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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 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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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 圆桌会议
    2021(11):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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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历史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决定了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因此,明确共同富裕的要点,锁定共同富裕的重点,打通共同富裕的堵点,是当务之急。为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袁志刚工作室特邀相关专家学者,联合召开“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圆桌会议,以期回应“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蛋糕’的同时,以人民为中心分好‘蛋糕’”这一命题,在理论和实践中探索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三部曲”。
    李培林教授将“共同富裕”界定为三个“不是什么”和三个“是什么”,提出在新发展阶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六个要点: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把缩小城乡差距作为重点,改进财富分配的结构,畅通社会流动的渠道,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加强人民的发展能力建设。李友梅教授强调,党与人民在推进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上,孕育和构建了“中国式人民共同体”,既构成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结构保障,又是共同富裕的必然结果。以人民共同体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袁志刚教授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体两面,现阶段做大“蛋糕”的基础要建立在实现充分就业与高质量就业之上,而分好“蛋糕”的关键在于扎实推进公共产品的均等化。李强教授指出,实践共同富裕需要积极应对超巨型社会、发展差距、风险问题、社会公正四个核心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是强大的经济基础、健全的制度保障、坚定的理想信念。蔡禾教授强调,兜底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兜底的实现与三次分配紧密相关:初次分配中的兜底体现为强制性的最低工资标准;二次分配中的兜底体现为财政兜底责任与公共产品供给责任;三次分配中的兜底是重要的补充性制度安排。兜底性民生建设需要坚守底线公平,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到恰当的均衡点。刘志彪教授认为,中国过去长期实施的赶超战略,以及增长速度赶超型产业政策,带来中国收入分配失衡问题。追求共同富裕,需要在产业政策的性质和实施方式上进行彻底改革,转向质量效率提高型产业政策。何晓斌副教授提出,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打破以往只关注农村或者只关注城市的倾向,应从县域整体发展和城乡统筹的角度,以县域为基础,以县域人民高质量民生福祉为目标,以县域经济与社会现代化发展为实践路径。沈永东副教授以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经验为例,剖析了社会组织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合法性机制、市场撬动机制与网络机制,强调从顶层制度设计、协作平台搭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等方面,构建社会组织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
    ——主持人 李 梅 张 蕾
  • 圆桌会议
    李培林
    2021(11):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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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李友梅
    2021(11):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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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袁志刚
    2021(11):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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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李强
    2021(11):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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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蔡禾
    2021(11):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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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刘志彪
    2021(11):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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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何晓斌
    2021(11): 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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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沈永东
    2021(11): 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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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刊特稿
  • 本刊特稿
    王笛
