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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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6期全文

2019(6): 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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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中国70年社会变迁与结构转型（李友梅、李路路、张静、蔡禾、翟学伟、冯猛、梁波、张虎祥、贾文娟）

2019(6):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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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亦是中国社会学重建40周年。70年的社会变迁折射着国家的制度发展，70年的结构转型关联着民众的生活感受。“结构”是社会学观察社会变迁的主要窗口，在长时段、大跨度、迅疾亦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社会结构的转型、分化与重组，形塑着中国社会的基本秩序。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上海研究院共同组织召开了“中国70年社会变迁与结构转型”的圆桌会议。我们希冀从“制度”和“生活”的视角开启对70年变迁的深度反思，观察70年变迁中最本质的结构变化，梳理70年变迁中最棘手的社会问题，总结70年变迁中最本土的实践经验，提炼70年变迁中最中国的学术元素，推进中国当下乃至未来的改革发展。

李友梅教授关注中国社会何以能够在剧烈的变迁中保持总体有序运行，探讨不同时期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在“秩序与活力”中寻找平衡之道。李路路教授揭示了中国社会结构研究的三次范式转移及其话语转换过程，提倡实事求是，重返社会结构分析的理论原点。张静教授从个人与组织关联的变化角度，分析了中国组织结构从聚合到离散的两次重要改变，强调重构组织关联。蔡禾教授以机关事业单位用工为例，揭示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有别于以往城乡二元的、基于编制的“新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翟学伟教授通过对人口流动的观察，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信任结构上的本质差异，强调技术替代不了人心。冯猛副教授认为“国家始终在场”是70年社会发展的主基调，并以此为线索分析了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动力与指令式治理、有限授权、统筹治理三种路径。梁波副教授将民生建设视作一种风险的回应方式，分析了中国社会三种风险变迁结构以及民生建设类型。张虎祥助理研究员分析了中国社会认同的变迁实践中分异与凝聚的两种特征，强调在“后”生活时代要以社会力构建集体心性。贾文娟讲师认为，变动性是社会参与的现代性内涵，在中国社会参与的三次历史实践转换中，正是生活主体的韧性与制度主体的回应性，使“与时俱进”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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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秩序与活力：中国社会变迁的动态平衡

李友梅

2019(6):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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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中国社会结构分析范式的变迁

李路路

2019(6):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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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个人与组织：中国社会结构的隐形变化

张静

2019(6):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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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新二元：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

蔡禾

2019(6):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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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从社会流动看中国信任结构的变迁

翟学伟

2019(6):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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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动力与路径

冯猛

2019(6): 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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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中国社会风险变迁与民生建设的回应

梁波

2019(6): 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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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制度与生活：中国社会认同的变迁

张虎祥

2019(6):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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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与时俱进：中国社会参与的变迁

贾文娟

2019(6): 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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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中国知识体系构建（之三） | 论群学元典——探寻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第一个版本

景天魁

2019(6): 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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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并非只是“舶来品”，中国社会学有自己的本土起源。荀子群学就是中国社会学的源头，群学元典是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第一个版本。它以合群、能群、善群、乐群为主线，在修身（合群）、齐家（能群）、治国（善群）、平天下（乐群）四个层次上展开了群学命题体系的“一线四层”基本格局。其中，命题体系的原本结构是环环相扣的嵌套型结构，命题体系的演进逻辑是整合-贯通逻辑。以如此深厚绵长的历史资源为基础，中国社会学就可以建立起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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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技术与善治 | 技术治理的四重幻象——城市治理中的信息技术及其反思

韩志明

2019(6): 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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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治理的发展，也成为城市治理发展的重要内容。信息技术全面嵌入城市治理，带来了大量看得见摸得着的积极成果，也产生了许多似是而非的幻象，具体包括技术万能的幻象、技术替代的幻象、技术赋权的幻象和技术共赢的幻象。这些幻象的产生既是技术逻辑的表现和延伸，也是多元社会因素互动建构的结果。以信息技术改进和优化城市治理，必须要清醒意识到技术治理的演进逻辑及其幻象，审慎分析和理解信息技术应用的治理效果，合理界定信息技术的功能及其边界，努力消解信息化治理体系的专断思维和过度支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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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技术与善治 | 治理技术如何适配国家机器——技术治理的运用场景及其限度

