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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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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建南、高小平、钟开斌、彭毅、徐剑、韩志明、陶希东
    2022(12):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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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干、湿、冷、热等极端天气易发多发、轮番上演,极端天气已经不是遥不可及的威胁,而是迫在眉睫的现实挑战。2022年夏天,世界多地出现了极端高温天气与干旱,全球平均温度再创历史新高。异常高温、干旱天气引发了森林大火、电力与粮食供应困难等灾害,严重影响城市安全与日常生活。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不仅需要考虑各种非常规性的应急之举,更需要引导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思考如何增强极端天气灾害的综合应对能力,不断优化完善城市规划建设理念,创新韧性治理框架,增强抗寒抗旱防汛排涝能力,保障城市与市民的安全,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近期,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召开研讨会,围绕极端天气下的城市治理韧性进行了深入讨论,本刊征得主办方同意,现将专家笔谈文章刊发如下。
    吴建南教授指出,应以“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为引领,扎实推进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包含适应气候变化在内的各项城市工作,需要转向治理思路,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下,将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让政府、市民、社区、社会组织、企业共同参与、协同发力。高小平研究员提出,应对极端天气要用好三大治理工具。其中,统筹治理是应对极端天气的根本性工具,适应性治理是应对极端天气的基础性工具,服务型治理是应对极端天气的关键性工具。钟开斌教授建议,应对城市极端暴雨洪涝灾害要建立复合型防汛应急体制,增强全社会的城市特大暴雨洪涝灾灾害风险意识,建立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安全发展统筹机制,建立健全城市防洪排涝综合管理体系,健全统一权威高效的防汛应急指挥体制。彭毅教授认为,提升极端天气背景下的城市政府韧性治理能力,需以系统思维考虑城市治理目标中发展与安全间的关系,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气候变化适应的治理内容,形成事前抵御、事中处置、事后恢复的全过程统筹,并贯穿于准备力、感知力、响应力、学习力和统筹力五个方面,形成合力,达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徐剑教授提出,要发挥新媒体平台在城市重大气象灾害风险治理中的社会协同作用。推动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风险沟通机制,妥善应对重大灾害中的“信息疫情”;充分连接统筹社会“微资源”,放大社会力量在灾害风险治理中的自组织作用;发挥灾害中社会心理的稳定和调节作用,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韩志明教授指出,城市应急管理体系通常是政府自上而下地建构起来的系统工程,但良好的应急管理体系也需要发展自下而上的灵活安排,比如社会公众的风险防范意识、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以及社会的人文关怀等,发展和完善个人取向的应急管理体系,提升以个人为中心的城市应急管理能力。陶希东研究员认为,适应气候变化的城市治理需要加强常态和应急双重治理体系建设,高度重视极端天气的影响,完善极端气候行动预案,实施城市生命线金融支持及功能升级工程,推行更加精准、更加公平的城市气候治理新方略,着力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灾害的应急保障体系。
    ——主持人 叶祝弟 杜运泉
  • 圆桌会议
    吴建南
    2022(12):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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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高小平
    2022(12):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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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钟开斌
    2022(12):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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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彭毅
    2022(12):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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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徐剑
