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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9):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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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 圆桌会议
    2019(9):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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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大变局中着眼人类未来而提出的中国方案。其蕴含的价值理念,为高等教育治理与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也对大学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大学如何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全球意识的世界公民,大学如何在价值上引领时代潮流?大学如何参与全球治理,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提供智慧和方案?进入新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应自觉肩负起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的新使命。为了探讨上述问题,《探索与争鸣》编辑部联合四川师范大学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共同举办了“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需要的大学治理使命”高峰论坛。
    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杜玉波会长通过回顾总结“中巴经济走廊大学联盟”交流机制建设的经验和做法,指出大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可以有所作为,也可以大有作为,我国大学要有这种使命与担当。汪明义教授认为,大学作为具有共同体的历史渊源又根植于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组织,天然地具有推动人类社会沿着共同的目标前行的基础、条件和实力。眭依凡教授指出,大学的国际化不仅是促进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更是提升我国大学国际地位、扩大我国大学国际影响,以发挥我国大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知识引领和人才支撑作用的必要手段。张应强教授提出,高等教育应超越国际化而实现全球化,高等教育全球化对国际化的超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超越基于国家主义的发展思想,确立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发展思想;二是超越基于对立思维的竞争性发展模式,构建基于共同体意识的包容性发展模式。李立国教授主张改变“中心-边缘”的世界高等教育既有秩序,建设平等、互惠、合作的高等教育新秩序,中国应在高等教育新秩序构建中发挥关键性作用、扮演重要性角色。周光礼教授指出,科层模式和市场模式在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中已经相继失灵,网络式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极具生命力。马陆亭研究员指出,不同类型高等教育的定位不同、办学多样,但又相互补充、价值相向,共同构成一个体系去支撑社会的发展。卢晓中教授认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需要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构建,一方面需要价值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另一方面需要实践路向的内外兼顾。熊庆年教授强调,大学回应“任正非之问”,归根到底还是要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就是基础。我们要站在担负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使命的高度,对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进行再审视。
  • 圆桌会议
    杜玉波
    2019(9):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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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汪明义
    2019(9):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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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眭依凡
    2019(9):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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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张应强
    2019(9):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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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李立国
    2019(9):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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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周光礼
    2019(9):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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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马陆亭
    2019(9):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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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卢晓中
    2019(9):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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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熊庆年
    2019(9): 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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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2019(9): 3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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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50年前互联网的诞生,到今天的移动互联,人类文明在互联网的助力下飞速发展。而今我们迎来了5G元年。作为新一代移动技术,5G将推动一场全新的信息革命。高速率保障资源快速获取,低时延缩短等待时间,大容量满足超高链接密度——在5G技术的加速下,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已经到来。5G时代移动终端有何发展趋势?更快的网络速度将给人类社会带来哪些变革?5G应用、智慧交通、智慧城市、工业互联网等等扑面而来的新事物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公众对5G充满了期待与疑惑。为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组织了本组圆桌讨论,希冀勾勒这个鸿蒙初开的未知世界。
