于历史水平的反讽方式体现出来。在一个几千年来极度重视经验和实用理性的国度，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迅速得到普遍的认同，但很多人是以一种天然的经验主义的理解进行的认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从此在中国日益被理解为中国经验的升华。时至今日，理想主义更多具有慎终追远的仪式感和振奋人心的修辞意义，中国特色、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渐渐形成一种一体不二的关系。结果就是，我们的理论在日益务实管用的同时总是在做“黄昏的猫头鹰”；从历史的高度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带来的那种“高卢的雄鸡”的理论超越性、前瞻性、理想性日益不明显。

   人与动物的重要差异在于行动受思想、意志的支配，或者说，人本质上乃是理性的存在物。在人类的视野中，任何理论与实践之间都存在着互为合法性的问题。即实践检验和赋予理论以合法性，同时理论也赋予实践以合法性。如此，我们才能很好理解黑格尔那句耳熟能详的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其原话为“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9]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理论对实际的范导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再到从实际中升华出理论，这种逻辑重心的变化事实上是理论与实际的合法性地位的相对变化。当我们把牢记使命、不忘初心的逻辑自觉延至170 年前我们这个事业的最初的发端时，我们会深味到，理论的丰富发展并不意味着自然具有原则高度，而在一定时期内取得巨大成功的实践也并非一定就是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共产党是最讲认真的，也是最讲原则的。正如马克思当年指出的，“光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0]。在一个具有强大的经验、实用理性传统的国家，我们在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同时，必须有对高远星空内在而真实的仰望，以理想牵引现实，超越世俗理性，在历史高度上推进有原则的实践。

第二，努力贯彻和实现思想理论的彻底性

  没有有原则高度的理论，就不会有有原则高度的实践。任何有原则高度的思想理论，只有击中朴素的人民园地，掌握了群众，才可能真正化为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而在马克思看来，群众是否认同取决于理论是否彻底，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引导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的理论一定是彻底的理论，马克思思想能在很短时间内为世界上广泛的人们所接受，直至今天依然拥有勃勃生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与其他理论比较起来具有无与伦比的彻底性。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归功于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的彻底性。毋庸讳言，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原因，在今天中国如何真正继承和贯彻马克思思想的彻底性依然是一个需要努力的重要课题。在这其中，澄明理论立脚点和价值目标则是两个关键点。

  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1]是否超越自由主义基于自然权利的个人市民及其“建构”的民族-国家，而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脚点，是关乎马克思主义规定性的重要问题。由于我们是在民族救亡图存之际找到马克思主义的，时至今日很多人还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当作对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十分管用的理论。在我们很多自觉不自觉的论述中，也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与西方自由主义等诸意识形态并列的、逻辑上“同时代”的理论，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对这些思想的超越。随着中国的发展，逐渐提出了“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构想，让我们看到了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作为立脚点的一些苗头，但理论的彻底性依然需要更加自觉的深究。一方面，在我们理论的最新权威表述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被表述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同一文献中也出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12]这样的表述。2018 年4 月8 日，习近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13]显然，这就出现了初心与使命到底是三个还是两个的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结合当今中国的实际，就应该是三个：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另一方面，这种不自觉使得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特别是为之提供合法性辩护的叙事时，容易让人产生主要是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即视感，也往往因此成为西方世界“中国威胁论”的重要“证据”。事实上，从理论彻底性的角度看，我们的确应该突破“以邦观邦”“以邦观天下”的叙述，令人信服地表明中华民族复兴决不是要把中国重新打造为至尊的天朝上国。在思想上实现“以天下观天下”，这既是中国优秀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也与马克思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脚点的思想真正融通起来。

  正如马克思所说，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为了什么人的问题不仅是一种价值追求的问题，也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当我们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把社会主要矛盾判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突出“人民的美好生活”这一重要概念的时候，这是理论彻底性的重大进步，很容易说服人，从而迅速把握到了群众，获得了广泛支持。但严格说来，还需要更为彻底的理论奠基。其一，不少人只把“美好生活”理解为一种文艺性的说法，其自觉不自觉地触及到政治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的“美好生活”主题未能真正厘清；人民美好生活与人民幸福之间的关系也有待澄明；更为关键的是，美好生活与马克思所说的“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个“基本原则”的关系还需廓清。其二，与理论上的立脚点要有超越民族-国家的维度一样，理论上“人民的美好生活”也应该超越“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而应该理解为“全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在此基础上，还应该有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与全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之间的关系的合理说明。其三，与马克思“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一基本原则协调后的人民的美好生活，应该成为统领、检验一切工作得失成败尤其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标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最终应在实质上走向美好生活发展观或人民幸福发展观，从而更加关注现实的人的现实存在状态与现实感受。

第三，尽快弥补现代化的“短板”

 
  正如马克思所说，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的第一步是将国家“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其实，这正是1840 年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几经曲折，只有40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才使这一工作真正走上了快车道。40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说，经济、科技、国防和综合国力都已“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进入世界前列，甚至在某些领域已经引领世界。但是，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的发展还很不平衡很不充分，现代化依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所以党的十九大才明确了到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两个战略目标能否按期实现，取决于很多因素。但是木桶原理告诉我们，最终将取决于最短的短板，也就是还未达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的那些方面。