吕德文

2019(6): 5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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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是一个技术装置，技术治理是其权力实践的重要表现。然而，国家并非一个抽象的政治实体，而是在办公室、街头、窗口和网络等不同的场景中开展治理活动的。不同的治理场景意味着不尽一致的技术要求。技术治理的限度在于，在单一治理技术与多元化的治理场景之间和在技术的规范统一性和事实全面性之间存在固有矛盾，制造出去政治化和泛政治化等技术迷思现象。当今世界进入了技术化社会的时代，技术治理既面临着国家认证能力不足的问题，亦面临着技术与规则的异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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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技术与善治 | 技术治理对现代国家治理基础的解构

马卫红, 耿旭

2019(6): 6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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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对技术治理热进行的冷思考不足以给我们更清晰的认识，难以回答如下基本问题：与技术治理密切相关的一组概念——数据、信息、技术，到底是什么含义、彼此有什么关系，我们该如何在变化的社会中思考信息、技术与治理，技术是否适合与治理结合、怎么结合等。技术是一种把信息从数据中提取出来的工具和知识系统，兼具目的意义和工具意义。技术与专门知识的匹配和融合是技术治理的重点和难点。中国的技术治理应该作为现行运行机制的辅助手段，但现实中其工具意义被过度开发和利用，目的价值被弱化，可能存在的三大风险是专家权力过大导致极权、整体性治理危机以及反治理。技术的逆多元化、破坏规则却不能自动建立新规则的特点，进一步解构国家治理的多样性、公共性和回应性。欲改善技术治理现状，须重新认识国家社会的主客体关系，重构治理结构体系，注重公共价值和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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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人工智能与情感 | 人工智能、情感机器与“情智悖论”

刘悦笛

2019(6): 7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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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情感机器人的发明，“机器情感”问题必被人类所直面，它与“人类情感”之间形成了纠葛关联。人类“拥有”情感，机器无法拥有人类意义上的情感，但可以通过“模拟”情感来仿造情感，而无法由内而外地抒发情感。从外部功能来看，机器人将人类的表情愈加现实地模拟出来。这种出于交往目的的情感传达，在人机之间变得越来越能沟通。从内部情感来看，机器人由于缺乏情感的内在性，那就无法如人类一般将内在的情感外化出来，如今模拟得更多的是人类“情绪”而非情感。人情并不脱离于身体，而机器人却不能有微观的神经系统细胞的结构和以中枢神经系统为主干的神经系统结构，从而实现人类特有的神经元内部的信息传导与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传递。人类具有多元智能，人工智能可以超越其中理性化的智能，但是却难以超越人化的情感，人工智能更多是“智”而不是情。由此，当今科技发展对人类情感领域的积极介入，就要去试图破解一种崭新的“情智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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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人工智能与情感 | 人工智能的情感计算如何可能

王峰

2019(6): 8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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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人工智能出现，情感计算的讨论才具有合理性。在前人工智能时代，情感是整体性的,无法计算，但通过可计算的发展，人类必然能够创造出具有复杂情感反应的人工智能系统。人的情感与人工智能情感是两种情感系统，其理论机制完全不同。这里区分情感反应和内在情感机制，两种情感系统可以比对的部分是情感反应，但作为结果的情感反应的一致性并不导向情感机制的一致性。在人的情感系统当中的神秘质素，在人工智能情感系统当中没有任何用处。从人的情感系统转换到人工智能情感系统，既是技术的进步，也是系统性的概念转换。这一点对于理解情感计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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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文明

资源-资产转换逻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种理论解释

赵德余, 朱勤

2019(6): 1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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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简称“两山”理念）为指导的浙江安吉美丽乡村建设模式，不仅更加突出了乡村环境资源要素的重要性，而且强调了“绿水青山”型资源环境要素向“金山银山”式的资产（为乡村社会尤其是农民带来持久的收入流）的转换。“资源环境-资产转换” 模式包含三个核心议题：一是绿水青山如何转换为金山银山；二是如何放大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的动能；三是金山银山如何分配。总结安吉美丽乡村发展模式，有助于反思发展经济学的“经典问题”，即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有哪些。美丽乡村发展模式是一个由各种目标牵引、各种复杂因素交互作用、系统动态、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任何潜在政策干预点的选择，都应该以有助于促进系统内各个政策目标为导向的正向循环反馈机制的形成与强化为判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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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文明

