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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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6期全文

2021(6): 9-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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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刊

觉醒年代｜从学术到政治：“五四”新青年派走向社会主义的精神路径

张宝明

2021(6): 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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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在“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盟约下集聚，完成了传统批判、文学革命等启蒙任务，而现实政治的逼迫使得他们又不约而同地开启了“谈政治”的实践。思想背景的差异导致新青年派有着“学理型政治”“政治型学理”两种不同的学/政观念。当“五四”进入后半场，以学理阐述进行思想启蒙的“学理型政治”渐渐失去魅力，而侧重以实际行动进行社会改造的“政治型学理”逐渐成为知识界的众望所归。其间，大批新青年派知识分子也完成了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思想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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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近代中国“真觉醒”的枢纽——管窥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时代语境

瞿骏

2021(6): 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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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中心事件。深入讨论、理解中共建党，必须探究1920 年前后丰富繁杂的时代语境。经过五四运动以来的觉醒前奏，文化氛围上形成了“新新”与“旧新”并存互渗的局面，而难解的时代困局使新文化运动的愿景和希望乃至其本身遭遇各种怀疑。读书人对过去和未来的认识在剧烈地改弦更张，寻求着对政治、经济、社会、国际诸问题的“全盘解决”。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托，其理论与实践回应了时代的追问、质疑、审视和期望，成为触发时代“真觉醒”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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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百年文本诠释与意义生产

陈红娟, 姚新宇

2021(6): 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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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经典著作的诠释是意识形态话语生产与建构的重要环节。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共产党宣言》的诠释从宏观式解读到组织化、系统化的阐释，再到宣讲、影视、话剧等方式演绎，实现了由单质、平面化向多维、立体式诠释样态的跃迁，由文本注释式的诠释逐渐向理论诠释、观念诠释延展。《共产党宣言》文本诠释的主题根据实践需求不断变化，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迁衍。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党宣言》文本诠释的话语、理论、思想与不同时期的中共意识形态指向互证互文、相互形塑，不断建构出符合时代主题的聚合性和政治性意义，发挥着话语支撑、社会动员、信仰塑造等政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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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溯源：重思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

李红岩

2021(6): 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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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至30年代发生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具有话语之源与理论准备的意义。论战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进入中国知识领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成熟。它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还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代中国人文学科塑造了基本话语方式与理论架构，从而在质的规定性上塑造了当代中国学术的基本形态与范式。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依然要坚守已经被实践验证过的从社会性质出发的根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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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从“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到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理念的百年传承与实践创新

忻平, 姜楠

2021(6): 6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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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念不断发展，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理念形成的标志，其中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的内涵阐释为：对本民族文化的尊重与认同，具有民族独立性和革命性，展现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以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批判继承态度等。这些理念成为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理念历史传承的源头活水，进而在革命、建设、改革各阶段的实践中得到运用，结合不同时代主题不断创新与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自信”，并突出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从百年进程来看，文化自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理念在新时代已臻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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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尽书生报国之志”——天地玄黄中的学术坚守

沈洁

2021(6): 7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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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至4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成就卓著的学人，他们肩负着学术报国、救亡的时代责任，以纸笔为武器，并致力于民族精神的传扬和本位文化体系的构建。艰困赋予了时代亲历者、历史观察者更深刻的洞察力，使他们立足于“经世”与“民生”，其作品超越了时代。另外，这一时期的学术发展还存在一系列条件，诸如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动员、学术机构与学人群体的集中、汇通中西的学术环境、出版业的大力撑持，均构成经典产生的依托因素和力量来源。这个过程中体现了战争年代对学人与学术的多重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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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年代｜ “百家争鸣”的一次可贵的尝试——重温1957年初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张翼星

2021(6): 9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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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哲学系1957年主办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是实现学术争鸣的一次成功的尝试，是人文、社科领域的一次学术盛会。座谈会讨论的主题，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怎样确定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范围；二是怎样看待唯心主义；三是怎样继承中国的哲学遗产。座谈会的召开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会议内外许多体现学术平等和独立思考精神的精辟论断，经受了历史的检验；那些坚守学术争鸣之道、实现自己文化担当的学人，其精神财富已经垂范于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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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年代｜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声——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回眸

黄力之

2021(6): 11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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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发生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见之于两个层面，一个是学术层面，一个是政治层面。在学术层面上，这场大讨论实际上以百家争鸣的方式，澄清了理论上的许多模糊见解，以学术规范去回答反对、质疑的观点，恢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确观点，激发了学术活力，改变了学术生态。在政治层面上，大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桎梏，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准备。大讨论的本质是：怎样做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历史上提出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从实际情况出发而找出正确的办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符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之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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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年代｜在实践中不断成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

沈国明

2021(6): 12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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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百年历史，伴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近代中国效仿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努力失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中解放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初步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在法制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取得一定成就，但也遭遇曲折；改革开放时期，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法学得以恢复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体系逐步成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一步解放思想，在法治中国建设历程中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进入新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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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年代｜生命历程、问题意识与学术实践——以知青一代社会学家为例

