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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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乡愁乌托邦：乌托邦的中国形式及其审美表达

王杰

2016(11):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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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516年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一书以来，乌托邦就是社会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维度。由于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性，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以及乌托邦的存在形式和表达机制均有其特殊性。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乌托邦呈现出分裂的现象，表达形式分别为宏大叙事的“红色乌托邦”和以“乡愁理念”为基本内容的“情感乌托邦”，亦可称为“乡愁乌托邦”。“乡愁乌托邦”以中国文化中“回旋性回归”为基本的审美表达机制。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从1905年李叔同创作的《送别》，到2016年毕赣导演的电影《路边野餐》都体现并表达了这种中国式乌托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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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互惠逻辑与“新丝路”的展开——“一带一路”概念引发的人类学方法论的转变

赵旭东

2016(11):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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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曾经提出的一般性的互惠观念上的交往逻辑，超越了一种拆和建的世界观，为作为中国“走出去”战略一部分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了在国际视野中处理往来互动的基础理念。在这个理念的基础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观念需要在文化多样性、文化的自觉、一体的多元、参与式共生、文化的转型、空间的重构以及枢纽型国家等新的思路上延展，同时还要在微观到宏观、近处到远处、静态到动态、结构到过程、历史到现实的诸种人类学方法论上，实现新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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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千手观音”：数字革命与中国场景

黄旦

2016(11):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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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就是观看，媒介技术特性不同，人的感知与世界的展示也就相异。从不同路径的媒介技术理论考察，数字革命在中国场景中具有独特的表现及其影响力。大众媒介，犹如定点的众人之“眼”，是一种标准性的“单眼”观看，构成人-世界的诠释性关系；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数字媒介，与人合为一体，一人一机，流动观看，形成“千手观音”的宏伟场面和“复眼观看”的形态，人-世界形成知觉同构。由此，导致二者观看的位置、看到的景象以及观看的方式等都完全不同。以数字技术平台整合一起的“复眼观看”，成为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将对既有学科的知识和研究形成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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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

在交流对话中发展中国文论

高建平

2016(11): 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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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出现了种种错位状况，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者可以对西方的理论如数家珍。从康德、黑格尔到叔本华、尼采，再到法兰克福学派，而西方学者在被问到关于现当代的中国人的理论创造时，则会一脸茫然。我们曾经经历了一个与外在世界隔绝，“自言自语”的时代，经历了被打开大门听人“喊话”，只能在“听话”与“不听话”之间做出选择的时代。今天，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从“他”变成“你”，从而可以对话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所需要做的，不再是“自言自语”，不是仅仅说“是”或者“不”，而是在对话中发展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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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圆桌会议丨新媒体时代的社会心态与情感治理

周晓虹, 王俊秀, 刘能, 何雪松, 陈昌凯, 李向平, 成伯清, 汤景泰, 桂勇

2016(11): 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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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理不胜辞的“世界情怀”——世界文学的中国声音及其表达困境

方维规

2016(11): 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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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是当代关于“全球文学”国际论争的焦点之一，这场论争还在延续。如何理解“世界文学”，与我们如何理解“文学”和“世界”密切相关。全球化思潮深刻影响了当今的世界文学观念，新的理念、追求和文学实践，往往不再凸显国族归属，写作和思想获得了全球性意义。在这一世界背景下，“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口号和实践，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它还违背文学国际传播的一般规律，这涉及“拿来”或“输出”等问题，也就是“由谁决定经典”的问题。与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切盼相伴的是，一些学者号称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笔者的设问是：“中国文学走出去”，为何？“中国学派”，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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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回归亚洲，重开历史——亦论福山的转变

储建国

2016(11): 5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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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提出历史的终结到政治秩序的再探讨，福山的确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其主要原因在于，观察到美国治理的病症与“第三波民主化”后一些非西方地区的治理失败，促使他强调亨廷顿早期的观点，认识到以普遍关系为基础的国家能力的重要性。但这种能力只有与法治和政治负责制一起，才能形成政治秩序的稳固支柱。福山将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形成的国家视为现代国家的起点，因其建立起了脱离家族等特殊利益关系的理性官僚体系，法治则在印度和西方出现，而政治负责制完全是西方的发明，三个要素的妥善结合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福山早期的论证方式与历史终结论之间存在逻辑缺点，他后来对个人主义自由观的批评值得肯定，然而这种批评没有很好地融入三要素的理论构建。要克服这个困境，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的传统政治智慧，在“仁义”之光的照耀下，被夸张了的“自由”才会找到合适的位置，人们会越来越多地发现，历史正在亚洲这块土地上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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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再议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关系——兼论恩格斯晚年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陈锡喜