不平等条约内的不对等翻译问题——《烟台条约》译事三题

屈文生, 万立

2019(6): 1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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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烟台条约》是中英外交史上的重要一页，是英国对1858年《天津条约》的补充和完善。威妥玛在武力威胁的保障下确认和改写了《天津条约》内的不对等翻译，并将其固定下来。同时，中方在此次条约交涉中也有借不对等翻译维护旧体制的表现，说服威妥玛在《烟台条约》第一端第六款采用“惋惜”二字，是为中方外交上一次不小的“胜利”。翻译不仅是外交的桥梁，更是西方外交使节确认和扩大不平等条约内西方人特权的重要工具，甚至会成为立约和修约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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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文明

如何化解文化保守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冲突

王晓升

2019(6): 12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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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都是要解决现代性的问题的。在保守主义看来，现代性不断冲击和否定现代社会的秩序，保守主义努力维持这个秩序；而现代主义认为现代社会中的那种理性的秩序否定了人的自由和个性，它不断地挑战这个秩序。现代主义对于秩序的挑战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不断变革的一种反映。现代主义文化的缺点是它走向了后现代主义和虚无主义。而保守主义却把新教伦理基础上所确立的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而不对它进行反思和批判。解决这里所出现的冲突的方法不是要放弃启蒙的理性原则，而是要从辩证法的角度反思工具理性，重构理性的原则，这样我们才能纠正虚无主义以及保守主义中所出现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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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文明

西方文明起源时间再认识

李新宽

2019(6): 13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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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究竟起源于何时，这一命题不仅关涉对人类文明演进进程的理解，而且影响当今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对话共生。反思西方文明起源命题的既有研究和解释范式，应把西方文明的起源问题置于整个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回到西方文明要素形成与融合的历史过程中进行考察。一个新型文明，必须要在能够覆盖文明存在的时空结构下出现三个相互影响的现象：第一，文明区域内的版图格局基本固定下来，再没有大的变动；第二，文明区域内的一国内部或各国之间出现新型的交往形式；第三，文明主要区域内部显示出某种相似的新发展模式。从以上条件看，西方文明真正肇始于公元11~12世纪，其后罗马因素和日耳曼因素才实现了有机融合，西方文明的自我认同、话语体系和文明本质得以全面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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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专辑

权威代植与传统撕裂：乡村教育场域中的结构困境

谢君君

2019(6): 13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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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乡村教育一直是乡村建设的经典话题。从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教育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文字下乡”到“文字上移”的政策嬗变，其背后隐含着国家治理主义的政治逻辑和以发展主义为主旨的现代性逻辑转变。在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大背景下，通过研究乡村教育政策场域中村社结构主体的内在行为逻辑以及他们之间的利益博弈，发现乡村教育出现了权威代植和乡村传统文化撕裂的结构性困境。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乡村教育发展需要政府回归教育的本质，鼓励乡村教育主体的回归，在丰富乡村教育的内涵和提升乡村教师职业素养、加大对弱势群体的差异补偿等方面不断完善，为构建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美丽乡村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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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专辑

论网约车个人信息的保护

毛俊响, 王思洋

2019(6): 15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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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车用户个人信息泄露引发了网约车安全问题。加强网约车用户个人信息保护，是网约车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网约车信息具有多维主体面向和多层信息面向，应区分不同的法律关系进行具体规制。网约车的个人信息存在敏感信息共享的不对等性、共享信息未征得个人同意、第三方服务平台的保密义务不明确，以及平台自我监管与政府监管之间未能实现良好衔接等问题。完善网约车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和行业规范、加强政府监管、严格行业自律等举措，是未来完善网约车个人信息保护、确保安全出行的重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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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2019年第6期英文摘要

2019(6): 15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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