    2021(11): 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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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美国媒体在192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报道和评论,把社会主义的扩张放到中国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中进行分析。当时西方许多观察者认为,布尔什维主义不适合中国社会,也不相信布尔什维主义能得到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青睐。他们错误地判断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只是青年学生的心血来潮,或者是受到外力鼓动的结果,却没有清楚看到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矛盾正酝酿着深层次的变革,没有充分意识到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为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创造了绝佳的条件。
  • 本刊特稿
    朱寿桐
    2021(11): 4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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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汉语文学家置身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氛围之中,直面世界思想文化舞台复杂多变的情势和东西方文化时时碰撞的局面,他们的国际汉语文学创作中的中华文化自信显得尤其深刻、典型和有力。国际汉语文学的创作体现了汉语发展的文化惯性,是对汉语文化的坚定守护,对中华文化建设与升华具有反哺意义,对在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加完整的理念下把握世界汉语文学与文化现象,厘清汉语文学和文化在世界文学文化格局中的位置具有重要意义。
  • 本刊特稿
    姚全, 郑先武
    2021(11): 5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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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与区域化催生了全球性问题和区域性问题,为应对不同层次的一体化进程中产生的问题,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应运而生。全球问题的区域化和区域问题的全球化使得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紧密互动,其中发挥最重要作用的行为主体依然是大国。大国在两者的互动中扮演三大领导角色:直接领导,大国自主倡导和推动实施区域机制建设和制度安排;间接领导,大国需要通过在区域机制或全球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间接推动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共同领导,大国在平等协商对话的基础上共同倡导和推动合作机制建设。大国的三大领导角色能够促进区域治理、全球治理以及两者的正向互动,但大国之间的直接排他、联合排他以及间接排他的三大竞争角色也使得大国陷入竞争性区域主义的负面治理局面,其根源在于权力之争、利益之争和理念之别,新大国协调可能是大国突破困境的最佳选择。湄公河区域治理的典型案例显示了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中上述大国角色的经验合理性。
  • 名家访谈
  • 名家访谈
    孙歌, 杨洋
    2021(11): 7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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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在其被命名之初便包含着外在于西方的“他者”视角,长久以来,我们对“亚洲”问题的探讨也深深笼罩于西方理论的框架之下,因此有必要直面亚洲的具体语境、风土、历史、经验,从中生产出亚洲的理论。孙歌教授出版于2019年的专著《寻找亚洲——创造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是其多年对亚洲/东亚思想与现实问题的梳理和总结,以此为契机,杨洋老师对孙歌教授展开深度访谈,围绕其写作中的“主体”“视角”“不齐之齐”“新的普遍性”等核心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关于“亚洲原理”的寻找,孕育着一种认识论变革的潜能,它将可能引向一种新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也将为我们今天更有效地面对历史、面对世界提供思想路径。现将访谈精华择要刊发,以飨读者。

  • 学术争鸣
  • 学术争鸣
    风笑天
    2021(11): 8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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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解析现有二孩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可以发现,普通育龄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其实处于50%~60%的范围,即处于中等水平;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也在55%左右,二者之间差别不大。而导致众多研究得出“二孩生育意愿比例偏低”的主要原因,是在统计二孩生育意愿时,既没有纳入已生育二孩的人口,也没有对“没想好”的人口比例进行必要的调整。修正二孩生育意愿研究结论,有助于提升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舆论对三孩生育政策实施效果的信心,也有助于在三孩政策实施背景下形成更具针对性的操作策略,当前特别要从婚育、养育、教育等方面逐渐建立起“生育两个或三个孩子”的新型生育文化,抓好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及配套支持措施的落实。
  • 学术争鸣
    刘悦笛
    2021(11): 9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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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情本哲学”的建构以情为本,它直面理解中国哲学思想的一个根本问题的翻转,即从“情生于性”如何翻回“性生于情”,由此从原典儒学的源头来实现返本开新。通过对中国思想中情与性关联的历史考察可见,从“情性皆生”“情性混一”再到“始之言命、性,犹后之言性、情”,情与性其实并未割裂开来。然而,无论是“性自内出,情自外来” ,还是“人生而(性)静,感物而(情)动”,都从未发与已发、静与动的关联上改造了情与性的关系。当下,要重新找到中国“情—性论”而非“性—情论”的哲学基础,从而建构一整套的儒家“情本哲学”的思想体系。
  •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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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显耿, 叶林