    2022(12):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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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韩志明
    2022(12):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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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陶希东
    2022(12): 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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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刊特稿
  • 本刊特稿
    薛晓源
    2022(12): 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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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数字经济带来的缤纷多彩的许诺和空幻的虚诺,什么是解放和救赎之道?首先,要重新定义人类幸福的标准和指向。数字全球化不是激发“乌托邦的幻想”,也不是刺激“乌托邦的冲动”,更不是追求“激进的乌托邦”,而是对未来保持平和的“乌托邦的理想”。其次,要提倡人文关怀,提倡文化共同体,提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技术和平有序的发展,不能一味给所有事物加速,突然加速的社会可能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和灾难。再次,我们脚踏实地面对现实,要解决现实面临的问题与困境,不能把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寄托在遥远不可知的未来。
  • 本刊特稿
    刘兴华
    2022(12): 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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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技术历史可以分为农耕文明、机械文明、电气文明、信息文明和数字文明五大时代。数字全球化开启了数字文明时代,赋予技术异于以往所有文明时代的新内涵。数字全球化具有全球互联、全局数字智能化、全球数字社会化三大特性,使纯粹的技术中立更加难以存续。“数字连接关系”是数字全球化时代技术中立的标准。越是深度触及“数字连接关系”的技术,技术所涉及的连接关系越具有群体性,越难以保持中立。技术决定论将数字技术引发的数字革命视为技术脱离人类控制并最终超越人类智慧的客观规律,是技术中立的代表性论调,从后果、目的等视角审视技术也可能产生技术中立幻象。数字技术发展的现实表明“数字连接关系”存在被干扰、扭曲和破坏的情形,对技术中立的侵蚀正在制造纷争和风险。追求霸权的国家、追求超限度政治利益的实体、追求超额利润和垄断地位的公司等是数字全球化时代技术非中立化的主要肇始者。
  • 本刊特稿
    裴新伟, 朱光磊
    2022(12): 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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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之交前,中国规模最大的阶层一直是农民。改革开放以来,包含农民工在内的工人群体,逐渐取代农业劳动者成为规模最大的阶层,实现了职业维度上的“换位”,并先后带动“农”和“工”在地域、户籍等广义上的位置交换。在此过程中,农民数量不断减少且其成员构成不断变化,工人在群体构成、劳动方式、行业分布和所有制分布等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工阶层换位”整体上是一场具有进步性的社会现象,与缩小贫富差距、优化社会结构和推动政治发展等在趋势上是一致的。当下,需要加强职业教育,注重职业农民与技术工人的培育,坚持城乡融合,在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化进程中,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消融“二元社会”,推进农民与工人实现更加全面的阶层换位。
  • 学术争鸣
  • 学术争鸣
    刘涛
    2022(12): 5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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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尔堡学派的图像阐释学提供了一种经典的图像阐释模式,其长期困于艺术史领域,执着地追求原典、母题、神话等命题,形成了以象征分析为核心的阐释框架,但未能对媒介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实际上,图像与媒介可谓纠缠共生,在媒介演进脉络中,图像往往不可避免地携带着媒介信息,唯有对其加以识别、追踪和复原,方可在媒介意义上发现那些被忽视却极为重要的阐释“线索”,从而打开图像阐释的多维意义面向。相应地,媒介视角下的代表性图像形式——传统图像、模拟图像与数字图像,存在不同的阐释方向和意义问题,其分别对应的媒介逻辑是介质逻辑、装置逻辑以及程序逻辑,打开的阐释问题是媒介与图像的影响关系、生产关系以及共生关系,聚焦的阐释重点是从媒介的物质视角理解图像的形态、图像的概念以及图像的功能问题。
  • 学术争鸣
    范劲