    蓝江教授将5G通信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归结为数字在场。他指出,5G技术将实现在另一个空间中的行为的可能性,通过高速度和大容量的传递,一个固定空间中的我的存在可以实现在多重空间中的数字在场,带来人的主体的延伸。邱泽奇教授以“连通性”为视角探索社会变迁的演进。他认为,互联网之前的社会变迁源自对等层级的连通性演进,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变迁源自网络连通属性的演进,而5G 时代的社会变迁源自速度和容量的革命性改进,以及逻辑网络两项重要技术特征,人机混合、接触与非接触行动必将是一个自然趋势,社会差异也必将异彩纷呈,对于这次革命性变革可能导致的社会不平等也需要未雨绸缪。季卫东教授阐释了5G对社会与法治的影响:5G技术和网络势必在很大程度上把现代法治体制下的公正程序原则转化为某种程序性算法,形成一套规则嵌入制度运行系统。这对既有的国家治理方式和法律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但同时也会提供社会范式创新的重大机遇。黄仁伟教授提出了从“美国技术 + 中国市场”转化为“中国技术 + 世界市场”的预测, 他认为这是在中美贸易战、技术战、金融战背景下,5G 和“一带一路”结合的未来结局,也是 21 世纪的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新格局。惠志斌研究员认为,我国无线通信技术和产业发展先后经历了“1G 全盘引进”“2G 跟随发展”“3G 走出国门” “4G 同步竞赛”,如今正呈现出“5G领跑全球”的趋势。我国须围绕 5G 网络部署、技术创新、应用示范、产业布局、安全监管进行总体规划,引导国内外企业、研究机构共同打造 5G 创新链、产业链和生态链。彭兰教授认为,5G时代万众皆媒的实现,会进一步改写大众传播要素及模式,“物”所扮演的角色将尤为突出,未来人-物、物-物间的新传播或许超出我们的想象力,颠覆我们的心理准备。吴小坤教授在肯定5G 在信息传输、 控制与通信能力方面重要贡献的同时,也呼吁公众保持理性,在其看来,5G的灵活性、适应性仍待提高,与虚拟存在尚有距离,5G华丽的未来并非指日可待。翟尤研究员描绘了5G创造的新型智能网络社会,并指出5G技术需要与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VR/AR 等具体应用场景与技术融合形成集群,才能创造出更大范围的价值,实现智能网络社会建设。
  • 圆桌会议
    蓝江
    2019(9): 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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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邱泽奇
    2019(9): 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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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季卫东
    2019(9): 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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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黄仁伟
    2019(9): 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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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惠志斌
    2019(9): 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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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彭兰
    2019(9): 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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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吴小坤
    2019(9): 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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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翟尤
    2019(9): 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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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刊特稿
  • 本刊特稿
    邓晓芒
    2019(9): 6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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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形而上学处在一个举步维艰的没落时代。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发展了两千多年的西方形而上学,被视作“物理学之后”,它到黑格尔臻于成熟之后便走向衰亡;中国先秦的形而上学则是“伦理学之后”,它于《周易》和道家哲学中发端,两千年间没有发展,只有充实与合流,在当代也被时代精神弃置一旁。目前从根本上区分中西形而上学是重建形而上学的前提。追溯中西形而上学的源头和流变可以发现,西方形而上学是建立在语言的逻辑功能、系词“是”的存在论认识功能之上的,中国形而上学则是建立在语言的非逻辑功能之上,即由语言悖论和沉默所体现的隐喻、暗示、象征、类比功能之上的。这两种形而上学各有胜场,但也各有致命的盲区,后者正是双方都走向衰落的理论上的根本原因。因此,当代形而上学的重建必须突破双方各自的理论边界,吸收对方的长处,在语言的双重功能(逻辑功能和非逻辑功能)之上提升到“语言学之后”,才有成功的希望。
  • 本刊特稿
    王鸿生, 刘复生, 贺桂梅, 董丽敏
    2019(9): 7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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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名家访谈
  • 名家访谈
    李梅
    2019(9): 9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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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术争鸣
  • 学术争鸣
    赵汀阳
    2019(9): 10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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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理想的现实主义或现实的理想主义,天下体系试图发现对于政治冲突的一个理性化最优解,但不能许诺人人幸福的终极世界,只是设想了一个和平、普遍安全、有着文明活力的可能世界,因此完全区别于所有种类的历史终结论。关于“天下”和“天下主义”,我们需重视如下观点:第一,天下并非乌托邦,而是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第二,天下政治的目的是以化敌为友的能力解决冲突问题,这是一种区别于斗争概念的新政治;第三,天下的设想是基于三个宪法性概念,即世界内部化、关系理性和孔子改善。这三个概念建构了化敌为友的政治概念。
  • 学术争鸣
    姚新中
    2019(9): 10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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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今中西十字坐标中,从伦理的视角来审视赵汀阳先生对于天下体系的论证,聚焦其历史性、当代性与未来性,会发现天下体系的当代性与历史性是重叠的,形成一把双刃剑,既为伦理话语体系打上了深刻的本土烙印,也使“天下体系”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影响了其在今天所能得到的认同。而对当代性与未来性一体的论证一方面拓展了在“天下体系”下文化互通、文明交融的可能空间;另一方面又使其在兼具中国特色与世界视野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
  • 学术争鸣
    干春松
    2019(9): 11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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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的天下观念有许多层面,儒家天下观的价值是建立在对于人类共同体的体认的基础上,并由此发展出有丰富层次的制度和秩序体系。天下观念的当代性是对于儒家互助性共同体建构原则的再发现,并由此建立融合国家和天下利益的新型国家间共同体。