  还未达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的短板中最为突出的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党中央也明确把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无疑，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尊重中国独特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但“现代化”目标的追求本身就承认了两个方面的落后：一是纵向的历史维度，表明目前还不够现代化，甚至某些方面还处于前现代化；二是横向的他者视野，表明在总体上我们与现代化发达国家存在差距。所谓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形成一整套完备、稳定、管用的现代制度体系，本质上是成熟稳定的法治体系。显然，目前中国的法治体系还不完善，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还比较明显。同时，所谓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指总体上的党的执政能力的现代化，也指从国家机构到社会组织以及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能力的现代化。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说到底是能力自信，就是中国共产党相信自己能把这个国家治理好，能为全球治理和人类进步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总体执政能力在体现出重要的优势的同时正面临着应予重视的执政合法性问题，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干部的工作能力离人民满意还有距离，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也有差距。出路就在于奋起直追，真心实意补短板，尽快实现现代化，达到世界先进水准。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国度，丰富、深厚的传统文化是我们宝贵的资源、财富，但如果不区分优秀与落后、精华与糟粕，资源、财富也会成为一种负担和阻滞力。问题在于，一方面，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确实难以及时厘清其中的精华与糟粕，而很多人在理解坚定文化自信的时候，就理解为对整个传统文化的自信，结果导致一些低于历史水准的沉渣泛起；另一方面，文化不仅体现为外在的器物、文本、仪式，更为根本的是内在的文化心理、思维定势和价值观念，这是一个民族超稳定的方面，即使经历再多现代性的强烈冲击也依然会作为一个强大的基因而存在。撒切尔夫人当年曾说不要害怕中国，因为中国只出口电子产品而不输出价值观念。对这一断语的反思不能仅仅停留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方面，更应该深入到国民性内在改造和公民素质提升的问题。外在的短板补起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内在的超越才是难上之难。改变陈旧的社会思想观念，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任重道远。

  确实，一个国家的发展必须具有一种底线意识。如马克思当年指出的，当一个国家在某些方面相对落后的时候，唯一应该做的是改变自己，努力提高自己的历史水平线，而不要“公然违反普遍承认的公理”，那只能是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毫不中用；不要“只是想象自己有自信，并且要求世界也这样想象”。进步可以有快慢，但决不能倒退，决不能导致“旧制度的公开的完成”，因为“旧制度是现代国家的隐蔽的缺陷”，不要让“对过去的回忆依然困扰着”现在，要愉快地同自己的过去告别，而不是在“补习操练陈旧的历史”[14]。

第四，在更高层次上进一步解放思想

 
  任何时代的人们都可能倾向于夸张自己所处时代的意义以及作为这个时代反映的理论的普遍性，而马克思则认为，往往“思维的抽象和自大总是同它的现实的片面与低下保持同步”[15]。在实践中却往往是“一个阶级刚刚开始同高于自己的阶级进行斗争，就卷入了同低于自己的阶级的斗争”[16]。思想的进步总是逆水行舟，没有自觉的艰苦努力，就会停滞或者在实质上发生倒退，尽管那些曾经振奋人心的词句依然“鲜活”。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不仅要全方位赶上时代的发展，而且要走在时代的最前沿甚至是引领时代的发展。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不仅要在实践上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要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高度。这就启示我们，要深刻理解理论解放的实践意义，必须保持对现实否定之否定的前瞻，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思想解放或曰思想革命。

  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原因，而改革开放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成果恰恰是人们的思想更解放——不可逆转的解放。瞻望未来，这也正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和动力资源。今天，世界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国内由于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和网络、自媒体迅猛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变得空前多元、多样甚至多变。这是与改革开放之初性质完全不同的客观现实，正视这一现实并以此为基础才能真正全面深化改革。如果说改革开放依然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的话，那么今天这一招必须有与时俱进的新意，而不能刻舟求剑。我们不仅要从旧的僵化思想中解放出来，还要从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某些新的教条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曾经说过，“只有同时从对中世纪的部分胜利解放出来，才能从中世纪得到解放”[17]。在某种程度上，改革开放的成绩是对中国对前现代的胜利，只有从改革开放的部分成绩中解放出来，也就是从对前现代的部分胜利中解放出来，才能彻底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真正从前现代中解放出来。

  正是因为改革开放，我们终于在诸多方面提高到了现代国家的正式水准；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已经深入融入世界，无论生产还是交往都成为其中的环节，并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了“这些国家”中的一员。按照马克思的思想，恰恰应该从这些国家最近将来要达到的高度生发思想，对现实世界进行批判，促使其变革。笔者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必须积极瞻望，做好思想储备。一是对民族-国家中心秩序的批判性超越。尽管至今民族-国家依然是世界的脊梁，但其激起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问题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但这种反思不能是经验主义式的，而应该是先行到未来的、从历史高度作出的反思。对于中国而言，就意味着在接近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刻要作出“后复兴”时代的思想探索，而不是等到那一天才开始思考。二是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性超越。当今世界深层的普遍逻辑是资本逻辑，中国融入全球化事实上是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环。在国内改革中，实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依然是重要的目标。然而，马克思所开创的事业之所以是科学的，就在于它是对以资本逻辑支配为特征的现存社会进行批判和改变的现实运动。当然，资本和资本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没有发挥资本的充分作用则对资本的扬弃也将是无效的。但是，这不能构成对理论研究和思想解放的桎梏，相反，基于原则高度的思想探索，必将引导原则高度的实践，缩短和减轻历史进步的痛苦，照亮人类前行的路。

参考文献

[1][2][3][4][6][10][11][14][15][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6，9、9-10，153，16，133、136、422，11，136，5、7，9，16.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11、347.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83.

[8][1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5、57-58.

[9]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1.

[13] 杨晔.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 人民日报，2018.4.9.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