    2022(12): 7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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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阐释的焦点开始由个体转向系统。新的视角下,阐释脱离了主体的权能范围而成为系统操作,是实现交流的诸多形式之一。接受了这一转变,就要重新理解比较文学的精神内涵和操作方式:作为全球化文学互动的二阶观察者,比较文学意识到个体和世界都是系统的产物,探索世界关系,首先就要理解事物背后复杂的系统关联。以德国语境中的中国经典塑造为例,个体阐释自始至终受到知识和社会系统的调控。既然主体性从来就和交互主体性、世界相融合,分析跨文化文学现象时,就不能只在一个平面上考虑某一权威主体(译者、作家、批评家)的因素,而必须意识到,整个系统都参与了意义赋予。
  • 学术争鸣
    陈金钊
    2022(12): 8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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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阐释学的体系中应有法律阐释学的位置。以辩思为特征的法律解释学之缺陷,是法律阐释学建构的理论起点。中国法律阐释学之建构,需要以据法阐释为基础,同时兼容辩思解释,重点是在法思维中嵌入更多的逻辑因素,即在辩证思维中介入逻辑、在整体思维中加入体系、在实质思维中植入形式。现代法治是基于逻辑方法的拟制,据法阐释是基本的思维方式。以辩思为基础形成的法律解释学,对规范法学方法缺乏足够重视,以致逻辑规则对思维的指引效果不彰;不承认法律独立性的关系思辨,会使法律失去应有的权威。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改造法律解释学,进而形成中国本土的法律阐释学。
  • 学术争鸣
    张谡
    2022(12): 1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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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美后现代社会“慢速审美”,源于意大利的“慢食运动”,与其说是一种时间诗学, 不如说是一种“微观政治”。就知识生产而言,慢速审美需要的不是技术而是“思维术”。杨向荣等学者集中对“加速”进行文学或哲学的批判,认为慢速审美是现代救赎之路,但值得商榷的地方在于:一方面,审美与生产方式相比,只具有相对意义;另一方面,其论述“慢记忆”的逻辑起点和对“新异化”的借用也不甚贴合中国语境。 当下,特征性指标的选择是加深“加速”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就学术与政治而言,慢速审美都进行在坦途上,但“向后看”、二元对立、学者与大众之间不同的 TCP/IP 协议模式等可能导致慢速审美走入歧途。保持包容和等待可能是实现慢速审美现代性,即从“诗意的栖居”走向“诗意生存”的务实之路。
  • 学术争鸣
    汪雄
    2022(12): 10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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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法律中均有一些既是权利又是义务的规定,但学界对于这里的“义务”的性质有较大分歧。其实,此“义务”源自权利的内在限制,是权利所附的内在义务,因为权利理论中的利益论所指的利益最终是人格利益,意志论所说的意志应该是正当意志。人格利益和正当意志不仅是使他人负有一项义务的充分理由,也同时使权利人自身负有义务行使这项权利,前者产生外在义务,后者产生内在义务并形成对权利的限制。当这种内在义务被确定为法律义务后,就产生了权利义务复合的现象。内在义务曾经被古代思想家认真对待,但是,近代权利话语对外在义务的排挤导致了义务话语的式微,出现了只见权利,不见义务的现象,这掩盖了内在义务的应有之义,也使得权利义务之复合呈现出表面上的矛盾。
  • 社会与文明
  • 社会与文明
    郝宇彪, 薛翔文
    2022(12): 11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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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互联网巨头 Facebook 正式更名为“Meta”以来,“元宇宙”的经济属性进一步受到公众关注。一方面,元宇宙经济体系的发展是中国推进产业链现代化过程中的新机遇,元宇宙技术创新促进元宇宙产业化出现,传统产业升级与产业元宇宙化融合,重塑产业链结构,引导产业向科技化、生态化转型发展。另一方面,元宇宙经济体系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一定问题,技术导向、产业范围、生产向消费端的发展模式不明确,可能导致与传统产业不匹配、虚拟化、供需失调等风险,法律法规制定的“滞后”及标准“不统一”亦带来挑战。中国式元宇宙经济体系的构建,需要根据地区间、产业间的不同,形成差异化的治理模式,制定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虚实产业并行的产业政策,树立底线思维,将法律框架与经济现实合理匹配,克服不确定性,推动元宇宙经济良性发展。
  • 社会与文明
    2022(12): 127-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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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会与文明
    沈广和