2016(11): 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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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恩格斯和马克思关系的讨论，需要厘清的基本事实是恩格斯晚年是否倒回到了旧唯物主义体系。通过对《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费尔巴哈论》的考证，我们可以对此作出否定回答。恩格斯晚年以其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发展了马克思的实践观：《反杜林论》没有构建以“物质”为逻辑起点的整个世界图景体系并以此奠定唯物史观的自然观基础，而是强调把辩证法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历史观和思维方法；《自然辩证法》在思维领域没有倒退到“物质决定论”，而是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关于思维能动性的思想；《费尔巴哈论》在哲学世界观乃至历史领域都没有倒退到“机械决定论”，而是强化了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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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空间辩证法视野中的封闭住宅小区及其问题

强乃社

2016(11): 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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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城市封闭住宅小区涉及很多问题，从都市社会空间辩证法的角度分析，实质上是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关系问题，是城市社会空间封闭性的限度问题。这个问题在国内和国外都存在。封闭小区形成了社会隔离，形成了社会群体之间的排斥，形成了对公共空间的损害，甚至损害社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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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工人代表制：“制度边缘”的革新——以我国珠三角地区的案例为考察对象

陈步雷

2016(11): 7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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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珠三角地区数十起集体劳动争议案例中出现的工人自发推举谈判代表的法律行动，值得高度关注。其特征是：同一企业中的多数职工，依据民事法律而非劳动法，推选数名工人代表，对其书面委托授权，由其代表这些职工与资方交涉、谈判。此系中国劳动者在特殊制度环境下，基于政治智慧和实践理性而原发性生成的实践模式和独特制度，具有哈耶克所讨论的“自发秩序”特征，有显著的激励和约束功能，可被复制、扩展，可命名为工人代表制。其本质是回避劳动法，回归民法，用类自然法的民事逻辑对中国集体劳动法进行制度、机制、方法替代，是集体劳动关系的催产婆和调整工具，凸显了平等主体间代表权、代表关系的契约本质，既具有启动、诱发集体劳动行为和实施集体劳动争议中仲裁、诉讼行为的功能，也有诸多局限性，需要在权利、主体、行为、程序、责任等方面予以法治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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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何以根治非法集资类社会矛盾

纪军令, 朱力

2016(11): 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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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由非法集资活动引发的社会矛盾冲突呈高发态势，已从普通经济问题转化为新型社会问题。但无论从政府治理还是学界研究来看，常视之为一般的经济矛盾纠纷，而忽略了其发生学意义上特有的生成机制与特征，无法对之整体进行有效治理。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非法集资花样不断翻新，政府参与角色发生变化，非法集资类矛盾在形成过程、发生机制、波及范围、发展态势、诉求对象、诉求方式等方面，亦呈现出明显不同于征地拆迁、劳资纠纷、环境冲突等新的矛盾特征，亟待从整体结构视角重新审视，深层次地剖析其中的结构性、制度性根源。各级地方政府应对非法集资类社会矛盾，需要从更高层面上加快完善治理机制与制度建设，运用大数据分析与资本市场交易两种工具，实现治理组织模式与治理思维两个转型，完善监督组织与行业规范两个制度体系，推进强制性与诱致性两种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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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冻卵：法律应采取怎样的立场与对策

刘长秋

2016(11): 8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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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卵作为人类新近攻克的一项辅助生殖技术引发了诸多关注。在伦理上，卵子是介于人与物之间的一种人格体，对其进行处理需要遵循特定规则，为此，冻卵必须尊重作为卵子提供者的女性之生育需求与自由。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冻卵是冻卵女性的一项权利，但这一权利的行使不宜与其他权利一样，为法律所倡导和鼓励，因为它给予人们的只是解决问题的希望与可能，而不是可靠的结果与现实。无论在法理上，还是依照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单身女性冻卵在我国都不构成违法。我国现行规范性文件限制单身女性冻卵的做法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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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治理的两种面相及其逻辑

蔡栋

2016(11): 9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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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治理强调各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的积极参与和平等互动，呈现为一种共和主义意义上的政治面相，其背后是“参与的逻辑”。但在当下中国，一些人对治理的理解，侧重于自上而下的高效管理和收益核算，使治理呈现为行政的面相和“效率的逻辑”。这与治理的规范含义存在偏差。行政的面相和政治的面相在治理过程中皆必不可少，但居于核心地位的应该是政治的面相及其“参与的逻辑”。这是由多元化社会事实的出现和现代性观念的兴起决定的，也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理念和社会发展实际决定的。认识到二者的主次关系，意味着对当下中国治理概念的某种再理解：治理问题不应被理解为一个主客体之间“治与被治”的问题，而应该被理解为主体间的丰富的互动关系。同时，在思考中国当下的治理问题时，还应注意：在手段与目的之间做出正确的定位，在示范与学习之间做好恰当的兼顾，在保障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之间做好必要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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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中国的产业政策：站在何处？走向何方？