    2021(11): 99-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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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更新与城市变迁相生相伴。基于空间视角,以城市形态变迁为时间线索,可以从广义上建构一个分别面向历史城市、工业城市和后工业城市的三重逻辑框架:历史城市基于多元建构主义路径的保护逻辑;工业城市基于反思实证主义路径的可持续发展逻辑;后工业城市基于政治经济学路径的批判逻辑。保护更新是历史前提,可持续更新是经验向导,批判更新是底层逻辑。以此广义框架观察中国城市更新可以发现:中国历史城市是以“大都城”为典型的行政城市,保护城市家国文脉是更新的前提;为革新工业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城市更新应由再开发的“增长点”向促改革的“着力点”转型,以应对土地城市化遗留问题,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助力“三农”发展与乡村振兴,探索突破城乡二元结构。
  • 城市
    刘晔, 易艳霞
    2021(11): 11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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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环境正义受到居住空间阶层化的影响,现有文献忽视了空间环境不平等问题生成的动态性与复杂性,通过构建“力争上游”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可以解答这一问题。力争上游的分析框架强调,行动者的目标偏好、决策理性、信息认知、资源基础、行动意向等微观因素与社会文化、制度结构、历史传统等宏观要素的相互作用对空间环境塑造产生重要影响。这一框架将形塑城市环境的多元主体放到动态变化的社会系统中加以考查,关注行动者—结构—情境的互动作用,揭示空间阶层化是如何通过多重复杂机制扭曲城市环境正义的。由于城市政府在环境资源分配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城市居民获取附着优质环境资源的住房空间的努力日益彰显,房地产开发商、排污企业等与城市政府的合作日益密切,各方“力争上游”使城市社会中存在着环境资源难以平等共享的困境。城市环境正义问题被生成这种居住空间阶层化机制的不同主体力量所共同形塑。
  • 经济与文明
  • 经济与文明
    陈向明
    2021(11): 12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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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规模运输物流系统通过长距离连接和溢出,正在产生广阔的地理和经济影响。中欧班列历史虽然不长,但已成为一个有全球和区域尺度的大型物流体系,正在重塑中国、中亚和欧洲的多元经济地理关系。通过对物流型国家中枢纽城市——西安的个案分析,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与传统物流研究认为只有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相比较,国家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塑造中欧班列体系结构和属性方面愈发发挥着主导作用;二是与主流研究认为物流只附属于生产环节相比较,中欧班列重塑了欧亚大陆的货运版图,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生产消费关系,以及城市的更新发展。
  • 经济与文明
    郑彧
    2021(11): 13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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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资本是资金在金融领域获取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存在方式。其一方面有助于企业或者个人通过金融市场获得生产、消费所需资金,另一方面也会因过度追求剩余价值的特性而出现利益的短视性。聚焦近年来火爆的消费贷问题尤其是“双减”背景下频现的教育贷问题可见:正规金融机构因受到严格的利率、风控等要求,贷款规模裹足不前,无法满足更多受众群体的需求;与此同时,以P2P、小额信贷为代表的非正规金融在满足低信用、低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之余,出现了诱骗贷款、利率失控、征信失控、风控失控、催收失控等“偏轨”现象。而金融资本的监管依然局限于“管制”与“打击”的思路,难以摆脱“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传统监管困境。对此,应在正确理解金融资本的特性和对需求侧改革作用的基础上,采取“抑扬”结合的方式规制消费贷,使其真正成为一种可持续、可重复且有利于公众的现代金融服务模式。
  • 人文
  • 人文
    李彦仪, 张福贵
    2021(11): 147-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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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五四思想启蒙以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疾病”意象又一次涌现于文学创作中。这一时期“病态”叙事的重现具有更为复杂、新颖的情感指向和隐喻内涵:一方面作者借丰富的疾病意象传达其对于历史、文化、社会的隐喻性思考;另一方面伴随对疾病意象的审美化、奇观化滥用和过度演绎,疾病意象隐喻内涵的“空心化”等问题也因之出现。对新时期病态叙事的重现及其隐喻内涵的分析,须结合中国文学史及传统文化内核进行溯源式的流变考察,回归具体历史、文化、社会语境以揭示其背后隐秘的现实动因及时代考量,厘清这一阶段作家对于病态话语的多重建构及其复杂的情感指向,辨析其局限性所在。
  • 人文
    屈文生
    2021(11): 15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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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中心主义给中国翻译史研究留下深刻的方法论烙印。反思翻译界近年来存在的类似“冲击—回应”模式的研究范式,有必要提出一条“新翻译史”的研究路径。翻译与历史学的关系,是展望“新翻译史”研究的逻辑起点。我国的翻译史主要由文学翻译、佛教文献翻译、民族翻译和两次西学翻译活动构成。历史地看,翻译是将异质文明引入本土文明的文化行为,是面向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活动。“新翻译史”研究是着眼于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研究,是基于文本和档案的研究,是一种将翻译视作事件、将翻译事件看作历史事件的研究,是转向文化交流史的跨学科乃至超学科研究。
  • 青年论坛
  • 青年论坛
    柳亦博
    2021(11): 16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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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自身外延和内涵模糊不清,治理理论始终难以捕获一个稳定的内核,反而深陷不同流派共同塑造所形成的漩涡之中。持续的混乱使学者们在讨论治理时,指涉的其实是不同的概念。“治道”视阈下的治理追求良善的秩序,而“治术”话语体系中的治理则强调技治主义和对组织的控制。治理理论中“术”与“道”的分离导致了“视差”的出现,进而使治理逐渐扭曲成为一种“莫比乌斯环”状的矛盾理论。对于中国而言,不加拣选地按照这种矛盾的理论改造自身是鲁莽而危险的行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是简单的西化,而是一个以完成治理理论本土化改造为前提的“术道合一”的过程。治理理论的中国化需要实现“术”与“道”的有机融合,这就要求中国的学者必须离开借鉴美国经验的老路,从更广阔的知识域中拣选能够改造治理理论的中国哲学与中国经验,帮助这一理论真正发挥治国理政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