    2022(12): 14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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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风险背景下,风险态和日常态相互交织,“风险态为主时保证常态运转的底线”与“日常态为主时保障应急管控的底线”同等重要。基于社会系统平衡的理路,提出“适度应急管控”的概念,以解释底线突破将会诱发次生灾害、溢出效应和韧性缺失等后果。进而,以尺度与力度平衡为框架,分析风险应对中何以兼顾目标与方法、资源力与应对力等要素的协调性,为建构应急管控与常态运转持久平衡的动态能力提供理论依据。实践中尤其要把握“过度的上限”和“不及的下限”之间的适度空间,可以构建一个描述应急管控平衡态的“九宫格”的类型象限,为适度应急管控的方向调整与变革向度提供路径借鉴。
  • 人文
  • 人文
    夏中义
    2022(12): 15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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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 年“思想解放”迄今,大陆学界自发地、间而未绝地酿成四次“钱锺书热”,无论就其文化辐射面之广,还是持续感动社会时间之长,后三次“钱锺书热”皆不及第一次更值得后世复议。面对 1980 年代红火欲燃的“钱锺书热”,钱锺书因忧其“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而喊停。钱学与“俗学”的落差,或许更体现在非知识学水平的、另一能量级的学术史“视野—格局”上。这一“视野—格局”一是须“打通”钱锺书与新中国成立初三十年学术史(即“风气”辨),二是须“打通”钱锺书与 1980 年代所谓“大师”的比较渠道(即“不为师”辨),由此构成复议 1980 年代的学术尺度。只有先弄懂“钱学从哪里来”,方可看懂“钱是谁”。
  • 人文
    王磊光
    2022(12): 163-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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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人”的价值尺度来看,百年乡土文学呈现了人的个体化和共同体的此消彼长、双重变奏。自 2005 年 10 月提出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 2015 年正式实施精准扶贫,再到当下正在推进的乡村振兴,一个以共同体为归向的新乡村正在形成,与之相应的,新乡村主题写作随之发展。个体化时代的共同体想象,既是新乡村主题写作共享的世界观和核心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的重要方式。新乡村主题写作与构建文化政治之间虽然有直接关联的一面,但在总体上应该是间接的、缠绕的关系,后者要依赖于前者创造出丰富生动的艺术形象而获得形式。
  • 技术与文明
  • 技术与文明
    张春美
    2022(12): 173-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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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运用人工智能让计算机“教会”自己不断进阶并寻找新数据以做出判断的“聪明技术”,算法推荐技术内蕴着摆脱人类控制的倾向和“从人指向物”的特定关系模式,具有高度伦理敏感性,并带来认知性与规范性两个方面的伦理风险。应对技术伦理挑战,展开算法推荐的伦理治理有三方面要求:一是以伦理先行的自觉,明确算法推荐的伦理规制原则,发挥伦理原则的路标作用;二是确立分布式道德责任,重塑算法推荐的责任主体,促进算法的负责任创新;三是优化算法推荐的伦理治理结构,展开敏捷治理,实现技术向善与技术赋能的契合。
  • 技术与文明
    赵菁
    2022(12): 18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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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社群基于“圈地”的“自萌”行为让当代中国网络文化充满生机,但其间网络文艺与传统文艺的本质性区别也须引起注意。基于东浩纪的“数据库消费”理论,对网络社群“圈地”的社会性因素与“自萌”的表现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基于“萌要素数据库”的社群消费消解了现实主义宏大叙事,“需求—满足”闭环下网络社群内部达成的共识反而使全社会范围凝聚共识失去同一现实的根基。这两点都给网络文化治理带来新的难题。面对网络社群的“去政治化”消费,主流话语的“卖萌”面临两难。能否获得网络文化领导权,不仅要关注主流话语是否“破圈”,更须讨论“破圈”后的“萌化政治”在何种程度及维度上有效。仅在道德层面要求或期待个体自律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还须化解“圈地”的社会性因素,在根本上引导全社会以更宽容的、建设性的态度对待网络文化现象及其文艺作品,构建理性而健康的网络生态环境。
  • 技术与文明
    贺小石
    2022(12): 197-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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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度收集和滥用个人网络行为信息会损害信息主体的权利和自由,阻碍数字经济发展。当下,对个人网络行为信息的法律定性悬而未决,导致相应的保护规则与秩序构建徘徊不前。传统信息主体赋权保护路径无法妥善解决信息关系中的权力结构失衡问题,应将个人网络行为信息纳入个人信息范畴,对其进行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双重保护。新技术条件下,信息主体与信息控制者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信息信义关系,个人信息保护路径应从赋权模式转向行为规制模式,充分运用权利分割思想,借鉴信托制度,积极探索以信义义务为核心的数据信托机制,兼顾信息主体利益和数字经济发展要求。