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由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朱立元先生致辞并引入对这一课题的讨论，中西艺术美学比较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焦点，深入探讨中华美学精神及艺术作品对西方的影响是重要也是必要的研究路径，朱立元教授指出在过去的文艺研究中大多倾向探讨西方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但反过来的影响在当下文艺理论研究中较少被提及。
研究中国艺术影响西方是有难度但十分值得尝试的课题，课题研究有着两个基本条件需要达成：首先，文艺学学科的深层问题就是文学基本理论缺乏同“史”与批评的互动和互通，因此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注意理论同具体史料的结合，开展实证性的研究工作。
其次，将影响研究具体到作品的分析上也是这一课题的重要任务，我们不能空谈理论，只有将文艺研究同具体的艺术创作结合，才能使理论获得生命。这两点对本课题研究的要求是基于对中国当代文艺话语建设的要求提出的。
主持人发言后，与会者分别从艺术作品传播，影响的发生和中华文艺话语的世界性构建三方面对本次论坛主题“中国艺术如何影响西方”进行了阐述和研讨。
首先，从艺术作品在西方的传播来看，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现代艺术对东方绘画的技法进行了大量的吸收，著名美术史论家，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陈传席教授进行了“中国艺术如何影响西方”的主旨演讲。用具体丰富的图片资料和有关文献史料，以塞尚，凡·高，毕加索，马蒂斯、莫奈等艺术家为例，详细阐述了中国艺术对西方早期现代画家的影响。指出西方绘画的特点是描摹，而中国绘画是“写”出来的。两种艺术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特质，西方现代艺术家早期都按照西方传统绘画的要求创作，而在接触东方艺术之后或学习使用毛笔、或学习水墨画与浮世绘的线条造型语言、或从中国地方手工艺如剪纸艺术等获取灵感。这些对中国艺术形式语言的学习深刻影响了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发展，包括了那些向浮世绘艺术学习的艺术家，因为日本的浮世绘艺术正是对中国艺术的学习和创新。
陈传席教授进一步指出，学习中国画容易，但是理解中国画背后的艺术美学精神很难。虽然这些画家对于中国艺术背后的美学精神不甚了解，但作为艺术家，对形式的敏锐直觉却使得他们能够很好地从线条和色彩各形式要素上吸收了中国书画中独特的创作手法。陈传席教授最后总结道，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当下应该继续发扬文化自信，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是缩小距离，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是扩大距离，文化不能随着经济全球化而一体化，必须保持自己的特色，而保持自我的艺术特质正是我们建立文艺话语的重要条件。
复旦大学历史学院王维江教授以“庚子之变与文物流散”为题，从另一个侧面论述了文物外流导致了西方世界与中国艺术品的直接接触。比起近代史上令人瞩目的圆明园遭到劫掠而导致文物流散，“庚子之变”导致的文物流散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德国汉堡民族博物馆今年三月给王维江教授发来信息，怀疑馆藏中有“庚子之变”流散的文物，引出关于“庚子之变”文物流散的路径和数量，流散文物目前的保存状况等重要问题。
王维江教授指出，庚子之变洋兵虽众、劫掠时间持久，但并未出现集体性抢劫国宝级文物的行为，不过以私人出发和军方允许的拆除抢劫还是导致了大量皇家文物和民间文物外流。值得深入探讨的是，从圆明园之劫到庚子之劫，西方人对中国文物的认知兴趣和范围在逐渐扩大，庚子之变以后，这种认知兴趣和范围则呈现的是爆炸式的增长——玉器、木器、中国字画也开始为西人所关注。进入民国之后，西方人对中国文物的需求则近乎疯魔，与庚子之变后文物大量外流的另一个效应是，开拓了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学问的领域，比如中国艺术史的分支——中国绘画史、中国玉器史、中国青铜器史、中国漆器史等，可以说，正是以文物的外流作为条件，这些学者对中国艺术的研究导致了汉学的繁荣。
最后留给听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包括：是否有些在西方“亮相”已久的展品来自庚子之变？它们实际在西方学术界和公众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有无可能将来出版圆明园流散文物的姊妹篇——《庚子之变流散文物考录》？
其次，着眼于中国艺术对西方影响的发生，复旦大学中文系王才勇教授指出所存在的许多西方史料证实了这一课题具有其可行性和研究价值。但是目前存有几个有待梳理的疑难问题：
第一、中国艺术对西方影响具体概括为三个历史阶段：即近代、现代与后现代。这些史实虽然艺术史著作中多少提及，但是不深入挖掘，造成对影响程度不深入挖掘的研究现状。例如在近代西方，从园林艺术、工艺品、服装等装饰设计上形成了“中国风”的艺术潮流，在西方现代艺术的创作阶段中，从许多画家的手稿中可以反映出中国艺术的影响，而在战后阶段，线条造型在西方艺术中越来越多，在音乐等艺术类型上也可以看到对于中国艺术的吸收。这些都只是作为历史事实被提及，而深入的影响研究却没有进一步跟进，有一些重要的互动，如西方战后对中国艺术的理解就与近现代不同，是以对中华美学的理解作为基础的；
第二、话语的合法性问题。研究中国艺术对西方的影响中，有时存在着许多需要厘清的问题，例如研究中国艺术和日本艺术对西方的分别影响，以及东方学者的身份问题。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学界向“中国艺术影响西方”所提出的质疑，为了建立话语的合法性，我们势必要探讨两种艺术的根源以及西方汉学建立时的初始状况；