  • 学术争鸣
    王蓉蓉, 周山东
    2019(9): 12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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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性思维是“天下”建构的哲学基础。在古代中国,以“阴阳”为核心的关联性思维引申出矛盾、相依、互含、交感、互补、转化、显隐七个层面;而“仁”的思想实现了对天下之关联性的实践。基于此,孔子的“天下归仁”命题,为反思霸权主义,构建具有普遍兼容性和共生性的世界体系提供了有意义的思考角度。

  • 政治与文明
  • 政治与文明
    刘昶
    2019(9): 129-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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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回归国家”学术思潮,影响到近年来东西历史大分流的讨论,推动其重新审视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三本较有影响的关于大分流讨论的近著(《强权与富足》《大分流之外》《国家、经济与大分流》)都强调近代中国和欧洲在国家能力上的差异是导致东西方历史大分流的重要原因。以国家为中心议题带来了值得关注的新研究动向。首先,重新强调从长时段看东西方历史的大分流;其次,重新从东西方历史的内部寻找大分流的原因;再次,强调国家的能力和作用是中西历史大分流的主要原因;最后,更加重视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际体系。关于大分流这一多层面、大尺度的历史现象的讨论,拓展和深化了对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理解。
  • 政治与文明
    刘建飞
    2019(9): 14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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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的核心内容是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本质上是西方与非西方力量对比达到了接近质变的临界点。这个大变局将对世界体系带来深远影响,尤其是将导致国际秩序的深刻变革。大变局对全球治理的推进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治理体系改革,需要把握好“给力”与“量力”的关系,在提出中国理念、倡导人类共同价值、协调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关系上多做贡献。
  • 政治与文明
    吴寒天, 阎光才
    2019(9): 149-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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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文明的漫长历史中,大学作为文明的载体和传播者扮演着具有超越性的独特角色。当今世界,一系列全球性挑战亟须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共同面对,而大学理应在其中发挥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通过传播创新与促进文明对话为全人类带来共同的福祉。近代以来,中国大学历经曲折艰辛的发展与探索过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并未真正成为世界体系建构的重要参与者。在当前背景下,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我国大学需实现从“本土立场和观念”向“全球立场和观念”的转变,进而实现全球维度下“命运共同体”立场和观念的内化,在多重价值取向与角色间找到平衡点,以承担起时代所赋予的使命。
  • 社会与文明
  • 社会与文明
    边燕杰, 杨洋
    2019(9): 158-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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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行为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大众创业的关系嵌入,体现在创业信息、初始资金、合同订单都需要人际关系的协助来获得,特别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市场的不确定性较高,人际关系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关系主义文化规范下,创业者依靠强纽带、高信任的人际关系来建立“核心关系圈”,捕捉可靠商机,获取稀缺资金、技术和人才,应对各种经营危机。核心关系圈具有较高的成员稳定性,但也是相对开放的,因为创业者通过关系介绍、近距离考察和深度交往,阶段性吸纳新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确保圈内成员之间较高的互信,同时又能维持互补的异质性资源,是创业者成功的治理秘诀之一。
  • 思想与文明
  • 思想与文明
    黄玉顺
    2019(9): 169-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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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一些原教旨主义的、抗拒现代化的文化思潮,国人亟需文化反省,以建构现代化的新文化。汉语“文化”之“化”,古指人之存在状态的转化;而“文化”之“文”,与“质”或“素”相对,古指礼乐文明,尤指礼,即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文化”意指社会的有序化,即规范化、制度化,亦即从不文明状态转化为文明状态。文化的本源乃是生活;随生活方式之转换,文化形态也不断地解构、还原而重建。因此,“文化儒学”的任务就是以儒学的话语来揭示上述文化建构的原理。真正的“文化儒学”之宗旨,是通过揭示文化变革的原理,指出中国文化变革的方向。
  • 思想与文明
    何怀宏
    2019(9): 18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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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漱溟在近百年前依据对人生的根本态度之不同,提出了对世界文化的三分法,即一意向前和向外用力的西方文化,以及东方文化中的两支——向后和向内的印度文化与折中平衡的中国文化。他认为未来的世界文化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但是,中国自己应该先走西方的路。百年之后,将其观点验之于今天这样一个已经充分全球化了的世界,不论东方西方,在根本的价值观念上都比较趋同了,也在经济和科技,以及人们的物质生活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但这些成就并不能排除同样巨大的隐忧。这不仅因为各国若单纯追求自身利益不一定能消弭冲突;还因为无限制的逐物追求有可能对整个人类及其生存环境提出严重挑战。“这个世界会好吗”“人类能够走向平衡中道吗”依然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 青年论坛
  • 青年论坛
    李钊
    2019(9): 19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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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具有典型现代特征的公共治理并没有立刻伴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兴起而出现,但这个领域在最近几百年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研究发现,认知决策、管理技术与风险控制是现代公共治理的三种重要的技术装置。它们作为现代公共治理自我合理化的构造物,使传统公共治理的时间经验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表现为时间结构的自然呈现受到这些技术装置的阻碍,从而被扭曲为无差别时刻汇集而成的钟表时间。公共治理因此丧失了改善人类处境、承担个体责任以及彰显卓越精神气质的政治功能。
  • ABSTRACT
  • ABSTRACT
    2019(9): 19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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