张杰, 宣璐

2016(11): 9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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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长期的实地调研和观察，对中国各级政府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典型特征进行归纳可以发现：各级政府现行的产业政策是政府和市场各自功能边界定义不清和认识混乱的直接产物；是当前独特的行政体制和官员晋升体制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级政府官员专业能力和执行能力的根本性制约；与政府相关行政机构官员利用产业政策中所掌控的政府财政项目审批和财政资金运用之权力，来实现自身寻租活动和腐败机会的空间紧密相关。这就导致中国各级政府现行的产业政策，在某种意义上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发生了根本性背离；与落实创新驱动的国家战略发展目标发生了根本性背离；与“制造业立国”、“工业强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背离甚至负向扭曲效应；与构建中国特色市场化经济体制的总体发展战略任务发生了相当程度的背离。据此逻辑分析，中国产业政策今后必须做全面的调整和转型升级，转向“扩民生”、“增收入”领域以及弥补既有的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领域，以有效激励微观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和克服制度性交易成本为导向，同时，还需要各级政府行政权力体系的彻底改革以及官员执行能力的切实提高来全面加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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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观念百年：省思与重构｜古今之变：中国平等思想的历史局限与现实超越

宋进, 苑申成

2016(11): 10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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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语言的词汇里，平等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而出现的概念，类似于汉语言文字中“齐”或者“同”等概念。中国历史上的平等观念从最初古代思想家们所提出的“人性相同”，到农民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而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逐步发展成为近代民族资产阶级所提出的社会学或者政治学意义上的以“权利”为中心的平等观念。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平等理论建构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分别从相同性、差别平等和矫正的平等三个视角去理解平等的内涵，并把平等实践贯穿于社会制度确立、法治社会建设和民生建设的全过程，体现了起点平等、过程平等和结果平等的统一，实现了对中国历史上以往平等思想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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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观念百年：省思与重构｜走出关于公平正义的观念误区

谭安奎

2016(11): 10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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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官方到民间，从理念到政策，我们总是倾向于把公平正义与“分钱”直接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平等主义的再分配并非理所当然之事，而正义在逻辑上要求首先分清财产的归属，并确立人作为独立个体的道德地位。因此，与法治相关的基本权利保护在正义领域享有优先地位，它的本质乃是保护每一个人平等的自我管理的权力。进而，公民们平等共享公共权力的民主理念，为我们排除个人特殊的天赋才能、家庭出身等偶然性因素的影响提供了理由，从而构成了推行平等主义再分配的道德与政治基础。澄清关于公平正义的观念误区，对我们探究整个改革和现代国家建设的方向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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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国家文化安全分析与治理｜从“文化冷战”到“文化热战”——非传统国家文化安全及其症候分析

范玉刚

2016(11): 11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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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文化安全态势深刻影响着该国的文化主权及其文化生态健全。文化安全从根本上关乎国家政权存在的政治合法性，文化安全危机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必须克服的障碍之一。面对当前文化安全态势，中国在文化“软力量”发挥上若不能掌握主动，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整体实力不能得到有效提升，其国际政治和地缘战略的“硬力量”就很难取胜，其崛起就会遭遇困境。只有积极发展文化并不断提高开放水平才是最好的防御，“软力量”的增强是最好的文化安全保障。只有自身文化实力强大和充满文化自信，在文化发展和网络文化传播中拥有话语权，才能有效应对非传统文化安全侵蚀，捍卫国家文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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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国家文化安全分析与治理｜网络文化安全的无缝隙治理

吴璟, 王义保

2016(11): 12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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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人类社会提供了自身存在与发展的网络虚拟空间，由此衍生的网络文化成为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文化以其渗透性、多变性、异质性等特质对国家安全构成多重威胁。政府是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的主导者。参照无缝隙政府理论，细化并整合行政权力与职能、创新网络文化安全治理体制、完善相关治理法律法规，形成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网络文化安全无缝隙治理体系，对于解决当下网络文化安全问题具有深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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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论坛

·第二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选登｜话语逆袭：当代中国的法律秩序

石任昊

2016(11): 126-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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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话语”这一概念，道德话语、政治话语、法律话语可定义为当代中国纠纷解决的三种主要话语。在社会转型期，以“缠讼”与“涉诉信访”的实证研究为例，三种话语在纠纷解决的“官方表达”与“日常实践”两种情境中表现出“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关系错位”，政治话语、道德话语往往会“逆袭”至法律话语之上进行定纷止争，导致了大量“非法治现象”的出现。“话语逆袭”，不仅是大众主义与精英主义两种对立的法治建设理念的产物，更是国家政权建设与现代法治建设之间不对等权力关系的表征。站在民族国家历史、文化、政治发展的角度理性审视这种现象，突破“规范式的西方中心主义”，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探寻“道德话语”、“政治话语”、“法律话语”之间的关系协同与权威配置，是探索“中国式法治”建设道路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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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论坛

·第二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选登｜执政党如何破除利益固化——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例

薛小荣

2016(11): 13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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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关键时期，执政党需要以极大的政治勇气、政治智慧和政治胆略，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重塑社会思想共识，确保改革开放的健康顺利发展。执政党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政治勇气来源于坚定的政治立场；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政治智慧来源于现代的政治精神；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政治胆略来源于强大的政治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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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信息

“茅盾抵沪一百周年纪念暨第十届全国茅盾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玲

2016(11): 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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