第三、跨文化研究中的跨文化误读问题。对异体文化的接收从来都不是一种原汁原味的吸收，不是全面的吸收，都是基于自身文化需求的一种有选择的吸收，因此，所谓的跨文化误解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本研究要清晰明辨的问题。
从具体的艺术作品及美学思想传播路径来看，复旦大学中文系蒋雯博士着眼于西方戏剧家布莱希特对中国京剧的赞赏和接受过程：布莱希特之前的西方戏剧多遵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古典戏剧要求，通过演员的演出来使得观众产生共鸣——怜悯与恐惧，从而达到净化情感的目的。而布莱希特的“陌生化”则反对这种共鸣模式，着重于戏剧表演中的叙述和反思力量，提出了史诗剧的概念。
“陌生化”作为布莱希特最具创新的戏剧理论，却形成于对京剧演出的理解。在布莱希特看来，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有意识的、保持间隔的、却又具有高度艺术性的表演风格极其出色地体现了陌生化的表演方式。中国京剧艺术程式化中的表演者表现出脱离了自我，展现出了对所扮演对象本质性的审视，这被布莱希特转化为他所用的陌生化效果，最终发展完善了自身的史诗剧戏剧体系。
复旦大学中文系刘庆博士从英国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对中国艺术美学的研究出发，以个案为例证实了中国艺术在西方艺术批评家那里经历的接受和传播。在弗莱晚年力作《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中，弗莱对塞尚作品的经典分析受到了中国文艺美学，特别是中国文艺创作美学中情感控制说的影响。对于情感的控制不是压抑自己的情感而强力用之，是把情感倾注于形式，用形式来克制冲动的感性。尽管中西艺术存在巨大的鸿沟与差异，但所传达出的共同美学理念、美学准则和审美体验却使二者有机地相互关联起来，从而使弗莱为构建自己的理论找到契合的资源与依据。
在弗莱看来，中国艺术对情感在作品中平衡和适度的控制为塞尚作品提供了评价的思路，并据此观照塞尚一生的创作变化。弗莱用一系列同中国文艺美学相关的概念来解释塞尚成熟期的静物画，中国艺术家在造型与构图上依靠对对象的静观默想，这与塞尚的创作方法可谓异曲同工。弗莱借助中国艺术美学思想对现代西方艺术批评进行了创新，这在西方艺术批评史与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也是对西方艺术批评传统的一种反叛。
论坛发言观点密集，引起一系列研讨和思想交锋。南京艺术学院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顾丞峰教授不仅对论坛报告者的发言进行了精彩点评，而且还对报告者的部分观点进行了切磋交流。顾丞峰教授指出，研究“中国艺术影响西方”不能光停留在“影响”二字上，而要看影响在多大层面上起作用，建议课题研究将中国艺术对西方的影响按照形式、修辞、审美及西方艺术史主流撰写四个层次来分别进行拓展：从形式上来说，要注意中西艺术形式背后的关联，不能依靠表面的相似轻易作出判断。
例如许多观点都指出西方艺术家使用了中国线条，但要注意的是线条不光是中国艺术所独有的，同样是人类艺术所共有的，如何辨析不同特质的线条、艺术家对线条的不同把握正是形式影响研究的重点；从修辞上来说，艺术语言的形成是有着不同的背景和文化作为支撑的，而同时又有着共同的现代性，这值得我们注意；从审美上来说，中西文艺批评原本就是不同的两个系统，要深入理解西方艺术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例如“意境”这样的中国审美特色是很难的，但这也是课题应当解决的问题；从艺术史主流撰写层面上来看，西方有着自己完整的体系，并且把他国文化和艺术当成养料，在考虑影响研究时应该学会甄别两种艺术史研究方法。
例如传统文人画以笔墨作为特色，笔墨不分家，在这一点上西方现代艺术怎么体现出对中国艺术的吸收？西方主流艺术史自瑞士艺术史家沃尔夫林以来就将线条和色彩这对概念作为艺术发展的历程概括，色彩与“墨”在两种艺术史叙述中是否承担相同的角色？对此要仔细辨别其中的区别。总的来说，中国艺术对西方的影响到底有多深，这需要从形式、修辞、审美和艺术史主流话语四个层次上来看。
复旦大学中文系张宝贵教授在论坛最后的点评中再一次强调实证研究在本课题研究中的重要性，例如王维江教授所关注的“庚子之变”就是一例，以史实为依据的研究减少了研究者的主观评断，以史实本身说话，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是因为在艺术史研究中，研究者根据同样史实说出的话是不一样的，要想对某个影响研究有新的发现，更多的是需要对这一影响的史料进行收集，从而进行再衡量与再判断，如对布莱希特受到中国京剧的影响研究，研究者应该更多收集资料，以期在前人研究中走出不一样的道路。
本次论坛主题“中国艺术如何影响西方”紧扣时代精神，《社会科学报》总编段钢先生通过与会者的主题发言和讨论内容中捕捉到了该主题对当下中国文艺话语权构建的重要意义，在论坛结束之际建议将本项课题研究与当代中国的理论热点结合在一起。这一课题适应今天中国走上历史舞台中心的趋势，当下都在谈建构当代中国艺术的合法性，建立我们的文化自信。而最终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理解我们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在哪里，这次在复旦大学举行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推介论坛很好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导向性地回答，详细触及到了艺术的各个层面。作为重要学术媒体代表之一，段钢先生同时补充了以报纸刊物为媒介的学术传播体系在全球语境下如何建立文化话语权的问题。
最后，朱立元教授作了论坛总结，对于各位发言人、评论人以及参会者都给予了高度的认可。他指出，通过这次论坛，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明互鉴视域下中华审美文化对近现代西方的影响研究”将继续推进各个层面的研究工作，后续也将会有一系列的研讨会议及相关学术活动会举行，希望学术界持续给予关注，期待有更多学者加入到这一主题的研讨中。本次论坛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