高玉炜, 周晓虹

2021(6): 138-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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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9年开始的社会学重建过程中，以“上山下乡”知青为主体的一代社会学人凭借改革开放的制度背景，成为社会学重建的主导力量。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早年的知青（包括做工或从军）经历，在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为代表的学术机构的求学经历，以及出国留学或访学体验，赋予了其鲜明的问题意识，也决定了其颇具特色的学术实践。以数十位知青社会学家的口述史料为叙事线索，通过个人生命史对社会学学科史及学术思想史建构意义的讨论可以发现，与单纯的学术发展史相比，学人的生命史常常恰到好处地填补了一门学科的宏观叙事中的“历史缝隙”，由此更加需要“将生命史研究带回社会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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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年代｜价值观论题在中国：发端与演进

赵修义

2021(6): 15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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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观念史的角度来考察，价值观论题在中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受到学界重视，为公众所熟知，也为主流意识形态广为采纳。价值观问题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的结果，特别是从1980年开始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使得价值观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问题。以冯契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学者从本然界、事实界、可能界与价值界之间的关系对价值作出的阐释，一方面肯定了“价值是人的创造”，另一方面把价值的创造奠基于人的实践，并且将客观必然性提供的现实可能性作为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这就与那种把价值仅仅视为人的“兴趣”或“需要”的对象，以需要或兴趣来定义价值领域的特征的心理主义的价值论鲜明地区别开来，也同那种把价值归结为人的意识中先验地存在的“标准意识”的先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从而实现了对西方哲学价值论的超越。这一阐释比较好地回答了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阐释“价值”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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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年代｜内化与外溢——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人文学术生产

李凤亮, 陈能军

2021(6): 169-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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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的人文学术生产在价值理性、传播方式、研究范式、计量化评价、问题导向以及学术资源配置等方面都产生了新的变迁，并引致人文学术不同走向。通过“内化”与“外溢”两种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文学术为当代社会转型提供了充分的精神保障和思想启蒙。未来人文学术的良性发展应厘清三个问题——“数字人文”不等于“数字化的人文”，“学术分工”不等于“学科分野”，“实证研究”不等于“科学主义”；处理好三对关系——本土化与国际化、学术性与政治性、传承性与创新性；并紧紧把握人文学术生产的对策化、跨界化、技术化、国际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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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世界性百家争鸣”与中国学术的未来

杨国荣

2021(6): 18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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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既呈现世界性的意义，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科玄之战已折射了现代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论争，而这一时期哲学家体系性思想建构的出现，则从更为内在的方面展现以上趋向。这些哲学系统既呈现了现代形态，又从不同方面对西方文明和西方哲学提出批评，其中展现的哲学立场不仅蕴含宽泛的世界意义，而且以独特的方式回应了世界范围内的相关哲学论争。从科玄论战，到哲学家的个性化哲学建构，从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到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对话，从多样化与相对性的不同进路，到一致与百虑的不同侧重，中国的现代哲学已超越了地域性，并获得世界性的意义。进一步看，以具体化扬弃抽象性和教条化、以多样性扬弃相对化以及一致与百虑的交融，构成了中国哲学更深入地参与世界性百家争鸣的观念前提，通过切实的建设性工作，提供对相关问题的系统思考，则是参与这种争鸣的现实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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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数字时代人文学研究的变革与超越——数字人文在中国

赵薇

2021(6): 19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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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长期的准备与形成阶段后，2016年起，中国的数字人文研究进入加速发展的建制化阶段。现阶段人文学者在其中的参与度大幅提高，数字人文的“方法共同体”已初步显形，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由研究性问题驱动的数字人文之间的分野日渐清晰。数字人文的推进有望触发中国人文学科在知识基础、方法论和评价体系等多方面的反思，由此引领一个学科大碰撞、大融通时代的来临。未来数字人文的问题意识、规范共识、评价体系等都有待进一步完善提高。参与其中的人文学者应克服自身学科局限，有效投入到研究的各个环节中去，从而发展出一种作为阐释和批评手段的反思性的数字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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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韩震

2021(6): 207-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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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奋斗，成功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发展，正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与此同时，党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力求为人类作出新贡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人类文明和国际形势新发展趋势最具人道主义情怀的回应，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之中；这一理念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理想的指引下形成的，并且在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世界谋大同的奋斗实践中得到不断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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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伟大变革时代呼唤中国学术理论建构

徐勇, 石健

2021(6): 21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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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程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实现了中国两大历史性跨越。相较于实践，中国理论建构尚存在滞后性，伟大变革时代呼唤着中国理论的进一步建构。从“觉醒年代”到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现代学术理论历经“两个起点”，促进了社会科学中国化，获得了中国理论自觉。建构中国理论要致力于学术话语表达；要强化理论思维，实现由经验思维向理论思维的转化，创造具有标识性的概念；要“正本清源”，在融通各种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推进自主性知识生产，形成累积性的知识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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